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我

天天

　　1975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时逃了半个月的学。我的那次逃学，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家庭和学校都因无奈而选择了宽恕。当时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前夜，残余势力虽已衰弱成强弩之末，但当学校、家庭及个人，从不同路径感觉到这股弩末之力时，仍然如泰山压顶，难以承受，正可谓是“时代的一粒尘，落在个人头上便是一座山。”

　　1975年，立春的那天晚上辽宁海城发生了大地震，我在本溪震感强烈，还听到了巨大的天地轰鸣。那年我10岁，秋季开学后，开始上小学三年级。

　 开学没几天，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消息传来：我们三年级一班的班主任，郑淑文老师要被替换掉了！

换个班主任，至于这么紧张吗？也许，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会知道，当时的学校真叫一个乱，如果没有一个强势且主持公道的班主任，课堂会被那些淘气的孩子们作翻天，不仅学业要荒废，软弱的孩子们的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而我们几个来自朱庄的小学生，因距离就读的振工小学有十几里地远，人单势孤，所以，成了最容易受欺负的弱势群体。

所幸的是，1974年当我们从朱庄的“五七”小学升到振工小学时，班主任是郑老师。郑老师可是个厉害角色，朱家庄和振工街的家长们无人不知，谁家有淘气难管的孩子，都希望送到她带的班里。当年郑老师已有二十多年的教龄，刀条脸上那双小眼睛里透出一股凌厉之气。她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没有弯弯肚，就不吃你这个镰刀头，谁敢在学校里跟我起刺儿，不好好读书，看我怎么收拾他。”在她的管理下，我们班40多个学生，没有一个调皮捣蛋的学生敢扰乱课堂。而那个时侯，每个班里的皮大王都不少，但到了学校里在郑老师的眼皮子底下，没一个敢兴风作浪的。

1975年是个特殊而敏感的年份，经常会感觉到一些紧张而怪异的气氛。工厂里，民兵组织又重新武装起来，路过废钢厂时，可以看到保卫科的办公室里，堆放着大量的真枪实弹。学校里，一阵“反潮流”风后， “工宣队”又重新占领了教育阵地。因郑老师“过度”的师道尊言，被下放到学校附近的胶管厂去当工人，作为交换，胶管厂里选拔了一位二十出头的青年女工，来当我们的班主任。郑老师走了，换了个没有任何教学经验的小王老师，从小遇到小狗和大鹅都恐惧的我，心里咯噔一下变得沉重起来。

那时候的振工小学，语文和数学两门主课都是由班主任来教，教学任务还是比较繁重的。开始，这位小王老师信心满满，很想把教学工作做好。她态度和蔼，说起话来慢声细语，但与郑老师相比，明显缺少那种杀伐决断的气场。

由于小王老师上课时讲起话来底气不足，坐在后几排的我总是听不太清楚。日复一日，教室里越来越嘈杂，越来越多的同学都不认真听课了。上课时学生之间有唠嗑的，有吵架的，有时还有互相推搡的，严重的时候还有相互扔东西的，简直快成了一锅粥。

有一次，小王老师实在是受不了课堂里的喧闹，挥手使劲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吼道：“你们这个样子，像是在上课吗！？”教室里安静了不到一分钟，然后竟然是一阵哄堂大笑。小王老师愣了一下，脸上的愤怒瞬间变成了失望，眼泪夺眶而出。她用双手捂住脸，转身离开了教室，而可怜的教室里，这下子真的乱成了一锅粥。快下课时，李校长带着小王老师一起返回了教室。校长训话时，小王老师用哭得红肿的双眼，呆呆地望着我们。

随后的课堂纪律并没有好转，但小王老师却逐渐地适应了这种课堂气氛。课堂上，那些淘气的男生们东窜西跑，她好像视而不见，只是把她准备好的课堂教学内容照本宣科地读一遍，然后就“完”事大吉了。

我们三一班课堂上的混乱，很快就全校闻名了。但由于这里是教育改革阵地，学校的领导们都选择了听之任之。有位音乐老师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上音乐课时，她用了一堂课的时间给我们讲了高玉宝我要读书和夏明翰英勇就义的故事，最后，又非常痛心地和我们说道：“同学们呢，你们现在上课不好好听讲，不学好知识，将来能承担起建设祖国的重任吗？你们对得起拋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们用生命为我们换来的自由和大好时光吗？”

音乐老师语重心长的启发和教导，虽牢记于我心，但对课堂纪律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混乱的课堂里，校园暴力逐渐地增多了。上课时，无缘无故地背后挨上一拳，或屁股上被踹一脚，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有一次下课，我刚要跨出教室的门，就被几个振工街的同学七手八脚地摁在地上，然后又有人骑在我身上不停地摇晃，七八分钟的窒息感，真是终生难忘。

小林和国柱，是和我在朱庄里一起长大的同学，当时感觉象桃园结义的兄弟，整天玩在一起。小林的母亲肖婶，在我们刚升到振工小学时就常提醒我们说：“振工街的孩子可野了，你们上学、放学的路上，遇到这些孩子要躲得远一点。尤其是那个叫二林子和三狼子的兄弟俩，无缘无故地就会下死手打人。”这两个人确实是当时振工街里的“棍”，没人敢惹。我们经常见到这两人鹰视狼顾地站在街口，每次遇到这两人，都会远远地绕着走开。

一个叫张久兴（化名）的振工街学生，高我们一个年级，据说他也是振工街一个比较“狠”的人物，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他。他答应我们几个朱庄同学，只要和他做朋友，就会保护我们免受欺负。但朋友可不是白做的，作为酬谢，我们隔三差五要带些自己珍爱的“小玩应“送给他，这些“小玩应”大都是我们路过废钢科时，从大铁堆里捡来的各式各样的好玩好看的小物件，如果有点好吃的，比如糖果之类的，也要省下来送给他。

从这以后，虽然说也没有受到多少保护，但心里好像塌实了不少。差不多一个多月以后的星期天，张久兴还亲自到朱庄巡游，我们前呼后拥地陪着他玩了一天，临走时还再三再四地挽留。可第二天上学，当我们满心欢喜地再次找到张久兴时，却看到他的满脸怒气。他挨着个地指着我们的鼻子说：“你们这几个忘恩负义的小子，我去了趟你们朱家庄，你们就这么招待我？昂，临走时你们还追着我不放，想干什么？难道说到了你们地界，你们有啥想法？”我们当时一下就懵灯了，真听不懂他的质问，而且，怎么解释也都没用。最后，他还恶狠狠地对我们说道：“再也不想看见你们这几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了，快滚！”

“保护伞“没了，校园里天天受欺负，而且啥也学不到，真没意思。有一天上学路上，我看到废钢科工人休息室的房后，有一大摞草袋子，我突然有了一个主意：干脆不去上学了，每天在草袋子上躺半天，等放学时再回家，岂不逍遥自在？小林和国柱对我的提议，二话没说就同意了。于是，我们仨人就猫在这里，半个多月都没去上学。

有一天，当我假装放学回到家时，看到一位女同学坐在我家里和我母亲说着什么。我一下子就傻眼了，心说这下要坏菜，估计逃学的事露馅儿了。那位女同学也是我们朱庄的同学，她来我家，是学校的老师托她问问我们家长，为什么半个多月没去上学。当母亲问我是怎么回事时，我把逃学的原因和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然后，心惊胆战地等着挨揍。听我说完，妈妈一点怒气都没动，只是平静地说道：“明天开始，好好上学吧，谁欺负你，回来告诉妈，我去找学校。”第二天回到学校，老师和校长看到我们一切完好，也是一句批评的话也没说，只是嘱咐了几句要好好读书之类的话。

一直到1976年秋季再开学，郑老师终于结束了一年的工厂代职，重新回到学校，继续当我们的班主任，从此一切才又好了起来。那之后，国家的形势也一天比一天好。1978年小学毕业时，我考上了本溪市省重点中学，而且，是全校唯一考上省重点中学的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