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辽宁省博物馆

周贤能

2024年5月26日早上我们在沈阳北站乘地铁来到了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博物馆为1949年7月7日开馆的东北博物馆，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座博物馆，新馆于2011年8月动工，2013年6月土建竣工，于2015年5月第一期试开馆，经过三年的精心筹备，2018年8月17日实现全面开馆。

进入大厅见到有参观券可以拿。

博物馆大厅和一块宣传牌子。

这个馆还发行过纪念邮票，因为喜欢集邮打个卡。

玉猪龙高15、宽10.2、厚3.8厘米，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这件是已知红山文化玉猪龙中形体较大，形制最规整的一件。

白色蛇纹叶岩，肥首大耳，圆睛、吻部前突，口微张，獠牙外露，体蜷曲如环，扁圆厚重，背部有一穿孔。玉猪龙明确出土于墓葬中，而且成对佩戴在墓主人胸前，是社会地位、等级、权力的象征，是按照一定规格制成的原始“礼器”。

这件可以镇宝之物。

玉猪龙是新石器时代的玉器文物，国家一级文物。

兽形玉。

新石器时代文物, 高15厘米，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兽形抽象，是迄今发现的最大古玉，对研究红山文化有着极为重大的价值。

北燕鸭玻璃注。

鸭形玻璃注长20.5厘米，腹径5.2厘米，是当时从罗马帝国输入的玻璃制品。[1]此器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交往的实物资料，也是中外历史上早期玻璃器中的珍品。 器表梢闪淡绿色，半透明，体横长。此器重心在前，只有腹部充水至半时，因后身加重，才放得稳，造型生动别致，在早期玻璃器中十分罕见。这只玻璃注于辽宁朝阳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鸭形玻璃注是北燕时期玻璃制品文物，国家一级文物。

镇宝之物。

辽宁省北票市水泉出土的五代（907—960年）耀州窑青瓷飞鱼形水盂，高9.3、长14、宽7.4厘米。整体造型设计成龙鱼形，上颚向上翻卷，双翅高振呈飞翔状，鱼尾商桥，呈“U”字形，器内隔成前后两室，底置小圈足。白瓷胎，胎质细腻坚硬。内外施满青釉，釉色润泽晶莹、青翠欲滴，足根无釉。

五代耀州窑摩羯形水盂是五代时期瓷器文物，国家一级文物。

镇宝之物。

这件水盂为白瓷胎，通体施青釉，釉色润泽晶莹、青翠欲滴。其造型如昂首卷尾的龙鱼，上颚向上翻卷，双翅高振呈飞翔状，鱼尾商桥，呈“U”字形。双翅和鱼尾上设计有圆形“水珠”，使整个器物似一条出水游龙，鱼鳞泛出粼粼波光，显得生动鲜活。这样造型的器物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中也仅此一件，充分展现了制瓷工匠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

商彩绘壶口双腹罐是商代文物，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它属于距今4000-3500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经考古研究发现，这一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夏文明同时期，且已经发展到青铜文明时代，拥有呈立体分布的城堡群、彩绘陶器、仿铜陶礼器及成组玉器，社会礼制已基本形成。

卷体夔纹蟠龙盖罍，尺寸:口径15.5厘米、高44.5厘米，是西周时期的盛酒器、礼器，可在祭祀时盛酒以向祖先祈求保佑，1973年在辽宁喀左北洞村窖藏出土。

这件卷体夔纹蟠龙盖罍是一件是一件耗材极多、留存极少的青铜盛酒器，其又铸于限制饮酒、酒器大大减少的西周初期，因此更加难得。这件罍纹饰以浅浮雕为主，通体以雷纹衬地，两面四分，上下四层，每面上腹饰有对向变形卷体夔纹，下腹饰兽面纹，底部及圈足饰夔纹。当然，最引人注目还是“罍盖上铸有一条蟠踞的龙，形如蜥蜴，头上一对瓶形角，双足着地，肘部微曲，似随时要发力跃起，动静之际，栩栩如生”。

这件也是镇宝之物。

鱼尊。

西周，形体近觚形，喇叭口，起四棱脊，内侧铭文：“鱼”，为家族族徽。作为一件尊，此器器形独特，西周早期有瘦高、趋向觚形的尊，“鱼”尊即具有此特点。

花树状金步摇。晋代，金。

这枝花树状金步摇，在辽宁省朝阳市北票房身村出土。

它是三燕时期，贵族阶层流行的一种金质冠饰，以花树状枝干上缠绕桃形金叶而成，为慕容鲜卑所特有，不同于中原地区流行的妇女所戴发饰“垂珠步摇”。

慕容鲜卑打造的步摇冠，制作十分精致，镂钉、铆钉、镶嵌、掐丝、金珠焊缀的技法都已十分成熟，常缀以美丽的珍珠、翡翠，饰以用薄金片和玛瑙精制的荷花，花叶相间，栩栩如生。

把它插在女子云髻间，枝弯珠垂，轻拂绣领，稍一挪步，即珠摇玉动，工艺之精湛，用料之考究，远胜前朝。

“树状步摇”是一种集多种文化特色于一身的金步摇饰，包括了地域、民族等文化元素。随着慕容鲜卑汉化的加深，“树状步摇”发展为“慕容鲜卑式步摇冠”。

镇宝之物。

商晚期饕餮纹大圆鼎是商晚期文物，大圆鼎高86厘米，口径61厘米，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商晚期，商代王畿（目前认为是河南省中北部、‌河北省南部、‌山西省南部以及山东省西南一部分地区）以外出土的最大铜鼎。

聑文 （zhe）方鼎。

商代，鼎属于商末贵族，在燕国任右正之职，是商代王畿外唯一发现的大型方鼎，器型浑厚庄严，字体清秀。

辽绿釉贴团龙菊花纹双孔鸡冠壶。

此展品为辽代文物。高29.5厘米，口径5.9厘米，底径9.5x8.9厘米。扁体高身，管状口，圆唇，马鞍状双孔系，红陶胎，椭圆形底微内敛，上白色化妆土，施绿釉，腹两侧周围饰贴皮条装饰，一侧饰印贴团龙纹，另一侧饰印贴菊花流云纹下划卷云纹，在后孔系上贴塑一人。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兽衔环耳青玉簋，碧玉，仿铜簋式样，圆体，透雕龙首形双耳，兽吞式三足，有盖。器腹与盖的外壁浮雕饕餮纹下压雷纹地，盖钮透雕云龙纹。玉色深沉，器体厚重，极似青铜器庄重肃穆的韵味。

兽衔环耳青玉簋

清（1644-1911）

通盖高11.1、通耳宽14.3、足距3.8厘米。

三联玉璧是新石器时代文物，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联璧是新石器时代北方玉器的特有器类，辽西地区的双联璧或三联璧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可能是墓主佩戴的串饰的一部分。

殷墟妇好墓出土玉龙介绍。

红山时期勾云形玉佩。

此展品为红山文化时期文物。长22.5厘米，宽11.5厘米，厚0.5厘米。勾云形玉佩是红山文化玉器的典型器物之一，这件出土于牛河梁遗址第16地点中心大墓。青绿色玉，中心透雕，呈卷云纹，四边卷角，佩的正面磨出与纹饰相应走向的线沟槽，背面钻有四鼻孔。勾云形玉佩造型各异，抽象、幻化而神秘，其形状似鸟非兽，令人产生无限暇想.勾云形玉佩的基本形态源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简化玫瑰花卉纹的卷勾，。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玉龟(图1)。

双猪首三孔玉饰(图2)。

猪首玉佩饰是辽宁省博物馆馆藏文物。

三圆孔并联，平底，两端各雕一猪首，肥头大耳，嘴上翘，菱形大眼，双目横视，炯炯有神。器侧饰连续的绳索纹。底上有四个漏斗形小穿孔，其中两边圆孔各有一穿孔，中间孔内两个小穿孔，可穿系，猪的形象刻划逼真，可能与原始图腾崇拜有关。

玉兽面纹丫形器（红山文化）(图1中第2件)。

此器体扁，造型呈“丫”字形。通体由黄色玉质琢成。两面均饰同样纹饰，顶上部向外凸出呈叉形变化，犹如兽类的外耳。两只圆形眼睛周围饰以向外扩散的阴刻纹。最外一道纹线中裂，似是代表着兽面的鼻唇。两条肩线左右凸出紧托头部，更平添了形象的稚拙、简约，给人一种神秘莫测之感。直立体形布凹凸平行的弦纹，增加了该器均衡的装饰效果。下部琢有供穿系的圆孔，更显得整个造型在简约之中富于变化。如此精美的器形与红饰在红山文化中仅此一件，可见十分珍贵。

其他为玉臀饰，玉环。

红山文化玉鸮(图2)。

在红山文化飞禽类的玉雕中，玉鸮最为突出。这件玉鸮作展翅飞翔扑食状，短宽尾，用浅圆雕的技法调出鸮首，注重整体轮廓，但可以感觉出双耳和勾喙，这种五官虽不显露却可以真确表达出来的艺术手法，是红山文化玉鸮的一种特色。

玉鸮背面横穿鼻状单孔，用以拴绳系挂作为墓主人的饰物，起辟邪厌胜的作用。鸮在上古时期被认为是通神的动物，仰韶文化有陶鸮尊，商代有铜鸮尊，把祭器做成鸮的形状，就是期望借助鸮来通达神灵。

方形玉壁(图3)。

白玉飞天透雕牌饰。金代。

勾云型玉佩。新石器时代。

勾云形佩是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文物。

竖高9.8、横宽28.6、最厚0.5厘米。是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中个体最大的，也是极高水平的切片、起地法、镂空技法为一体的意见非常典型的标本。

铜鎏金大威德金刚。清乾隆。

此尊为九头三十四臂，九头分三层排列，正面为牛头，牛角粗大，血盆大口，头戴五骷髅冠；最上一头，为如来相，象征着他是阿弥陀佛化身而来。最下面七头，头顶红发上竖，象征忿怒。上身饰璎珞，下身围虎皮，顶挂五十人头骨串。主二臂抱明妃，其余手伸向两边，诸手皆持法器，铃、杵、刀、剑、弓、箭、瓶、索子、钩、戟、伞、盖、骷髅等兵器，各有寓意。有十六条腿，皆左展姿站立，左右脚分别踩八种人、兽和禽。明妃罗浪杂娃坐在主尊怀中，右手持月刀，左手持人心，左腿勾在主尊腰间，右脚踩飞禽。

辽宁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北宋时期的青铜礼乐器——卤簿钟，这件文物不仅展示了北宋时期的皇宫礼仪宏大场面，还见证了北宋末年的历史变迁。

卤簿钟的身上还刻有金代“仰山院(押)”等验记文，这些文字提供了此钟在宋亡后辗转流传的重要信息。据考证，此钟约于靖康二年由金人自汴京（今河南开封）掠运至燕京宛平县仰山寺，后在清乾隆年间加刻清乾隆年款后运至承德，最终由汤左荣从承德盗运至其奉天官邸（即辽宁省博物馆旧址），解放后入藏辽宁省博物馆。

有意思的是，因钟身上刻有“大清乾隆年造”六字年款，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件卤簿钟都被认为是清代制品。1991年，辽宁省博物馆组织专家对卤簿钟进行墨拓时，工作人员在“大清乾隆年造”年款下发现了上下各有一个右向的人物影像，证明原铸钟面的两个浮雕人物曾被后人铲掉，其痕迹仍然留在字迹下面，“大清乾隆年造”六个字实为清代加刻。

卤簿钟的铸造年代为北宋宣和时期（1119-1125年），其通高1.84米，口径0.81米，体现了宋代青铜礼乐器的精湛工艺。钟体正圆，呈桶形，由五道弦纹分隔成六层，每一层都有其特定的装饰主题。第一层顶部铸有蒲牢钟钮，第二至第四层凸铸“卤簿仪仗”与“宫卫”纹饰，分别展示了“车辂”、“旗仗”和“宫卫”三个部分，而第五层和第六层则描绘了山林、树木、屋宇、人物及海水、仙人、蛟龙等纹饰，生动地再现了宋朝皇宫礼仪的宏大场面。

此外，卤簿钟上的装饰纹样中，有一幅气势磅礴的山水图卷，展现了北宋的江山万里图，这是铜钟纹饰中的唯一作品，与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在艺术表现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展现了北宋时期的山水之美和皇家的宏伟气派。

镇宝之物。

银釦玻璃方盘。

辽代，出土于辽宁省法库叶茂台辽墓，此方盘为磨花玻璃制品。色调深沉，形体厚重盘面磨光，下面有四个锥形足，产自古代中亚伊斯兰国家，极其罕见。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入辽境。辽代统治者始终与其邻近的阿拉伯、波斯、加兹尼、喀喇汗、高昌回鹘等国家和民族，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贸易交往、文化交流或相互联姻的方式保持着外交关系。

鎏金银面具。

辽代，契丹贵族死后，面部常覆有金属制成的面具。面具按照死者面部特征、性别及年龄，用金属薄片加工打制而成。同时，死者周身各部位还要穿上银或铜丝网络，这是辽代契丹葬俗中最为奇特的部分，也是契丹人独有的殡葬习俗，虽然不知为何让我想起了金缕玉衣就是了。

“正隆五年”白瓷买地券。

金代，此器主人为“东京辽阳府辽阳县辽阳乡瓷窑务”王兴，买地券是以地契形式给亡者在阴间买下栖身之所的凭证，多置于墓内。此券板略呈圭形，下端两侧内截,置于酱釉虎形底座内，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说明土地的四至确立墓主对地的所有权，不受鬼神侵犯。

丸都刻石纪功碑，亦称“毌丘俭丸都纪功刻石”或“毌丘俭丸都纪功碑”。立于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光绪三十年(1904)因修路发现于今吉林省集安县治西20余里之板石岭西岔(亦称小板岔)。碑已破残，仅存48字。时集安县令吴光国收之于家，金毓黻《东北通史》录其残文。

丸都刻石纪功碑，亦称“毌丘俭丸都纪功刻石”或“毌丘俭丸都纪功碑”。立于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光绪三十年(1904)因修路发现于今吉林省集安县治西20余里之板石岭西岔(亦称小板岔)。

碑已破残，仅存全碑的左上角。残碑长39厘米，宽30厘米，厚8厘米左右。系汉字阴刻，清晰可见7行48字。字体系隶书，遒劲古朴，凝重大方。时集安县令吴光国收之于家，金毓黻《东北通史》录其残文。此碑现存辽宁省博物馆。

毌丘俭，字仲恭，魏河东郡闻喜县人，出身官宦世家，三国时期魏国重要将领。

公元242年，魏齐王正始三年，魏派遣幽州刺史毌丘俭东征高句丽。公元246年，毌丘俭攻下丸都山城。为纪念此役，毌丘俭在丸都刻石纪功。

15世纪铜鎏金绿度母。

此展品为15世纪尼泊尔文物。高19.5厘米。发髻高耸，头戴五叶宝冠，宝缯在耳畔打结呈扇状，并下垂后作U形向上翻卷，耳垂圆环。面相沉静，双目细长，神情内省。上身袒，丰乳细腰，颈戴项链，手臂、腕、踝处皆佩钏环。下身薄裙贴体，上錾刻精美的花纹。左腿横盘，右腿下垂，脚踩莲花。右手置膝上，左手施无畏印，双手各牵莲一枝。右脚踩莲花，舒坐于莲台之上，是辨识此尊最重要的标志。璎珞等饰物上镶嵌宝石，极尽华丽之能事，工艺精绝，为尼泊尔铜像中的精品。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辽三彩釉印牡丹双蝶纹海棠式长盘是辽代文物，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此展品高2.1厘米，口长30.1厘米，口宽17.9厘米。辽宁省新民市巴图营子出土。

北燕青铜虎子为北燕时期文物。此器则为铜铸，造型虽四足伏地，而形态威猛，周身除铸出花纹外，在颈、背、胸、尾又用细线刻划毛、须等，于雄浑中表现细致，为难得的佳作。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北燕青铜虎子，长38厘米。辽宁省北票市冯素弗墓出土。虎子为古代溺器，一般都作伏虎状，常见于东汉晚期至三国两晋时期的江南地区墓葬中，北方较少见，且多是瓷器。

辽迦陵频伽纹镜为辽代文物，直径22.8厘米，厚0.2厘米。辽宁省建平县张家营子乡出土，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镜子呈圆形，镜心有破孔，背面铸突起的迦陵频伽纹，主纹空隙填涂黑漆，使花纹生动突出。迦陵频伽为梵语，译为美妙声音，汉译多做“妙音鸟”常见于佛教雕刻，一般作人首鸟身形象。佛经说迦陵是仙鸟，在卵壳中，鸣音已压众鸟，所以说佛法之音与之相似。辽代用此图纹作镜，可见契丹人深信佛教的程度。

彩陶罍出土于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四号冢5号墓，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盖口径15.7、高6.2厘米，罍口径10.5、腹径35.2厘米、底径11.6、通高40.4厘米。于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四号冢5号墓出土，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清世宗雍正满汉文谥宝是一件清朝文物，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1]，长12.7厘米，宽12.7厘米。

清世宗雍正满汉文谥宝。

清雍王（1723-1735）

青玉，正方体，交龙钮，印文为阳文，满汉文对照。左半部为满文，右半部为汉文，篆书：“世宗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之宝”二十九字。此玺可能是清京师太庙佚失的三枚帝后谥宝之一——雍正皇帝谥宝，是专门为皇帝殉葬而制作的玉玺。

辽缂金龙纹尸衾是一件辽代文物。

存高200厘米，存宽150厘米。1974年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辽墓出土。覆盖尸体的夹被。棕黄色纱质被里，衾面由八幅宽窄和长短不等的横幅拼缝而成。以缂丝为地，用片金线缂织海水云龙纹，每幅一升龙，姿势不同。缂金源自缂丝，以金线为纬缂织，在唐代已经出现，辽、金、元时期极为盛行。这件尸衾大面积金线缂织，作为缂金织物的珍贵实物而有着极高的价值。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18世纪聚会树。

此展品为18世纪文物。高48厘米。聚会树，又称福田，即上师和所持本尊等聚置一法界之谓也。台座代表的是佛教所说的四大洲中间的大海，上有如意果树，树上枝繁叶茂，鲜花盛开，果实累累。在如意果树的最上方是上师五世达赖。其下方为无量寿佛，再下为释迦牟尼佛，周围是十八罗汉、阿难、迦叶、四大天王，最下方为难陀和跋难陀二龙王。藏密修持最重师承，必须有上师灌顶开示才能修行有成，故有“事师如佛”之说。所以，在一切“圣凡界”亦称天地界的题材中，祖师始终居于中轴线最上方最显赫的方位上。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金双龙纹镜是孙吴县文物工作者在辖区的群山乡一农家中收集到的两面古铜镜中的一个，该器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径22.2厘米，圆钮，镜背凸著双龙，张牙舞爪，首尾相接，作追逐状。为金代仿中原汉代铜镜。双龙纹镜立体图案是两龙环绕镜钮，翻腾相斗于云中，用镜钮代表珠宝，意为二龙戏珠，线条流畅，刚健有力，云龙相间，古朴逼真。

铜镜是古代生活中梳妆照容或辟邪乞福的器物。铸镜的材料为锡、铜与铅的合金，其色泽凝重，光洁明亮。早在公元前1900年的夏代我国就有了青铜镜。秦汉时期铜镜的制作技术得到发展，制出的铜镜极为精巧。宋代以后，由于瓷器普及，铜镜工艺逐渐衰落。清乾隆时，民间流行玻璃镜，青铜镜便成为具有价值的珍存品了

该两面青铜镜的由来，一说为外地移民带入，二说从此地辽金居住址中获得。黑龙江省南部是金朝发祥地，在阿城、宁安、北安及苏联滨海州等地都曾出土过多面金代铜镜。群山青铜镜是金文物的珍品，对研究孙吴及黑河古代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北齐白石观音像。

此展品为北齐文物。高56.4厘米。观音头戴宝冠，面相丰满，略带微笑。衣纹自然下垂，裙角尖翘，二弟子恭立身旁，表情严肃。造像下部的博山炉、护法狮子以及护法天王是北齐造像中常见的组合形式。背光上，六个伎乐飞天自空中而降，双腿与身躯形成U字形。两个龙王护卫着一座用莲花装饰的单层方形宝塔。背部及台座一侧刻有铭款：“大齐天保八年岁次乙亥四月二十三日，威例将军宋威自为既身少忝皇朝帝祚安宁家缘眷属诸害不侵所有转形恒闻□法割己身舍敬造观音一区以此功福因缘烦惚数消□耶弥灭法界合生同遇道润行合睒王见姓成佛祁州奉□保安寺”。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清雍正珐琅彩牡丹纹小碗。

瓷胎画珐琅创烧于清康熙晚期，发展于雍正时期，繁荣于乾隆时期。

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白瓷胎更加细腻，画工极其精致，此件器物为典型的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瓷器，造型秀巧，胎体轻薄，碗内光素无纹，外壁以黄、绿、紫等彩料绘画开放的大朵牡丹纹，以胭脂红为衬，使得色彩的对比更加强烈。

清浮雕女织图碧玉插屏为清代文物，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清浮雕女织图碧玉插屏，长34.5厘米，宽24.7厘米，厚1.45厘米。其一面浮雕妇女养桑上箔的情景，另一面浮雕妇女织布的场面，有人物、房屋、树木和小桥流水，生动逼真，极富绘画效果。下配有雕花木座。

金达摩渡海镜，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鸡冠壶的命名源于其上部提柄与流口相连部分形似雄鸡高耸的顶冠，这种设计既具有实用性，便于携带与倒取液体，又富含象征意味，体现了辽代人民对生活美学的独特追求。其扁身圆口、下腹部丰满、上腹部一端直立短流的设计，以及采用白釉、黄釉、绿釉等施半釉手法，都充满了浓厚的民族特色与时代印记。

辽酱釉鸡冠壶是出土于辽宁的文物，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该壶属辽金时期，高26.5厘米，宽20.5厘米。

鸡冠壶是‌辽代的特有陶瓷器型，也被称为“马镫壶”或“皮囊壶”。它模仿‌契丹族早期使用的皮囊容器样式烧制而成，主要用于装水或盛酒。鸡冠壶的造型特征包括上部有环梁、一侧有流，腹部略呈椭圆形，圈足，并且通常施以黄釉。‌

大白鸡 辽代白瓷单孔鸡冠壶 辽宁省博物馆藏。

高28、腹长15.腹宽14.1厘米。扁圆体，管状流，圈足。黄白瓷胎，质坚细。施白釉不到底，微显乳白色，光泽温润。壶身两面分别雕牡丹花一束，刻工简洁，构图丰满，纯朴自然。流口基部突起一周皮条装饰。为辽瓷中精品。

白釉雕牡丹纹提梁鸡冠壶。

白釉绿彩纽带装饰折梁鸡冠壶。

双猴鸡冠壶。

三彩釉划花提梁鸡冠壶。

以上均为辽金时期。

鎏金银扞腰。辽代。

这件文物是回收所得，收到时已作此圆形，其是以长形银片 “用银胎模制锤鍱，再经錾花，表面鎏金而成。中间为仰视祥云托火珠，双龙对坐，隙处加饰细线蕃草纹。造型生动，工艺精湛”，故辽博曾名之为“鎏金银冠”，认为是辽代贵族祭祀时头戴之物。

然而根据近年考古发现，其实际用途为“扞腰”，即“捍卫腰部的物件”，实际上是契丹妇女大袍后腰的带饰，原应为弧形长片，两端设有长方形带扣，丝带或革带穿过带扣系结于腹前。和我想象的相反的是，这个看起来纹饰繁美，像是正面的展示部分在真正穿戴时是要横陈腰后，抵于两胁的。而其反面在两端拴系的宽阔丝质腰带后，才应横束于腹前，并系大结，以固定饰片的位置。我想如果真的戴反了的话，骑马时怕不是就要被扎死了。

展厅第一部分，介绍古代辽宁。

旧石器时代金牛山人头骨，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金牛山遗址位于营口大石桥市永安乡西田村一孤立的山丘，地处渤海湾东北岸，距今约28万年,是中国东北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人类洞穴遗址。出土的同一个体的成年女性重要部位的骨骼化石中，头骨和肢骨特征比同时期“北京人”进步，表明金牛山人不仅已能直立行走，而且已跨进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进化的过渡阶段,是人类进化的罕见标本，被评为1986年世界十大科技进展之一。金牛山人以洞穴为居所，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已懂得以通风取火，能用劣质的石英岩制造个体较小的工具。

龙纹陶片。(下)。

新时期时代早期文物，出土于辽宁省阜新市查海遗址，查海文化早于红山文化，其出土的两件龙纹陶片采用浮雕手法，一为蜷曲的尾部，一为盘旋的龙体，龙身蜷曲，有鳞无足。其形象和纹饰已具备中国古代龙形象的基本特征，和一同发现的龙形堆石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龙崇拜。

辽宁省博物馆的女神头像是一尊和真人一样大小的泥塑头像，表现的是一位女性。

这尊女神头像的面部特征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包括突出的颧骨、浅眼窝、扁平的鼻梁和上翘的鼻孔，这些都是蒙古人种的典型特征。她的眼睛是用镶嵌玉石来表现的，两眼间距较大，双目炯炯有神，仿佛有一种洞察万物的神力。嘴唇宽厚，上唇外露较为夸张，嘴角圆而上翘，使头像端庄、慈祥，仿佛露出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

学者们根据头像的某些特征，如额部明显隆起、耳朵较小而纤细、面颊丰满圆润等，断定这是一尊女性塑像的头部。

女神头像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与凌源市的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这是一个距今约5000多年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头像的出土表明，在距今五千多年前，对女神的崇拜在中国原始宗教意识形态中占有主导地位，说明红山文化已经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阶段进入了祖先崇拜的历史阶段。这尊形神兼备的女神头像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宗教思想史、民族文化史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商代饕餮纹彩绘陶鬲，该器物呈大敞口，口沿外撇略下沉，弧腹，底承三中空袋装足。通体以红彩绘画变体饕餮纹。

高24.4cm，口径16cm。商代。(图2中第一只竖着)。

介绍青铜连柄戈汶饰。

牛纹罍，西周青铜器。1974年12月在辽宁喀左县平房子乡山湾子村窖藏坑出土。

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口径17.5，底径17，高29.5厘米。小口折平沿，方唇，领颈较高，圆肩较宽，腹下收，圈足。颈、肩、圈足各饰弦纹两道。双耳中间饰以羊头，牛跪于肩上，形成一首双身，牛角上翘，角尖突出器外，表现方法十分独特。这件牛纹罍与四川彭县窖藏出土的羊头饰大铜罍造型纹饰完全相同，只是无器盖。它们的时间上限不应早于商末周初，时代当在成康之际。

金柄青铜短剑(图2)。

战国，2011年出土于辽宁建昌东大杖子墓地，从西周至战国时期，辽河流域流行以T形柄曲刃青铜短剑为特征的青铜文化。从使用规格来看应该是上层贵族生前所用，极有可能是小国君主或部族首领的器皿，是被燕国同化的山戎势力的文化遗存。

春秋时期曲刃式青铜短剑通长为43.3厘米。曲刃状柱脊，波浪状叶刃肥大，剑刃起一明显突棘，剑尖呈弧形内收。

剑首有黑色矿石质加重器，侧视如枕，其用法应为用绳子或皮革缚于剑柄后部。西周到战国时期，辽河流域流行一丁形柄曲刃青铜短剑为特征的青铜文化，人称“辽式青铜剑”，此剑即为典型的一型。该器物出土于辽宁朝阳凌源三官甸子村，现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

蟠虺纹铜盉。

青铜豆。

以上均为春秋战国时期。

蟠虺纹铜盖壶。

彩绘陶钫。

彩绘盖豆。

介绍青铜异形戈的演变示意图。

燕王职戈，是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物件。(下图)。

它是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王宫（今河北雄安新区南阳遗址）中的兵器，是一件极有价值的文物。 1967年在辽宁省北票县东官营子发现一件铜戈,今藏辽宁省博物馆。全长27、高13、援长18、内长9厘米。形体较大,中脊略隆起,两旁有沟;胡刃有弧曲三,阑内三穿,直内一穿,内隅一穿,内上有虎形纹;铭文在胡上:“郾王职作御司马。”

鎏金镂空铜鞍桥包片(下)。

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市喇嘛洞墓地，墓葬年代为3世纪末到4世纪初，发掘出了整套头盔、铁甲、马具组成的具甲骑兵套装，还原了当年鲜卑骑兵的着甲情况。

鎏金镂空铜寄生。晋代。

辽荷叶式琥珀饰和覆叶琥珀饰是辽宁省新民巴图营子村出土的文物。

荷叶式琥珀饰，长8.6厘米，宽6.8厘米，厚2.4厘米。覆叶琥珀饰，长9.4厘米，宽3.1厘米，厚2.9厘米。辽宁省新民巴图营子村出土。荷叶式琥珀饰暗红色，透明，光泽很强，整体作荷叶状，侧面贯穿一孔。覆叶琥珀饰阔叶状，一面凸起，上雕一叶形花纹，下覆重叶，两端有穿孔，背面雕阳刻“心”形纹。这两件琥珀饰均以血珀雕成，质工俱佳，十分珍贵。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钧窑莲花式注碗是一款文物， 底径9.1厘米。

口呈八曲莲花式，花瓣尖外撇，深腹，圈足外撇。灰瓷胎。里外满施天青釉，釉面有棕眼，足露胎。器内底有一圈刮釉露胎[俗称涩圈]，此器釉色纯正润泽，实属珍品。

侈口玻璃杯，北燕工艺制品，1965年9月出土于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北燕工艺制品，1965年9月出土于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此杯高7.7、口径9.2、壁厚1.5毫米。玻璃质、深绿色、质地纯净、色泽艳丽。侈口外撇、颈微收、下腹微鼓，圜底内凹。素面、壁有开片。该杯系无模吹制成型，口沿为烧口，是考古发现中的早期玻璃器之一。

白玛瑙小碗(下)辽代。

北园墓壁画，汉代墓室壁画。发现于辽宁辽阳北园一号汉墓。此墓为日本占领东北时所发掘，原墓已被破坏，其壁画摹本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

壁画绘制时间约为东汉末期。内容主要为表现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图景，有《燕居宴饮图》、《楼阁图》、《舞乐百戏图》、《出行图》、《斗鸡图》以及带有题榜的《属吏图》、《仓廪图》等，多方面地反映了汉代上层社会的生活。

朝阳纤维厂唐墓。

2003年7月在朝阳市纤维厂发现了17座墓，发现大量黄釉和青釉陶俑。

唐三彩三足罐(图3)。

唐代，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韩贞墓。此罐侈口，鼓腹，下有三只小兽为足。肩部饰弦纹，施白釉及钴蓝色斑彩，间隔堆塑铺首和团花。腹部堆塑的飞狮施蓝、黄、绿、白四色釉，昂首翘尾，怒目张口。堆塑，主要以捏、贴、雕、塑等技法为主，为唐三彩之珍品。

彩陶舞马俑(图2)。

唐代，通体施黄釉，马身残存描金痕迹和红、黑彩绘痕迹，右前足抬起。《旧唐书》记载，唐玄宗时期的舞马阵容相当可观，《明皇杂录》则记载有：“玄宗教舞马四百蹄，分为左右部，有名称曰某家骄，其曲曰《倾杯乐》。数十马皆衣以锦绣，络以金铎。每乐作，奋手鼓尾，纵横应节”的桥段，此为舞马场景的再现。

还有大量唐代石佛。

黄河路出土的唐代墓彩绘陶俑。

朝阳黄河路唐墓出土的男女石俑。

你看她，浓眉大眼，面露微笑，头发梳成双丸子头，然后又在脑后结成辫发下垂。她身穿长袍，脚上似乎穿着一双皮靴。石人俑的脸、手，原来均涂成红色，头发涂成黑色，现在色彩已经剥落，但仔细看，仍能依稀见到当初的色彩。(图1)。

第二个为男石俑。

陶文官俑。

武士像。

武士陶俑像。

水晶佩饰，辽代。

虎纹石棺板。

红山文化玉器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玉器。红山文化玉器最早发现于辽宁省凌源市与建平县交汇处的牛河梁遗址，1942年考古工作者曾在那里见到一件勾云纹玉佩。

辽契丹文铜鱼符，是辽代时期的身份认证信物。铜制鱼形，正面刻有契丹文字，背面有鱼鳞纹错金。这种鱼符与虎符类似，都是古代调兵遣将的凭信，分为两半，朝廷和外官各执其一。当朝廷需要调兵时，会派人持有一半的鱼符去找外官，外官出示另一半，两者吻合，即可验证身份并调兵遣将。这枚鱼符从辽宁朝阳征集而来，是辽代京城门户、军事重镇之一的霸州的文物，证明了它在辽代调兵遣将中的重要作用。根据辽代规定，鱼符的右半边留在京城，左半边授予守将，这枚是左符，右符目前下落不明，但在历史文献中有记载。鱼符制度在隋唐时期已经出现，并在辽代继续沿用，直至明代被腰牌所替代。

铜鱼符呈鱼形，铜制，顶部有穿孔。长6.6厘米、宽2.2厘米、厚0.1厘米。正面刻有凸出的“同”字和凹下的五字契丹文，背面则有鱼鳞纹错金。整体造型精致小巧，保存状态良好，尽管有些部分有脱落，但仍能看到其光泽。

辽契丹文铜鱼符不仅是一件珍贵的文物，也是研究辽代历史、军事和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三彩釉印花小床，辽代瓷器。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高7.8，长15.4厘米、宽7.8厘米。长方形，一端置枕，床沿四边有六圆柱头装饰，四周分印对称凸起斜方格和海棠花冠及卷云纹图案。黄红陶胎，挂白粉。床沿面挂绿釉，四壁黄、绿釉相间，釉色匀润雅致。

五子登科大镜，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安平乐未央瓦当，西汉瓦当，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丹东市九连城乡叆河尖城址出土。圆面直径12.5，灰陶质。汉文字瓦当，从左边起环读篆书，“安平乐未央”五字。有双线分成界格，将每个字分开，中间为一个凸起的圆形。安平是西汉时县名，乐未央是汉代泛用的吉祥语，如长乐未央，千秋万岁等。此发现证实叆河尖古城，为汉代安平县城址所在地。

金代 · 白釉黑花葫芦形倒装壶。

金代 酒器。

高28.4厘米、腹径17厘米、底径8.8厘米。

为传世品，器胎呈淡黄色，施白釉，釉层较厚，足根露胎。器体呈葫芦形，最上部堆塑出一尖蘑菇形钮，似盖，但无法开启，下置圈足，足壁较厚略向外撇。壶体一侧塑一四爪龙以作壶柄，龙张口立角，怒目旁视，前爪附于壶顶，龙身直立，尾部卷曲，后爪抠住壶下腹，模样甚是古拙剽悍。

另一侧置短流，流与腹连接处塑一小人骑于流上，栩栩如生，极富生活情趣。上腹绘九个小黑斑组成的菱形花纹数朵，流口绘黑彩一周，龙柄和流上的骑人亦点施黑斑，下腹刻覆瓣仰莲，莲瓣间刮小竖沟纹，并施倒置的三角形黑彩。

此注壶与一般的瓷执壶不同，壶顶无口，而在圈足内挖一注酒圆孔，与壶体内的注酒管相通，装酒时将壶倒置，装满后正置，需饮酒时即可由腹部之流向外倒酒。此种设计，既方便又卫生，是中国古代酒文化所独有的特色。

一组鎏金佛像。

释迦牟尼坐像。明代。

悉达多太子苦行像。明代。铜漆金。

阿图佛，元代(1271~1368)

红铜鎏金，尼泊尔。

观音坐像。明代。

四臀弥勒。15世纪，西藏。

红铜鎏金嵌宝石。

十一面观音像。18世纪。黄铜鎏金。

擦擦模具。17世纪，西藏。铜。

菩萨坐像。

罗汉坐像。

菩萨坐像。

绿度娘坐像。

绿度娘坐像。

绿度母，西藏，17世纪。

合金红铜嵌金银。

绿度母，尼泊尔，15世纪。

红铜鎏金嵌松石。

佛母像。尼泊尔，13世纪。

红铜鎏金。

绿度母，尼泊尔，16世纪。

红铜鎏金嵌松石。

绿度母，尼泊尔，16世纪。

红铜鎏金嵌松石。(图1~2)。

绿度母，西藏，15世纪。

红铜鎏金嵌宝石。

弥勒菩萨，16~17世纪，内地。

黄铜鎏金。

绿度母，17世纪，西藏。黄铜鎏金。

白度母，15世纪，西藏，红铜鎏金。

绿度母，明永乐(1403~1424)

合金铜鎏金，北京。

祖师像，15世纪，西藏。

四臀观音。18世纪，北京，黄铜鎏金。

本尊造像，16世纪，西藏，合金铜。

祖师像。18世纪，内地，黄铜鎏金。

弥勒菩萨像。明永乐，北京，合金铜。

四臀观音，18世纪，北京，黄铜鎏金。

菩萨坐像，17世纪，北京，铁制。

诸佛坐像。15世纪，西藏，黄铜鎏金。

药师佛，康熙，北京，铜鎏金。

山字纹镜，流行于战国时期。

菱纹地龙纹镜X光。战国。

千秋万岁蟠螭纹镜，西汉。

神仙马车画像镜，东汉。

该镜以浮雕手法表现神像、历史人物、车骑、神兽等纹饰题材的铜镜。神人车马画像镜通常以带座四乳钉将内区分成四个单元，各单元分别配置神人车马，多表现东王公和西王母的神话故事。这是汉晋时期博物，志怪传说盛行的反映，也是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仙道思想的集中体现。

建安元年画像镜拓片。战国。

穿花四凤纹镜，宋代。

长宜子孙四神纹镜。东汉。

缠枝花卉纹镜。

阁楼人物故事镜，宋。

王质观奕故事镜拓片。宋。

神仙蛟龙纹镜，宋。

赶珠龙纹菱花镜。辽代。

双兽纹菱花镜。辽代。

忍冬纹镜，辽代。

迦陵频伽纹镜。辽代。

云龙纹大铜镜。

许由巢父故事镜拓片。金代。

双鱼纹镜。金代。

达摩渡海菱花镜。

湖州镜。一般刻有商标性质铭文。这块刻有“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为宋代。

庭院人物故事纹镜。宋。

盾牌纹镜。

轩辕镜拓片。

人物杂宝纹镜。

千手佛纹镜。

梵文镜，元代。

黄玉耳杯。(清)

青玉梅花式洗(明)。

青玉兽衍环耳簋。(清代)。

白釉黑彩鸡形倒流壶，辽金。

三彩釉印海水流云纹扁把壶。辽。

三彩釉鸳鸯形水壶。辽。

“王兴”款绿釉盆。金。

双鹿纹鎏金纹银饰。

金镯和新月形嵌玉金饰。

石雕力士托棺。

伏听。

以上为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