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13）我所经历的武威收报事件

耕夫

我的故事（13）

1987年9月份来到武威日报社，我是言归正传，如鱼得水，几乎每天都是被一种激情燃烧着，每一份工作都是一种享受。一待就待了26年。

在这些日子里，有鲜花有掌声有欢乐，也有荆棘有骂声有苦恼。我几乎每年都荣获省内外新闻奖项，最荣耀的是 1992年5月，共青团甘肃省委联合甘肃新闻工作者协会在全省范围内表彰了一批年轻的优秀记者，其中我和我的师大同班同学、兰州日报社的李健吾等十个年轻记者被评为最佳优秀青年记者、甘肃省新长征突击手。

好汉不提当年勇。说说几件糟心的事吧。

我来到报社时间不长就发现，我的两个贵人原来是势不两立的死敌。李田夫和梁林两个人都是武威日报的创刊人，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新闻界的高手。当时地委指定李田夫是主持工作的负责人，梁林屈居二把手的位置。结果谁都不服气谁，谁都想当这个报社的一把手。于是乎，长期闹不团结，报纸的工作深受其害，记者们个人的成长进步也深受影响。真可谓是神仙打架，百姓遭殃。他们不光是两个人闹，他们每个人的身后都拥有几个帮手，使报社工作人员形成了两大派别。我就感觉到很难做事。我初到报社，除了当记者当编辑，还管办公室的一摊子事，包括上传下达、迎来送往等等。我自然还是管公章的。梁林副总编有事要盖公章，我不能不给盖。事后李副总编说这个公章不能盖，责问我为什么不坚持原则。让我里外难做人。

我是新人，是两派都争取的对象。其实我哪一派都不想去。但是混来混去，就把我划在了梁林副总编一派。划就划了吧，但是其中一件事令我很后悔。那就是我在武威震惊全国的收报事件中扮演了一个不太光彩的角色。

1988年3月7日，武威市（当时还没有地改市，这个市就是现在的凉州区）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的前一天，武威地区行署专员魏万进和副专员刘生荣邀请部分基层人民代表座谈。两位专员再三鼓励代表要"讲实话、心里话"。于是，代表们就农业生产、水利设施以及干部作风等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武威报》（那个时候还没有扩版成《武威日报》）副总编梁林整理出一篇座谈纪要，以《人民代表的心里话》为题，登在3月16日的《武威报》上。

这篇原本很正常的报道，并未引起很多读者的注意，却惹怒了武威的地方官。武威市长柳宏克认为报道是冲着他来的，大为恼火。他当即给地委书记杨作林打电话："我是省上、地委派来的，不是自己要来的，如果不行我可以走嘛！"地委几位书记一商量随即下令，扣发所有未发出的报纸，已发出的全部收回，宣布当天报纸作废。

于是第二天，《武威报》组织报社记者手持地委宣传部的介绍信，上街收缴3月16日的报纸，受到读者的强烈抵制。我和胡林山一组，走的是南大街。3月19日，《武威报》重新印发了16日的报纸，用一条一般性的会议消息代替了原来的《人民代表的心里话》。报纸还登出一条启事，要求读者“自行销毁前一张报纸”。

收报的行为发生后，梁林副总编凭借其丰富的社会经验，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起罕见的压制民主、蔑视舆论监督的事件，后续能有大文章可做。他把我们几个和他走得近的记者喊在一起分析形势，提出要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捅到《中国青年报》去，因为只有《中国青年报》思想活跃，能把这个事情捅到全国去。

我不知道是哪根神经错乱了，或许是被众人的情绪裹挟着一步步往前走，我忽然想到了中文系乙班同学、《中国青年报》驻甘肃记者站的黎戈宁记者。大家七嘴八舌兴奋地说，赶紧联系黎戈宁。我很快联系到了黎戈宁。黎戈宁的父亲是甘肃的老干部，黎戈宁怕惹是非就耍了滑头，他没有亲来采访，而是很快将这个线索捅给了《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部主任，《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郭家宽接到线索，立即派时任《中国青年报》青海记者站站长马应珊赶往武威采访。4月1日，《中国青年报》头版独家刊登《武威地市领导压制新闻批评大发武威》。编辑部还不惜版面，把《武威报》刊登的近4000字的《人民代表的心里话》全文转发。随后，新华社、《人民日报》先后播发、转载了《中国青年报》的报道，美联社、德新社也作了跟进报道。收报事件在社会上及新闻界产生了重大反响。

当时，全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代表们正在庄严地讨论着民主和舆论监督，而武威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中国青年报》抓住了保护民主还是践踏民主这一重大主题，连续发表了五组报道。 一时间，《中国青年报》在甘肃洛阳纸贵。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地委书记杨作林“心悦诚服”接受《中国青年报》等新闻媒体的批评，并在《武威报》报眼位置上公开发表检讨。后来 这组报道被评为1988年新闻界十件大事之一，并获得1988年全国好新闻评选一等奖。

其实杨作林书记、柳宏科市长都是挺好的领导干部，作风正派，有事业心有作为，给武威做了好多大事好事。但是他们自己的进步因为收报事件而受到影响。我后来设想了一下，假如我没有给《中国青年报》提供线索，收报事件就不可能在全国产生影响，杨作林的结局（后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可能会更好一些，行署专员魏万进、武威市长柳宏科也不会从此销声匿迹。我有些告密的嫌疑，而这正是我平生所厌恶的，这是同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世原则背道而驰的。

这个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并没有消除两个总编之间的矛盾。于是乎地委对两位老总各打五十大板：李田夫调任地区文联副主席，梁林调任地区科协副主席。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两个人的本事都大得很，最后各自东西。李田夫西去金昌，最后任《金昌日报》总编辑、高级记者；梁林东去白银，任《白银有色报》（白银公司的报纸）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