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家的故事 第一集 我家的故事∝∝

子敬爷爷

前言

此文我是2015年开始写的，当时我己 85岁，己经很难把零碎的记忆串接起来。

现在我正在向90岁迈进，记忆力和写作能力更差，但又不得不把文章加以改善和補充起来使其完整一些，以免有一天我也糊涂了，这些故事就没人知道了。

我的这一代，父母生了我们兄弟姐妹16人。我的兄弟姐妹的下一代，由于工作需要，有的去了国内的其他省份，有的去了国外，他们与我的联系就少了，甚至没有联系了。

可以预见到，此文必有很多不足和谬误，请阅读者谅解，并提出修改意见。

一、我的爷爷及父辈兄妹的故事

我的爷爷是满清时期的武举人，在四川省华阳县任职，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他性格豪爽，好喝酒，讲义气，喜欢打抱不平，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种。我的奶奶姓张，其父亲是文举人。奶奶留下了一张照片，是和一个小女孩的合影，那个小女孩儿，后来是我五哥的妈妈。

图1（1900 年代）：父亲的母亲和五哥的母亲

每年中元节，父亲都会按照家谱给祖宗们烧袱子（纸钱）。他亲自把纸钱一包一包的用白纸封好，每包大约一本书的厚度，然后在每包上用小楷毛笔工整的写上“ 故显考（显妣）×× 老大人（孺人）收用”字样。写完后，放在一个大火盆上，点火烧，以祭奠祖宗。我估计父亲用来写袱子的家谱，解放后已被毁了。

父亲有三兄妹。他的弟弟，名叫李云凡。本来是我们的叔叔，我们叫他爸爸，可能是第一个母亲生的孩子，在二姐前面的都没有带活，因此把二姐过继给他，二姐叫他爸爸开了头，后面的孩子跟着这样叫他，称呼就这样延续下来了。父亲把爸爸（实际是叔叔）安排在21军军部做文书，不幸他染上了毒品，吸鸦片。父亲让他戒了多次，都不成功，最后还没来得及娶妻生子，就死在了万县。父亲花了很多钱把他的尸体从万县运回重庆，请和尚为他念了好几天经，而后隆重地安葬了。

父亲的妹妹叫李静秋，我们叫她孃孃。妹夫叫张运昌，又名张达元，我们叫他张姑爷。他们对我们非常和气。我们常去他家玩，在皮沙发上蹦蹦跳跳，拿着张姑爷的军帽戴在头上玩，他们从不干涉，任我们玩耍。孃孃非常聪明，她不知从哪里学来的医术给人看病，逐渐有了些名气，远近的人常来找他看病，有的人还用滑杆来抬她出诊。

图2（1930年代）：右起 孃孃、二表哥、张姑爷、大表哥

张姑爷出生于封建大家庭，他是他父亲的第四个夫人生的。张姑爷在清朝时期的陆军小学毕业，后任郭勋祺的参谋和副官。郭勋祺亲共，与陈毅（开国时的元帅）的联系，就是由张姑爷传送信息。

郭勋祺最初是我父亲的马弁（即现在的警卫员）。后来，在四川军阀刘湘手下，由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一直升到师长。

解放后，张姑爷很悲惨。因为他曾经糊里糊涂地被反共救国军列入了名单，其实他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但被一个过去的同事为了立功减罪举报了，被列入了历史反革命。

1959年夏天，我作为军委装甲兵技术工作条例编写组14个成员之一，出访广州军区时，专程去探望了张姑爷一家。

走进他的家门，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副凄凉的景象。客厅里只有一张木方桌，和一张铺着凉席的木床。只有孃孃和两个小女孩（她的孙女：张明瑛和张明琛）在家。女孩大约两三岁，正在把床当做桌子吃午饭。孃孃告诉我张姑爷没有回来，他在马路上给人擦皮鞋。大表哥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农村了，大表嫂也不在家，家里现在就剩下他们一老两小。

我和孃孃聊了一阵，就去街上找张姑爷终于在一个城乡结合部的街上，看到了张姑爷，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搽皮鞋的老太太一样，张姑爷坐在小板凳上，前面摆着擦皮鞋的小木箱。我叫了声张姑爷，他非常怀疑地、吃惊地看着我，不相信是真的。我们聊了起来，他问我：他可不可以给陈毅写信？我说当然可以。但是，他想不起跟他联系的共方人员的姓名和准确的职务。临别时，他背着擦皮鞋的小木箱，提着小板凳，依依不舍地一直送我，久久不愿分别。最后，他说：“十弟弟，可能我们再也见不到面了”。

 1966年，他被红卫兵遣送回到四川，再后来，他就卧轨自杀了。

二、我父亲的故事

我的父亲李孟凡，又名李楷（1890.12.17-1953.2），早年考取了满清时期的成都东游（日本）预备学校，并获得了足以完成学业的奖学金，但是，爷爷（父亲的爸爸）把奖学金拿去花了，父亲因此没有实现去日本留学的愿望。一年半以后，他到四川大足县，投考了四川最早的军官学校一一四川陆军弁目学校。

图3（1920年代）：父亲

在弁目学校里，父亲遇到了后来在四川呼风唤雨的军阀刘湘、潘文华、邓锡侯、杨森、王赞绪、王陵基等同学。由于父亲看不惯学校队官陈风昌“仗势欺人”“语言刻薄”，在一次酒醉后，骑着马遇到了陈队官，他对着陈队官一通大骂，然后父亲被开除了。

父亲曾经和儿子们说过，在弁目学校，训练很艰苦，每天训练结束后军靴里都能倒出汗水；还提到他曾带兵到西昌去打仗，很冷，雪山上的光很强，他们都要戴墨镜；还讲到曾经过一个山区时，所有的人都不能讲话，不能咳嗽，必须轻轻地通过，否则，两边的高山上就会滚大量的石头下来。

父亲虽然在弁目学校没有完成学业，但正是这段经历和这些同学，让他后来在很多事情上得到了许多关照。

父亲一生的军旅生涯，以及他经营的生易，见我的大哥李汉辅写的《童年》上集、续集，和他写的《先父李孟凡创业简史》，二哥李庆樑的自传《路漫漫》和我的侄女，即四哥的女儿李斓所著《民国闺秀画像中的家园》。下面仅补充几点：

① 在抗战初期，父亲是重庆警备司令部参谋处的上校处长，那时，警备司令部的司令是李根固。

我在解放后，从巴蜀中学初三上期跳班考进广益中学高中时，就跟李根固的两个儿子同学，不同班，他两比我大。但住在同一间寝室。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是三层楼房顶层的整个一层，可容纳30多人。

这两个孩子胸怀抱负长大了去当土匪，杀富济贫。他俩有很多健身器材，比如拉力弹簧的扩胸器、哑铃、举重的石锁等，每晚都要练习。兄弟两身材都很高大，壮实。好像是在第二学期有人告了密，这两兄弟被抓走了。

②大哥说，当年，我父亲带他们四大金刚，到李根固家里去玩耍的时候，看见他们互相称呼时，父亲叫李根固为汉臣（李根固的字号），李根固叫父亲孟凡，没有上下级之间的那种拘束。他们去刘湘家里玩，还看见刘湘的妻子自已洗衣服。不像现在的高级干部那样，由勤务人员做家务事。她们都是自己做。

③有一年，我去广州看望大表哥，（那时，张姑爷和嬢嬢已经去世很久了）他给我讲了很多我家的故事。其中，他说我父亲从军队下来后，经商是从开长亭茶馆（1930年左右）发的家。我父亲很精明，除了使用好茶叶外，每天还先把茶叶称好，一袋一袋装起。来喝茶的人很多，有文人墨客，如：郭沫若、老舍、曹禺、田汉等。因为长亭茶馆临近军部，有的是找军部办事在这里歇脚。所以生意特别好。长亭茶馆除了卖茶，还卖一些小吃。每天晚上我父亲清点收入，银元一垛垛的。以后的生意，是从这个基础开始的。

④ 父亲一直以无党派人士自居，是地段上的袍哥大爷。1947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选举，推选父亲为国大代表，父亲口头声明无效后，采取了登报公开申明：拒绝担任。幸好母亲把当天的报纸保存得很好，解放后，一个什么运动牵涉到解放前的国大代表，调查到父亲，母亲及时拿出那份报纸来证明该事件与父亲无关。

⑤ 关于袍哥，我知道父亲是当地的袍哥大爷，但他做的主要是协调或处理一些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跟大家利益相关的事情。比如，有一次我听见他跟母亲讲，某人和某人因为什么事情干起来了，父亲要请大家到茶馆去处理此事。又比如，解放时，父亲怕败兵必乱，发生抢劫和奸淫烧杀等骚扰百姓的事件，他便组织各家各户准备好饭菜摆在家门前，等待退兵或散兵到来时主动给他们，表示慰问。结果，退兵经过时，本地区没有发生一件上述现象。他们也没有专门的办公室之类的固定场所，大家都有自己的职业，有自己的工作岗位。

⑥关于打会筹建义铭医院（后来改名外科医院）一事，六妹是重庆市市中区房地产权户藉监理所的干部，义铭医院的房屋资料属于她管辖。后来落实政策时，李义铭的后代想要回其产权，闹了很久，最后还了他几套居民住房。六妹看过义铭医院的房屋档案，很厚，确实有记载打会筹款一事。打会者是三个人：李义铭、李孟凡和王姨爹。我重提此事，仅是说明父亲曾经做过的事情。

三、父亲先后娶过四个妻子

第一个妻子名叫温小琴

她个子很小，身体很弱。父亲带她外出，常被人看成小孩。她生下我的二姐李淑芳，在二姐三岁时，她就病逝了。她去世那年应该是1920年吧。大姐叫李淑芬，是别人家的孩子，过继到我们家的。

第二个妻子名叫游筱箐（1904.1.20-1989.1.16）

她是我的母亲。是第一个妻子去世后，1926年左右与父亲结婚的。她生育了我的大哥李汉輔，二哥李庆樑，四哥李庆余，八哥李朝义，我李朝杰（排行老十），四妹李淑明等6人。

图4（1922年）母亲

第三个妻子，就是我奶奶那张照片上的那个小姑娘

奶奶非常喜欢她，后来她与我的父亲结婚。17岁生下我的五哥李仲能后，不久患天花去世了（她去世那年大约是1930年吧）。她临终时托付我的母亲一定要把这孩子好好养大。我的母亲答应了她，并且兑现了承诺，母亲视他如同己出。孩子之间闹了矛盾，母亲总是偏向他，说其他的孩子不是。

同样，母亲对3岁就失去亲妈妈的二姐，也是给予了无私的母爱，一直以来，待她亦如同亲生。

所以，在我成人之前，以为二姐和五哥都是我母亲亲生的。母亲对亲生的和非亲生的两个子女，直到最后，都一直同样的关心和帮助。

第四个妻子名叫李琼若（1913.1.19-1981.4.30）

她是第三个妻子病逝后与我父亲结婚的。她是前清官宦人家的姑娘。其父亲是四品候补官员，在由山西经重庆去上任时，在重庆病逝。她生育了我的七哥李朝礼、九哥李朝廉、十一弟李朝治、十二弟李朝国、十三弟李朝定、三妹李淑英、五妹李淑平、六妹李淑梅等8人。

我们兄弟姐妹的排位，是男女分别排行的。男孩的排位是：一、二、四、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女孩的排位是：二、三、四、五、六。其中九哥和三妹两人在儿时夭折。大姐、三哥和六哥，都是别人家的孩子过继给我们家的，占了排行。大姐叫李淑芬，三哥叫张云义，六哥是邻居黄裳吉参谋长的孩子（名字不清楚了）。

父亲虽然娶过四个妻子，但长期生活在一起的是游筱箐和李琼若。另外两位早年去世。

我们叫游筱箐为太太，叫李琼若为娘，叫父亲为伯伯。娘叫太太为姐姐；太太叫娘为妹妹。太太和娘之间，相处也是很和谐的。

我们兄弟姐妹16人，相处也很和睦。由于年龄差异，男孩子中，大、二、四、五哥常在一起活动，被家人称为“四大金刚”。中间的七、八、十 常在一起生活：一起在孟园居住，一起在蒙子园居住，一起在观音岩居住，也成一坨。

四、我的母亲和二姨孃的故事

母亲曾告诉我，我的外公（母亲的父亲），是教师。关于外公、外婆的其他方面，我就不知道了。

图5（1900年左右）：两边 母亲的父母，中间 母亲和她的妺妹，左二 母亲的外婆

（一）我父母的相识和结婚，还有一些故事

当年，父亲带兵驻札在邻水县我母亲读书的学校一一邻水县高级女子小学附近。那时，一般是男孩子上学，女孩子不上学，而且男孩子是读私墪。邻水县的这所高级女子小学是新潮派办的洋学堂，与现在概念不同，不是年龄小，而是洋学堂的第一个阶段，其实学生都是十四、五岁到二十岁左右的青少年女子。所以二姨娘后来由党组织直接派送到中法大学去学习，而没有经过中学这样一个中间过程。

父亲看上了当时还是学生的母亲，感觉这女孩子很漂亮，一见钟情，多次观察后，向校长提出要与母亲结婚。母亲为了逃婚，离开了家，躲进了一个山洞，二姨嬢每天偷偷给母亲送饭。甚至还让母亲故意掉了一只鞋子在河边，制造跳河的假象，这样躲了三天。后来，父亲找校长解译说女儿是前妻生的，前妻已去世几年了，女儿无人照管等等，并假装整理衣服，露出了腰间的手抢。校长有些惊讶，但是他知道母亲逃婚的最大原因，是她看见父亲带着女儿，以为父亲已有妻子，现在明白了。所以，校长说服了母亲，并亲自作了媒人和证婚人。

（二）母亲和二娘孃跟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联系



那时母亲在学校已经是很积极的进步分子，她与游茨箐（我的二姨孃，母亲的亲妹妹）、张碧玉、黄伯坚、曽淡如、黄毓灵等十个女同学组织了一个“十姊妹会“，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党的外围组织（1925-1928年）。

因为二姨爹（黄梦溪，又名黄竟生、黄坦）是1920年代在北京大学入的党，是川东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所以，“十姊妹会”在党的领导下，做了许多进步的工作，重点是反对虐待妇女，反对缠小脚，反对童养媳，要求男女平等，要求妇女解放，等等。所以母亲、二姨孃和她们十姊妹都是天然脚。十姊妹的同学很多在此期间加入了共产党或共青团（二姨孃是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加入共产党的）。

图6（1920年代）： 母亲（左）和她的同学们

“十姊妹会”的大多数同学，参加了1927年3月31日共产党组织的、在重庆打枪坝声援“南京惨案”的集会话动（参加者三、四万人）。

四川军阀刘湘派郭勋祺等人去镇压。我父亲提前知道此消息，就告诉我母亲，叫二姨娘不要去参加。可是这场活动就是二姨爹和杨闇公（后来的国家主席扬尚昆的四哥）等人一起发起的。而且开会时，二姨爹要和杨闇公这些地下党领导人坐在主席台上，二姨孃坐在主席台下，不可能不参加。

第二天，郭勋祺骑着马领着队伍，叫他的人跑到前面去通知杨闇公快逃跑。等郭勋祺带着队伍来到时，杨闇公等一些重要人物已经跑了。扬闇公是几天以后在船上被特务认出来抓到的，不久就被杀害了。

当集会被破坏，学生被追捕时，母亲将邻水籍的几个党团员隐藏在家中，但是，此时二姨孃已经被警察在追捕中把手刺破了。

重庆“三·三一”打枪坝事件死伤了很多人（死130多人，伤1000多人）。是重庆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二姨爹后来患肺病，一直住在我们孟园的一栋楼房里养病，直到病逝。

母亲和二姨孃等人的“十姊妹会”在邻水县的活动，在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6年第10期有实名记载。

母亲结婚后，相夫教子，不再过问国是。但是“十姊妹会”的同学关系好，大家往来密切，经常到我家来玩和打麻将牌。邻水县相识的党、团员也利用父亲的身份，让母亲不知不觉地传递信息和传送信件。于是，1930年的一天，母亲因为答复曽淡如（共产党员）钱已经收到的回信被当局查获，母亲被捕了。特务们审问她时，还问道：你们说的天亮了，是什么意思？

父亲知道母亲被抓，到警备司令部发了脾气，几个小时后，母亲就被放回来了。当时，重庆市的市长潘文华，是父亲在弁目学校的同学。

图7（1930年代）：前排四大金刚，右起：老四、老大、老二、老五，后排右起：母亲、二姐

“十姊妹会”中的张碧玉，我们叫张嬢嬢，她为了逃婚，躲避罗师长的追求，在我家住了很长时间。后来她加入了共产党。她的丈夫葛泗桥，我们叫葛伯伯，是老共产党员，在李子坝开了一家米厂，为共产党筹集资金。

葛伯伯是托洛斯基派，后来苏联的列宁去世，斯大林掌权后清出异己。国内共产党也跟随清除托派，葛伯伯和张嬢嬢被迫携家逃亡香港，成了真正的资本家。

1980年代，我应香港客户邀请去香港，顺道看望了他们的女儿葛时珍一家，而后，她丈夫孟广瑜两次来深圳看我。后来，我去过他们在深圳的工厂，看望他们的小儿子葛时科。

图8（1930年代）：前排左起：二姐、大哥、母亲；后排左起：二哥和他奶妈、四哥和他奶妈

“十姊妹会”中的另一个同学黄伯坚，后来也加入了共产党，也常到我家来玩，她爱打麻将牌，吸鸦片。解放后，她的丈夫据说是大地主，她也跟着挨了批斗。



图9（1920年代）：右起： 二姐、母亲、母亲的三个同学及其小孩

（三）母亲还救过《红岩》小说中的江姐（江竹筠）



江姐第一次是被警备司令部抓的，她是李义铭的侄女，李义铭是娘的表姐夫——王姨夫的亲家，同时王姨夫、李义铭和我父亲三人打会筹建义铭医院，我母亲还带着四妹去参与吃饭，大家关系比较近。所以，江姐的家属通过李义铭的家属找我母亲，让她给我父亲说。那时，没确切的证据证明江姐是共产党，又是警备司令部抓的，所以通过我父亲的沟通，把江姐放了。后来江姐再次被抓，是国民党特务抓的，而且是叛徒出卖，就没办法救了。

图10（1920年代）：中 母亲，右 二姐，左 母亲的同学

（四）家训：要青白传家



每年春节，大年三十吃年饭，母亲都要亲自下厨房做一个菜，就是小葱烧豆腐，做好后，她亲自送到我们桌子上并对我们说：这个菜叫“青白传家”，吃了这个菜，要好好记着一辈子青青白白做人，明明白白做事，不能做不清不白的贪污腐败的人。

五、娘和王姨妈的故事

（一）娘前半辈子很亨福，后半辈子很凄苦



娘是山西人，他爹是清朝四品候补官员。在上任途中，经过重庆时患病去世，留下了娘和娘的妈妈。娘很漂亮，皮肤很白，很善良，脾气也好。她比太太（我母亲）小9岁。娘的妈妈，我们叫外婆，其他人叫她李外婆。她信佛，喜欢不停的做手工。她一生做了很多三寸金链的小脚女人穿的锈花鞋，可是她和娘都是天然脚。也许父亲喜欢天然脚吧，在那个女人以小脚为美的年代里，他先后娶的四位妻子都是天然脚。

图11（1934 年）：当时的全家福 前排左起 四哥、母亲、二哥、五哥、娘、大哥；后排左起 二姐、父亲和八哥、七哥和他的奶妈

解放后，我家迁住到纯阳洞一栋两层楼有四个房间的简易房子里。娘被选担任段上的代表和人民陪审员。

1953年父亲因高血压突然发作去世后，我的母亲离开了家，先后去帮助在北方工作的二姐、二哥和四哥带小孩和管理他们的生活。

家中年龄还小的十二弟、十三弟和五妹、六妹，还有外婆，就靠娘一人管了。每天要买菜，要做饭，还要把煤面做成煤球（那时是烧煤球），烧火、背火等等，一切家务事都是她一人。还有上大学的四妹和十一弟假期要回来。

而且那时经济上也很紧张，自从1953年父亲去世后，主要是靠在外面工作的兄长们，每月把钱通过母亲集中起来寄给娘、四妹和十一弟。

同时，娘有时也卖一些古董、字画和家具来补贴开支。有一个苏联人，专门来收购娘卖的这些。那个时候，古董和字画不值钱。有一年，我从部队休假回重庆探亲，我看见娘50元就卖了一个三开门的大红木衣柜。

那时，在解放碑中心地带（就在碑的旁边），我家有一栋三层楼的铺面，被公私合营了，每个月政府给七块多钱作利息。正是这点利息，让娘背上“资本家”成分的包袱。总之，这半边家，她一个女人撑着，实在不容易。

再往后，她因为颈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一只脚跛了，进了医院，她怕做手术，主动出了院。但她仍然每天跛着脚做事情，受了许多罪。再后来，走不动了，躺在床上了，背烂了，生了褥疮，拖了很久，终于在1981年逝世了，享年68岁。她的一生，前半辈子很享福，后半辈子很凄苦。

（二）王姨爹是全国政协委员，是第一个把卡介笛引入中国的学者和医生

娘有一个表姐，我们叫王姨妈，她姓李，是李外婆的干女儿。她的丈夫王姨爹 ，名叫王眉白，又名王逸夫，王良。解放后，国家在成都办了一个卡介苗研究所，王姨夫是所长，是全国政协委员。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是第一个把卡介苗引入中国的学者和医生。大概在1970年代，我在《文汇报》上看到一篇专题，占了整个半页版幅，报导并赞扬他引进卡介苗的功劳。

王姨爹有个习惯，就是吃饭很讲究，他不与大家共食，请他吃饭，要给他单独一人一份。他自己办的诊所，穷人看病不收钱。

（三）从王姨妈家挑来几十箱字画和磁器



记得我们住在捍卫路时，一天，看到一些挑夫挑了几十个箱子（好像是40个箱子）到家里来，是从王姨妈家里挑过来的，箱子里装的是一些书画和瓷器。这些东西是娘的爸爸去世后，暂时留在王姨妈家里的。

我们家每逢节日或有特别的客人来吃饭时，使用的盘子、碗、调羹和小碟子，其底部都印有明朝或清朝哪个年代制的字样。

每年夏天，父亲会叫我们跟他一起，把箱子里卷起的书画拿出来展开让太阳晒。

解放后，娘陆续变卖了一部分书画，剩下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抄家收走了。文革结束后，十二弟去找相关部门讨还，结果只拿回来了三幅画，都已被划为了国家三类文物。据说，十二弟把它卖了，作为他办汽车修理厂的启动资金。

文化革命时，把从我家抄出的这些东西，和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满清官员服装、金锭和银锭，放到琵琶山公园展览。在展台上还把我抄写的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说是我写的反动日记。把我在北京买的留声机，说是敌特用的发报机。

六、我家住宅的情况及相关的故事

最初（1930年左右）住在联升街，是由我父亲亲自设计和修建的一栋六层楼的独立楼房，那时重庆还没有汽车，所以靠长江的下半城比在山背上的上半城繁华，联升街位于下半城，现在的凯旋路中学（后又改回原名：复旦中学）一带。

同年，又买了鹅公岩付家沟的地60亩，即现在的“重庆抗战兵工旧址”一带，修“孟园”（即“李家花园”）作为在乡下的花园别墅。

后来（1934年左右）买了观音岩的地6、7亩，修建了一栋两层楼的住房和花园，联升街的房子租给了别人， 我们就搬到了观音岩住家了。

同时在两路口的龙家湾（现在的王家坡）买了一块地。

再后来（1941年）“孟园”因国民政府在附近挖防空洞修建地下军工厂，不得已卖给了国民党总参谋长何应钦，买了江北的地30亩，修建“蒙子园”作乡下的花园别墅。

同年，在捍卫路（当时叫捍卫新村）买了地修建住房，把观音岩的住房改为宾馆，取名“大东宾馆”，住家就搬到了捍卫路。

这时，还在解放碑中心地段（现在地下商场的进出口），买了一间三层楼的铺面（租给了一个牙科医生）。

此外，母亲告诉我，她和二姨孃还各买了半匹山。因为是解放后才给我讲，她没有说地址，我也没有敢问。

解放后，卖掉了观音岩的大东宾馆和捍卫新村的住房，土改分掉了蒙子园，家搬到了纯阳洞一座简易的、木质的两层楼。那半匹山自然也就被国有了。

娘先后一直住在城里的观音岩和捍卫路，解放后迁到纯阳洞。抗战期间，为了躲日本飞机的轰炸，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年龄中间的：七哥、八哥、我、四妹，有时还有十一弟，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乡下的孟园和蒙子园。

我5岁以前住在“孟园”和观音岩。5-7岁住在“蒙子园”和观音岩。7岁开始，直到16岁参军前，一直住在捍卫路。捍卫路是我住的时间最长的地方。

下面，分别讲述各个住宅我记得的情况及其相关的故事。

1、联陞街

联陞街住宅是1930年修建的。我那时还未出生。听大哥讲那是一栋独立的、六层楼的楼房（这次大哥画的是五层楼），一楼和三楼都有门。三楼的门外，是一条斜坡的梯坎路。位于下半城，在现在的凯旋路中学（复旦中学）一带。当时重庆没有汽车，下半城靠江，比上半城繁华。

图12：联陞街 住宅（大哥绘制）

2、孟园

“孟园”，当地人叫“李家花园"，很大，占地60亩。包括住房背面悬崖上面的一小部份、住房及其周围的平台、和住房前的一大片斜坡和其间的平台地区。

图13：孟园 住宅全景（大哥绘制）

孟园的住房，有两栋楼，一栋是一层，一栋是两层。每楼各有一个院坝子和围墙。除了这两栋楼外，还有另外一个房子是修建在天然岩洞里。

一层楼的那个院子是1930年左右建成的。两层楼那个院子是1934年建成的。房子都很讲究，所有的窗子都是用很精致的、五彩的、有刻痕的彩色厚玻璃，跟国外那些古教堂用的玻璃一样。

图14：孟园 住宅之一（房屋在天然洞里）

图15 ；孟园 住宅之二（一层楼小院）

住房的背面是一个很大的悬崖。悬崖上有一处有清水流下来形成一个瀑布和顺势下流的小溪。小溪的水很浅，我们常到小溪去搬（抓）螃蟹。螃蟹常躲在小溪里的石头缝里，只要搬开石头就能发现（所以我们叫“搬”螃蟹），搬到刚出生的、身体还是透明的小螃蟹，立即放进嘴巴里吃。因为当时听说吃了对身体好（现在不煮熟无人敢吃了）。

孟园里满处是各种果树和花树，还有各种草本植物的花。树木和花草品种之多，我都叫不出名字来。

我记忆最深的有核桃和板粟。那是因为在孟园里的路上，我拾到一个成熟后掉下来的核桃，听人说过，核桃是胡，要让它外面的肉烂掉了，才能吃到它里面的胡。所以，我把它埋在了路边，然后经常去看它的肉烂掉没有。

孟园里的白兰花树最多，又高大，大约都有十几米高。每棵树的周围都架有脚手架，白兰花开了后，花工们就可以爬上去摘花。

孟园里还有许多草本植物的花，有各种茶花，鸡冠花，大理花，枝子花，苕花，菊花……，还有很多花我叫不出名字来，还有一种剝开它的果实的皮，就像汽车轮子一样的花。

图16：孟园 住宅之三（两层楼小院）

夏天，孟园里知了（蝉）很多，我们常学着四大金刚的方法，用一根长竹竿把蜘蛛网搅成一坨，然后利用蜘蛛网的粘性，去粘知了。

孟园的住房前有一条小路，通往山下我家的一个很大的的鱼池。鱼池是长方形，中间有个小島，小島也是长方形。我们常去那里玩。

去鱼池的路上要经过一个两、三米见方的蓄水池。有一次，我跟着七哥和八哥一起走去鱼池玩，在那个蓄水池边上看到一只青蛙，我扑过去抓青蛙，青蛙一下跳进蓄水池里，我再一扑，那知刚下过雨青苔很滑，把我滑到蓄水池里了。那水池很深，我很快完全被淹没，挣札了一阵已经无力了，只剩下双手还能偶尔举起。这时八哥很机智，立即抓住我的手，叫七哥一起把我拉了起来，然后才回家叫人。如果他们当时吓到了，或者当时回家叫人，我就没命了。那时我大概三、四岁吧。



在孟园里，有一天我看见三个花工挑着大糞，从一个掉脚楼式的门洞穿过，他们看到我后，放下挑子，把扁担夸放在两个糞桶上，而后坐在扁担上休息。看着我穿的开裆裤，打趣的逗我。说：“十少爷，你看，你的小雀雀飞了，哈！哈！哈！......”那时，我觉得他们很高兴，跟主人的孩子开玩笑，没有一点拘束。

父亲长期不在孟园，孟园只有太太（母亲）管，所有的长工都是自觉地干分配给自已的活路，没有人具体指挥，更无人监督。

孟园，是我家最富裕的时期。家中常年雇佣的人就有十几个：3个花工，至少2个奶妈，2个女佣，1个厨师，一个管家，一个看门人，还有家庭教师，有的家庭教师还带着她的一家人。

那时，每生一个小孩，就雇一个奶妈。有的孩子不吃奶了，奶妈仍留下继续工作。比如我的姜奶妈，一直到我家搬到捍卫新村，她都在我家。她的儿子上小学时，还来跟她一起住在我家的佣人房里。他儿子的名字也是我父亲取的，叫李秉学。跟我读同一个学校——捍卫小学，比我低一个年级。

那时，招聘佣人的费用很低，厨师大略4元大洋/月，女佣人大略2元大洋/月。有个厨师还凭他的收入娶了两个老婆。

八哥的李奶妈，在我家也做得很长，她积蓄了一些钱买了地，解放后被评为地主。在大饥荒时期，她来找过娘，娘不敢收留她，后来被饿死了。

抗战时，国民政府在“孟园”附近挖防空洞，修建地下兵工厂，1941年左右，父亲不得已登报出售，以15万元卖给了国民党总参谋长何应钦。15万元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款项。解放后，国家修建“重庆建设机床厂”（军工大厂），因“孟园”的位置处在该厂区末端，被作为了该厂的建筑垃圾场。所幸的是2017年樊建川修建“重庆抗战兵工旧址”展览馆，把“孟园”的地址保留下来了。



图17：孟园（李家花园）旧址 ①

图18：孟园（李家花园）旧址 ②

孟园里还有我的爷爷、奶奶（父亲的父母）的坟墓，孟圆卖掉后，大哥去上过坟，看见何应钦对孟园的房屋和环境丝毫未动。解放后，四妹和母亲也去上过坟，坟也是完好的。

3、观音岩

观音岩住宅1934年建成。位置在重庆市外科医院（以前的义铭医院）斜对面的半山腰上。住宅背后的山上，是当时专门演出抗战戏剧的“抗建堂”，也是重庆唯一的话剧院，很多著名的话剧都在这里演出，譬如：《清宫外史》、《雷雨》、《屈原》等等。山顶上，是琵琶山公园

住宅的主楼是一座两层楼的楼房，楼房前有两个被搂房分割开的坝子，两个坝子的两端各有一间佣人住的大房子。主楼有房26间。佣人房2大间，分别位于坝子的两边上。在主楼下面花台的两端各有一个大客厅。主楼的后面，两边各有一个洗衣楼，一个浴室，一个厕所。在佣人住的大房子的下面一层，是向下行的石梯通道，石梯有大门，晚上要关门防盗。走出石梯，是交替的两层花园和两层过道。通过花园和过道，沿着向下的石梯就到了大街——当时重庆的主干道中山一路。

楼房是对称的，中间过道有厚厚的隔门，关闭隔门，楼房就成两个独立的完全一样的单元。两个单元各有洗衣楼、浴室、厕所，佣人房和客厅。有相同的进出路，互不干扰。整个房屋如果从天空中由上往下看，成“山“字形 。楼上租给了别人，我们家住一楼。太太和娘住在一楼中间的两间。孩子们和男佣人住在其他的各间。女佣人住在坝子端口的大房间。

图19：观音岩 住宅（大哥绘制）

主楼的背后，有防空洞。防空洞是建在一个整体的石头山中。每逢空袭警报时，我们全家、二姨嬢家，以及下面商铺和一些邻居们，都躲进这个防空洞。

一楼坝子种有葡萄，葡萄沿着搭在两边的架子往上长到顶上，再沿着顶上的架子张开来形成一个遮太阳的蓬，把整个坝子遮住。每个坝子上常年摆着四个圆鼓型的瓷凳。

一天，黄维德（二姨孃的儿子）坐在该瓷登上，摇摇晃晃的玩，一不小心把凳子摔坏了，他吓坏了，因为他知道我们家古董多，这个瓷凳也是古董，值不少钱。正在他紧张之时，我父亲走来看见了，虽然不高兴，却没有为难他。这事，黄维德几年前还谈起。

照片20（1920 年代）：母亲 在观音岩住宅 花园的梯坎上

父亲在观音岩住宅的下方，临街修建了六间三层楼的铺面。中间的一间，由我母亲一人出资，给二姨孃在底层开糖果店，取名“稻香村”，二、三层供他们住家。当糖果店开始盈利后，我母亲就主动退出来，让二姨孃自已经营。二姨孃就靠此店的收入，辛辛苦苦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女儿和女婿现已退休，都是副军级待遇，儿子也已退休，退休前是重庆市设计院负责人之一，正教授级总工程师）。

二姨孃胆子很大。一天，一个土匪持枪来抢糖果店，不料，抢卡了壳，二姨孃居然抓住枪，把土匪交给了警察。后来该土匪被枪毙了。

母亲和二姨孃关系一直很亲密。解放后，当二姨孃家经济好起来而我们家较困难时，二姨孃每月给母亲寄钱，母亲每月将我们和二姨孃给她的钱集中起来，分别寄给重庆的娘和上大学的淑明和朝治。

六间铺面中间的另一间，父亲开了冷饮店，卖冰淇淋 、汽水等等冷饮。当时重庆只有我们一家卖冷饮。以前在一心花园卖过，但按照那时政府不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政策而撤了。这时重庆市仍只有我们一家。父亲是从上海了解到做冰淇淋和汽水的技术的。

我去店里玩时，父亲告诉我冰淇淋是怎么做的，我也看到店员们操作的过程。那是一个小的木桶，直径40公分左右。木桶里面一个铁皮的圆桶，直径20多公分，铁桶里面一根铁棍，铁棍上有一些刀片。然后用齿轮把它们连接起来，用一个手柄转动齿轮，让铁桶和铁棒可以不同的速度转动。这样，在铁桶里倒入牛奶和鸡蛋黄的混合液，在木桶里倒入冰块，然后不停地摇动手柄，冰淇淋就做成成了。卖出时，用一个半圆形带刮片的勺子舀到杯子里。

汽水，是在冷开水里加苏打和白糖，然后装入瓶中，再放到防空洞里冷却。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电冰箱。

图21 我在观音岩住宅 花园的梯坎上

抗日战争中，1939年5月3日，日机对重庆大轰炸，临街的六间铺面，被日本飞机用燃烧弹炸（烧）平了。幸好拉空袭警报后，商铺的人员都躲到我家的防空洞里，没有伤到人员。然后，父亲重新修复了这六间铺面。

在观音岩的坝子里，我曾经亲眼看到过两架飞机在天上打仗。一架飞机把另一架飞机打中了，那架飞机冒着烟掉下来。后来才知道那是一架日本的侦察机，被美国的战斗机打下来。

也是在观音岩，我第一次见到汽车。那是在抗战胜利后，好像是一辆公交车，在车子屁股后面背了一个直径40-50公分的圆筒形的灶，烧木炭。从义铭医院方向开过来，那是一个小上坡，汽车爬不动，走得比人跑起来还要慢。车子后面一大帮小孩，高兴地跟着，叫喊着。我也加入了这帮小孩的行列，高兴地追着汽车跑。

在观音岩，四大金刚养了很多鸽子，鸽子的好坏是看它的眼晴，好的鸽子不仅从离家很远的地方都能找到目标飞回来，而且还能繳来别家的鸽子。我们家的鸽子都是四大金刚精心挑选的，四大金刚常把鸽子带到很远的地方去放飞，鸽子不仅全部飞回来，还会缴来新的鸽子。所以，我家的鸽子越来越多。但我家从不会杀鸽子，不会吃自家的鸽子肉。

还有一件小趣事。那时，五哥读中学了，他的个性很强，他反对娘只顾打麻将，就写了“反对赌博”的大字报，在家里的墙上贴了好多张，要搞家庭革命。结果，遭到了父亲的板子，挨了打。

观音岩住宅，解放后卖给一个纱厂。他们把它作为职工宿舍。

4、蒙子园

蒙子园是1941年建成，占地面积 30 亩，比起“孟园”来，简陋多了，一个大院子，里面一个大坝子，一座主人住的大平房，加上几间佣人住的小平房，和一间堆放包谷等农产品的平房，猪圈和厕所。大坝子周围有很多树木，其中还有夹碧桃，竹子等，在院子的高处，还有一棵很大的黄桷树。院子外，是农业用地，种了包谷等农作物。

图22：蒙子园 住宅（大哥绘制）

每到收包谷时，母亲和黄二娘（长期住我家，跟在母亲身边，像亲戚又像管家）就要和佣人们一起坐到院坝子里，边摆龙门阵（聊天）边把包谷粒从包谷上拌下来。我们也会去帮忙拌包谷玩。其实，每到这个时候，没有什么主人和朴人的区别，倒是令人感觉很轻松自然，而且大家都很高兴。在我的印象里，没有见到如有些电影或电视剧那样的主朴严厉分明，没有看到父母或兄弟姐妹厉声呵斥佣人。佣人也非常自觉，用不着主人历声呼唤。

经常住在蒙子园的，是母亲、黄二娘、七哥、八哥、我（老十）和四妹。十一弟有时也来玩几天。

我家女孩少，母亲特别宠着四妹。那时，农村买不到零食，饼干、糖果等点心都是母亲从城里带回来。四妹好吃，时常会找母亲要吃的。我总会尖起耳朵，一听到饼干桶揭盖子的响声，立即跑到母亲身边，沾四妹的光。

那时，交通不方便，母亲每次进城，都是坐我家用人抬的自家的滑竿。

图23（1937 年）：母亲、家庭教师、母亲的同学；前排 四妹、母亲同学的小孩（在蒙子园）

因为日本飞机轰炸，我读小学二年级时转到了蒙子园。一天，放学后，我和一个同学（农民的孩子）沿着田坎回家。他边走边甩书包玩，书包里有墨盘（写毛笔字用的砚台），一下打在我的脚杆上，脚杆肿了，流血了。回家后，母亲只是给我上药，包扎，一点没有责怪那个农民的孩子。脚杆脓肿，疼痛了好久，至今脚杆上还留下了伤疤。

院子里那颗大黄角树，七哥、八哥、和我最爱爬上去玩。在树桠上或坐或半躺着聊天、讲故事、讲幻想。那时，十一弟很小，爬不上树，只有在下面听我们讲。记得我给十一弟讲过我的一个幻想：有一颗又粗又大、树心空了的的老树，那就是我的家，我住在树的空心里，树的洞口是我的大门。我和其他的人，就像猴子一样在林间生活、玩耍，饿了，就吃树上的水果。那时，我们都很小，这样荒诞的故事，讲者津津乐道，听着津津有味。

蒙子园外的桑树很多，五哥爱养蚕，我们跟着五哥学，也养蚕，看着小蚕子从蚕卵孵出来，长大到吐丝结茧，再破茧变成飞蛾产卵。我们还学五哥养洋虫（一种很小的甲壳虫），还要吃洋虫拉的、一颗一颗像粗沙子的糞便。当时据说吃了对身体好。

我们最爱玩的另一个游戏，是抓麻雀 。用细麻线梱在一根竹筷子上，在厨房拿一个烧箕放在坝子的地上，用捆了细麻线的筷子顶着烧箕的一个边，在地面上，烧箕的里面和外面都撒点米来引诱麻雀，等麻雀进到烧箕里吃米时，拉动细麻线把筷子抽倒，烧箕就扣下来把麻雀扣在里面了。然后把麻雀交给厨师，一个麻雀可以炒一小碟麻雀肉，肉很嫩，很香，我和七哥、八哥三兄弟分着吃，特别好吃。

那时，蒙子园没有电灯，是点菜油灯。菜油灯是上面一个油盘，中间一个圆柱，下面一个底盘。倒上菜油，放上灯草，点燃灯草来照明。晚上，一家人聚在菜油灯旁聊天或讲故事，其乐融融。

5、捍卫路

捍卫路的住宅（1941年建成），是一个包括七间大小房间的平房，和两间佣人房及浴室、厕所，以及一间饭厅和一间厨房的房屋小群落，带有一个储水池、一个坝子和一个花园，院子的围墙是用斑竹篱笆做成，花园里栽了四颗法国梧桐和许多花。

捍卫路住宅那一片，当时叫捍卫新村，是抗战时期修建的一个新住宅区，住户均为社会中上阶层，都是一家一户一个院子，都是平房，带有院坝，用斑竹篱笆做围墙。每家都养有狗，有的还养了鸡，每天鸡鸣狗叫的，住在这里，既在城市，又有乡间的味道，完全可以享受到乡下的田园风光。

图24：捍卫新村 住宅（大哥绘制）

在主楼里，左边是客厅，右边第一间是娘的住房，第二间（最大的一间）是母亲的住房，后面4间是我们兄弟姐妹的住房。

记得在客厅内的墙上挂了四张国画，分别是徐悲鸿画的“奔马“，郑板桥画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和两幅写有送给楷兄（我的父亲）的张善孖画的“虎“，一张头朝下，一张头朝上。在沙发中间的茶几上还摆放了一个铜做的“笑罗汉“。

饭厅里两个桌子，吃饭时，大的孩子和父母一桌，七哥以下小的坐另一桌。那时没有电风扇，是在天花板上，装了一个长方形的蒙有布的木框作为风扇叶，木框上有绳子，吃饭时候佣人拉绳子，一拉一放，扇叶就来回运动产生风。四妹特殊，跟着母亲坐大人那一桌。母亲袒护她，说她“见青不沾”，所以她可以只吃荤菜。我们只能在大的哥哥们的监视下，每样菜轮着吃，如果多夹了几夹荤菜，就会被哥哥们强制还回去，重新夹素菜。

那时，经常吃粉蒸肉，厨师一次要蒸几大笼，每端上一笼来，马上一抢而空，厨师立即端上第二笼。父亲有高血压，每天有专门为他做的一个汤，就是猪肝加上时令青菜做的汤。如：菠菜猪肝汤或碗豆苖猪肝汤。其实，现在看来是错误的，猪肝对高血压有害。母亲有一个拿手好菜，就是葱烧鲫鱼。她在锅里一层小葱一层鱼，这样重叠三、四层，加上佐料，蒸煮。这个菜大家特别爱吃，连鱼肉带鱼刺一起吃。父亲也有一些拿手菜，比如干煸豆芽，红烧牛尾等等。他高兴了，就会亲自下厨弄给我们吃。父亲常向客人炫耀自己孩子多的乐趣说：每当吃饭时，就看见饭甑子里的饭勺子不停的翻转。

父亲的毛笔字写得很好。除了“长亭”“大东宾馆”等自家的铺面名称外，还有一些公共场所的名号，如市中区菜市场大阳沟牌坊上的“大阳沟”三个大字就是他写的，而且一直保留到解放后，到改革开放时，李嘉诚投资修建“大都会”需要占用菜市场地皮，才撤掉大阳沟牌坊。我还见到他应人邀请给那些商铺名称写字的过程。他是先把纸裁成需要大小的正方形，然后对叠后展开，就有了一个“十”字线，再把纸叠成三角形，展开就增加两条钭线。于是方塊纸上就形成了现在小学生写字的米字格，然后在上面写字。他一直教导我们：字是敲门砖，关系着自已的前途。父亲每次回家，第一件事就检查儿子们写的毛笔字。所以四大金刚的毛笔字都写得很好。我在捍卫新村刚开始学写毛笔字时，每见到父亲陪同客人来到客厅，我就会把字拿去给父亲画圈（检查），当着客人的面，父亲觉得很有面子，总是给我表扬。

捍卫新村的坝子比较小，但是，还够我们作为小足球场，周末，七哥、八哥和我常在这坝子上踢小皮球。

我家的位置，是在捍卫路的正路和一条可以去巴蜀中学的小路构成的三叉路口处，每天都能听到路过叫卖的声音。听到叫喊“白糖蒸馍”，就知道是卖甜馒头的来了。听到敲竹筒的声音，就知道卖梆梆糕的来了。听到刮动铁钗的声音，就知道剃头匠（理发员）来了。

那个卖白糖蒸馍的，是东北流亡来的男大学生，瘦高瘦高的，他把蒸笼顶在头上，边走边喊。他做的蒸馍很好吃，我们很同情他，父母也支持我们买他的蒸馍。

梆梆糕，类似现在的发糕，但不是蒸而是用火烤出来的，比现在的发糕好吃。卖的人挑一个担子，一端是炉灶，炉灶中烤着邦邦糕，一端是烤好的梆梆糕和原材料。

卖担担面的，也是挑一个担子 ，一端是炉灶和煮面的锅，另一端是佐料和生面条、碗筷等。那担担面绝不像现在馆子里卖的那样一大碗，搞得乱七八糟的。而是很小的一碗（可能不到一两），佐料很全，味道特别香，特别好吃。

那时，我们小孩都是剪光头，头发长了，母亲就会让佣人叫剃头匠进来，我们依次坐在坝子上，让剃头匠一个一个给我们推小平头。

我家还喂了两条狼狗，很厉害，不认识的人，它一定要咬，绝不放过。解放后，政府不准养狗，我们不忍心打死，就叫十二弟和十三弟把狗送到蒙子园交给原来的长工老姜了。

自从我们搬到捍卫新村后，就很少去蒙子园了，母亲也很少去。蒙子园就交给了长工老姜照管。老姜一家人住在那里，自耕自种，自收自得。我家从未向他收过租。只是每到过年，老姜会提一篮新鲜的瓜果蔬菜来。这时，母亲会给他一些压岁钱。所以，土改时父亲被叫去参加批斗，老姜的批斗发言，说的都是父亲对他的好，父亲才躲过了这一劫。

七、我和兄弟姐妹的故事

（一）我家的辈份和名字的排列

二姐告诉我：我家辈份的排行是：

文、永、思、维、达。

朝、殿、忠、孝、纲。

光、明、正、大、远。

忠、厚、显、名、杨。

我这一代的名字的排列是：

孝、友、贤、伦、礼、义、廉、耻、治、国、定、天、下。

所以，

大哥 李汉辅，又名李朝孝；

二哥 李庆樑，又名李朝友；

四哥 李庆馀，又名李朝贤；（现他本人用简体字 李庆余）

五哥 李仲伦，又名李朝伦；（现他本人改名 李良）

我（老十）， 本应叫李朝耻，但“耻”太难听，就取名“潔”。后来，我读中学时，自己改为“傑”，再后来，采用简体字“杰”。

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每个人都有一个诨名，二哥叫“鲜白良（音），好像是一个叫鲜白良的女孩子和二哥的关系比较好，因此而得名。四哥叫“壳子”，因为他有一次讲大话而得名。五哥叫“粽子”，因为他的名字中间有一个“仲”字，加上他是尖下巴。七哥叫“七寿星”，因为他小时候很瘦。八哥叫“八胡子”，因为小时候他从椅子上摔下来，碰倒痰盂上，把上嘴唇跌破一条口，伤口结了疤像长了胡子。直到他成人，上嘴唇还留有隐隐约约一条粗线般的痕迹。我叫“十姜疤”，是因为小时候右边额头上长疮，结了个疤而得名（直到老了，此疤痕仍未消失，只是变小，变淡了）。十一后的弟弟们全部叫“鸭蛋”：十一鸭蛋，十二鸭蛋，十三鸭蛋。女孩子统统叫“丫头”：二丫头，三丫头······六丫头。大哥好像没有诨名。

这些诨名，七哥以下的，大家可以公开称呼。四大金刚的诨名，我们小的兄弟姐妹只能背后说。

长辈们呼叫我们时，对排行老八前的男孩子统统叫“妹”，如：“七妹”“八妹”，对排行老十的我叫“十弟弟”，对排行两个音节的，直接呼唤其排行，如“十一”、“十二”、“十三”。对女孩子，统统叫“丫头”。

　　（二）兄弟姐妹的故事

1、二姐

二姐李淑芳，她虽排行老二，实为老大。因为老大是别家的孩子，在我家排了个行号，她的名字叫李淑芬。

那个时候女孩子很少上学，特别是上洋学校的更是少之又少，二姐不仅上了洋学校，而且一直读到大学毕业。

那时子女的婚姻，多是父母包办，而二姐的婚姻是她个人自由恋爱的结果。

二姐大学毕业后一直与其丈夫周景福在水利学校教书。刚解放时学校在东北的沈阳市，后来搬到四川的都江堰。

2、大哥

大哥李汉辅，从小的志愿是当团长，可能那时他认为团长官很大。后来他读高中后，真的考上了潼南的陆军机械化学校。是坐滑杆去的，还有一个佣人背着行李送他。他坐滑竿，佣人跟着滑杆跑。快到营房时，他怕被长官看到，连忙下了滑杆，从佣人手中接过行李自已背上去报到。可是没过多久，一个身着军装、头戴军帽、腰系武装带的军人来到我家，坐在客厅里，非常威武。我从客厅门口朝里一看，却是大哥。原来他怕苦不干了，开小差回家了，但却穿着整齐的军装，完全像出差的，那像个开小差的。大哥读书不行，所以，中学上的是当时一般水平的求精中学。但他却考上了大名鼎鼎的华西大学。他认为这不是他的能耐，而是父亲做好事，和他本人做好事，积的德而带来的报应。

父亲确实做了许多好事，比如：修建捍卫路的马路，修建南温泉那条小河的提坝，修建第二模范市场等等。还有我家那个长工老丁，因为家乡受災，携带一家人逃难来到重庆，是我父亲把他收留了。当时父亲正在修建观音岩的房子需要用人，后来又安排他一家人，住在我家在龙家湾（现在叫王家坡）买的那塊地上，由他自己耕作自已收获。我家从没要过他任何钱和物，他只负责帮我家看管好那塊地皮。蒙子园，我们进城后也是由长工老姜看管，并由他家自耕自种，我家从未向他收租。

大哥本人也极体谅穷人，比如买鸡蛋，那时不按重量卖，是按个数卖。别人都按大的挑，而他却选小的。他说，都把大的挑选了，尽剩下小的，农民还怎么卖呀。所以，他认为是父亲和他做的这些好事给他带来了报应，让他考上了当时极难考的华西大学。

的确，正因父亲对人好，对长工好，所以，解放以后也得到了应得的好报。土改时，父亲被叫去参加批斗会，结果长工老姜站出来不是诉苦，而是讲父亲对他们的好，父亲才没有吃苦。

3、二哥

二哥李庆樑，他很聪明，学习上总走在前头，尤其是英语特别好，体育上也不落人后，喜欢打西洋拳，不仅在学校里称王称霸，还到社会上与人比拼。他画画很厉害，无师自通，尤其是水彩画。所以，父亲特别喜欢二哥。二哥和四哥都是广益中学的校足球队队员，二哥是著名的前峰，四哥不服气，就当上了球门。四哥篮球打得很好，是学校篮球队队员。

二哥从天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广播器材厂工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来调到电子部工作，直到邓小平当政（1967年）后，才撤底平反。

二哥非常能干，在电子部工作时，他单独一人编写了《世界电工手册》（具体书名因年头久了可能有误）在联合国通过了，这对第三世界国家非常有利。他还在出国访问西方后，出版了几套当时很有价值（关于建设“共有天线”）的著作。

一次我国召开国际性的专家会议，开始请不来国际知名友人参加，后来由二哥出面，各国的很多知名专家都来参加了，到会的人超过了预订的人数。

在职务上他始终是电子部独立的正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负责全国广播电视科研规划和中外技术合作；担任中国电子学会广播电子学会组委会主任，国际广播电视讨论会委员，北京国际广播电视讨论会主席。受聘为国家科委全国科学技术奖评委会评委。参加过由国家计委、经委、科委联合主持的我国1980-2000年长远发展规划轻工业部份的起草。

二哥还是中国学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前的、类似中国科学院的组织）的成员。为了中国引进哪家的彩电作为我国发展彩电的基础，他与当时的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意见不一致。江要引进香港陆氏集团的彩电，二哥不同意，最后江泽民汇报到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跃邦那里，胡召集江泽民带着二哥到胡那里听取二哥的意见，最终胡跃邦同意了二哥的意见，没有引进陆氏集团的彩电。

事实也证明二哥意见的正确。我们重庆无线电三厂引进过香港陆氏当时的大屏幕22吋彩电，每台彩电通电几小时后就发烫，甚至烧断该处房屋的保险丝，卖出去的都被退了回来。

二哥还获得过国家科技大会集体一等奖和电子部个人一等奖。



4、四哥



四哥李庆余，当我们在捍卫新村住家时，他还在读中学。我们的邻居，与我家是一墙之隔。他家有一个女孩（也是中学生）爱唱歌，每当她一唱起，只要四哥在家，四哥就会跟她合唱起来。隔墙很高，两人都看不到对方，就靠歌声把人联络起来，很有意思。四哥的口哨也吹得很好，我们小时候都偷偷跟四哥学吹口哨。

四哥的一生一直顺利，西南师范大学毕业后，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后分配到在天津的河北大学当教授，他在学生时代就加入了共产党，所以，后来一直是河北大学生物系的系主任。他作为访问学者出国留过学。他也有自己领导的实验室，进行遗传学方面的研究，他对大连石油矿产的提纯曾作出过很大的贡献。有一年中国搞差额大选，他还被提名为河北省省长的候选人。

四嫂杨天波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在河北大学当教授，她的父亲杨露（起义将领）去世时，当时的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江泽民还送了花圈。



5、五哥

五哥李良，他有很多趣事。其中之一是他读广益中学时，有个男同学家里穷，老师和同学都欺负他，而五哥却同情和支持他。一次，在课堂上，老师（好像是校长的儿子杨伯庸，记不清了）找了个借口狠狠的批评、羞辱这个同学。五哥不服气了，拿起砚台 （那时写毛笔字） 对着讲台上的老师扔去，那老师急忙躲开，砚台没有打中老师，而飞向了他身后的黑板。五哥还不服气，要打那老师，老师下跪求饶。可最后，五哥也因此被广益中学“默退”了，学校的理由是：其“性格乖张”。

还有，在我们捍卫新村家里，偏角一间小房，长期被他的一位男同学占用着，此人从不轻易出来，吃饭都是五哥给他端去。我一直觉得此人神奇。直到几年前五哥来重庆，他才道出真相，原来那人是共产党。

五哥还爱养小动物，如：鸽子、小兔子、蚕子和洋虫等，我们也跟他学。

五哥是解放前考上的中央大学，那一届中央大学在重庆只收3名学生，他被录取了。解放时中央大学撤退到台湾，他没有去，留了下来。解放后急需建没人才，他们这一期学生提前毕业，他被分配到鞍山钢铁公司。后来上海成立黑色冶金设计院，他被调到上海黑色冶金设计院，担任工程师。



6、八哥

八哥李朝义。小时候八哥在纸上画了一个人，旁边写了“大总统李朝义”，我画了一个骑马的軍官，旁边写的是“骑軍上将李朝傑”，这大概是我们小时候的志向吧。

八哥在广益中学读初中时，他很贪玩，爱骑马，游泳，踢足球，对上课学习不当回事。学期结束时，考试成绩除了体育和劳作及格外，其余8门功课全部不及格，有的考试他还故意交白卷，最终被学校“墨退”。父亲很生气，说八哥将来没有出息，让八哥趴在一个长凳子上，让二哥拿竹板子打他的屁股。并叫全家所有的小孩都来观看八哥挨打，然后把八哥的学习交给二哥全权负责。八哥被广益墨退后，考上了清华中学，学习成绩直线上升。

后来，与父亲的批评相反，八哥竟然当上了科学家，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并且是中国科学院“脑和意识”的首席科学家。是“中国神经科学杂志”主编。是国际脑研究组织（IBRO）亚太地区委员会理事。他有上海实验室、成都电子科大实验室等几个国家级实验室，他还是国内外几个名牌大学和研究所，如：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暨南大学和第三军医大学任兼职教授和荣誉教授，先后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比利时鲁文基督大学、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日本九州工学院、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任客座科学家。

八哥主要从事视觉中枢的研究，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40 多篇研究论文。这些论文揭示了在视网膜、外膝体和视皮层各级神经元的感受野外面，都存在着一个范围比感受野大几十倍的“整合野"，提出了感受野“三重结构“的新理论。使该领域成为国际上研究复杂的视觉信息处理机制的热点。

由于以上贡献，八哥于1991年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199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当年国家自然科学最高奖）；2000年获国际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

2018年8月11日八哥病逝时，习近平、李克强、刘鹤、胡锦涛、温家宝、朱镕基、张德江、吴官正等我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都给他送了花圈，还有其他领导人、机关和科学家 140多人给他送了花圈。

重庆广益中学还给八哥塑立了牌坊，牌坊上有八哥的遗像和一段文字。

八哥从军医到当上生物科学家也是一个奇遇。1950年代，在美国工作的生物科学家张香桐回国，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工作。也是1950年代，中国第一次招收博士研究生，且登报招收。张香桐也登报招生。八哥那时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已毕业，分配在我国东北边境一个部队里当军医，他见报后要求报名，部队领导极积支持，并给时间让他复习功课，还批准他提前到上海作准备。报考张香桐博士研究生的有50多人，考试完后，张香桐只收了八哥一人。从此他就从部队转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工作了。

7、三妹

再说说三妹吧。三妹李淑英从小跟着外婆（娘的母亲），住在孟园，时而回来跟我们住，然后又回到外婆那里。这次患伤寒病，回到捍卫新村。父亲请名医张锡君上门看病，张锡君是重庆市当时最有名的医生，他是祖传中医，自己学的西医，他用了当时非常稀缺的新药盘尼西林，也没有救过来。三妹单独住在捍卫新村一间房间里，不准人与她接触。一天，我听见她哭闹很厉害，去看她，我站在她的房间门口，见到她一个人躺在床上，费很大力气想起来去解手，我去喊太太（我母亲），太太说：娘在自己房子里，她听得到的。我一直在三妹那间门外看着她挣扎，见到她摇摆晃晃地终于闯到了尿灌旁，其惨状至今历历在目。三妹比我小半岁（1935年生），那时，她大概5-6岁吧。

8、其他弟妹

四妹李淑明，华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武胜县烈面区医院，后来担任院长，并担任武胜县政协委员。

十一弟李朝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四川边远的青川县当工程师，后调回重庆的邮电部在重庆的工厂，当工程师。

五妹李淑平，嫁给了娘家乡的亲戚白钟崙，白是40年代参加我军的团级干部。后来转业回到山西。

十二弟李朝国和十三弟李朝定，都是年少时就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后回到重庆市人交公司工作。十二弟后来曾一段时间开办过汽车修理厂。

六妹李淑梅，先是在重庆市七星岗房管所工作，后来在市中区房地产户籍监理所工作。

八、我和七哥从小学到高中的故事

（一）捍卫小学

我从小学到高中二年级参军，都一直住在捍卫新村。记得我读捍卫小学一年级时，得了第一名，奖励了一个大西瓜，不幸的是，我高高兴兴抱着大西瓜回家，一进门就一跤摔烂了。

我还记得在小学低年级时的一次开学典礼，学校邀请了名誉董事长刘峙将军参加。只见他头戴插有很长一根羽毛的军帽，身穿双肩上有两个刷把样的军装，腰系武装带，脚踏马靴，手握着长军刀，端坐在主席台上，身子东摇西晃地打瞌睡，其样子很逗人好笑。台下还有同学嘲笑他是常败将军。

著名演员王晓棠也是捍卫小学的学生。八哥在捍卫小学读低年级时，王晓棠读高年级。当时，王晓棠就是一个很活跃的小文艺爱好者。

捍卫小学旁边驻有国民党部队，一天，听说要在学校的操场上枪毙一个逃兵，我跟着同学们一起跑到操场去围观，结果枪毙已经执行，只见到了留下的血迹。使小小年纪的我，想到人的生命如此不值钱，当一个人不想当兵了，就要抓回来杀掉。而且，围观的人没有同情，只是看热闹。

捍卫路是一条从中山一路向嘉陵江方向下坡的路，捍卫小学在路的左下边，操场在路的右上边。那时的学校都没有围墙，操场就成了周围所有孩子们的游乐场。七哥、八哥和我常把零花钱凑起来租一辆自行车，拿到操场去学骑车。那时，我很矮，坐在坐垫上，双脚就踩不到踏板，只好站着用一只脚正着踩踏板，另一只脚斜着穿过支架去踩踏板。一次，不小心摔倒了，脚上划了很深一条口，回家还得藏着，不敢声张。

（二）巴蜀中学的初中

1、我和七哥从初中就同班了

七哥、八哥、我和四妹都是读的捍卫小学。中学时，八哥先读的广益中学，后转到清华中学。七哥和我读巴蜀中学的初中，广益中学的高中。进到初中后，七哥留级，我从小学跳级到初中，我和七哥就同班了。七哥小时候发育早，个子大，身体壮，好斗，经常跟同学打架。一次把别人惹毛了，就约他晚上到校外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去决斗。我担心出事，晚上跟着七哥屁股后面也去了。结果还好，被路过的人打岔，没有干成各自离开了。

还记得在巴蜀中学初中一年级上英语课的情景。开始是一个男老师，没上几节课，换成了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很漂亮的年轻女老师，这个女老师每次打扮得很时髦。上课一开始，她了解到班上有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女同学，于是每次上课，她就用英语跟她对话，借机显摆和练口语，而我根本听不懂她们说啥。几分钟后，她不了解学生的水平是才学了几天英语字母，也不抽测一下学生的实际水平，就开始直接教课文。她每念一句，我用手指着书本上的英文字，每一个音节我指一个字，我把书本上的字都指完了，他还没有念完。其实是我不懂英语是多音节字，汉语是单音节字，比如：她念Good morning，我会在书本上按音节“古”“得”“猫”“儿”“灵”划过五个词。他也不给学生提问的时间。一学期的英语课就这样瞎混过去了。

　　2、爱游泳，被水淹死前的瞬间

我和七哥爱游泳，放学后，常与同学一起偷偷跑到嘉陵江游泳。一次，我们正玩得欢时，突然有人喊道: 训导主任“何阎王”来抓人了。我们连忙从河中爬起来，光着屁股分散逃跑。何阎王怕我们返回水里被淹水出事，没有敢继续追赶。可是，第二天早上全校集合，他点名把我们一个个叫出来打手板。七哥被罚跪在旗杆下。但他不老实，跪在那里手里还在摆弄石子下棋。这以后，七哥的调皮就出了名。

但是，惩罚对我们没有多大作用，以后仍然偷偷到嘉陵江游泳。一次，我跟着几个同学的后面，游向离岸比较远的目标，因为我才学会游泳，在此之前没有游过那么远，途中我没有力气了，心慌了，手脚乱了，大声呼救，没人理睬。我挣扎了很久，更没有力气了，我放弃了，让河水冲着我向下游漂流，突然，我感到脚趾碰到了地面，立即站直身体，刚好勉强可以把头露出水面，我尽量把身子站稳，避免流水把我冲出那个相对高一些的地面。休息了很久，恢复了力气，才独自游回岸上。

在我放弃挣扎等待死亡那一瞬间，感到自己的心很平静，而脑子里却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出现了家里的一些人，从父母到一些兄弟姐妹。每一个人的出现，都是一个单独的画面，没有另外的人在同一画面里。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居然会出现这么多动态的图像，我现在也不敢相信。也许这就是人死之前的回光返照吧。



3、重庆的“九二”火災

记得1949年，重庆“九二火灾””那天，我们坐在捍卫小学的操场坝，很清楚的看到朝天门那一大片房屋燃烧着的熊熊火焰，和燃着的房屋一栋栋的倒塌，以及人们逃到江里，而后江面也燃起来了的一切。火灾从下午直到第二天才扑灭。烧毁了大量房屋，据说死伤了几万人。那时在捍卫路和朝天门之间，没有现在这些房屋建筑，两地的直线距离很近，让我们直接目睹了这一场人间悲剧。当时的市政府说是共产党放的火，抓了5个人枪毙了，其中包括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和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其实，不可能是共产党干的。解放后，说是国民党干的。我看，也不太可能。很可能是普通的火灾引起的。

4、重庆市解放了

1949年，我在巴蜀中学读初三上期，11月末的一个傍晚，听说解放军打到重庆城里来了，老师怕混乱中伤到同学，把同学们全部带到学校的防空洞里躲避。半夜了，洞里很冷，不知谁拿来了两床被子，一床铺在地上，一床做盖被，男女同学挤在一起。我不愿和女生们挤在一个被窝里，同学们几次叫我钻进去，我没理睬，一个人独坐在地面的被子边上，直等到天亮。夜里听到一些零星的枪声，据说是“内二警”撤退逃跑放的抢。

天亮了，重庆解放了，学校被共产党接管了，一下子，老师们都不见身影了，突然出现了一些热情的高年级同学，主动把人组成一个个的大圆圈、每一圈20-30人，教大家挑秧歌舞或教唱革命歌曲。我年龄小，不上课了，成天的耍，好高兴呀。

5、白公馆和渣子洞监狱

几天后，学校组织郊游，我高高兴兴地参加了。队伍三、四个人一排，长长的，松松散散的，每一段有一个同学负责，大家边走边唱歌，我记得有一首歌叫《青蛙王子》，歌词大意是：“青蛙王子着了急，一跳跳到稻田里······”就这样，大家兴奋地爬山越岭，不知不觉走了几十里路，过了沙坪坝，来到了那时比较荒凉的地方（现在的“烈士墓”），眼前看到的是一片烧毁的建筑物，听说烧毁前这里是“中美合作所”。

队伍穿过这些建筑废墟向后面的山上前进，到了一个也是已经烧毁的不大的院落，走进院子的房间里，我看见一堆一堆的堆着用白绸包裹着的东西，三个一摞，横竖堆码着，我以为是面粉之类，伸出手顺路一直摸着走出门口。在坝子里，我看见人们正在用白绸包裹烧焦了的尸体，才恍然大悟，刚才我用手摸的那些包裹不是面粉，而是烧焦的人的尸体。因为人烧焦了，缩短了，才看不出包裹着的是人。走出院坝，在路上，低头向山下看，很多的人正抬着棺材向山上走，心里好难受。远处，看见一个人站着在讲话，一群人围着听，我也凑上去听。那人是刚从这所监狱跑出来的，解放那天，国民党特务先用机枪扫射，后用火烧。他是跑出来后躲在他现在讲话这条小路的小石板桥下，直到几天前解放了，他感到安全了才出来的。听了他的讲话，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叫“渣滓洞”，是国民党特务关闭革命人士的秘密监狱。讲的人很严肃，听的人更严肃，除了那人的讲话，没有一点杂音。

这时，带队的同学喊大家去白公馆，很多人胆小，不去了，三三两两分散的回家了。我跟着一群胆大的试着前往白公馆，走到半道时，遇到前面倒回来的人说：不要去了，白公馆没有烧过，尸体腐烂了，太臭了。于是，这些胆大的也就散了。

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中美合作所废墟时，看到很多烧毁的器材，我从中捡到了一把左轮手枪，当然是烧毁了的，但是除了手柄外，功能基本正常。我把它拿回家偷偷藏了起来，不久，街道上的负责人每天打起锣喊道：“有枪的，把枪主动交出来，也可以主动丢到某某地方。”我才在一个晚上偷偷把枪扔到他指定的那个地方。

解放时，四大金刚已经读大学，大哥读的是在成都的华西大学，二哥读的是天津的北洋大学（现在的天津大学），四哥读的在重庆的西南农业大学，大学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五哥读的在南京的中央大学，临解放时，该大学撤到台湾，他没有去。二姐早已大学毕业，和二姐夫一起分配到东北沈阳的水利学校继续当老师，并且，他们此时已经有了两个小孩：华儿和光铮。

（三）广益中学的高中

解放后，1950年春季，我和七哥由巴蜀中学的初三上期跳级报考了广益中学的高中一年级春季班。巴蜀中学只有夏季班，广益中学是全学年制，有夏季班，也有春季班。巴蜀中学是大班制，一个班60-70个人，两个人一个课桌。广益中学是小班制，一个班20多人，一个人一个课桌。

在广益中学我们住读。那时刚解放，学校管理比较松散，上晚自习时没有老师。七哥常常叫我带上拳套，跟他在教室里后面打西洋拳，弄得整个班不安宁。现在回想起来，也很不好意思。

在广益中学，我和七哥都是校足球队队员，七哥是主力，打后卫。他发育早，个子相对高大壮实，球到了他的脚底下，他会一脚把球踢到好高，很久才落下来，这时场外的女生总会高兴的大声呼叫，七哥很得意，所以，经常能看到他的这种踢高球的表演。我个子小，身体单薄，是球队的的后备队员。

图25：照片 广益中学足球校队（前排左1 朝杰，后排右3 七哥）

图26； 广益中学足球校队（前排左1 七哥，左3 朝杰）

　　九、七哥和八哥参加了解放军

1950年夏天，抗美援朝开始，七哥和八哥参军了。七哥是从广益中学参军的，那时他读高一下期。八哥是从清华中学参军的，那时他读高二上期。当时，军队是以军事干部学校的名义招生的。七哥被分到某通信学校学习，八哥被分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军医期）学习。





（第二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