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四大家的人生际遇

无尘

1983年，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提出了陈垣、吕思勉、陈寅恪和钱穆为“史学四大家”的概念，这一说法已被学界和坊间广泛接受。这四人同处于中国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他们前承传统文化遗绪，后沐现代教育新风，特定的成长环境加时代背景，使他们成为特定历史时期史学研究的高峰，他们身上都闪耀着中国文人精神的光辉。同时由于个人性格和境遇不同，人生际遇䢛异，起落沉浮，令人感慨。

陈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又字圆庵，广东广州府新会县人。享年91岁。

陈垣是中国宗教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在元史、历史文献学、宗教史等领域皆有精深研究，一生撰写史学专著和论文近二百篇。

1921年9月，陈垣在北京创办平民中学，教授学生修身、国文、历史以及中国文史等课程。他还担任过半年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代理主持过部务（部长黄炎培不到职）。

1923年起，陈垣开始在燕京大学任教。1926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身为校长的陈垣，利用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和校务长雷冕神父（德国人）以及美、德两国圣言会的关系，争取到文史各科不改用日文教材、校门不挂日本国旗、日文不作为必修课——这“三不”一直坚持了八年，使辅仁大学成为沦陷区独一无二的特殊大学。1948年3月，陈垣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政府陆续南迁，国民党多次动员陈垣南下。但陈垣选择留在北平，迎接新中国。1949年后，陈垣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1952年，辅仁大学改为北京师范大学，陈坦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1971年。

进入新中国，陈垣在政治上积极表现，努力融入新时代。1951年夏，已经年届71岁的陈垣报名参加土地改革，任西南土改工作团第二分团的团长。 同年11月，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与陈垣同席，他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尽管有领袖的金口玉言，但面对一场接一场改造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陈垣这个“旧知识分子”仍然不免感到不安乃至恐惶，甚至对自己以往的研究产生了怀疑。“大跃进”开始后，陈垣痛感自己的史学研究不能为“大跃进”服务，这个史学巨擘诚恳地对校党委领导说：“历史这门学问太难了，自己过去的著作是否有错误已无能力辨别批判，希望一些研究历史的党内负责同志给予帮助。”同时，他积极向组织靠拢，拥护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立志做一位“红色老人”“红专老人”。1959年，陈垣终于被批准入党。 3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发表陈垣文章：《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

政治上得到认可的陈垣，喜悦的心情尚未平复，1960年1月，马寅初因发表《新人口论》受到全面批判，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辞职后的马寅初蛰居寓所，用两年时间撰写初稿约100万字的《农书》，结果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物伤其类，马寅初的遭遇让陈垣为自己的命运深感担忧：“经济学方面批判马寅初，历史学方面是不是也要批判我？”

果然，“文革”一开始，北师大的造反派要把陈垣定为“反动学术权威”。据说由于周恩来力保，才免遭冲击。但他的儿女孙辈却没少吃苦头。而且北师大派给他的一个公务员、一个秘书、一个男护士都撤走，只剩下他自己请的老保姆负责做饭。

1971年6月21日，一代史学大师陈垣郁郁离世。

吕思勉（1884年2月27日—1957年10月9日），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江苏省常州市人。享年73岁。

吕思勉幼承家学，少年时即熟读《资治通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典》《通志》和《昭明文选》等，并写有史札和史论数本。1907年入东吴大学任教。1919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23年2月至1925年7月，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专修科任教，教授国文、历史课程。1926年入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国文系任教，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后任代校长。1952年院系调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吕思勉成为华东师范大学一级教授。其代表作品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先秦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大中国史》等。

1923年吕思勉的第一部通史著作《白话本国史》出版。《白话本国史》是最早使用白话文撰写的新式中国通史，这部书的出版顺应时代潮流，对于历史知识的普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因而一经出版即成为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在研究方法上摆脱了旧史单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关注政治和军事的历史撰述格局，着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历史研究的目光转向了常人常事，关注普通民众的寻常生活，概括而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历史上的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和衣食住行的源流和演变。《白话本国史》中有关汉族以外诸族历史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叙述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时更加强调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分别叙述了每个王朝国家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称这些少数民族为“汉族以外的其他各族”，而且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称之为“朝”，这为当时编写中国通史开创了新体例。顾颉刚称该书“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

吕思勉并不是埋头故纸的书生，他对国家民族的命运也极为关注。抗战胜利之年，吕思勉精神极为振奋，对战后国家之重建充满了期望，先后撰写了《抗战的总检讨和今后的方针》《战后中国经济的出路》《战后中国之民食问题》《怎样将平均地权和改良农事同时解决》等一系列文章，以史鉴今，为治国出谋划策。

1952年，吕思勉也被卷入三反及思想改造运动中，写有《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后因身体逐渐衰弱，请长假回常州故居养病。1956年回上海重新开始研究工作。

1957年10月9日，吕思勉肺气肿与心脏病并发，抢救无效，逝世于华东医院。10月13日，于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公祭大会。

1966年文革开始，在上海虹桥路万国公墓的吕思勉夫妇墓穴被毁。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江西省义宁县（今九江市修水县）人。享年79岁。

陈寅恪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学校。1926年，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教授）。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并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曾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导师，被尊为"清华三巨头"之一；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并称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王国维、章炳麟并称“近代国学三大师”。他还受聘为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1939年），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1944年），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1947年）。

陈寅恪的研究，涉及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古代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古代各民族语言、敦煌学、藏学、突厥学、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且都有创新性成果。

“诗史互证”是陈寅恪在研究中用得最多、最具特色的一种考据方法。虽然首先提出这种方法的并不是陈寅恪，但他把这种方法大量付诸实践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耗时十年的封刀之作《柳如是别传》，不是一部简单的个人传记，而是他“诗史互证”的力作，此书通过笺释钱谦益、柳如是的诗文，系统论述了明末清初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陈寅恪“诗史互证”方法的运用，既是对史料范围的扩展，也是对考据方法的创新。

1948年底，北平城外炮声渐近，大战在即。陈寅恪携家暂避于兄弟陈师曾家。胡适紧急找到他，说南京政府发来电报，将派专机到南苑机场“抢救”胡适和陈寅恪等著名教授。第一次计划从南苑机场出发，但因南苑机场已被解放军占领，专机不能降落。第二次，蒋介石亲自下令派出飞机再次飞往北平。守城司令傅作义为完成抢救学人的计划，下令城外部队组织兵力向南苑机场攻击，经过两个轮次的浴血苦战，夺回了机场的控制权。专机冒着解放军的炮火在南苑机场紧急降落，傅作义派出他的座驾，把胡适和陈寅恪两家送往南苑机场，还有数名其他知名教授，一起乘机飞往南京。

虽然到了南京，但是赴台湾还是留大陆，陈寅恪自有盘算。他在南京滞留一晚，经上海转往广州，接受岭南大学聘约。其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屡次电催陈寅恪赴台，陈寅恪不往，在岭南大学（后并入中山大学），兼任历史、中文两系教授。

1952年，陈寅恪弟子汪銭，拿着郭沫若的亲笔信南下，请陈寅恪赴京，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陈寅恪在给郭沫若回信中竟然提出：如果要担任所长，所里同仁需要不尊马列，同时需要“毛刘二公给一张保证信”。此事便搁置下来。但陈寅恪的“不合作”态度昭然若揭。

1966年，文革开始，陈寅恪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被怀疑是“美国特务”，受到专案审查，一份又一份的写书面检查交代材料。陈寅恪的书籍、手稿、二十多封祖父陈宝箴的来往信札，妻子唐筼先祖遗留的金银首饰……都被抄走。在陈寅恪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专案组人员强迫他作口头交代，一直把他折磨到再也说不出话来。1969年3月，中大校革委会给陈寅恪作的结论是：“一贯利用学术，坚持反动立场，恶毒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应划为反动学术权威。要把他们批得比狗屎还要臭，以后给予一定的生活费，养起来做反面教员。”

1969年10月7日晨，陈寅恪，这个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老头，因心力衰竭，又突发肠梗阻、肠麻痹，无法救治，凄然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四十五天后，陪伴他一生的爱妻唐筼因脑出血、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并发，随他而去。

钱穆（1895.7.30 — 1990.8.30），江苏无锡人，享年95岁。

钱穆是现代中国历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其著作包括《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对中国历史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钱穆18岁开始在小学任教，35岁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1931年应聘执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1948年秋，钱穆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一职。1949年4月，应邀前往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任教。

钱穆在史学和教育方面成就斐然，但他却一度是国、共两方都不待见的人：在国民政府方面，他一直受以傅斯年为首的留洋派的鄙夷及打压，抗战胜利后，北大在北平复校，当时傅斯年暂代北京大学校长，以往北大的同事都收到了邀请他们回转北平的信函，而钱穆却不在其列；在中共方面，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以新华社名义发表他亲自撰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赫然点了钱穆的名：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身处夹缝中的钱穆下决心留在香港，1949年10月，钱穆随华侨大学迁香港，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1950年创办“新亚书院”。 1963年，新亚书院和崇基学院、联合书院三校作为基本学院，组建一所新的大学，在钱穆建议下，校名最终被定为“香港中文大学”。钱穆还坚持香港中文大学应以发扬中国文化、以中文为授课语言。

1967年9月28日，钱穆以归国学人身份和夫人胡美琦应蒋介石之邀，自港返台，定居台北。1968年， [钱穆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蒋介石特意赠与他一套庭园小楼，钱穆将其命名为“素书楼”，便在自家客厅开设每周一课，每次可容纳四五十人，18年书声不辍。除讲学外，钱穆还在这里完成了《中华文化十二讲》 、《孔子与论语》、 《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等著述。

1990年8月30日上午9点15分，钱穆在台北寓所无疾而终，享年96岁。1992年1月，钱穆骨灰归葬于太湖西山的俞家渡石皮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