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那一片海

郑心

温州人，全国各地都有，谁都会认识几位。他们的特点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早期的时候就肯吃苦，会赚钱，讲着难懂的温州话。现在，他们当中有许多是全国很著名的企业家或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有一位还成了国务院总理呢！——不用我说名字中国人都知道。而我此文要讲的正是“温州人之所以是温州人”的故事，我以温州南部海边的一个小镇金乡去看那里的人，更深层次地去分析温州人。

我本该以文学故事的方式讲温州人的，但是我的导师不同意。他们说，你既然来上我的课，就要按照学术的要求来做。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系的几位教授：刘铁梁、杨利慧、万建中、萧放等老师，在此我由衷地感谢他们对于我学习的帮助。在他们的民俗学研究生课上，我读了一年的中外民俗学理论书籍，摞起来有二三十本了。根据导师的要求，我在民俗学理论基础上，去浙南的温州金乡、丽水凤村两处各做了一个多月的田野调查，交出了两篇论文作业。其一《温州金乡经济生活的叙事策略》就是这样写成的。

所以读者只能以论文的方式来了解我所介绍的温州人了。好在我究竟不是专家学者，我自认为写的是“半论文半文学”，除了一些专业术语，文章还是具文学性，比较好读的。如果你在读的时候，遇到比如“叙事”，你把它理解成“讲经历过的事”、“用行为过程讲经历过的事”就行了；而“策略”，就是“比较聪明的办法”，这样阅读就完全没有问题了。读完全文，你会真正认识温州人，更理解他们，热爱他们。同时，你也对什么是“民俗学研究”或许懂了一点儿。

金乡镇在温州的位置

《温州金乡经济生活的叙事策略》

(2007年)

今天的温州向世界呈现了一道鲜丽的市场经济风景线，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列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温州一词也成为一个结实的经济符号，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跨度中标识着自己独特的意义。对这一意义的解读，就会发现在其经济生活的激流之下，涌动着的正是这一地缘人群一脉相承的灵性的民风。“民俗的叙事方式是以人生观照为其核心而形成的结构形态和逻辑关系。在民俗系统中，人生问题始终居于价值中心，成为凝聚民俗文化元素排列和组合的内驱力。这一主流意识决定了民俗的叙事方式成为广大民众的‘人学’范式。”【1】这一方式自足为一个极为有效的记忆系统被代代相传，它不需要那些被刻写下来的艰辛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创业故事，而仅仅是要求地缘人们保持满足生活传承的一种韧性的应对技艺或策略，这样，便保持了地缘生活的延续。我们走进温州一个小镇——金乡镇，来作观察分析。

金乡镇，现属温州市苍南县。位于浙南东部，濒临东海湾，西北接连山区陆地。东经120度 36分，北纬 27度 26分。气候宜人，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全镇面积43 . 55平方公里，现辖城区、郊外、老城、湖里4个办事处；共有7个居民区、61个村。总人口为8. 2万。城区面积为3 . 5平方公里 ，人口4万。距温州市区80公里，距苍南县城23.3公里，距全国闻名的农民城龙港20公里。

金乡古称瀛州。据《苍南县志》记载，今之苍南春秋时为东越瓯人地。从北宋末至南宋在金石文字等有关著述中，已见“金舟乡”，隶属于平阳县，是为“金乡”之名由来之始。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太祖朱元璋为抗御倭寇侵扰，命信国公汤和在金舟乡置卫筑城，改称金乡卫。

改革开放后，金乡家庭工厂如雨后春笋，成为“温州模式”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情境下，金乡人从小商品起步，逐步壮大规模，形成了“复合材料、包装印刷、塑料薄膜、商标标识”等四大支柱产业和笔记本、台挂历、文具盒等三大全国性生产基地，经济总量实现了跳跃式增长。

一、“草根经济”在操演中的保持

金乡狮山

叙事被视为历史事实的一种“中性容器”是“自然地”适合于直接再现历史事件的一种话语模式【2】，我们正是利用这一模式来回顾金乡的经济生活。

1984年温州城乡出现了闻名全国的十大专业市场，金乡标牌徽章市场也是其中之一。有两位资深的新华社记者是这样描写这里发生的事的：“当中国各地还在为奋力翻越‘两个凡是’的藩篱大汗淋漓、为真理标准的确立慷慨陈词之时，这一片土地上早巳是炉火正旺，热翻了天：家家户户不知从何处拼装而成的机器疯了似地旋转；大街小巷的店铺一家紧挨着一家，密得连苍蝇都叮不出一道缝；河埠头、乡间路上，肩挑车载的商贩永远如集市般嘈杂。”这一在传统经济观念中对抗着、顽强生长出的边缘经济，用经济学家费孝通的话来说，就是“草根经济”。

金乡以自身经济发展的这一过程完成了一个线性叙述，它虽是一种边缘叙述，却能在主宰历史主体的宏大支配话语控制社会记忆的情境下，以自己的小叙事作为无意识的集体记忆，存而不去。

本地话语在开始叙述的时候，要牵扯出金乡附近一个叫林家院的地方。当地人说：“林家院在七十年代末自动形成了一个大市场，服装、电器都有，规模超过福建的石狮。早期的市场都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在地下操作，销售额很高，但是与国家政策有抵触。石狮政府大胆支持了地方经济，后来就发展起来了，成为全国最大的市场；而我们这里的政府执行了相关政策，林家院市场就被打掉了。”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舆论对私营经济压力很大。老百姓怕政策，金乡有民谚说：“春天怕一号文件风，秋天怕刮台风。”林家院的遭遇，在当地来讲不亚于一次强台风登陆。若把事件中的人分类，可以分为抵制国家政策的农民和执行国家政策的政府官员，事件的主体当然是林家院的农民以及附近草根层的人们。这是当地改革开放前的一个先声，是改革开放最早的一次集体记忆中的大操演。

金乡人从邻居那里汲取教训，他们的生活叙述同样充满着渴望。如果将林家院作为一个经济符号，金乡正是将这种历史形象文化消解成了互文指涉的一个可利用的符号思想；金乡后来的种种生活发明并未与林家院符号产生断裂，而是一脉相承。有关林家院形象的回忆，是在金乡人的再次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的，他们努力寻求一种非刻写式的实践如何得以实现的出路。对事件过程各种角色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形成了新一轮的叙事。在此之中，一个人就是一种叙事，或者说一个人就是历史叙事的一部分。那些被压制的喉咙发出的声音，是对改变自身境遇的一种憧憬。

叙述人1：记者

新华社记者胡宏伟，吴晓波——温州的地下经济：

“当时的温州城乡，已有数以万计的地下工场和家庭作坊，它们的生产经营和内部分配机制都十分灵活，工厂的自主权是经营者的，工人按计件提成，它们与市场联系的渠道是十万个‘农民供销员’，他们的身份多是弹棉郎、修鞋匠、小裁缝、剃头匠，在行走天下时，随身带着家庭手工业产品四处推销。在十分偏远的金乡、宜山等乡镇，已经出现了较成规模的专业化家庭作坊群和最初级的工业品集贸市场。正是这些‘黑工厂’、‘家庭工业’和‘不务正业’的人们支撑着温州的经济天空。”

记者总是最敏锐的人群，他们的眼光触及到了一个离首都很远的角落里的人们，及时捕捉到了中国改革的先声。他们的叙述是惊异而兴奋的，他们看到了人民的叙述改变历史的力量。

叙述人2：农民

金乡镇农业户陈明会夫妻(66岁、64岁）口述——我们的生活：队标、红本和一张桌子：

“我们是金乡‘第一张桌子’，就是笫一家卖队标的，就是‘大队长、小队长、值日生、值日教师’的标志。最多时每天卖二万个，一个月起码要卖五十万个。我们早上要把这张桌子背出来，放在街上药店门口，晚上背回去。镇上有许多专门跑业务的人去全国各地，订单拿来从我这里拿货，一个标志我给他们一分二厘钱，他们拿去卖七分八分。我们起先做的时候，只是帮别人卖成品，队标一个只赚一厘，卖一万个只赚十元钱。后来自己做（成品），一年赚两百元，很高兴了。

我这一张桌子摆了十七八年，我儿子读小学一年级时做起，做到他读大学。我们赚的只是一点加工费，一点辛苦钱。开始时我们胆子小，怕人家说剥削，不敢雇工，只是夫妻俩自己做。我原先是种田的，种了十几年，后来田也卖掉了。最早是七十年代末期和姐夫一起做纺织，人家做布，我们加工滚纱，那时一天最多可以做到二元钱，是偷偷做的，生产队的工请假不去。我们是农业户，人家供应户（居民）比我们生活要好，我们如果不这样做，就没有钱养家啊。做队标、红本，我们是做高频机（这一部分），金乡人很多人做这个，还有做烫金（部分）的，还有做盖光（部分）的，其实都是一个产品里的不同工序，家家都是做这个东西。”

改革开放一开始，金乡人凭着小五金工艺的优势，制作校徽、饭菜票等。这样做投资少，见效快。但是不少人害怕政策变，害怕运动一来算总账。开始时，少数人偷偷摸摸干，走一步看一步。过段时间，又有一批人跟着干。1980年后，家庭工厂从隐蔽到公开，从“地下” 到“地上”，从此，金乡的家庭工业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遍地开花。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有设计绘图、刻字刻模、晒绷制版、烫金锻压、丝网印刷、代抄书信、办理托运、提供包装等。这段时间里，生产经营上有一家人凑着干的，有几个人合伙干的。他们总结自己的生产经营之道，是“四自”：自筹资金，自找场地，自行管理，自负盈亏。还有“一双手、两条腿、三分邮票、四小商品”的说法，即是说大家靠一双手做，有大批供销员凭着两条腿全国各地跑，还利用大批业务信函发向全国各地征订，作为印刷品投寄，每封贴上三分邮票。在金乡这个半岛上日发信量竟高达十万封。

叙述人3：地方精英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1999年度科技贡献奖获得者、金乡镇丝网印刷企业家黄仁瑜( 70岁）口述——金乡的商标生产：

“金乡的起步是从原始的积累开始，从校徽、筹码到标牌。大家都在搞校徽的时候，我就开始做标牌，我是金乡最早做标牌的。后来我就开始做不干胶商标。一次我去黑龙江佳木斯，到一个家俱厂，我的意思是叫他们做标牌，他们拿出一个商标问我会不会做。那个东西是香港做的，是一个不干胶商标。当时我感到很奇怪：这是一张纸，不要浆糊，一贴就牢了。我回来以后就马上试做，并做成功了。我做成功后又让人家学，金乡就有很多人做。那个时候金乡有八百多户搞印刷，从业人员有六千到七千人，带动了一个乡，成为一个丝印之乡，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乡村镇级的丝印协会。丝印一搞，名气就大了。

印商标这个东西关键是油墨，当时没有做商标的专用油墨，只有用普通油墨改良来代替。日本人的东西很好，但很贵，一百多块一桶。那年是虎年吧，上海第八印刷厂就为油墨（的事）跑到金乡来向我请教，他印的东西一动就掉，不牢，他难住了。我动脑筋改良了普通油墨，我创造的这个方法至今全国各地还在用。越南、印度、马来西亚也是用这个办法。专用油墨后来出现了，但也不行，又贵，又臭，还不如我这个改良油墨，无毒，没有害。”

金乡能较早走向致富之路，用他们的话说，是在改革大潮中“敢吃第一口，勇为天下先”。在金乡和黄仁瑜一样敢想敢为的人很多，有最早为费孝通在文章中点名表扬的叶文贵，有把徽章生意做到联合国的陈加枢等人。有了这样的行业精英们领着头，整个地方都紧跟而上，经济发展了，金乡真正成了“金子”之乡。

叙述人4：政府官员

金乡镇党委书记金钦治——管与不管？

“1979年至1983年，金乡经济的快速发展，除了群众的力量外，是与工商、财税、邮电、供电、金融等部门的全力支持分不开的。尤其是中共金乡镇委、镇人民政府一班人，思想上大胆改革，冲破僵化观念，这是至关重要的。……镇委、镇政府一班人讨论分析，认为不能过早地进行干预，否则将会‘一管就死’。目前，还是‘开一眼，闭一眼’为好。”

面对金乡的改革局面，政府一开始是被动观望的，但很快就和农民们站到了一起。这是需要些勇气的。当时全国都在质疑温州，全国政协第七届二次会议交办的一条提案可说明当时高层的一些观点，这个提案说：“温州市自开辟为试验区以来，……带来的资本主义影响十分严重，物价高涨，走私、偷漏税现象严重，一切向钱看，以钱开路，投机倒把、贪污受贿不正之风造成人们间贫富悬殊，多数投机倒把致富，……”提案“建议中央和省组织调研组前往温州市总结经验教训”。金乡同样也是不断遭遇质疑，金钦治记录了金乡的情况：

1984年国家工商总局来人调查；

1984年浙江省农业银行派员调查；

1985年夏，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人员及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系师生组成的调查组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

……

金乡镇政府面对来自上面的压力，有点像夹心饼干。作为基层一级的政府，它的职能之一就是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这时的中央政府经济政策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而它又深刻感受到贫困的挣脱是这一片土地上数辈人的梦想，亲眼目睹富裕给人们带来的欢欣，它与这一片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而然不反对农民们的做法。

温州民营企业的突起，只是短短数年内产生的一种本土叙事，草根叙事，或许大多数人原本以为它只是一种地缘性的短暂现象，并不适用于全国或具备普遍性。在中国语境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实行多年后，以宏大叙事话语身份占领全国城市乡村，并树立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红旗典型。所以，“社”与“资”之争，“公”与“私”之争，是大叙事对小叙事的征服手段体现。但是，打破“公有制”这一标准只是向宏大叙事发起总攻击的一部分，这也是小叙事的一种反策略，“它打破了普遍价值观的霸权，使大叙事以及其煞有介事的全球性让位于重视本土精英的本土历史。”【3】

金乡的故事，会让人回想起林家院故事；或者可以说，实质就是林家院故事的翻版和再现，体现了两个故事的同质性。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各有自己的范围，但相互是渗透的，因为它们的意义是相通的，都能够把价值和意义赋予那些操演者的全部生活。如果把行进中的故事看作是一种仪式，那么，“它们不仅仅用自己的高度程式化和固定性，暗示对过去的延续；相反，它们的明显特征之一，是公开声称要纪念这样的延续。”【4】民众的经济生活就成了民众以自己的方式写就的一种象征性集体文本，他们就以这样的方式让地方的记忆保持下去。

在保持之中，他们选择了哪些策略呢？

二、“看到红灯绕着走，看到黄灯赶快走。”

金乡望京门

金乡经济生活的选择方式，使它的故事又不同于林家院故事。那些叙事好像迫不及待地要复活林家院的过去，并将它重新置放到金乡的当下语境之中。金乡人的策略，是对元叙事的阐释选择一种变通的阐释。有一句当地民谚说：“看到红灯绕着走，看到黄灯赶快走。”金乡人在自己的生活语境里以一种“合适”的方式对事件进行叙述。

叙述人5：财务人员

诚信丝网印刷厂会计王新一 (54岁）口述——关于挂户经营和浮动利率：

“金乡家庭工业一开始发展就遭遇‘合法性’问题和资金问题，我们变通的办法，一是创造‘挂户经营’解决了合法性问题，二是试行‘浮动利率’解决了资金困难问题。什么是‘挂户经营’呢？ 一批家庭工厂开始出现后，工商部门不敢发给营业执照，金融部门也不敢为家庭工厂开户立账号。这些属单干户的‘地下工厂’，不仅害怕政府打击，他们自身也难以支撑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产品再好、价格再廉也难以打开销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金星大队率先利用社队企业的名义，创办了金星文具厂，吸收社员挂靠在金星文具厂名下，利用文具厂的公章和账号对外开展经营活动，使家庭工厂有了合法地位。金星大队的挂户经营成功后，接着各大队纷纷仿效而行。关于‘浮动利率’，这是金乡镇信用社于1980年 10月率先试行的。家庭工厂出现后，不少人缺乏资金，国家银行不敢发给贷款，社会上又出现闲散资金。由于信用社借贷利率高达4 %，一般人不愿把余钱存入银行。金乡信用社试行‘浮动利率’，以月息 1％大量吸收社会游资。由于信用社牌子硬，信誉好，许多人纷纷将余钱存入信用社。信用社又以1. 5％的利率，给家庭工厂贷款。”

合法性问题和资金问题，是他们“绕”和“快”应对的智慧体现，他们“绕着走”或“赶快走”，都是要“走”, 在遭遇国家政策绿灯不亮的情境之下，是他们所使用的对于红灯黄灯的语境策略。

在上述叙事中，我们看到，当金乡人置身逆境时，一般会避开对手的正面锋芒，但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目标，其基本原则是：顺势而为，如水随形，决不逆势而动，一切随自然形势而变。始终保持着勤勉刻苦、兢兢向上的人生志态。外界没有感到他们咄咄逼人的攻势，但他们也以源源不绝贴身缠绕的竞争“绵力”而以柔克刚，这就是他们的应对策略之一。

三、“想像群体”追述的意义

金乡古民居

金乡人的另一策略正如利奥塔所说“是通过神话退回到正统”。【5】以马克·柯里引他人的话来说，民族就是个人依附其上的一个“想像的群体”。地缘群体也可以是这样一个“想像的群体”，现在的温州已不仅仅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温州人遍及全国、全世界，这一“想像的群体”其实是放大了的温州；而温州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籍贯归属，而是一个特殊群体，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和注释。从金乡来看，它与温州的其它地方人群又有所不同，这一群体“屯兵后代”的身份更为突显。故事开始是这样的：

叙述人6：文化人

镇文化站干部陈克勇——我们金乡人都为英勇的"屯兵"后代：

“金乡人大都是明洪武年间抗倭官兵的后代。从洪武至嘉靖，中经二百余年，倭寇不时上岸劫掠，百姓深受其害，奋起抗击。信国公汤和奉圣旨在浙江沿海建五十九个卫城。金乡卫城即其中之一。金乡卫首任指挥使张候麒，也是金乡张家最早的祖先，因英勇抗击倭寇，铭记在金乡人的心中。金乡陈家、李家、夏家、王家等家族的祖先，皆是明时抗倭的官兵。金乡卫指挥佥事察罕贴木儿，有勇有谋，在一次与炎亭登陆的倭寇战事中大胜，‘擒斩甚众’，成为抗倭史上的名篇。”

一个“高贵”群体的诞生过程在讲述中完成了。其实人们在叙述中把历史难以想像的复杂性简化为一个简单事件的单一故事，它必定排除了它所要忽略的部分，使“屯兵后代”作为符号的意义载体这就够了。

在金乡人的叙事里，他们把他们的生活经验置于先前的脉络中，以确保它们是一个联系着的事件，能让人从中感到自然的一种内在逻辑性，这样做也是他们的一种叙事策略。金乡人谈到本地的殷大同品牌。就有这样的情结，他们的自豪之情会油然而生。

叙述人7：居民

老人陈明聪 ( 68岁）口述——关于本地最早商家“殷大同”：

“这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事。殷俊杰（祖籍宁波，后迁居余姚）带了七个儿子来金乡做地方官。因殷氏家族人口众多，生活拮据，他毅然弃官从商，开始创业，以本地产的柏子油作原料发动全家制蜡烛，品牌名就取‘殷大同’。在金乡、巴艚、马站开了三个连锁店，大家庭从此生活条件有所好转。后殷俊杰的弟弟俊义在余姚去世了，他的弟妇偕二侄同来金乡投奔。所以在金乡的殷家，共有九房。金乡僻在海隅，殷大同初开设烛铺，销途太狭，他欲赴都市扩张其营业。计未定，卜之于神，夜梦有老鼠衔烛南走。他遂挟货航海至闽，开始在福建泛船浦做买卖。殷大同蜡烛耐燃，亮度又高，物美价廉，销量日广，获利甚丰。可天有不测风云，在泛船浦开店两年后，惨遭大火，数年心血一概化为乌有。正在一筹莫展之时，凭着与金乡潘家的交情甚笃而转机。当时，潘家正好存有柏子油五百担，已储五年，颜色也由白变黄。潘家以为变质了，他不懂柏子油原先就要放上几年才能用。殷家以原价全部买下，东山再起，火焚后不到半年，就在福州重振雄风，制烛业日益兴旺，财源茂盛。殷大同的品牌，代代相传，直至民国。”

以上从民族地缘追述到家族创业史记忆，使用一种整体化的策略，完成了线性时间传递的这样一个印象：“即从民族血统到现代民族的绵延性是自然而然的、真实的”，追述的意义，就是把在这一地域群体“看成是不会改变这个民族的历史特色的、该民族的后来者”【6】，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继承着优秀的传统。一种地域观念的意识是一种中心化的线性写作的产物，是一种比喻。通过想像性和象征性，历史解释圆满地完成了为当下服务的一种策略。

叙述人8：学者

经济学家费孝通——关于金乡的访问：

“毗邻福建的金乡镇，主要是靠生产 徽章、塑片、红膜、标牌四类小商品。现在全镇有2800余户家庭工业，1984年人均收入年达574元。我走了几个家庭，一户用废铝作原料，制成‘五好’家庭的牌照和新疆乌鲁木齐锅炉厂的标牌。另一户是一些姑娘通过印刷等工序制成各式粘贴塑料商标，其中一枚是北京人民大会堂用具的贴标。家庭工厂市场之广，真是令人惊异。”

从1986年开始，费孝通三次前往温州调查，并三次撰文介绍温州经济发展情况，这也是学术界和经济界广为探讨的“温州模式”的由来。一位学术界泰斗会对这一片土地产生这样浓厚的兴趣，是他看到了中国民生民计的出路所在。

一个边缘群体就是这样不动声色地通过小叙事来使自已逐步转变了身份：不再是非法的，而是合法的。“身份仅存在于叙事之中”，他们解释自身的唯一方法，就是讲述了他们自己的故事，从而达到自我表现身份的目的。并且，经济学家们推波助澜把这一叙事模式推至全国范畴。

四、结论

金乡老街

在金乡这一块土地上，人们以逃离贫困这一朴实的愿望，选择了改革、选择了市场经济，在绵绵不绝的生活叙述行为中释放出民间自身极大的热情和想像力。这是一种超越了理想的经济本能，是跳跃在温州经济躯体内的最为朴素而核心的自由精神。

金乡人在运作自己的生存文化时采纳的是一种适应性非常强的“软文化”。这一策略没有鲜明的棱角和显露的锋芒，它首先寻求的是适应、理解与相互沟通，然后才逐步形成气候。它可以走向任何一种文化，被其接受，与其共存；同时，仍然保持自身的文化个性。

金乡魁星古庙

参考文献：
【1】武文《民俗叙事方式与民俗学话语系统》2005年
【2】耿化敏《从宏大叙事到实证分析》2006年
【3】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2003年
【4】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2000年
【5】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差异：争论中的话语》1988年
【6】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2002年
【7】《苍南文史资料第二十辑：抗倭名城——金乡》2005年
【8】金乡镇人民政府统计站《金乡镇统计资料汇编》2005年
【9】《苍南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金乡卫的今天和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