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

林正德

　　永远的怀念

林正德

我父亲母亲离开人世已经多年了，他们渐行渐远，然而，我却时不时地想起他们，他们也时常出现在我的梦境里，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是那样的清晰，依然是那样慈祥可亲，往事历历，恍如昨日，我一直觉得该写些什么，寄以思念之情。

我这个人比较执著，想做什么事情，一门心思总想做成。王安石曰：“君子不可以不知恒。”岑参诗云：“长安何处在，只在马蹄下。”当疾风骤雨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我就想把我们那一代的经历记录下来，写成一部新写实长篇小说，我觉得我们在这动荡的年代里的亲身经历自己若不说，别人不一定知道，后人更不了解，所以，我一直在心中酝酿着要动笔。后来，上山下乡运动来了，我也上了山，那在异乡僻壤的游子生涯,更为这刻骨铭心的故事增添了厚重的一部。

我早在上山下乡之前实际上就已开始动笔写这部大部头书，上山下乡之后，又利用回福州自己家的空隙时间断断续续地写书，那时候，我父亲林君泽被关在“牛棚”里，“牛棚”放出后又被疏散到闽北山区去，自然，他不知道我正在写文革题材的长篇小说，无从担忧，不过，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双亲可时常为我担惊受怕。我这个人从文革运动开始至终，几乎都是当少数派，说来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相信，现在的传媒统统都是说红卫兵、青年学生如何残忍地迫害、批斗教师，如何丧心病狂地拳打脚踢教师，可是，我们在运动一开始，就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贴出大字报为被打成“反革命”的老师做正直的辩护，这种事情在全国都是鲜见的，但却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福建师院附中（即现在的福建师大附中）。后来，1967年、1968年，我为了保解放军，几次造反派传言要抓我，我父亲赶紧找人让我躲到亲戚朋友家里避风头。

我写《非常十年》（最初书名《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文革期间，这是另类写作，只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那时候没有电脑，因为手写稿要备份以便保存，所以，耗用了许多复写纸，天长日久我积累了大量用过的旧复写纸，这东西还真不好处理掉，一天下午我躲在房间里用旧脸盆烧这些旧复写纸，结果，楼下的邻居老太婆大叫起来：“什么地方有东西烧焦了呀？怎么这么浓的烧焦味，快看看！”我赶紧打开窗门，跟她们解释说：“没事没事，真的没事！”打那之后，我再也不敢用这方法处理旧复写纸了。

1976年10月四人帮覆灭，恶梦醒来是早晨，大批“伤痕文学”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我意识到应该抓紧这大好时机把这本书赶快写出来并出版，正是为了要尽快把书写出来，我甚至放弃了1978年参加高考的良机（因为在大学要学习4年，我这4年就无法写书），也多次放弃可以出国的机会，对此，我父亲觉得很可惜，他曾多次劝我要去参加高考，我没听他的劝，不过，我父亲始终尊重我的个人选择。我父亲就是这么一个宽厚待人、慈祥的老人。

然而，要把这史无前例、纷纭复杂的文化大革命全过程以及上山下乡运动写成鸿篇巨著谈何容易，何况，我也没有莫言90天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本事，还没等我书写完，风向就变了，那些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卫道士们来个“清污”运动，“伤痕文学”被扼杀了，文革题材的作品被禁了，我抢时间出书的愿望落空了。现在回想起来，当初应该要先去念大学，写书的事可以从长计议，可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卖的，所以，也无所谓后悔不后悔了。鲁迅先生说过：“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

我这书一写就写了三十余载，一部洋洋洒洒260万余字的三部曲终于写成了，可谓三十余载磨一剑，我的书稿原来是手写的，后来，我把书稿打印成电脑字，自己打了半年多电脑才打了60万余字，我打累了，索性花钱请人家帮我打电脑字，这样，手写书稿变成电脑打印稿，还要再校对又折腾了近一年。

有一天，我到我父亲家里探望双亲，我父亲对我说他要看我写的书，我听说老爸要当我书的读者，自然感到好高兴，因为并不是很多人都想看这么厚的书。我赶紧把沉甸甸的一大叠电脑打印书稿专程送到我父亲家里，后来，我每次到我父亲家里，都要询问他书看的进程，我父亲把已经看好的书稿先还给我，令我至今仍很感动的是，我父亲非常认真地看我的书，他看到书稿有错别字的地方，都一一划圈圈，并标出正确的字，有疑问之处他就划横打问号，可以这么说，我父亲看我的书，等于当校对员义务对我的书校对了一遍，须知，当时他已经有85岁高龄了，真不简单呀！几个月之后，我父亲终于把这260万余字的长篇巨著看完了，并给予高度的评价。

我听了老爸的夸奖，心里很高兴，可是，这事没完，我母亲郑绮云对我说，你的书过了他的关，还得过我的关，我也要看看你的书究竟都写了些什么，看看能不能从我这里通过。我母亲那时也已经80多岁了，她也要当我书的读者，我当然求之不得！于是，我又把书稿重新拿到我父亲家里给我母亲看，我父亲母都是医生，都是知识分子，不过，我母亲的文学水平不如我父亲，她没当我的校对员，但她也很认真地看我的书，大概，她这辈子看最长的书就是我的《非常十年》一书了。过了一些日子，我母亲终于也把书看完了，她笑咪咪地对我说，你的书在我这里也通过了，写得很好!我在书里写有一次我到闽江游泳，差点被大桥下的急流漩涡吞没性命一事，我母亲对我说，“这事太可怕了，以前我一点也不晓得，若知道肯定不会再让你到江里游泳去。”还有我在书里写我在上山时和插友们一起去村外偷挖春笋，然后，回家大包春笋做馅的饺子吃一事，我母亲笑嘻嘻地说，“你那春笋包的饺子一定很好吃呀！”是啊，那没有肉的笋饺当时的确很好吃，殊不知，我们可是苦中作乐呀！有一次，我妈医院的一位同事带队送又一批知青到我们公社插队，他们途中路过我们插队的村子，我妈让她捎些食品给我，我送走她时，她拉着我的手悄声对我说，“你母亲若知道你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插队，她一定会伤心透的。你母亲本来是一个比较刚强的人，她很少掉眼泪，听说你上山去，她却掉了眼泪。”正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成吉思汗说：“世界上只有一个最好的女人，便是我的母亲。”

我父亲很关心我的书出版问题，有一次，我从《南方周末》看到一则广告说河南省新乡市一文化公司可以出版书，我就贸然写信给他们联系，他们对《非常十年》给予高度评价，对于出版事宜要分二步走，先出版配音光盘，然后再出版纸质书，而签约要先汇款9000元（出光盘）。这件事，我犹豫了好久，跟我父亲说起这件事，而我父亲怕我受骗上当，背着我给河南省新乡市文化局写信，查问该公司信用情况，那新乡市文化局也回了信，说是有这么一个公司，至于信用问题说得含糊其辞。由于我对河南人没好印象，也怕上当受骗，最终我没汇款给该公司，让他们退回稿件，按他们说的退稿邮资由我付。我父亲经常牵挂着我的书的事情，我家亲戚请他去喝酒，在酒席上我父亲向一些亲戚谈起我写了一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长篇小说，后来，我的亲戚也跟我说起这事。

我的双亲显然很希望在他们有生之年能看到我的书正式出版，遗憾的是，他们未能盼到这一天，便相继离开了人世。时至今日，《非常十年》虽然在香港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但在大陆尚未出版。现在，一些国内出版社和书商都说可以自费出版《非常十年》，但自己要包销500套或1000套，而这260万字书的500套或1000套是什么概念，那就是要用一间大房间来存放，我可不愿意自己掏钱买累受，那就等着吧，一个著名出版社编辑曾写信对我说，能够把这么一部浩大的文革题材巨著写出来，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一百三回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我想，我已经尽力了，能不能成功只能在天，毕竟我已经把一部260万余字的鸿篇巨制写出来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很多人都说我这一生值得，我想确实是值得了！

《诗经》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虽然现在我自己也步入了桑榆之年，但我仍时常在思念着我的父母亲，往事悠悠，思念无尽。



我父亲林君泽与我母亲郑绮云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