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渤海”

杜永杰

　　“每逢佳节倍思亲”，是王维诗词中妇孺皆知的名句，在我身穿军装的那些日子里，每逢过节，总会有不少战友想家，甚至会哭鼻子。我和我的战友们脱去军装后，则是每逢“八一”必思军。思念战友们一起走过的日子，怀念当年部队的首长和战友。怀念部队驻地的风土人情。

24基地报话站女兵

　　近日，十年的通信兵生涯时不时地在我脑中闪现。曾记得，我和40多名来自东风和新疆农二师的战友，于1969年年底入伍到达了新疆库尔勒新兵连。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尽管充满了挑战与艰辛，仍然感觉时间过得飞快。新兵连生活即将结束时，迎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佩戴领章帽徽的仪式。这标志着我们即将成为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紧接着我们会被分配到各个团（站）以及医院的各个岗位。其中有六位战友将被分配到通信总站当通信兵。

69年冬一起入伍的5位战友2018年再相聚

　　当时的我，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对部队工作充满了好奇，至于自己想从事什么工作，似乎很迷茫。再说即使明白了自己想干啥，也不知道组织上让干啥。何况：“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政治教育已经深入骨髓。我被分配到了通信总站的通信连当话务员。

初至云南，铺设通信电缆是全体通信兵的任务

　　我们六人都是从“东风”（部队代号）入伍的，普通话基本合格。而有的战友会有很重的乡土音，记得有一个山西大同的战友，虽然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普通话训练，“昆明”，二字的发音始终达不到标准，怎么听也是“孔明”。“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大同战友经过更刻苦的训练，“昆明”终于不再被改名。

　　那时候没有如今的科技手段，业务训练基本靠口口相传，以老带新。直到5年后我们才有了用于普通话训练的一台电子管录音机。经过短暂的训练，由老兵带着我们开始值机了。机器是一台100门的磁石交换机（俗称总机），单机则是那种带摇把子，要电话首先需要摇几圈的电话机。

同班战友

　　半年后，根据军委指示，部队由新疆搬往云南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这个时期，部队的任务是自建营房。记不清在当地村子中的大庙里住了多久，为了尽快展开工作，还没等自建营房完全晾干，就搬了进去。机房是一栋活动木板房，此时我们也“鸟枪换炮了”，100门的磁石交换机，换成了200门的供电式交换机，打电话不用再使劲转动摇把子了，而是摘机（拿起送受话器）即可和总机接通，但双方通话仍需要话务员用塞子链接。

　　当时有一幅流传甚广，影响很大，表现女通信兵的油画《我是海燕》，因画作象征着女通信兵勇敢面对困难和挑战的精神，而备受女兵们喜欢，便贴在了机房里

　　在这栋木板房里拉开了我们为部队做通信保障工作的序幕。这种木板房，既不隔热又不保暖，而且还十分潮湿。现在回忆起来，怎么都想不明白：那么艰苦的工作环境，战友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怎么没有一个人抱怨呢？通信技术的发展相对是比较快的，大概是1975年，实现了市内（基地内部）电话自动拨号，也就是说，短途的电话不再需要话务员转接。此时，电话分队便一分为二，成立了自动电话站和长途台，我有幸成为了24基地长途台的第一任台长。也是在这一年，我们搬进了正规的营房——报话站大楼。

通信女兵在报话站大楼前合影留念

　　70年代，出于保密的要求，军队只允许用代号，因我们驻地在云南，和昆明军区的长途台成为了友邻台。昆明军区长途台呼号为“东海”，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我们被赋予的呼号是“渤海”，“北京”是北京军区长途台的呼号，“东风”是我们另一个基地的代号，也是该基地长途台的呼号。那时候的通信和今日实在不可同日而语。长途电话的通话质量根本无法保障，我们话务员接转长途电话，只占整个工作量的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是，填写《长途电话登记单》，需要记清楚主叫单位电话、主叫人姓名、职务；被叫单位电话、被叫人姓名、职务；电话登记时间，接通时间，通话时间等内容。一个长途电话的接通往往需要多个长途台密切配合，十遍八遍接不通是常态，很多时候是要交给下一个班的话务员继续努力接通。

　　最头疼的是另外的三分之二，——替用户传话。“东海，我是渤海，请接北京”，“北京，我是“渤海”，请接“东风”。这是我同我的战友们曾经的工作状态。而传话时的状态是脑、手、口并用，恨不能有三头六臂。左手使劲按住耳机，右手作记录，口中需要不停地重复着主叫被叫的通话内容，然后将主叫的话传给被叫，将被叫的话传给主叫。难度还在于不能错一个字，也不能随意增加或者减少一个字。部队的干部战士，来自五湖四海，遇上个不会说普通话的，脑子就得加速运转，将方言变为普通话转达给对方，那就难上加难了。传话时需要可劲喊，一句话往往要喊好几遍，对方才能听清楚。也许我现在的咽炎也与那时的用嗓过度有关系呢。

　　夏季的一天，是靳国平和一个新兵在值班，我走进机房时她正在给用户传话，只见她嘴里重复着主叫说的第一个问题，同时将使劲按住耳机的手伸出了一根手指，第二个问题，她伸出了两根手指，第三个问题，她便伸出了三根手指。我心想，千万别再有第四个问题了，她嗓子都开始嘶哑了，但还必须把这个电话处理完才能喝水。而且按着耳机的手如果再伸出一根手指就无法按紧耳机了，一旦耳机按不紧，对方的话就更听不清楚了，传话任务将无法完成。我一直站在她身后，看着她的动作颇感好笑，听着她逐渐嘶哑的声音，又觉心痛不已。她完成电话的传话，刚端起水杯喝水时，又来了电话，只好又将水杯放在了一边。

这张照片我们的军帽还是男款呢，74年才换上漂亮的无沿帽

　　我们每天坐在机台前的六个小时里，眼睛必须时刻盯着交换机面板，耳机紧紧地压在耳朵上，两手始终提着电话接转塞子。当时上级领导要求我们接转电话要零秒响应，（用户拿起电话，就能听到话务员的应答声）“提塞准备法”就是我们战友中的智多星，“小老头”为了达到零秒响应琢磨出来的。通信连、报话站基本年年都是“四好连队”，毫不谦虚的说：我们“渤海”的军花们绝对是功不可没。

报话站主任赵方昭在长途台检查话务员训练情况

　　每当回忆起那段时光，就会想起那些可亲可敬的战友，我们曾经一起成长，一起奋斗。如今，我们虽然分散在五湖四海，但那份情义依然如初，那份回忆依然清晰。每当回想起那些日子，心中都充满了感慨和怀念。

　　2018年24基地通信兵在保定聚会合影

文中部分图片来自网络，特对原作者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