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

鴻博

2024年农历7月7日是姨母张秀莲95周岁生日，谨修编制作此篇祝福老人生日快乐！幸福安康！

【本篇主人翁简介】张桂莲，1929年农历7月7日出生，山东省潍坊市人，中共党员，一生从事教育事业。1987年7月中学校长退休。现年95周岁。

（一）童年记忆

　　1929年农历7月7日，我出生在一个较殷实的、封建的农民家庭，父亲勤劳能干，母亲贤惠，勤俭持家，小日子过的很宽余，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我是老小。

虽然祖母有些重男轻女，但由于我老实听话，待我也挺好。我有个姑，她的女儿比我大一岁，我们整天玩耍不分你我，相处很好，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年，她便随母亲到她奶奶家住去了，而我也就和其他邻居的小伙伴一起玩了。每日里学当家家、捉迷藏、踢键子………玩的不亦可乎，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好几年，所以说，童年的生活是幸福的、快乐的。

（二）家庭遭遇

　　自我记事起，我家共有八口人，祖父母、父母、两个姐姐、一个哥哥、还有我。住房七间，还有三间场院屋，土地八亩（老亩）多，喂养一牛一驴、两头猪，有自己的大车（拉庄稼的农用车），顾用一个长工帮父亲稿织布作为副业收入，农忙时再找几个短工，帮着播种收割，一年的吃、穿费用全靠这些收入。日子过得比较顺利、舒心，也算是西十甲（因为我村很大，那时全村共有一千多户人家居住，为了管理方便，划分成十个自然村，每个村有一百多户，总称为穆村）百多户人家中较富有的一户吧！

　　我记得每逢过年、过节，特别是过年，母亲都是多做食品（糕、煎饼、菜包子等）准备给穷人们上门讨要，有时候也会上门赠送（孤独老人），母亲的举动总得到他们的夸赞，母亲总是叹口气说“穷人多不易，太可怜了！”

　　这样的日子没过几年，日本侵华，军阀混战，地痞流氓，有点权势的人也开始招兵买马，横行霸道，日子真就没发过了。特别是像我家这样的情况，父亲老实，无权无势，只有本分守家，让人摆布，那真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混乱社会！

　　1939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全家正在场院打麦场，日本鬼子来扫荡了，大姐首先发现，对父亲说：“爷，鬼子来了，我们快卸馿吧！”父亲个性耿直，觉得是老百姓不会有什么事的，便说，没事，我们没惹他们，又没做坏事，他们能找我们干什么！”结果，不一会儿，村西头冒大烟了，母亲说：“赶快停下，上屋里躲躲吧！”所有人和馿全部拥向敞篷躲起来了。。这时，听到大道上有叫喊声，我当时一身孩子气，不顾大人的劝阻向墙外探头望去（因为墙院南、东两都是大道），看见鬼了举着明晃晃的大刀，押着几个人向这边走来，不断的向这些人穿刺，吓死人呢！我便赶快缩回身子，再不敢看了，过了好一会儿，全家人蹲在屋内，不敢说话，等街上没了动静，我们才出来忙活。

　　就因为这事，第二天，我跟母亲在碾子上串麦子时，土匪头子张兴月闯到面前将牲口挡住，让母亲找我父亲说：“你们让鬼子烧了我的房子，你们的房子是铁皮披的吗？我可以给你们一把火烧无！”母亲连声叫着哥哥，说着道歉的话，多亏他身边的两个护兵，对他说有事叫他快回去迎接，这才走了。那时父亲是不敢露面的，母亲回家收拾东西，从墙头抛到邻居家以备他放火烧屋。父亲到处找他的熟人，知己的朋友说事，花了不少钱，请了客（认了错）才算完事。那时，哪里有老百姓说理的地方，在自己的地方干活，有什理可说，谁不怕鬼子扫荡？可再那样的年代，谁能说的清呀！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一个晚上，忙碌了一天的全家人聚在一起，说东道西，一排祥和气氛，忽然一阵急促的砸门声，把大家振住了，紧接着连生喊叫：开门！开门！……夹杂着骂骂咧咧不出个人声，这时母亲对父亲说：“你从东墙爬山逃走吧，别管我们，只要有你爷俩在，他们也得想想他们的后路！”这样，父亲带着哥哥从东墙逃走了。胡同北头也响起了急烈的砸门声和群狗的狂犬叫声，简直乱成了一锅粥。趁着我们家门外缓和时，我们全家分成几组离开了安居的老家逃了出来，二姐有本事，拖着我向村外逃去，村头有个老墓天（坟墓地），里面有许多古老的松树，枝叶茂密，如果爬上去，远处是发现不了的，无用的我，连树也不能爬，是二姐奋力把我推上去，我还叫着姐姐，喊着害怕，姐姐说：“我上去，别害怕！”就这样，姐妹俩爬在树上，听着家中的方向狗叫人喊，可能土匪又回去了！我们在树上躲着，恐吓急了。寒冷的北风，毫不留情的刮着，发出怒吼的叫声，让人透心寒冷，格外的惧怕，姐姐还不住的劝慰说：“别害怕，我们在这里他们看不见，离家远着呢！”我总是小心的抓紧树枝，依偎着姐姐，心里恐怖急了。

　　那时我也不怕古人的死人呀，野鬼呀什么的了，只有随姐姐保命。这样过了很长时间，狗不叫了，叫骂声也停了，我在姐姐的照护下，从树上下来，我们到村头居住的大娘家叫门，她当时不敢给开门，我们说了我们俩的情况，她才开门让我们俩进去，并很同情的说：“快进屋，可把你们冻坏了，快上炕暖和暖和。”就这样，我们在他她家住了一晚上。

家中的东西几乎被抢光了，好几天全家人才找到一起，愰愰不安的日子过了将近两年，大难又临头了。

　　一天的下午，几个狗腿子闯进我家，要我父亲去村公所，母亲说他不在家，就把母亲叫走了。

过了很久不见母亲回来，我就去看看出什么事了，母亲是轻易不出面的，我很担心，很害怕，到村公所一看，母亲被绑在窗户棱上，还有村北的张显尧大哥，村西头的大春哥哥，当时我就哭了，他们赶我快走，不要在那里捣乱，我急忙跑回家，父亲也从外面回来了，听我说了这事，他对我说：“别害怕，和姐姐在家等着，我得赶快离开！”父亲躲出去了，之后听说，他去了北乡找我表哥（我老姑的儿子）求人去了。

四天以后，有了结果，说我父亲等人去算伪保长的账，要想谋反等罪名。父亲卖了二亩多地，花钱保住了母亲的命。张显尧也花钱买了出来，而大春家穷，被活埋了。父亲说：“多亏早争下这几亩地，不然就家破人亡了！”那时我不太懂事，我萌发了一种想法：做人就得高人一等，做到有才能、有谋略、有知识，才能不被人欺负，可那时怎样才能做到呢？只是空想。

（三）求学之路

　　1942年冬天（农历十月底了），母亲和我婶子谈论怎样做过年准备，磨多少麦子面，能否给孩子添点新衣服等，他的二女儿秀芬和我站在一边，婶子忽然提议说：“婶子，你也叫春英去上学吧，现在的学校，不难为孩子。”

婶子是基督教徒，他们让孩子上学不分男女，她的大女儿秀英是和我同岁的，已经念六年级了，二女儿秀芬也上三年级了。那时我已经十四虚岁，因为封建家庭，女孩子不能上学。听了婶子的建议，我瞪着眼看母亲的表态，这时芬也大声说：“让姐姐去吧，俺家里有板凳，我去拿去！”

轻易不说话的母亲没说反对的话，我看母亲是同意了！赶快说：“我很愿意上学，我去吧！”这时，母亲微笑了：“这么大了，还学什么？”就这样的一段话，便打开了我的求学大门。我和芬有说有笑，拿着凳子上学去了（当时入学手续简单，只要你来，学校就收），这时已是农历十月二十几了，再过两个月就过年了，在这两个月中，我就结束了一年级的课程。

　　第二年就学二年级的书了，二年级的老师是街坊辈的叔，他才六年级毕业，他对学生十分关心，恨不得把自己学的知识全部灌输给学生。我学习很努力，有时在放学的路上也大声背诵课文，就这样，仅用半年的时间，就结束了二年级的课程。秋季开学后，紧接着又学习三年级的课程。为了同学们的身体健康，老师还设置了体育课，老师一心让这些孩子不管是学习，还是身体的强壮方面都高人一等，又经过半年的努力，我们胜利地完成了三年级的全课程，那年我在全穆村八、九个小学的会考中，我取得了第一名。

1944年，春节过后，我们全班升入四年级。1945年春节后，由于家庭贫穷，升五年级的时候只有我和李德祥等六名同学了。

　　在那战乱、贫穷的年代，再加之重男轻女，“女人无才便是德”封建思想浓厚的社会，作为一个女性，有上学的机会确实很难。我的两个姐姐没上一天学，哥哥也因家庭条件中途辍学。我在那个年代能够有上学的机会，已经很荣幸了！

在寻找求学的路上，我不屈不挠，克服各种困难和阻力。后来，我又考取了平度师范，成为那个年代少有的、有文化、有知识的女性。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教育战线贡献了自己的一生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