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九龙岗铁路机厂工人大罢工

千纸鹤

1948，九龙岗铁路机厂工人大罢工

千纸鹤

一

“（1948年）6月1日，淮南矿路公司铁路工人罢工。”

这句话出自《淮南煤矿志》第347页及《淮南煤矿史料》（1909~1949）第400页，但没有进一步的细节。

在大通万人坑教育馆中的淮南煤矿史展厅中，关于这次铁路机厂工人罢工，我发现有这么一段文字：

“（1948年）6月1日，淮南矿路股份有限公司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反对国民党统治。”

而《蚌埠铁路分局志》上关于此次罢工的记载稍多了几个文字

第18页

“6月1日九龙岗机厂工人为要求调整工资，改善的生活待遇举行罢工。淮南铁路局答应工人要求后，翌日复工。” 第463页

“1948年始，（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工人开展经济斗争，持续不断的举行罢工。
......
6月份，九龙岗机厂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于1日拂晓相聚在九龙岗车站，坐卧于各道岔上正式举行罢工。当日8时许，由田家庵开来的2次特快列车被阻在九龙岗站不得开行，迫使当局口头答应罢工工人要求后，于下午1时许，工人才陆续散去，次日复工。”

这里则说九龙岗铁路机厂工人是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下，“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而罢工。但究竟是哪位地下党组织的，则没有给出答案。 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当时参加此次罢工的方自泉（全）老人怎么说。

上为方自泉老人家佩戴获赠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近照。

二

前段时间采访远在成都96岁的方自泉老人家关于淮南铁路机厂的过往历史，当时没提到此事。前几天再与老人家闲聊，他突然想到这件事。老人说之前看过一些淮南写的关于解放前淮南矿路工人罢工的事，但都没有提我们铁路机厂1948年夏天那次罢工运动。

上为1950年方自泉先生的履历表局部。其入人民铁路日期即淮南解放之日。

为此，老人家有些“愤愤不平”。

我宽慰他，可能是因为你们厂1951年8月都调到大西南去了，知情人都不在淮南了，所以淮南这边也没人知道这段历史了。

方老向我讲述道：

那次罢工，是陆贵山发动的，大陆的陆，宝贵的贵，大山的山，是个上海人。个子高高的，大约25岁左右，是个单身汉，住厂宿舍。日本鬼子在时就来了，具体怎么进来的，就不知道了。人很不错，很和气，说话做事都向着我们，在我们厂工人中很有威望。我们都非常喜欢他。

另外一个呢，是北方人，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都是我们一个车间的，车床工。

这个人平时讲的话做的事呢，对我们有利。经常骂蒋介石，骂国民党腐败、打内战，弄的老百姓生活不下去，说蒋介石的老婆跟美国总统罗斯福有一腿。讲我们工人天天累死累活拿的工资，比那些当官少的很多。他们那些当官的，天天不干活，坐在办公室，比我们拿的高五、六倍、十几倍。曾带着我们搞过三次怠工斗争，但效果不大。

那时物价飞涨，本来工资给的是法币，开始和银元是1:1。但没维持多长时间，国内物价飞涨。同样的100元钞票，在1937年可以买一头牛，到1947年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

我们每次开工资时，家人都在厂门口焦急的等待着。我们都想第一个拿到工资，然后飞快地跑到厂门口交给家人去九龙岗街上买粮食，就希望能买到最低价的粮食。结果越问越高，买半袋面就要半袋钱。买洋火（火柴）的都不按盒买了，只能按根买。一张法币买一张纸都买不来了。有报纸上讲，拿四亿法币才能买到120斤大米。

法币不值钱了，连茅房（厕所）里扔的都是法币，干嘛滴？擦屁股！

我们实在生活不下去了。

1948年5月的最后一天的晚饭时间，就在我们机厂食堂，陆贵山召集我们，给我们做鼓动宣传

“我们大家辛辛苦苦，累死累活，就拿那么点工资，他们当官的，天天坐办公室不干活，却拿的比我们多十几倍。他们当官的都有钱发呢子服，而我们连一件工作服都不给发。他们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再看看我们吃的什么？我们大家要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去争取我们的权益。物价天天涨得让我们无法生活，我们就要求要粮食，要实物，不要钱。这样我们有粮食吃了，物价涨我们也不怕了，让他们给我们提高生活待遇。

这样呢，明天我们就罢工，不上班了，一早大家都到车站集合，坐到铁路上去堵车，直到他们答应我们的条件。我已经跟明天早上头班客车的司机讲好了，叫他明天把机车停在那个扬旗前，不进站。” 第二天早上有辆去上海的客车，这个客车司机的叔叔就是我们机务处机务段长徐日彰。

大家的情绪立马被他调动起来了。

这时，我们一个车间的工人陈华树，站起来跟我们讲：

“明天哪个要不去，哪个就是孬熊，就是亲姨养的。”

乖乖，那他这样一赌咒发誓，我们谁敢讲不去呢，何况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呢。

上为1947年7月1日起执行的淮南铁路行车时刻表，可见在7:25有一班田家庵到蚌埠的2次特快列车。

上为2次特快车票。此时九龙岗至蚌埠的三等特快票价由之前的7200元涨至21000元。

早上，大约六点多钟，那天很热。我们机厂三、四百个人呢就都聚到了九龙岗火车站和通往火车站的路上，用铁道枕木给铁路堵上了，铁路上坐的都是我们的人。通往车站的路也被我们堵住了。因为七点多有一班田家庵去往蚌埠的客车，为防止火车进站，安排了几个人守在扬旗处，不准放扬旗。

扬旗，在车路两头岔道前四五十米处。铁路有“绿旗走，红旗站，扬旗不倒不进站”之说。即扬旗不放下来，过往列车就不能进站。

当时呢，我们都是十七、八岁、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大都是单身汉，血气方刚。

我还记得九龙岗东边崔小郢孜的崔海瑞、崔海潮、崔海亭，周圩的周善亭、周必长，我们方楼的方良和、方艳文、方诗宏、方德坤、方玉林、方诗堯、方良顺，汪长华、王德仁、于凤乔、陈兰滨都去参加了。

约七点时，过来一个国民党的团长，带了个警卫向我们这边走来。我们就把他围上来了。他的卫兵一看这情况，就把腰上的盒子枪拔出来了。一个工人眼疾手快，冲上去把他的枪夺了下来，我们迅速把他们给围紧了。团长一看我们人多势众，也感到害怕了。回头就对这个卫兵训斥道“妈的，你该打！”。

后来这个国民党团长试探着跟我们商量“工友们，工友们，别拿我们的枪。枪，是我们当兵的武器，你们怎么闹，与我们无关，我们是赶着上蚌埠到南京的。请放我们过去。”

我们把枪还给了他，但没有让他过去。

上为1938年7月，侵华日军在九龙岗火车站北面的小街上的淮南饭店合影。东边是经营文房四宝的“湖笔徽墨”商店。1948年6月，铁路机厂工人罢工就是在这条街上进行的。

过了一会，又开来了一辆小轿车，我们堵着不让过。司机就强行开，在我们人群中硬闯，我们人多，连砸带拍，司机不敢开了。车窗打开，一看是个当官的。我们看了他两只手，只有八个手指头，一只手只有3个手指，像是个大官。我问他是什么人，他讲他姓吴，是吴高参，要上南京。这个吴高参来讲，能调动皖北国民党的军队。

这个姓吴的讲“你们不能这样搞，我要上南京去开重要会议，你们要有什么事，找你们上头去，你们不能这样闹。这个铁路是要影响华东地区的，华东全靠淮南的煤炭运转呢。如果出了事，你们可能负得了责任？” 然后，叫我们散开放他过去，我们也没理他。他也没走成，就开回头了。不一会就见一众国民党兵，扛着机枪，快速向我们开过来。他们迅速占领了车站上的各制高点，端着机枪对着我们，我们抱成一团，怒视他们。我们考虑他们也不敢真打我们。

一个当官的走了出来，喊话，让我们都散了。我们没理他，然后他要查我们的工作证，想以此来看看我们当中是否会藏有新四军、共产党，结果我们都有工作证，他们又喊散。我们仍然是没散，他们煞有介事的拿出两颗手榴弹，在我们面前摇晃，看我们没有反应，就往我们东边一个小水塘丢了两颗手榴弹，想吓唬我们。我们都没有退缩，双方就这样僵持着。

大约下午两点钟左右，又来个当官的，对我们讲“你们不能这样干，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选代表，跟上面谈。”

后来我们选了两个谈判代表，其中一个姓王，是个铆工，叫什么记不得了，胖胖的，解放前后死掉了。

这家伙开始帮我们讲话，后来可能是被上面买通了。说什么“工人上班就要干活，不干活哪有钱，还是干活吧。”

后来我们不要他当代表了。直到四点，谈判结果是当局同意给我们每人每月两袋半洋面，夏天二百公斤煤炭，冬天三百五十公斤煤炭。另外再给点钱。

此为罢工后第三天，1948年6月3日由九龙岗淮南铁路局寄绩溪的快信，所贴邮资竟然高达25000元。一枚为一角改作贰万元，一枚为贰元改作五千元。面对不断贬值的货币，邮政系统只能采取在老邮票的上面不断改值来应对。

收件人章希吕(1892～1962)，行名恒望，安徽绩溪城内西街人。1913年毕业于复旦公学，在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师15年。1928年任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期间，参加《胡适文存》编辑。著作有《胡适传》、《哀友录》。与胡适交往甚厚，被人称为“胡适的秘书”。

洋面是我们矿路局自己的面粉厂从加拿大买的小麦生产的，这个面粉厂就在田家庵火车站旁边，质量非常好。

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

这样我们才都散了，各回各家。此时火车还没开走，后来听讲大约四点半，矿上又来了一、二十个煤矿工人，那时候我们矿路是一家，他们在信号灯那儿用道木又把这个堆到铁路上来堵铁路。

过后没有几天，陆贵山和那个北方人跑掉了。我们才知道，原来国民党大通特区来了几个便衣要来抓他们两个，说他们骂国民党、骂蒋介石。他俩可能是得到消息了，连夜跑了，以后再没见过。

解放后听我们一个车间的工人讲，陆贵山到上海当官了，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

三

查1947年8月淮南铁路局职员薪资（以银元计）：

局长 吴競清 月薪700元
副局长 胡卫中 月薪650元

机务处副处长代替处长：陆凤山 月薪480元

（铁路）机厂厂长：柳新民 月薪480元
副厂长：钱燕喜月薪400元

帮工程师兼机車场主任：张景生 月薪 280元

而机厂的工人，基本都是技术工人，每月工资仅40元、50元。

通过以上对比，可见工人收入之低了。

四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过战乱的国民需要休养生息，进行经济建设，建设美好家园。

1946年6月，重庆和谈后不到一年，国民党政府便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倒行逆施，发动了全面内战。

随着内战的进行，军费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已经成为国民党政府中央财政的主要开支，黄金、外汇被大量消耗，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赤字率越来越高。

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在实体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不顾，悍然实施了极其卑鄙的货币政策——大量发行新钞。特别是在1947年以后，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几乎全部由发行新钞来弥补，法币发行就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

据统计，1947年，法币发行量达30多万亿元，为1946年的10倍，比1945年则增加25倍；截至1948年的第二个季度，已发行法币660万亿元，3年猛增1180倍，相当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截至1948年8月19日，法币发行额累计为663694.6亿元，相当于1945年8月发行额的1192倍，发行指数为470705.39，而同期上海物价指数为5714270.30。

国民党政府乱发新钞的结果，直接引发了国统区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最终导致国统区经济危机，民不聊生，连发军饷的国民党士兵都只要已经失去了法律意义的袁大头也不要法币，或者是宁可要烟土也不要法币的地步。法币实际上已经完全失去了它本身应有的信用，信用货币一旦失去信用背书，那几乎连废纸都不如。
如此反动、腐败无能、置民生死于不顾的政府怎能不倒？

基于这种背景，淮南九龙岗铁路机厂工人，在我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下，举行的大罢工，不仅争取到了自己的生存权益，同时也进一步的动摇了摇摇欲坠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

上为1980年代中期的九龙岗火车站，仍然保持着1935年建站时的建筑。“九龙岗车站”几个字就是1937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张静江所书写。

作者系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

淮南市政协文史专员

参考资料：

《淮南煤矿志》黄山书社1991.12
《淮南煤矿史料》（1909~1949）淮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2002年
《蚌埠铁路分局志》（1898~1995）中国铁道出版社2003.10

注：

扬旗，正名臂板信号机，竖立在铁道旁，高高的臂板形似一杆旗帜，或下垂或水平，故俗称扬旗。扬旗的主体为铁柱，臂板的尾端还装有绿、红两个玻璃灯罩，夜间罩内放入油灯，可随同臂板的下垂、水平状态，对应显示绿、红不同颜色的信号。

吴高参，即吴绍礼，时任国民党桂系第八绥靖区（驻地在合肥）少将高级参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淮南矿路公司接收委员会驻矿督导处主任。1947年~1949年1月初常住九龙岗淮南村地字8号。

特别感谢：

方自泉先生、方传国先生提供的帮助。

上为本文作者

上为作者2020年出版之《淮南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