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赣行三：重温中央苏区的创立

高一序

《如梦令·元旦》

宁化、清流、归化，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 毛泽东

一九三O年一月

　　1930年1月初，即毛泽东和朱德、陈毅领导的红四军“古田会议”之后，就面临蒋介石策动的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国民党军对闽西苏区进行的“三省会剿”。

红四军决定兵分两路西越武夷山，由闽西战略转移到敌后赣南，到广昌一带会合。朱德率主力第一、三、四纵队先行。

毛泽东率第二纵队成功掩护了主力转移后，经连城、清流、归化、宁化，于1月19日同主力部队在赣南会合，宣告了“三省会剿”破产。途中，毛泽东写下了《如梦令·元旦》这首诗词。

　　红四军回师赣南后，达到了“离开闽西，巩固闽西”的目的，而且在赣南一举攻下了宁都、永丰、乐安等县。

红四军攻占永丰是1930年1月29日。30日毛泽东就在藤田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根据调查的情况，准备创立永丰中部纵横130余里的根据地。毛泽东还在竹山里召开群众大会，作了关于当前斗争形势、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工农武装的报告。

这同时期的1月，江西红军独立第2、第3、第4、第5团等部合编为红军第6军。

　　1930年2月6日至9日，毛泽东在吉安县陂头村召开有前委和红四、五、六军军委及赣西、赣南特委参加的联席会议，史称“陂头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50余人，毛泽东传达了古田会议精神，作了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会议经讨论主要形成了如下决议：

确定赣西南党的主要任务是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和扩大工农武装。确定了分配土地政策，为按人口分配土地，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适当调整的原则，并根据《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执行以来的经验，制定了《赣西南土地法》。

　　“陂头会议”还确定了攻打吉安的总目标，作出了战略和战役部署，并决定成立红四、五、六军及赣西南、闽西、东江特委的共同前委。

指定毛泽东、郭贞、曾山、王怀、方志敏、朱德、潘心源、黄公略、刘士奇、彭德怀、谭震林、陈毅、邓子恢、张鼎丞、袁国平、李文林、滕代远17人为前委委员。毛泽东、曾山、刘士奇、朱德、潘心源为常委，黄公略、彭德怀为候补常委，毛泽东任书记。　　

会议还决定了将赣西、湘赣边界、赣南特委合并为中共赣西南特委，指定刘士奇为书记。

　　“陂头会议”统一了赣西南党内的思想，建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明确了赣西南党和红军的主要任务、目标，为赣西南苏区的建立乃至江西革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政治及组织条件。

“陂头会议”后的2月下旬，红军又进攻了吉安，全歼国民党军唐云山旅，粉碎了敌军七个旅对赣西南的“进剿”。在风卷红旗雪里行军下吉安的路上，毛泽东写下了《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这首诗词：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1930年3月，赣西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曾山、邓子恢分别任主席。在此前后，红军在赣西南和闽西分兵发动群众，使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进一步发展，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4月，闽西地方武装组成了红军第12军，同时瑞金境内农民暴动成功，推翻了民国县政府，6月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嗣后，中国工农红军进一步开展创立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历程。

也是在1930年6月，红4、红6、红12军组成了红军第1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共2万余人。（同年8月，红1军团与红3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

当时，工农武装割据和土地革命形势正蓬勃发展，赣、闽、湘、鄂、皖、豫、桂、粤等省先后建立了十五个大小革命根据地，全国红军发展到十万人，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也呈燎原之势。

　　但此时，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

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6月15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蔽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并严厉地批评毛泽东等：“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

　　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一些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

毛泽东和朱德虽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移师向南昌、长沙推进，并且对长沙发动了历时十六天围攻。但毛泽东和朱德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尽力避免盲目硬拼，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不断改变进军方向以避强击弱。

这段艰险历程中，更重要的是耐心地、一步一步地纠正部队内部相当普遍的盲目执行上级命令和急躁的情绪，把红军的行动引入正确轨道。

　　这时期的1930年7月，毛泽东写下了《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诗词：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由于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红军没有机械地执行当时中共中央关于进攻南昌、九江的命令，因而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造成重大的损失，并在复杂艰难的斗争中继续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建立了中央苏区。

　　如1930年8月20拂晓，红一军团主力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猛攻浏阳文家市，全歼立足未稳的湘军三个团、一个营及一个机枪连。

1930年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红军攻克吉安，拔除了国民党反动势力长期盘踞在赣西南地区的重要据点，使赣西南苏区的赣江以西和以东地区连成一片。

此后，以瑞金为中心的包含赣西南、闽西两苏区的中央苏区就创立诞生了。

　　1930年10月7日，吉安城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军民同欢举行了热闹非凡的祝捷大会。红军吉安大捷后，接着连克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等地，同时进行了土地革命，使赣江两岸中央苏区更巩固发展了。

对这段艰险的历程，朱德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这样而真照李立三的错误指导做下去，“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

好在1930年9月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会上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朱德为中央候补委员。

　　面对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发展，蒋介石组织了10万国民党大军的第一次“围剿”。

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在1930年12月30日及之后五天内，连续打了龙冈、东韶两个大胜仗，共歼“围剿”军一个半师一万五千多人，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毛泽东为此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随着中央苏区的创立，193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成立了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周恩来未到任前，由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周恩来是1931年12月15日，由上海进入闽西苏区，月底到达瑞金就任的。）

 可此时的中共中央，受共产国际的指导，虽否认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但又批评了瞿秋白与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的调和主义，结果确立了危害中国革命事业达4年之久，导致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危机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

　　1931年5月16日起的半个月中，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从赣江东岸打到闽西北山区，横扫七百余里，连续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打破了20万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

毛泽东在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又写了《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紧接着，在1931年7~10月间，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在被30万国民党军队重兵合围的险境中，灵活机动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避强打弱，歼灭国民党军队十七个团，共三万余人，打破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经过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以瑞金为中心的的中央苏区扩展到二十八个县境，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十五座县城，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为全国最大的苏区。

在全国各苏区内，都通过发动群众，建立或恢复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扩大红军队伍，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通过在各种残酷复杂的斗争中，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在实践中顽强探索创新，把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实现了具体化和可行性。

从党的建设，红军的建军思想和作战原则，土地改革的政策，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工农政权的建没，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等，毛泽东都已提出明确而系统的、切合中国实际可行的主张。

从而开辟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

　　然而，正当中央苏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准备召开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

1931年9月18日，日本突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这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

9月25日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文告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士，把满洲已经完全看做是他们的殖民地了“，坚决主张抗日！

　　可是此时的中共中央，被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取得统治地位。他们把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看做主要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竟莫明其妙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他们看不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间派的积极变化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一味强调所谓“进攻路线”，把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一概斥为“保守”、“退却”以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并且利用组织手段把他们那一套强行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去，使革命根据地内又“妖雾漫漫”，甚至于将中国革命事业陷入生存危机之中。

　　1931年11月初，也就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为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对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等展开了争论。

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

　　但是，会议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形成的决议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

在思想理论上，他们把毛泽东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们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主张，认为毛泽东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

在根据地问题上，他们把“傍着根据地波浪形发展”的正确方针当作右倾保守来反对。

　　在军事方面，他们更是指责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提出：“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并指责红一方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和“街市战”。

这些，实际上是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判，而这些批判，事后还被当时的中共中央认为不夠严厉。

毛泽东就是在被批判着的情况下，组织、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叶坪村一派节日气氛。

出席大会的代表分别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等苏区，红军部队，以及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共610人。

会议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46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为主席。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其“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

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土地法》、《劳动法》、《苏维埃组织法》、《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红军决议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抗日宣言》、《少数民族问题决议案》、《红军优待条例》、《婚姻条例》等法律、法令、条例、文件。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进行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从此走来！

后 记

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

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

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自己的党内，这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钢铁般的意志，一个人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

　　毛泽东在这三年里，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描述道：

“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

　　毛泽东在长期严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锤炼出了一整套科学的工作方法。

就是极端重视对实际事实的周密调查，坚持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到客观事物方方面面的复杂因素和变动状况，集中群众智慧又经过审慎的深思熟虑，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用来指导工作，并且十分注意通过实践的检验来修正或充实原有的想法、做法。

这是毛泽东所以能够不断提出创见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这种科学的工作方法，使他在1931年~1934年长征开始，也就是“共和国摇篮”的三年中。

无论在前期的作战指挥上为赣州战役解危、漳州战役和宜乐战役的胜利，中期对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土地改革的领导和打破经济封锁，还是后期在会昌和于都的短期工作中，及之后长征出发到遵义会议间，他都竭尽全力地做出了重要的成绩。

这种科学的工作方法，毛泽东也自觉地贯穿在他日后领导全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中，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并用以教育全党全军和全体人民，这是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极其重要的原因。

　　从1933年9月25日至10月间，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

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最后于1934年10月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进行长征。

1934年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也随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离开于都城，踏上长征征程。

　　这一集《闽赣行三：重温中央苏区的创立》到此又要和大家再见了。

让我们分享毛泽东于1934年7月，国民党军重兵大举向中央苏区中心区进攻，形势十分严峻时，毛泽东在会昌城外的文武坝参加中共粤赣省委扩大会议，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23日晨，与一些同志登上会昌城外的岚山岭，之后写下所作的诗词《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谢谢各位的分享和鼓励！

注：资料来源《中共党史》《毛泽东传》《博物馆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