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 亲（05）

大秦

（纪实）

父 亲（05）

文/大秦

中 篇

十

我们罗家河村解放前一直归杨家寺管辖。早先叫士子里，后分别改为士子乡、杨家寺乡、士子镇、杨家寺镇。解放后，废除旧制，撤镇设乡。在原镇东南设置百合乡（驻地松树下），把包括罗家河在内的东南部的一二十个村划归百合乡管辖。

1954年春，土改复查工作结束后，设置斜坡乡（驻地斜坡）。1955年底，斜坡乡撤销，整体并入秦岭乡。罗家河村先由百合乡划入斜坡乡，再由斜坡乡首次划入秦岭乡。

1958年秋，秦岭乡改为秦岭公社。是年冬，秦岭、牡丹、杨家寺三个公社合并为大秦岭公社（驻地牡丹），下设管理区。1961年底，撤销大公社，设置小公社。我们梨树管理区的五个大队划归新设置的大柳树公社（驻地大柳树），撤销管理区。

1966年春，“四清”运动结束后，撤销大柳树公社，原梨树管理区的五个大队再次划入秦岭公社。此后，罗家河就一直归秦岭管辖。1983年改公社为乡，2017年撤乡建镇。

土地改革后，人民政府号召农户在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不变，劳动成果全归各家各户所有的前提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组织互助合作农业生产小组。我家也和村里几户关系较好的人家组成了互助组。几家人之间相互变工，扬长补短，互帮互利。

父亲当时二十多岁，身强力壮，并有十多年做长工的经历，是务庄农的行家里手。他大公无私，乐于助人，不管给谁家干活都非常卖力，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农活干得又快又好。因此，父亲在亲房邻居庄里人当中口碑很好。

1955年初，我们村组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姐夫已担任村支部书记，他推荐父亲担任村上一个初级社的负责人。在父亲的带领下，该社农业生产当年大丰收。各农户的收入比单干时翻一番，比另一个社的粮食单产高出许多。

1956年冬，政府号召扩大合并初级社，组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们村（组建高级社时把郭家河、罗家河两村合并为一个行政村，叫郭罗）和临近的梨树、斜坡、董集寨、麻山头共五个行政村的一二十个初级社合并组建成“五联”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五联社”。由于父亲办初级社成绩突出，又是党员，“五联社”负责人便吸收他为不脱产的管理干部之一。

1958年秋，政府在全国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就是把工业合作社（工）、农业合作社（农）、商业合作社（商）、文化教育（学）、全民武装（兵）合并组成的综合性社会基层单位。撤销乡镇，实行政社合一（基层政权机构和集体经济组织领导机构合为一体）。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即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在生产管理领域实行“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组织军事化”；在分配领域实行供给制或半供给制。土地、农具、牲畜、粮食等农业生产资料及劳动成果，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公社有权无偿平调，削长补短，抑富济贫，重新分配。

我是1958年秋上小学一年级的。至今隐隐约约记得语文课本第一页是彩色图片毛主席像，下面是“毛主席万岁”几个红色大字。第二页是飘扬的三面红旗图像，下面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万万岁”的标语口号。这是我刚上学时，一年级开学的第一课。

我们村所在的“五联社”和临近的“胜利社”等属于秦岭乡管辖的所有高级社合并组建成立了秦岭人民公社。入冬，与牡丹、杨家寺合并为大秦岭公社。公社在原来高级社的基础上设立管理区。我们“五联社”改成了梨树管理区。各行政村改为生产大队，下设生产小队。父亲担任我们郭罗大队大队长，同时也是梨树管理区不脱产的管理干部之一。

十一

1958年秋收结束后，从农历十月开始，大办集体食堂，实行生活集体化。公社社员以生产小队为基本单位，在集体食堂吃大锅饭。

集体食堂刚办起来时，刮共产风，让社员放开肚皮吃，以饱为原则。吃饭不要钱。工作组或者到村里来办其他事的外村人，走到那个生产队，就到哪个队的食堂去吃饭，不管人多人少，都能满足供给。在梨树小学上学的外村学生，中午也可以到梨树村指定的某个食堂去吃饭。

1958年大年三十晚上，我们村集体食堂擀的长面。老人更优惠，先坐席（四盘子）、再吃面。食堂席位少、地方小，只能按从村东到村西的顺序依次就餐。有位青年敲着小铜锣沿巷道呼喊传唤。我家住在崖上，排在最后。人家排在前面的人坐席吃长面时，急的我在食堂门口不停地向里张望，差点掉眼泪哭出声来了。

集体食堂好景不长，两个多月时间，各村把积攒下来的全年的粮食大部分都吃光了，村上的树木大半也被砍掉当柴火烧了，眼看就要断顿停火了。

1959年春，公社不得不采用定额供给制。通常是按年龄大小、男女差别、劳力强弱等基本情况分别确定不同的定量标准。定额制刚开始实行时，定额数量较高，勉强能吃饱，但很快就降低了定额数量，开始饿肚子了。

特别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严格执行“二四六八两”的口粮供给方式。就是每人每天面粉定额分别是：婴儿幼童二两、少年学生四两、妇女老人六两、强壮劳力八两的定量标准。除了酸菜，再没有其他任何可以食用的东西（集体食堂的酸菜也是限量的）。一般是以户为单位，按每户的人口数量及结构确定该户人家在食堂吃饭时，早上的熟面是几两，晚上的糊糊是几勺。食堂停火后，定量标准没有变，不同的是把晚上的几勺糊糊变成了几两番麦面，让拿回家自己做。

1960年秋，定额数量略有提高，但还是吃不饱，全靠一缸酸菜来填肚子。“瓜菜代”“人造淀粉（树叶）”成为当时的热门词汇。

我脑海中至今还能清晰地映现出我在集体食堂吃饭的凭据。它是一块约二寸长一寸宽、上面用毛笔蘸墨汁书写着一个“6”字的小木牌。当时因学生迫于生计都逃学去剜野菜，公社为了巩固入学率便想出此法。学生上学时由老师发给“饭牌”，晚上交给食堂管理员凭牌吃饭。第二天由管理员将“饭牌”转交学校，再由老师发给来上学的学生。否则就要饿肚子。

这种办法实行了不长时间就不起作用了。因全校所有学生都逃学去剜野菜，学生把老师给放假了。法不责众，“饭牌”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约束力量，退出了它的活动舞台。

曾有一段时间，为了巩固集体食堂，社员家中的炉灶全部被挖倒，不准灶筒里冒出烟火来。铁锅被砸烂后上缴完了钢铁任务。母亲将我家的一口大铁锅藏在地窖里，才躲过了工作组的搜查，侥幸保存下来。

“大闹钢铁”时，我们小学生也有钢铁任务。记得我为了完成老师下达的钢铁任务，万不得已，将小时候经常玩的一只特别心爱的裂口球形大铁铃拿去顶了任务。要不这只大铁铃现在就是文物了。

我们村（包括周边邻村）的集体食堂大锅饭，从1958年农历十月开办，到1959年农历十一月因各种原因停火为止，历时十三个月左右。集体食堂停火后，公社允许社员在家里自己做饭。大锅饭虽然停火了，但集体食堂仍然存在。社员的口粮（熟面、番麦面、洋芋）还是由集体食堂统一管理，统一制作，统一供给。早晚做饭前，每户必须去人到集体食堂按严格的定量标准领取自家的口粮。

1961年冬，人民公社开始整顿调整。先是缩小规模，把大公社划分为小公社；同时把历时三年多的集体食堂彻底叫停了；但供给制仍然存在，粮食还是由生产队统一保存管理。社员的口粮（原粮）不定期地按严格的定量标准分时段分给每家每户，要自己用人力推动小石磨磨成面粉。在这一时段内，必须合理安排，精打细算，细水长流，吃超不补。

1962年秋，人民公社全面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把原先的以公社为核算单位改变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取消供给制，实行“人七劳三”的分配制度。各生产小队全年的农业收入，先完成公购粮任务，再留足集体储备，剩余部分全部分给社员作为全年的口粮。是年春，还划拨了少量自留地，由农户自己耕种，收入归己。社员虽然一年吃不了几顿白面的蒸馍长面，但番麦面洋芋酸菜大拌汤完全可以吃饱肚子了。

现在把“大跃进时期”还有一种叫法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其实，1959年实际上是一个丰收年。在我们天水县西南，由于“大闹钢铁”、“引洮工程”、“五十铺水库”、“深翻土地”等人为因素，村里的强壮劳动力全部被强制征调外出，地里的庄稼无人收割，收回来的无人打碾晾晒，外加库存管理不善，一部分粮食蔬菜被白白烂掉了。这就是形成1959年冬至1960年春大饥荒的主要原因。

父亲作为管理区的干部之一，曾随同公社派驻管理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其他村的管理干部一起到各生产队去开仓放粮。各队的粮食由管理区统一管理，仓库门窗上都贴有管理区的封条，任何人不得私自打开。因此，各队的粮食都有不同程度的霉变损毁。其中最严重的是梨树大队一个生产小队直接堆在地上的和田、番麦近一半发霉变质，以致该队当年的饥馑在全管理区也是最为严重的。但和关家店、竹林、黄集寨相比较，我们梨树管理区的五个大队算是生活在天堂里了。那个阶段来我们村讨饭要馍的人，绝大多数是关家店的，其次就是竹林黄集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