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府在对藏事务中的功与过

吉祥如意

清朝早期，朝廷通过与五世达赖喇嘛和固始汗的接触顺利承袭了明朝对藏统治关系。清朝中央不但要通过优礼僧伽加强对藏统治，还得着眼于蒙古诸部安宁。清皇室成员勤于佛教事务虽为政务，却也不乏精于佛事而入宗门修法的清朝皇帝。如顺治皇帝便舍弃皇位出家为僧，康熙皇帝也广修过寺庙，雍正皇帝更是借章嘉国师之言，自称禅修得到大自在成就。雍正和乾隆皇帝，都曾接受密法灌顶，并广修寺庙。从乾隆皇帝佛装图中（清代唐喀），就能领略到清朝皇室的崇佛之情。但从清朝时期的总体对藏政策来看，信仰佛教的清朝皇帝还是理智占据了主流。这一点，从《高宗纯皇帝御制喇嘛说》一文中，便能得到充分体现。　　

一、乾隆朝及之前对藏统治情况　　

清朝政府未入关之前，便与噶丹颇章政府默然确定了密切关系，双方联系频繁往来不绝。固始汗辞世后，以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为首的格鲁派僧团及地方政府，与和硕特部落的斗争日益激烈。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第巴·桑结嘉措更是多次与和硕特部首领发生冲突，最终被拉藏汗所杀。此间，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首领策旺阿拉布坦，也在图谋西藏，他还与拉藏汗结成儿女亲家。不久，策旺阿拉布坦突然武力进攻拉萨，拉藏汗被杀，准噶尔部洗劫了整个拉萨城。清朝中央闻声入藏，在西藏僧俗和地方贵族的有力支持下，将准噶尔部势力驱逐出藏，随之安立七世达赖喇嘛坐床。从此，蒙古势力左右西藏地方政教局面的历史结束。西藏平乱将蒙古部落驱逐之后，清朝政府为了加强对藏统治，废除了第巴制度，设置了“五噶伦制”。结果五噶伦相互争权夺利，爆发了卫藏战争。为此，清朝中央再次派兵入藏，只是未到拉萨时战乱已被颇罗鼐等人平息，清朝左都御史扎郎阿、迈禄与钦差大臣僧格、玛喇代表清朝政府审讯了生乱首恶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随后将其与之主要党羽均处以极刑。从此，清朝政府在西藏设立了中央派驻西藏的衙门（清朝大臣驻藏衙门）。颇罗鼐去世后，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因欲独霸西藏，以致再生叛乱，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被杀。此事被七世达赖喇嘛和噶伦公班第达平息。清朝中央派兵入藏后，遂制定了《善后章程十三条》，从此建立被称作“噶厦”的西藏地方政府。到六世班禅大师圆寂后，其胞弟红帽活佛勾结廓尔喀（尼泊尔境内）人侵略西藏，清朝中央派大臣福康安入藏清剿并进攻廓尔喀本土。廓尔喀投降后，红帽活佛自杀。事后，清朝中央颁定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自此，用“金瓶掣签”方式选择大活佛转世灵童遂成定制。　　

二、嘉庆朝及之后的对藏统治情况

嘉庆皇帝当政时期，继承了康、雍、乾三朝的对藏政策，相关法律规制均得到有力执行。嘉庆皇帝至光绪皇帝登基之年，第九世至第十二世达赖喇嘛均短寿圆寂，史料均称四者“暴亡”。这一点充分体现出西藏僧俗及格鲁派内部的激烈斗争。另外，康乾盛世之后，清朝逐渐衰败，第九世达赖喇嘛至十二世达赖喇嘛时期，西藏各地的武装叛乱不断。清朝政府统治力量衰弱之后，西藏的安定也随之失去了保障，叛乱为当地僧俗民众带来极大灾难。《清代藏事辑要》和《藏族简史》的相关记载也表明，九世至十二世达赖喇嘛时期，是藏地极不安宁的一段历史时期，区域性暴乱频发，格鲁派寺院的内部斗争不断。清宣宗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至清文宗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间，察雅两呼图克图为了争夺地盘，不顾驻藏大臣和噶厦的调停，公开内讧，一再发动大规模械斗，使川藏道路为之阻断。甚至在拉萨僧俗统治集团内部，也爆发了一系列激烈的权力斗争。如清穆宗同治初年（公元1862年），即有人控诉色拉寺活佛摄政热振呼图克图处理哲蚌寺堪布减放布施一案不公，引起动乱风潮。当时，哲蚌寺和甘丹寺僧人联合部分俗官公开与色拉寺进行械斗，互相仇杀，使整个拉萨城陷入极为恐慌和混乱的境地。最后，清朝政府根据驻藏大臣满庆、恩庆的意见，将热振呼图克图革职，另委任诺门罕协理西藏事务以结案。十年之后，原属于甘丹寺的达尔罕总堪布班丹顿珠又开始密谋夺权。他暗自勾结甘丹寺上层僧人及部分俗官，暗杀了六名身任噶伦、代本等噶厦要职的贵族，后被哲蚌寺僧人告发，他畏罪秘逃至甘丹寺，公开策动僧人实施叛乱。那时在驻藏大臣的主持下，西藏地方的噶厦政府动员了一万余兵力，围攻甘丹寺达半月之久，才将祸首班丹顿珠诛杀，这一恶性事件至此才算平息。　　

至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清朝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更是进入积贫积弱的苦难时期。西藏属于边远地区，由于朝廷统治能力衰退，王权君威已难及于斯，再加上英国等列强一直觊觎西藏加以分裂，所以卫藏局势异常凶险。尽管当时一些爱国主义僧侣全力维护国家统一，却总是得不到清朝中央的应有支持，甚至反遭清朝政府驳斥，十三世达赖喇嘛便因此而出走蒙古，最终转道入京面君，呈报西藏局势。光绪皇帝驾崩后，清朝中央不顾自身统治能力衰减，又派川军入藏进行改土归流，以致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等西藏僧俗反目为敌。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川军的逼迫下逃往印度，并在印度与英国人和俄国人相继接触，为西藏的前途和命运蒙上了更加暗淡的阴影。　　

三、清王朝围绕西藏所施政略　　

从清朝时期的对藏统治情况中，不难看到其间清朝政府为政的功与过。清朝政府在入关前后，及时将西藏收归治下承袭明朝对藏统治关系，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为西藏人民带来了福祉。其次，通过承袭元明旧制承认元明时期对西藏僧人寺庙的封赐和待遇，也有效维护了西藏地方的安定。和硕特与准噶尔部在西藏火拼为西藏民众带来了巨大灾难，清朝中央果断出兵平乱，结束了蒙古部落对西藏的威胁。此后，清朝中央先后颁布《善后章程十三条》《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均有效加强了对藏统治。纵观清朝皇室，信仰藏传佛教和礼遇僧人过程中，向来不乏理智。　　

清朝末期，政府腐败无能的表现已令历代中国人为之蒙羞。清朝政府对列强的软弱姿态，为英国侵略者蚕食中国领土和侵暴西藏僧俗留下了败笔。清德宗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三月十七日，中国和英国代表在印度的加尔各答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八条》。清德宗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十月二十八日，中英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续约九款》。清德宗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英国侵略者再次非法入侵西藏，迫使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蒙古，他们还在拉萨强迫西藏僧俗上层人士与之签订了《一九○四年之英藏条约》（亦称“拉萨条约”）。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四月初四，清朝政府在北京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中英新订藏印条约》。对此，双手沾满西藏人民鲜血的英国侵略者佛兰西斯·荣赫鹏，曾对这段历史著写过专著《英国侵略西藏史》（亦即《英藏关系的记述》），书中记载着的侵藏内容，道尽了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耻辱。

在英国侵略者粗暴入侵中国西藏时，西藏僧俗奋起反抗，体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清朝政府对英国等列强的软弱无能，也的确令西藏僧俗倍感失望。念佛诵咒驱不走扛着枪炮等高科技火器的侵略者，清朝中央又腐败无能，致使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僧俗四众曾因为西藏的凶险前景而倍感迷茫与无助。此间，清朝政府还与列强签订着有关中国其他地区的条约，不外是一些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约定。这些，都是清朝政府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

附：

1.《圣祖仁皇帝御制平定西藏碑文》　　2.《高宗纯皇帝御制喇嘛说》　　

　《圣祖仁皇帝御制平定西藏碑文》

昔者太宗文皇帝之崇德七年，班禅额尔德尼、达赖喇嘛、固始罕（汗）谓东土有圣人出，特遣使自人迹不到之区，经仇敌之国，越数年始达盛京，至今八十载。同行善事，俱为施主，颇极安宁。后达赖喇嘛之殁也，弟巴（第巴）隐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任意妄行，拉藏灭之，复兴黄教，因而允从拉藏库库脑儿群众公同之请，中间策旺阿拉布坦妄生事端，准噶尔之众肆行奸诈，灭坏达赖喇嘛，立废第五辈达赖喇嘛之塔，辱衅班禅，毁坏寺庙，杀戮喇嘛，名为兴法而实灭之，且欲窃据图伯特国。朕以其所为非法，爰命皇子为大将军王，又遣朕子孙等，调发满洲蒙古绿旗兵各数万，历烟瘴之地，土马安然而至，贼众三次乘夜盗营，我兵奋勇击杀，贼皆丧胆远遁，一矢不发，早定西藏，复兴教法，赐今呼毕而罕册印，即封为第六辈达赖喇嘛，安置禅榻，抚绥图伯特僧俗人众，各复生业。于是文武臣工咸谓王师西讨，历烟瘴险远之区，曾未半载，辄建殊勋，实从古所未有。而诸蒙古部落及图伯特酋长，亦合词奏曰：“皇帝勇略神武，超越往代，天兵所临，邪魔扫荡，复兴蒙古，所向遵奉法教，坎康藏敢于等部人众，咸得拔离汤火，乐土安居，如此盛德大业，非臣下颂扬所能罄，请赐御制碑文，镌石召地，以垂永久。”朕以何功焉？而群众动请不已，爰纪斯文，立石西藏，俾中外知达赖喇嘛等三朝恭顺之诚，诸部落累世崇奉法教无忽，朕之此举，所以除逆抚顺，绥众兴教云尔。康熙六十年。

《高宗纯皇帝御制喇嘛说》　　

佛法治自天竺，东流而至西番（蕃），其僧又相传称为喇嘛。喇嘛之字，《汉书》不载，元明史中，或讹书为“剌马”，予细思其义盖西番语谓上曰喇，谓无曰嘛，喇嘛者，谓无上，即汉语称僧为上人之意耳。喇嘛又称黄教，盖自西番高僧帕克巴（八思巴），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我朝惟康熙年间，只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号，不过沿元明之旧，换其袭敕尔。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其呼图克图之相袭，乃以僧家无子，授之徒，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明有福相者，俾为呼必勒罕。幼而习之，长成，乃称呼图克图，此亦无可如何中之权巧方便耳。其来已久，不可殚述。孰意近世其风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则与世袭爵禄何异？予意以为大不然。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图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廓尔喀之听沙玛尔巴之语劫略藏地，已其明验，虽兴兵进剿，彼即畏罪请降，藏地以安。然转生之呼必勒罕出于一族，是乃为私，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兹余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定，而又明其理，然后可，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且后藏煽乱之喇嘛，即正以法，元朝曾有是乎？盖举大事者，必有其时与其会，而更在乎公与明，时会至而无公与明以断之，不能也；有公明之断而非其时与会，亦望洋而不能成。兹之降廓尔喀，定呼必勒罕，适逢时会，不动声色以成之，去转生一族之私，合内外蒙古之愿，当耄近归政之年，复成此事，辑藏安边，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予幸在矣，予敬益在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