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遇贵人田镇瀛

诗书剑

　　胡恒信先生生平（5）

1945年12月,田镇瀛接受军政部的委任,担任武汉被服厂厂长。

田厂长上任后,通过调查了解、仔细甄别,留用了多数原有人员。紧接着,他把原国军被服厂以及为国军生产过军服的裁缝招入厂内。再选拔得力人员到总务、会计、工务、技术、统计等科室担任要职。另外,有关部门派出一个警卫连驻厂。军统局也派特务来充当职员。

到了1946年2月末,田厂长负责的武汉被服厂已经拥有职工四千多人,职员四百多人,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军需被服厂。

起初,工友们的月薪平均以不足一块半大洋结算。不久,国民政府命令变换成法币结算,平均近3000元。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积极备战。武汉被服厂接受的军需被服生产任务不断增加,工友们不得不加班加点地赶着做。加班加点,每月平均薪饷(民国时期,军队及其有关单位对其发放的报酬的称谓)只有法币近4000元。

一个月过去了,工友们加班加点的月完成量,比不加班加点的月完成量多不了多少;两个月过去了,月完成量仍然没有增进。这是怎么回事呢？

田厂长召集工长级以上人员开会,问责有关情况。与会人员说了半天,田厂长没有听明白,就亲自下去了解情况。

起初,田厂长从工艺技术方面入手,进行调查研究。走访了裁剪、缝纫以及包装等制作过程,发现了安排作业不当等问题。

田厂长来到了胡恒信缝纫小组,发现这个小组组员精神比较振作,缝制秩序比较井然,没有停工等待现象,完成任务较好。于是,他称胡恒信为“胡师傅”,请胡师傅为他讲解一下本组完成生产任务的情况。

田厂长称比他小17岁的胡恒信为“胡师傅”,这不禁让胡恒信有受宠若惊的感觉。面对田厂长,胡师傅有些拘谨,回答问题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讲解缝制过程,也是一五一十。

为了使胡师傅随意一些,田厂长拍了拍胡师傅的肩膀,说:“胡师傅,我原来管过机械加工、纺织等事。但是对服装来说,我不太懂,你是师傅。”然后就依据胡师傅所说的情况,进行了扼要地总结。总结完了,又诚恳地请胡师傅纠正。胡师傅看出来田厂长的诚心诚意,也就比较细心地解释一些问题给田厂长听。

田厂长把胡恒信缝纫小组的情况通报给各个工长,责成各个生产组织都能够像胡恒信小组那样精诚团结,多完成任务。

第三个月过去了,被服厂的月完成数量并没有明显地增加。田厂长走访了裁剪、缝纫以及包装等工序,又来到胡恒信小组。

面对田厂长的问题,胡师傅想了想,就反问田厂长:“是想听真话吗？”“听真话。”

胡师傅马上对工友们说:“田厂长想听你们说真话。”

胡师傅让大家说真话。工友们就七嘴八舌地说什么“物价飞涨”“钱不值钱”;说什么“要不是胡师傅让大家互相帮衬,日子就难过了”……

胡师傅适时打断了工友们的诉说,概括介绍了工友们的生活状况。然后以老百姓日常生活必须的大米为例,1945年春夏之交,大米卖到中央票(法币)200元一斤,如今大米卖到中央票(法币)270元一斤,每月薪饷除了买米糊口,再没有余钱了。说明了物价上涨对工友生活的直接影响。最后,胡师傅告诉田厂长,他单身一人,赖在陈记裁缝铺住,生活可以维持;有家的工友却仍然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吃不饱、穿不暖,哪来的干劲做活呢？

是的呀！日寇被赶跑了,国共双方进行和谈。按理说,老百姓应该过上吃得饱、穿得暖的日子了吧？为什么加班加点地赶制军需被服,赚的薪饷还不够养家糊口的呢？

抗日战争时期,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军费开支递增,这些都情有可原;已经光复了大半年,物价继续不断地上涨,货币继续不断地贬值。唯独没有上涨的,是工人的薪饷,而且这薪饷是以一贬再贬的法币来结算的,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

经过数次调查研究之后,田厂长责令以会计科为主、有关科室辅助,依据物价上涨情况进行核算,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新的薪饷计划。

经过军政部认可,田厂长实施了新的薪饷发放标准,弥补了原标准的一些因为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所造成的缺欠,给员工涨了薪饷。

第四个月,被服厂完成了军政部下达的任务。

此后,田厂长经常找到胡师傅交谈,有时间还聊聊家常。当他得知胡师傅在陈记裁缝铺学徒期满,陈老板给他发了三个月薪水,就以没赚到钱为由,经常停发,至今还欠三十块大洋;胡师傅入厂做工,没有租房,以欠薪为由住在陈记裁缝铺。这几天,陈老板以又收了一个徒弟为由,让胡师傅搬走……等等情况后,心里就有了数。

不久,胡恒信被工长提拔为缝纫班长(大组长)。刚被提拔,胡班长就由会计科科长陪同,由警卫连派人开车送他们来到陈记裁缝铺。

科长明确地告诉陈老板:“胡师傅是厂里仰仗的师傅,做事有方。但是,陈老板欠胡师傅三十块大洋,还要借故让胡师傅从裁缝铺宿舍里搬走。为此,我们来找陈老板,要求陈老板偿还所欠胡师傅的薪水。”

在科长和警卫连的帮助下,胡师傅讨回来十八块大洋,其余欠薪,陈老板答应有了一定还。

田厂长又责令有关科室出面,为一些没有住房的师傅寻找低廉的租房。有关科室派人在被服厂周边从近到远地找,终于找到了一些比较低廉的租房。然后通知师傅们支付租金住了进去。胡恒信和两位师傅支付了租金,住进了位于汉口长堤街的一间不足十平米的租房。

面对田厂长的一番作为,胡师傅好感动。留过洋、有大学问的田厂长,为他这样的工人做了这么多,真是让他想不到！感动之余, 胡师傅清楚地认识到,田镇瀛是他一生中遇到的第二个贵人！

大多数工友都为有大学问的田厂长的所作所为所感动。工友们完成被服生产任务的积极性也被感动起来了,每月按质按量按时完成被服生产任务,也就不是问题。

田镇瀛厂长

说起田镇瀛,他于1934年出国留学,先就读于美国普渡大学和密西根大学,硕士毕业;后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学院研究院,为研究员。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一贯主张“科学救国”的田镇瀛毅然回到祖国,先担任河南漯河耀华电厂工程师;1938年夏投笔从戎,到武汉国民政府第九战区司令部任上校秘书;武汉会战后,负责将湖北省建设厅所属工厂机器运往四川;1939年9月,任搬迁到四川的湖北麻织厂厂长。那时候,每遇日机轰炸,全厂几百职工撤离时,田厂长总是最后一个撤离。

田厂长是一位有知识、有胆识、爱国敬业的企业家。物价上涨、货币贬值、滥发货币以及扩大军费开支等等情况,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经常把这些情况与工作实际、与员工生活相联系。为此,田厂长在执行上级命令时,总是不忘先考虑一下工友们的利益。

1946年6月中,不知道是为什么,国民政府下令军政部将武汉被服厂移交给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管辖,任命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湖北供应局军需处少将处长徐福海为武汉被服厂厂长。

胡恒信和工友们好长时间没有见到田厂长。后来徐福海召集小组长以上负责人,进行“加班加点、赶做被服”的训话,才得知田厂长已经被调出武汉被服厂。

听到田厂长被调出武汉被服厂的消息,工友们都感到难过、舍不得。

胡恒信师傅呢？他禁不住连连感叹:“我的第二个贵人、第二个贵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