画笔寄给父母；画布留给自己；画卷献给时代！

港湾

画卷 　　我们五零后这一代，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即是人类自然的产物，也是社会历史必然的产物。那时，刚从百年屈辱中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正在总路线和三面红旗的引领下，举国同心，鼓足干劲，多快好省地建设着新中国。我们的前辈用肩膀扛起了改天换地的担子，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负重前行，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勤劳的汗水，在祖国的大地上浸泡出一幅壮美的画卷。 在这片大地上，我们沐浴着党的阳光，伴随着共和国的脉动，在画卷中成长。作为五零后，我们学画的第一幅作品是天安门，它曾让全世界的无产者向往；我们学唱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歌颂的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作为继承者，我们将不断成长，接过父辈挑过的担子，去追求祖国的繁荣富强；我们将继续用勤劳的汗水，让这幅波澜壮阔的画卷更加辉煌！ 　　我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打记事起，听的是红色故事，看的是红色电影，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的英雄形象感染着我们；赵一曼，刘胡兰的牺牲精神激励着我们；王杰，雷锋，欧阳海的榜样力量鼓舞着我们。我们曾在少先队队旗下宣誓：继承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让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红色的旗帜，红色的血液，红色的脉搏，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也是那个时代赋予我们的色彩。 我们见证了新中国从一穷二白到繁荣富强，见证了推翻三座大山的中国人民，挺胸抬头，扬眉吐气地做了国家的主人。随然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历经过硝烟弥漫的战场，也没有经历过负重前行的艰难，但我们却经历了前辈不曾经历过的幸福时光…… 　　我们为什么怀念过去？为什么留恋儿时的梦想？那是因为时代的烙印已经深入骨髓难以遗忘，因为儿时的梦想总能化作我们努力进步的能量…… 我们曾梦想穿新衣睡新床； 我们曾梦想多吃肉少吃粮； 我们曾梦想看有影听有响； 我们曾梦想开汽车住洋房； 老了又梦想着时光倒转再当一回少年郎，回到五彩缤纷的童年去畅想… 学龄前，我家住在北京市东城区北帅府胡同1号大院。那是一个从晚清到民国过度时期建成的院落，院子坐北朝南，它的主体建筑是一座日式三层小楼，文革前归私人所有，房东是位女士，姓刘名和，是一位在民国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家闺秀，她家有很多看不完的书。 我家住二楼西边，原是赵树理先生进京后的住所，五十年代中期王府井南口西边的红霞公寓建成后他家就搬到文联宿舍去了。我依稀记得三楼有两户，一户姓任，一母三女；另一户是闫家的爷爷奶奶。地下室住着三户，东边一户姓黄，中间一户姓管，西边是闫家。我们二楼中间的房子是楼下管家的，东边靠南那间是楼下黄家的，东边靠北那间住着一位姓赵的干部，他是北京曙光电机厂的领导。他夫人在使馆区工作。 我家的房子是南北相连的两间北房，大间十六平米，小间九平米，房子很高有五六米，我小时候站在大衣柜上手里拿着扫把够不到房顶。房子西侧采光，有上下提拉的玻璃窗，用滑轮绳子连在一起，开窗很方便，窗外有木制的百叶窗，既能调光也能遮雨。冬季取暖要拢火。屋里摆设很简单，一个老式的大衣柜，一个新式的小衣柜，一架缝纫机，一张八仙桌，几个方凳，角落里是床，房间东侧的书架上方挂着毛主席像。二三楼地板是木质的，楼上走路的声响常会让楼下的住户感到不舒服，房门南边用玻璃窗封起来的走廊很宽敞，是我们写字、画画，玩耍的地方。 院子非常大，东西两侧的院墙和小楼之间有一段距离，西边窄点没人占用，东边很宽，有两间平房，院子西南原是车库，刘家把它改造成了五六间住房。 东墙根南边是厕所，掏粪工两天一来；街门在东南角，门楼很壮观，门洞是夏天乘凉的好地方，大门东侧那扇安有小门装着撞锁，每家配有钥匙。院里有两棵大榆树，都三抱来粗，树冠比小楼还高，三年自然灾害后常来孩子摘榆钱扒树皮吃。院子中间原有一棵桑树，春夏老有撸桑叶，采桑椹的，房东嫌烦砍了。 五六岁的时候，我常被门外小商小贩的叫卖声，吆喝声所吸引，卖小油鸡儿，小金鱼儿，卖蝈蝈的来了，就会央求父母花几分钱买回来给我养着玩儿；有时也会用牙膏皮换个泥人，糖人什么的；修理搓板的，锔盆锔碗锔大缸的，换壶底锅底的，磨剪子戗菜刀的，剃头的，爆米花的，卖菜的，卖西瓜的一来，就去围着看热闹；只是掏粪和收垃圾的来了，我会躲的远远的。 男孩儿吗，当然也会学着干点家务，比如洗洗手绢，袜子；比如到对门的油盐铺子里，打点酱油醋什么的。 那时胡同里一般大小的男孩儿女孩儿们常在一起玩儿，和小钢，小新，小君，小花，小珠，小云，小萍，兰子围在一起做～找朋友，丢手绢，木头人，藏闷闷，捉小鸡，拽包，跳间之类的游戏，偶尔给女孩子们抻抻皮筋。烦了就找伴儿去马家庙二十九号的儿童活动站看看小儿书，推推铁环。 平日里，我还爱守着电子管收音机听小喇叭广播，听孙敬修爷爷讲故事，听评书连播。没事会望着协和医院的大烟筒发呆，发小们来了就在院子里搽冰棍棍儿，搽瓶子盖儿，拔老头儿，扇烟盒儿，拍洋画儿，抽汉奸，摔泥盆儿，放屁帘儿。大眼儿，六子，小钢、老九，成子，小弟这帮小伙伴儿们，后来有的成了同学，有的成了球友，交情深的还磕头拜了把子，成了兄弟。 节假日里，父亲偶尔会带我们去故宫，历史博物馆，北海，什刹海和筒子河边逛逛；我也常随母亲到米市大街，东单，王府井去购物。在百货大楼，东安市场，协和医院，友谊商店外经常碰见洋人；也会在天义顺，泰源永，德昌厚，长发得，东单菜市场以及东来顺，全聚德，湘蜀餐厅，早点铺，小吃店门前看到衣衫褴褛的乞丐和要饭的小孩儿；东单至王府井一段的北侧高台阶上的花园里，聚集着不少捡烟头卖烟屁的老头；中国照相馆，北京照相馆的橱窗前常有人驻足指指点点；人民日报社前看报纸的，中国图片社前看画报的人来人往；在红星大华电影院买票的影客熙熙攘攘；进吉祥剧院看京剧评剧梆子戏的全是中老年人；街上有穿长衫戴礼帽的男人，也有身穿旗袍脚踩高跟鞋的女人；出入美白，四联理发馆烫头的人，都是有钱爱美的女性和美术学院的模特；执勤的军人扎着武装带，戴着大檐帽和白手套，三五成行地排着队走很是威武；交警的蓝制服，白套袖，指挥棒吸引着为数不多的车辆、行人以及孩子们好奇的目光…… 过五一，十一，上午到东长安街看哥哥姐姐们游行，看彩车，看解放军，看飞机，坦克，火箭炮；黄昏来临，华灯初上，到天安门广场看放花并在探照灯的余光下抢降落伞，那是比过春节，穿新衣，打灯笼，放鞭炮还美的事情。 晚上熄灯后我们会在北京站报时的钟声中入睡，清晨又会在东方红乐曲的钟声中醒来。五彩缤纷的童年，梦幻般的过往…… 　　记得小时候，我最爱干两件事，一是每天到大门口去接下班的爸妈，看他俩的包包里有没有带回什么好吃的；二是去接下学的姐姐，她回来后总会把红领巾摘下来戴在我的脖子上。我问姐姐什么时候能戴上自己的红领巾？姐姐说你上学入了少先队就能戴上自己的红领巾了。我问她少先队是干嘛的？她说少先队就是过去的儿童团，是给老百姓站岗放哨，给八路军送鸡毛信的红小鬼。我跟姐姐说我也要上学，也要加入少先队，也要送鸡毛信，当红小鬼。此后，上学，入队，戴红领巾，当红小鬼就成了我最大的梦想！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杨在胸前…”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伴随着少先队队歌，从迈进贤良寺小学校门的那一刻起，我美梦成真了。 贤良寺小学，原来是校尉营煤盏胡同里的一座庙，其规模布局大致上和现在的雍和宫差不多，是大清年间雍正爷为十三弟允祥建的府邸，后来成为供奉佛祖释迦牟尼的所在。民国时住持方丈是位得道高僧，名叫吴金鼎。他在解放前办过学堂，掩护过中共地下党，积极支持参与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位开明的爱国人士。解放后在刘少奇和北京市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开办了小学并被任命为校长。前后三进的院子，教室分布在中院和后院的四周，全校六个年级二十几个班，我们一年级新生的教室在西小院。 上午九点在中院大雄宝殿南边的平台前举行了开学典礼。细节记不清了，但我对校长的印象十分深刻，他中等偏矮身材，身着一套深浅适中的灰色中山装，头上戴着和衣服颜色一样的制式单帽，有点像大干部，讲话带点河北口音，可能是会场过于空旷的原因，讲话大多没听清，最后他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震的高音喇叭嗡嗡作响：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时刻准备好做祖国建设事业的接班人。 我被分在了一年级三班，班主任老师是女的，叫杨慧丽，留着短发，长圆脸，人微胖，但很精神。我以前就见过她，就住在我们胡同西口路南的第一个大院里，和我发小宋连生是邻居。开学典礼后，同学们围着问杨老师，什么是建设事业？什么是接班人？她回答说：老师教好书，医生看好病，工人干好活，农民种好粮，解防军保卫好和平就是事业；你们大了就是接老师，接医生，接工人农民，接解放军班的人。同学们这几个嚷嚷着长大要当老师当医生，那几个喊着长大要当工人当解放军…… 一年级只有语文算术两门主课，每礼拜各有一节体育，图画，音乐课，每天只上半天，下午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在家做作业。全班四十来人，住在马家庙的同学有周长富，韩越，王雄伟，张敬培，岳富钢，韩刚，苗明珠；住在北帅府胡同有我和尉明新，吕叔君，王福花，朱佩云，侯珍珠，杨慧萍，陶慧兰，田玉兰，高秀云，宋连生。其它同学有住在东单二三条的，有住在校尉营的，有住在帅府园的；住在西夹道，东帅府，煤渣，煤盏，二十四间房，金鱼胡同的同学也有几个，当时都叫不上他们的名字。班里还有一名蹲班生；二、三年级以后班里还转来了郭京海，张春生等同学。班上最漂亮的宋连生，候珍珠被老师选中当了男女班长，负责上下学带队，收作业，做值日等。我和班里几个个子最矮的同学被安排在座位的第一排，是名符其实的一年级小豆包。 至此，我们在同一间教室里，同一块黑板下，开启了我们长达近十年的同学生活；也开启了我们一生的友谊。正式开课前，杨老师按《入学通知书》的要求收了我们每人两块五的学费，开了收据，发了课本。并给家庭困难的学生发了铅笔橡皮作业本（那年头家里人均生活费低于六元的免交学费，教会学校每学期会发给这部分学生一定的学习用品）。 杨老师在新生训诫中强调了课堂纪律和学习要求，她说：你们要互相帮助，努力学习，争取不断进步，争取早日加入少先队。从此“争取”俩字便进入了我的人生。 为了争取好成绩，争取进步，争取早日加入少先队，我上课严格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积极回答老师的提问，按时完成作业；课间抢着擦黑板，课后擦桌子，擦椅子，扫地，擦玻璃，什么活都干。经过努力，我学习成绩很好，各门功课都是5分；还多次获得爱学习，爱劳动的小红花：老师在每周讲评的表扬名单中常有我名字。 努力收到了效果，争取得到了回报。 在金秋收获的季节，当我们穿着白衬衫，站在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起右手进行宣誓后，正式加入了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在戴上了红领巾的那一刻，脖子上这抹红色，让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澎湃的血液荡激着我幼小的心灵，让我的大脑在几乎眩晕地状态下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只要努力了，争取了，目标是可以实现的。继续努力，不断进步，就成了我前行的动力。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学习是顺利愉快的。隔年，在我第一次参加学校组织的春季田径运动会时，当校长宣布我班获得了一年级总成绩第一名的时候，几十张笑脸，几百人的欢呼，近千人的掌声震撼了我。那场面，那阵势，让我初次体验到，集体的荣誉会给我个人和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这也触动了我要强身健体，为班集体多尽一份心，多出一份力的想法。 此时，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伟大号召，早已深入人心，开展体育锻炼的人们，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比比皆是。于是，我按照体育老师教的方法，跑步，打乒乓球、羽毛球，并爱了踢足球。要说第一次参加运动会就震撼和触动了我。那在接下来的第一次参加学校组织的春游，更是深深地感染了我。 六六年四月中旬，还未从邢台大地震的阴影中走出的我们，接到了学校要组织一年级同学步行到西郊公园春游的消息，当时同学们都高兴地欢呼雀跃起来，大家叫着，喊着：要去喂大狗熊啦，要去看大老虎喽…… 从我们学校到西郊公园的距离不到十公里，乘电车往返两个来小时，人均费用三毛钱。步行往返要六个小时左右。那时节，国家穷，学校穷，老百姓也穷，一般人家带孩子出游大多会选择步行，省下的钱可以给孩子多买点好吃的，十几公里路，对一年级的小学生来说也不算啥。因为，刚从三年自然灾害饥饿中缓过来的红色少年们能吃苦，但也更亏嘴！ 是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早晨六点到校集合列队，老师点完名，同学们就戴着红领巾，打着队旗出发了。辅导员带队由金鱼胡同向西走东华门大街，经东皇城根向北西转，穿过北海中南海大桥，奔着西郊公园就走了下去。不到一个半小时，队伍到了西四，稍事休息后继续上路，同学们一路上有说有笑，别提多开心了。此刻，个别没吃早点的，消化快的，嘴馋的就开始管不住自己了。这个一会儿捏一口，那个不时掰一块儿，还没到地方呢，带的午饭就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队伍经过努力，上午九点多到了目的地，买票，发票耽搁一会儿，头十点才进园游览。逛过猴山，熊山，狮虎山；又看了大象，河马，犀牛，骆驼，斑马，野驴；在排队穿过熊猫馆，爬行馆，鸣禽馆后，就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 当大家把各自带的食物和水拿出来准备朵颐时，那些个在道上把饭吃了的，那些个把面包，饼干，糖饼喂了动物的同学们，就只能大眼瞪小眼地干看着。这时，似乎早有准备的杨老师从挎包里拿出了几包饼干，几个面包分给了那些同学。此刻，或许是榜样的力量感染了大家，也或许是红色少年们天生的爱心发挥了作用，大家纷纷把自己的食物和水拿出来，往他们的手上塞，感动得受援者们直掉眼泪…… 返程，可能是玩儿累的原因，也可能是其他原因，没有欢歌，也没有笑语，大家只是沉默地走着，黄昏降临回到学校。解散之前，目睹了中午那一幕的辅导员说：同学们，我特别高兴你们今天的表现，你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以及你们展现出的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精神感染了我，我要为你们鼓掌，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学习中继续发扬这种精神，祝你们取得更大进步！ 从此，我知道了不怕苦，不怕累，团结友爱，互帮互助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能感染人，激励人。这意味着在我的前方，又多了一个努力的目标！ 快到家时，不知是从哪传来了的歌声：……解放区的天儿，是晴朗的天儿；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晴天儿，我也喜欢，但我更喜欢今天…… 有晴天，就有阴天；有阴天就会打雷下雨。过了五一劳动节，一天徬晚在外面玩儿回来的我，刚到大门口就被刘和刘阿姨叫住了：小岗，要变天儿了，快进去把小雨，小翔喊出来，搬几块砖头把大门外的路垫垫。 因为，那时的北京除部分主要干道铺了沥青外，城市的一般道路都是土路。我们东边的马家庙胡同和北帅府胡同虽然有瑞典，瑞士两个涉外使馆，但也不列外。冬季西北风一刮，飞沙走石，雨季或是雪后，道路就泥泞不堪，让居住于此的人苦不堪言。所以每个院子都备着些砖头在雨天儿垫路用。 小雨是闫家老大，小翔是我哥，都比我大三四岁，平常院里的累活，脏活都是几个男孩子的事。垫完路回到院里，就听我妈在和刘阿姨聊天儿：……我们也听说了，地震多的年份，雨就多…… 嗨！雨多，注定今年的路不太好走…… 生活就像天气一样，有风和日丽就有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刚进夏季的北京，街头开始出现了很多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腰扎武装带，臂膀上戴红袖标的半大学生，后来红袖标又印上了红卫兵仨字，我听姐姐说她们学校也成立红卫兵组织，还要发展她加入。我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记得他说：中央成立了新的文革小组，要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要搞新的文化革命。不久，街上的红卫兵和红卫兵们挥舞着皮带打了起来了。听说是造反派在和保皇派做斗争。 那年我八岁，只知道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我们贤良寺小学还算平静，老师照常上课，我们该学习学习，该做作业做作业。 六月，从天而降的大字报伴随着大量涌入的外地进京交流文化大革命经验的学生，铺天盖地的占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像一场巨大的风暴，席卷着每一个角落。在我们学校前院的墙上，中院供奉释迦牟尼的殿门上，后院藏经楼的围栏上，各间老师教室的窗户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巨大纸张，黑色的大字，颠倒地写着校长和其他老师的名字，上面打着红色的大叉，在红与黑相互交错的纸上，写满了我认识和不认识的字…… 一切来的都那么突然，像夜晚里的一道闪电，瞬间就击穿了黑色的天空。 在仲夏飞火的日子里，高年级学生在外来红卫兵的簇拥下，不断冲击着校长和各年级教师的办公室，高喊着要罢课闹革命…… 勉强撑到月底，一天杨老师走进教室宣布了学校的决定：期终考试取消，四年级以上的学生留校闹革命，三级以下的同学提前放暑假！我人生的第一个学年，就这样结束了！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的我们，脚踩着颤抖的大地，呼吸着燃烧的空气，回家了！ 　　放鹰后的我们，既不上学，也没作业，就跟着小伙伴们绕世界的乱跑，哪热闹上哪去，到长安街看等待毛主席接见的串联学生，去王府井捡传单、抢号外；跟着造反派看抄家，看武斗，日子也过的丰富多彩。 那阵子，我们附近街区的变化，也是日新月异的。先是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王府井大街改名为反帝大街；校尉营和帅府园合并成反帝前街；我们居住的北帅府和马家庙也合在一起叫反帝前街北巷，我院从原来的一号大门，则改成了三十七号向阳大院，这个名字是刘和阿姨取的。 北京的夏天，杨摇柳摆，蛙叫蝉鸣，很是热闹。头天儿，那边东安市场的“尖兵”和百货大楼的“五一六”刚打完，这边美白理发馆的“红造”就把四联美发店的门脸砸了。隔天儿，南边仪器所的造反派才把医科大学的走资派揪了出来；北边美院的红卫兵就把当权派关了进去；不是东面批陶铸，就是西面斗彭真。总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如火如荼，一片大好”的形势下，轰轰烈烈地迅猛发展开来了。 随着，红卫兵“先打封资修，后扫反坏右”革命运动的深入，阶级斗争的战火也烧到了我们胡同。 白天，你要是在家里听见锣响，那就是开批斗会的信号，夜里，你要是出门看见汽车，不是抄家遣送的，就是逃跑的。在白天锣声的引导下，我目睹了同楼的赵家男主人和街坊新凤霞被批斗的情景；在夜晚汽车大灯的余光里，我目送过隔壁管家老小，被遣回原籍的背影。 文革初期，大人有大人干的革命，孩子有孩子玩儿的去处。院里管家被遣送后，黄家搬去了三十九号院，闫家上了三楼，空出的地下室被北京乳胶厂租下当了临时仓库，没人看管还不锁门，存放的不少物件都是我们爱玩儿的：有几百根两米长的木方、木板，还有数块儿球桌大小的木质工作台。于是这里就成了我们模仿志愿军战士搭坑道和打乒乓球的天堂。一天中午，我们几个发小学着大人的样子在地下室的壁炉里点着了几块儿木板，浓烟顺着火墙串到了三楼，把正午睡的闫伯伯呛醒了，他找到地下室把我们一顿好呲。不仅人被轰走了，门窗也上了锁。 地下室不让玩儿，我们就去东单体育场踢球，东单体育场来了驻军，就去医科大学，美术学院操场踢。玩儿着，玩儿着，几个月就过去了。 这期间，不仅人玩儿疯了，我还学会了洗衣缝包；学会了买肉切菜；学会了蒸米饭，擀面条，包饺子…… 当文化大革命的喜报一个接一个地传向祖国四面八方的时候，向阳大院里也迎来了喜事。 一是，刘家房产归公，由东华门房管局接管，房租便宜了一半；二是，我们楼又搬来了两对革命夫妇，住隔壁的刚结婚，男的姓张，在公安部工作，女的姓李，在北京照相馆上班；后楼那户，女主人姓周，是北京照相馆的书记，他爱人姓于，是解防军的一位营级干部，在唐山工作。我分别叫他们：张叔，德凤姨，周阿姨和于叔。周家还有一个小妹妹名叫于丹，长的漂亮，人又活泼爱笑，三楼闫家的小玲姐姐可喜欢她了。 转眼到了一九六七年。春节后，我们接到学校通知：二月二十日返校“复课闹革命”。 　　离开学校八个月了。返校那天，整理好学习用品，重新戴上红领巾，背上书包，站在美术学院的门口等了一会儿，没看到原来集合带队的两位班长，就和小钢，小新一起向学校走去。 到了校门口，看到了学校的牌子已换成“反帝前街小学”；门楣上那块儿雍正帝御赐的“贤良寺”牌匾不见了；进了校门没见校长的身影，只见传达室里换了个不认识的人。前院两边墙上的大字报不见了，换成了写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标语。院子里原有的香鼎，宝塔和八角碑亭不见了；大雄宝殿南边的门儿全没了，里边供奉的奉释迦牟尼雕像和四大护法也没了踪影；北墙上的彩绘已被白灰覆盖；大殿西头多了一个用砖和石条搭起来的舞台，那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 在老师的提示下，我们找到了位于后院藏经楼西侧的教室。 进了教室一股潮气伴着霉味儿扑面而来；座椅摆放到还整齐，南墙上的黑板也算完整；只是屋顶吊着的灯口上没有灯泡…… 当我们按一年级时座位坐下来的时候，一声铃响，杨老师进来了，侯珍珠喊了一声“起立”，还没等我们站起来，就见杨老师摆摆手说：不用了！那都是封资修的腐朽传统，现在师生平等，以后大家不用再起立了。随后她接着说：今天先不上课，八点半到大殿集合开年级会。 会上传达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精神。 主要有这样几条：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春节后一律开学，所有在校学生自动升一级；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老三篇，间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暂停少先队的活动，在高年级学生中可先成立红小兵组织。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学校取消了学习成绩评分制，用优良中差代替；还取消了升级考试和学生留级制度；秋季升学改为春季升学。 这次革命，注定了我们六五年入学的这批小学一年级新生，将被纳入新中国十七年来的教育史册： 最后一批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学生； 最后一批少先队员； 第一批用一年半的时间，没有通过考试就升入二年级的学生。 当然，这些都是茶余饭后的笑谈！ 此后，学校积极贯彻了中央精神，成立了革委会和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和监督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文化教育革命的落实。 其实，学校成立什么组织，贯彻什么路线是老师领导们的事。落实到学生头上的事情，才是我们最关心的。只取消升级考试，取消留级这一个举措，就足以让我们大多数学生“团结紧张”的心情，立马就“严肃活泼”了起来。 那时，二年级的课程只有语文，算数，音乐，体育保留了下来。图画课改成了大字课；取消了德育课，四年级以上的改成了政治课。语文课以学习毛主席语录为主，从第一篇学起，先是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后边是通读，遇到生字和成语老师会带着我们边读边学，读熟了再背诵。背诵最难，先是全班学生跟着老师一起背，后是学生一个一个单独背，一般是第一周学，第二周背，第三周默写。有了一年级背诵，默写小猫钓鱼，小马过河的底子，完成起来还是较轻松的事儿。 算数开始学乘除，三年级学分数加减法，也不难； 大字课老师要求的比较严，说这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开展阶级斗争的武器，大家必须掌握。教的字体有仿宋字和隶书，我喜欢后者。 体育课，就是做第六套，第七套广播体操。 音乐课，就是跟着老师弹的风琴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毛主席语录歌。也不用识谱，唱齐了，声音大，老师就说：对！大家一跑调，老师就说：错！对了，就唱下一首；错了，就重唱，直到老师满意才停。 他简约的教学风格，也感染影响了我们。同学课间休息在一起聊天，这位一开口，其它同学就齐声喊：对！那位一接茬儿，大家就喊：错！时间长了，就有同学懵了，也不知道哪句是对，哪句是错！谁懵了，谁就会被大家“给他一大哄呦，啊哄，啊哄”。 一时间，起哄架秧子就成了我们少有的娱乐活动， 嗨！寻开心，穷欢乐呗。 当然，小小少年也有伤心和烦恼时候。 在我们即将升入三年级时，先是在胡同里看着我们长大，又带了我们两年的班主任～杨老师调走了；后是胡同里和我住得最近，关系最好的同学～吕淑君搬家了。 一时间，告别了启蒙老师，又走了从小在一起玩儿手绢，做游戏，说悄悄话的伙伴儿，让我伤心和郁闷了很久很久…… “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了一位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进入一九六八年，我们班主任换成了张锡波，他常向我们宣传革命形势。让我们知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二月逆流”余毒基本被肃清，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被彻底批倒批臭；“刘邓陶”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代表，已被亿万人民踏上了一万只脚。无产阶级阵营已经完全占领了阶级斗争的制高点。我校吴金鼎等一小撮牛鬼蛇神，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人们被划分为红五类（革军，革干，工人，贫农，下中农）和黑五类（地富反坏右）。 三四年级那会，在小学里，学生也有了好坏之分。你是好是坏，就看你读不读毛主席的书，听不听毛主席的话。表现好的，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否则相反。 其实，标准很简单： 第一，熟练背诵出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 第二，在开展斗私批修运动中，要狠斗个人灵魂深处的私心一闪念； 第三，跳好忠字舞。 为此，我可是下了大功夫的。 为了能在全班人面前过关，成为好学生，我练就了一套本事：回家猛抄语录和老三篇，然后边默写，边背诵；找私心，就说爱吃白面馒头，不爱吃玉米面窝头；跳忠字舞，一是，积极参加，二是，不会也跟着比划。于是，很快被通过。 在写活学活用心得，写批判稿方面我也有心得：不会就抄。照着收音机里说的，红旗杂志上登的，报纸上印的，写满两张作文纸就能得“优”！ 在参加反帝反修的斗争中，积极报名参加班里组织的各项活动，参与过 “雪山升起红太阳，阿瓦人民唱新歌” 等舞蹈的排练和演出；还在舞台剧《阿福》中出演阿福，并在班长张敬培的带领下，和同学岳富钢，王强去外校演出。 因表现好，我很快就成为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红哨兵，并在四年级转为红小兵。当然，这里有勤奋和汗水，有老师的教导，同学的帮助，也有自己努力争取的成份。 到了一九六九年，随着中国共产党九大的召开，全国各条战线，已经完全修正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上来了。 　　四、五、六年级那会儿，刘文斌老师当了我们的班主任。 那时，我们已成为小学高年级学生。那些年，我们经历过中苏边界的变故和珍宝岛的战争，为了抗议苏修入侵，在雪地里闹过它的大使馆； 清明节到八宝山把革命先辈和人民英雄来祭奠； 为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吃过忆苦饭，看过收租院； 挖过防空洞，搬过东便门、崇文门的城砖，磊成防空洞的墙，拉过练，备过战； 背过城墙的夯土，脫成坯，烧成砖； 为声援东南亚人民和抗美援越游过行，呐过喊； 在学工，学农的劳动中，也曾让我们收缩着肌肉满头冒汗； 我们也曾被异性吸引，把心仪的女生暗恋； 我们也曾咬破手指，用血书，写出过参军杀敌的志愿…… 　　从初一到初三，从一九七二到一九七五年。 在批林批孔的舞台，让我的思绪，回到了蒙古温都尔汗大草原，回到了“焚书坑儒”的从前； 田中角荣访华，让我想起了侵华日军的凶残和八路军中那些奋勇杀敌的英雄好汉； 尼克松的到来，让我们在国际歌，国歌声中想起了八国联军，想起了圆明园，想起了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松骨峰三连…… 在恢复了百分制，恢复了考试升学后，又让我记起了文革前的十七年；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中，我曾想去北京的黄寺小学，问问黄帅小朋友： 你是否经历过我们的童年？ 你是否看到了我们的出路，或是想帮助我们在出路中寻找出路？ 你是否愿意陪着我们一起回到从前？ 你是否知道，我们一旦走出校园，就已不在是普通的青少年！ 你是否知道，迎接我们的可能是地头，也可能是车间？ 你是否看到，我们的出路和希望～在祖国的田间…… 2024年8月1日 凤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