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早在清政府入关之前，四世班禅大师却吉坚赞和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便在与格鲁派的敌对势力藏巴汗、噶玛·却央多吉进行斗争时，与诸蒙古势力缔结法缘。但漠北蒙古的喀尔喀和察哈尔等势力也曾使格鲁派走入险境，如喀尔喀蒙古的却图汗就曾与察哈尔林丹汗、西藏的藏巴汗结盟，意欲彻底消灭格鲁派。最终四世班禅大师和五世达赖喇嘛还是通过联合漠西蒙古的和硕特部落在与众多劲敌的斗争中胜出。明末清初，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在蒙古和硕特部落势力帮助下，于西藏建立了噶丹颇章政府，更替了明朝末期的地方政权，并随之成为固始汗监控下间接掌持西藏地方行政事务的主宰。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辞世后，五世达赖喇嘛逐步全面掌持地方行政事务。此后，五世达赖喇嘛在不断刻意强调转世活佛的神圣性过程中，渐使自己从一位哲蚌寺的活佛升级为整个格鲁派的代表性人物。至此，以达赖喇嘛为核心人物的格鲁派教内组织形式初步形成。 </p> <p class="ql-block">自从蒙古势力与藏传佛教宗派建立了广泛供施关系之后，二者间的相互影响便一直在延续。尤其三世达赖喇嘛和阿勒坦汗接触之后，更是使格鲁派教法传遍了蒙古全境。此间，蒙藏地区逐步形成了由藏传佛教高僧梵封蒙古汗王，以及承认蒙古地区活佛转世灵童等约定俗成的公认模式。西藏僧人从此开始借助蒙古势力不断巩固自己的实力，而蒙古势力则利用僧人的宗教仪式在精神层面上取得神谕般的梵封，或通过其确认所辖地区内活佛转世灵童的宗教权威，来培植自己的力量。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漠北蒙古与漠西蒙古对峙，可漠西的卫拉特四部（和硕特、土尔扈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和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均与达赖喇嘛往来频繁，也有蒙古汗王曾于其法驾前得受过梵封，蒙古地区入藏学修佛法的活佛也大都与之建立非同寻常的关系。其中，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巴图尔洪台吉之子“葛尔丹”，便是五世达赖喇嘛的亲教弟子。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早已回到本部的葛尔丹势力已得到迅速发展，并开始不断扩张。自清圣祖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起，葛尔丹屡次袭扰漠北蒙古各部，喀尔喀的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请求清朝中央保护，从此归附大清王朝，使漠北蒙古纳入清朝版图。第巴·桑结嘉措为了制衡盘踞在青海和西藏的和硕特势力，一直在冒行达赖法旨，以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唆使葛尔丹侵伐蒙古各部，与清朝中央为敌。如此便使葛尔丹在叛乱中一步步走向深渊，最终落了个畏罪自杀的可悲结局。 </p> <p class="ql-block">康熙年间，清朝中央晋封第二世章嘉活佛阿旺洛桑却丹为多伦诺尔（内蒙古境内）的扎萨克喇嘛，总管当地黄教事务。此后，他在多伦地区广弘教法，对蒙古地区的佛教发展产生一定影响。雍正皇帝登基后，清朝中央册封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此后，七世达赖喇嘛更是频繁接待蒙古地区寺庙和地方权贵的朝拜和供养，有效扩大了自己在蒙古地区的影响。乾隆年间，清朝中央命令第三世章嘉·若贝多杰率众将藏文《甘珠尔》经译为蒙文，随之在京城刊印后同时发往蒙古各部。相对于以往只以藏文诵经的学修方法，此举必然在推进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本土化进程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光绪年间，第四世嘉木央活佛噶藏图旦旺徐曾在今内蒙古地区广传佛法，据称每日顶礼者数逾万人。此外，班禅大师也和蒙古势力结有施主与福田的关系。然而总体上看，蒙古部族与西藏佛教界上层僧人在清代时期，也绝非始终和顺。和硕特部落自固始汗起，便与格鲁派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可是在之后世俗权力和各种现实利益的角逐中，和硕特部落首领还是与格鲁派政教势力之间逐渐形成了仇敌关系，并不断发生武力冲突事件，第巴·桑结嘉措之死以及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被废黜之事便可充分说明二者间的复杂关系。 </p> <p class="ql-block">清朝时期，朝廷为了加强对藏统治和安定各地蒙古部落，一直倡行藏传佛教，为藏传佛教的深入发展提供了绝佳的政策环境。在西藏政教模式和清朝中央的宗教政策影响下，当时的漠北蒙古除了哲布尊丹巴活佛转世系统以外，还形成了包括阿齐图诺门罕洞阔尔呼图克图在内的三十多个大活佛转世系统。被称作漠南蒙古的当今内蒙古地界之内，也先后形成了近一百三十个大活佛转世系统。如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境内的昆都仑召，本是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修建的一处小庙，但后期却在乾隆皇帝高度关注和有力支持下，使得乌拉特中公旗倾全旗之力对其进行了二十年扩建，最终成为一个常住僧人多达一千五百余众的大寺庙。并且昆都仑召还在乌拉特中公旗境内拥有自成体系的属庙三十四座。其次，包头市九原区境内始建于清圣祖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的梅力更召，系清朝时期乌拉特西公旗旗庙（目前全国唯一用蒙语诵经的寺庙），那时也在乌拉特西公旗境内拥有二十四座自成体系的属庙。仅上述的乌拉特中公旗和西公旗两个旗境内，便有近六十座体系完备的寺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