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贼补偿》：敦煌遗书流散记

云海观日

敦煌遗书，特指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藏经洞内发现的书籍、经卷和字画等文献的总称。遗书之“遗”，既有历史“遗留”之意，更有海外“遗失”之痛。这些中华国宝级文物总数达5万多件，目前我国境内仅保存三分之一，其余流失到英、法、俄、德、日、丹麦，瑞典等国。

敦煌遗书是包括壁画、彩雕在内的敦煌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创作过程经历公元6--11世纪10个朝代的500多年时间，以十几种文字的书法、印刷和绘画，记录了大航海之前人类中古时期的四大文明，在丝绸之路重镇敦煌相遇、融合、交流的辉煌历史。

敦煌藏经洞稀世珍品连同部分壁画及雕塑流失海外，是近代中国伤心历程的缩影，折射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伤心，不仅因为国宝外流，更由于造成流失的外人无理和国人无知。进入二十一世纪，“弱国无外交“已成为过去，要求敦煌遗书回归祖国的呼声日渐增高。

2002年12月9日，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19家欧美博物馆和研究所联合发表声明，反对将艺术品特别是古代文物归还原属国家，声称归还这些文物“限制博物馆收藏的多元化“，是”对所有参观者的不尊重“。

几个月后，一位名叫杰考博斯的美国文物史学者，开始对敦煌藏经洞文献遗失过程进行专题研究，七年后完成专著《盗贼补偿》一书。杰考博斯的作品从敦煌文献盗取者的故纸堆中找出“证据”，炮制所谓“价值补偿说”，认为遗书流失是等价交换，为欧美拒绝归还敦煌文书进行辩解。

《盗贼补偿》出版后，我国青年敦煌学者出版《敦煌大历史》，新华社记者与北大博士联手再版《敦煌梦寻》，日本敦煌学者松冈让的旧作《敦煌往事》的翻译版也于去年出品。这三部著作以翔实的史料，为辩驳杰考博斯的“价值补偿说”提供有力证据，引发读者的深入思考。

在这几部书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隐约看到造成当年敦煌遗书流失的肇因。外人无理的根源，是国人的无知。敦煌遗书代表着中华文明鼎盛时代的开放和自信，它的流失是愚昧和落后酿出的苦果。今天，我们应该思考如何避免敦煌遗书流散背后的悲剧重演，而不仅仅是归还文物。

去年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松冈让的旧作《敦煌往事》

 莫高窟与藏经洞

公元前121年，西汉大将霍去病出奇兵大败匈奴，打赢河西战争。汉朝在河西走廊设立四个郡级行政区划，移民垦荒。其中，敦煌郡毗邻西域（今日新疆），外设玉门关、阳关，成为大汉帝国通往欧亚大陆“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冲。

进入晋朝后，佛教在西域诸国兴起。“永嘉之乱”后，晋朝皇室南渡，华北进入十六国及北朝时期。为抗衡东晋王朝在江南扶持的道教，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从西域引入佛教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为统治中原寻求合法性。标志性事件是氐族政权前秦的大将吕光，武力攻打西域，将高僧鸠摩罗什掠到河西走廊后称帝，建立北凉政权。

公元366年，在北凉政权统治下的敦煌，云游僧人乐尊在鸣沙山、三危山之间大泉河水上，看到晚霞倒影，金光万道，惊为佛祖显灵。乐尊相信这是佛祖对他的启示，便立下誓言：在这里开凿佛祖的塑像，建立寺庙，留在这片圣地上修行。

乐尊请人在他看到金光的鸣沙山东麓的悬崖上，开凿出第一个佛窟，取名“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来更名为“莫高窟”，取意为“没有比修建佛窟更高的功德”。自此之后，莫高窟前修建了三界寺，僧人、信徒、供养家族纷纷在乐尊窟旁开窟造像，积累精神世界中的功德。

经历了隋唐大发展时期之后，敦煌在晚唐时期被西藏高原崛起的吐蕃政权占领50多年。公元907年，敦煌四大家族联手起义，推翻吐蕃统治，号称回归大唐王朝，敦煌进入“归义军”政权时期。在这一漫长的时期，四大家族轮流执政，与西域诸国联姻修好，中西文化大融合达到最高潮。

在归义军管治敦煌的末期，中亚突厥人黑韩王朝建立喀喇汗国，皈依伊斯兰教，对佛教邻国于阗发动宗教战争。1004年，喀喇汗国攻克于阗，大肆灭佛，杀戮僧众，焚经毁寺。于阗与敦煌隔塔克拉玛干沙漠相望，于阗佛教难民携带宗教经典与世俗文书，大量涌入敦煌。

黑韩王朝东进敦煌的消息不断传来。为保护佛教经典及重要世俗文件免遭劫难，三界寺僧众在莫高窟第16窟开凿密室，藏匿了西域难民教友及本地区寺庙僧众、供养人家族上交到三界寺避祸的全部文书与文件。僧众筑墙将密室封口，并在墙壁上绘满壁画，用来掩人耳目。

藏匿在封闭密室中的文献，90%为佛教经典与绘画，包括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和唐朝女皇武则天命人撰写的伪经，其余10%包括道教经典、儒家经史子集、通俗文学、医书、史地著作、类书等等。汉字文件占80%，包括世界现存最早的雕板印刷品--唐朝咸通九年雕版印刷的《金刚经》。

黑韩王朝并没有入侵敦煌，西夏国的大军却从东部杀入，统治敦煌长达150年。在西夏入侵的战乱中，莫高窟藏匿文献的当事人死的死、逃的逃，藏经洞从此不为人知。十三世纪初，蒙古军队攻打河西走廊的西夏守军时，遇到顽强抵抗，敦煌等地惨遭屠城。后来虽经元朝补充移民，敦煌仍凋敝不振，莫高窟渐渐被人遗忘。

元朝之后，北方草原丝路开通，航海也开始兴起，敦煌扼守其冲的古丝绸之路被弃置一旁。明初修建嘉峪关，弃守河西走廊。敦煌被丢在嘉峪关外，莫高窟周围变成一片荒凉之地。1524年，明朝关闭嘉峪关，封锁中原与河西地区的往来，千年莫高窟开始长达300多年的孤独和寂寞。

藏经洞所在的莫高窟九层塔

“潘震之问”

在莫高窟孤独岁月中，留下文字记载的首位到访者是被道光皇帝贬黜到新疆的官员徐松。他步行考察嘉峪关以西至新疆喀什之间的全部河流和湖泊，著有《西域水道记》一书。徐松在书中描写了他于1815年到访的莫高窟及《莫高窟碑文》。

在徐松之后来到莫高窟并留下文字记录的，是来自匈牙利的地质学家勒齐 拉约什。他跟随匈牙利贵族塞切尼 贝拉勋爵率领的“寻祖考察团”访问中亚，于1879年途径敦煌，参观了莫高窟，大感震惊。回到欧洲后，勒齐 拉约什撰文将莫高窟的壁画和雕塑介绍到西方。

在匈牙利“寻祖考察团”之后，欧洲掀起中亚探险热，探索领域从地理考察伸向文物挖掘，打出的旗号是“寻访、考证欧亚语系的起源”。同为匈牙利人的东方古代语言学家斯坦因，在牛津大学获得东方学博士后，来到印度。斯坦因得到英属印度政府的资助，于1900年7月从印度进入新疆。

斯坦因在新疆和田地区挖掘10个月，挖出850件珍贵文物，装入12大箱带回英国。这是斯坦因首次来华探险。他通过英国驻华公使馆申请入华护照，申请理由是“游历”。清朝法典明令禁止挖掘、买卖古物。为蒙骗批准，英国驻华公使馆在为斯坦因申请护照时做了“技术性处理”。

斯坦因在和田的挖掘活动，得到当地清朝官员、和田知州潘震的鼎立相助。潘震对斯坦因护照上的访华目的昏头昏脑，当斯坦因挖掘出大量古代文书准备带回英国时，潘震问到：“为什么这些古物都要搬运到遥远的西方？”在他眼里，地下挖出来的如不是金银古玩，一概毫无用处。

面对“潘震之问”，斯坦因无言以对。他没有告诉潘震，在中英鸦片战争时，欧洲的考古学已经成型。经过半个世纪的演变，此时的西方考古学已经从找宝、挖宝，转向复原历史。美国的戴维斯在埃及，德国的科尔德维在中东，正在与当地政府合作，清理古迹的文化历史，早已不是掠夺宝藏。斯坦因利用中国人认知落后，骗走了文物。

1902年秋天，第13届国际东方学大会在汉堡举行，斯坦因在会上报告了他在新疆的探险经过，引起轰动。他的同乡勒齐 拉约什也是参会代表。听了斯坦因的探险报告后，勒齐 拉约什向斯坦因介绍了敦煌莫高窟精美的壁画和雕塑，建议他再次考察新疆时把旅程向东延至敦煌。

1904年9月，首次考察新疆还是无国籍人士的斯坦因，获准加入英国籍。有了大英帝国国籍做靠山，斯坦因提出第二次赴新疆考察的申请，考察地点包括敦煌。英国驻华公使馆重施欺骗手法，为斯坦因捏造了“印度总理教育大臣”的头衔，并将考察目的升级为“古迹考查”。

清政府外务部不仅照旧批准，还将斯坦因的身份无端升格为“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斯坦因第二次中国之行的护照，耐人寻味。这里不仅有英方精心设计的骗局，也有清廷外务部担心地方官员慢待斯坦因酿出外交祸端，故意将斯坦因身份虚构为官方代表的“苦心”。

在斯坦因的这份护照上，清廷外务部责令地方政府“照约妥为保护，毋得留难阻滞，致干查究”。手持这份措辞强硬的“假”护照，在大英博物馆和印度政府的联合资助下，斯坦因于1906年4月27日从西印度白沙瓦出发，踏上前往敦煌的旅程。

左图中坐者为潘震，左立者为潘震幼子潘祖焕；右图为潘祖焕（左）与斯坦因在一起

王道士的“七年之痒”

1900年6月22日，莫高窟的王道士，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他来到莫高窟不过三年，一心化缘，准备在莫高窟建立一座道观。为了让前来上香的佛教信徒施舍香火钱，他不停地打扫各个洞窟内的流沙，以便香客们参拜。

这一天，王道士在打扫第16窟时，发现画满壁画的墙壁上有道裂缝。他满心狐疑地敲了一下那面墙，竟然有空洞的声音传出。沿着这道缝隙，王道士掘出一个洞，他看到不到8平米的洞内，纸写经卷堆积如山，排列整齐。他被惊呆了。他面对的正是震惊世界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即今日的莫高窟第17窟。

此后，粗通文墨的王道士与这批世界文化宝藏的命运紧密连在一起。惊呆之余，他倒腾了藏经洞所有藏品，他没有发现值钱的金银器皿和古玩。他不知道这些发黄的纸张和绢布上奇怪文字和异国画像的文化价值，但他隐约感觉到这些东西应该是有用的。

王道士请来敦煌城内的乡绅，观看藏经洞，识别藏品的价值。乡绅们也惊讶万分，不知所措。但他们很快达成一致：这些经卷是先人佛祖功德物品，应该妥善保存在原地，拿出洞窟半步都是罪孽。他们没有文物知识，却有对先人的虔诚。

云游四方的王道士，见识多过当地的乡绅，他们的意见没有让他感到满意。他没有灰心，一边四处化缘，一边继续寻找这些经卷的答案。除了相熟的乡绅，他首先想到的是父母官。他挑选品相上乘的经卷，送给两任敦煌县令。他们都吩咐王道士“妥善保存”，却没有踏进莫高窟半步。

县令们没有到现场观看，却做出“政治正确”之举。他们不停地将各类藏经洞写本和佛画，呈递给精通金石学的甘肃学政叶昌炽。这位懂行的考官到酒泉监考时还收到写本，就是没有西行到敦煌看个究竟。不过，叶昌炽也上报给甘陕总督。

甘陕总督没有表示出太大兴趣，只是命令将藏品运到兰州查看。他很快得知将这些旧纸绢运到兰州至少需要7辆大车，费用过于昂贵，运到后保管这些发黄的旧纸也很麻烦。于是，总督府发文给敦煌县令：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

藏经洞藏品像一只皮球，踢了一圈，又回到发球的王道士这里。接到命令后，县令发话给藏经洞加了一道简陋的木门，上了一把锁，钥匙就别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王道士从踢回来的皮球上看出这些旧文书可能给自己带来转机，他装上一箱文书来到酒泉呈递给安肃道台延栋。懂行的延栋不断索要，从王道士手上获得上千件藏品。

1906年秋天，延栋来到莫高窟。他是在斯坦因到达之前唯一一位亲临现场的清朝官员。延栋又是看壁画，又是论写经，最后诗兴大发，留下名句“画留北魏传神笔，经译初唐入道心”。对如何保护这些藏品，延栋却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也许是为了自己私吞藏品方便。

出于自私的目的，为了获得官府的奖赏，王道士在发现藏经洞后，用了七年时间辛劳奔波，上下求索藏品的价值，却一次次失望。除了用书法写本和佛画送礼，他似乎找不到其他从经卷中获得好处的办法。就在这时，斯坦因来到敦煌莫高窟，时间是1907年3月12日清晨。

斯坦因拍摄的王道士

不算买卖的交易

1906年4月从印度出发的斯坦因，走了几乎一年的时间才到达敦煌，因为他在喀什停留数月。他从印度出发时的目标是盗取雕塑和壁画，为此他向驻印英军借用两只卡宾枪、三只左轮手枪和一些弹药，随身携带。对莫高窟之行的偷盗行为，斯塔因不仅心知肚明，而且做了充分准备。

斯坦因带着四名印度随从，途径喀什，停留很久。他要物色一位中国人充当马前卒。斯坦因是东方语言专家，精通梵文、维吾尔文，却没学过汉语。英国驻喀什领事马继业，向他推荐了在新疆官场闯荡20多年的师爷蒋孝琬。蒋师爷不懂英语，斯坦因不懂汉语，两人用维吾尔语沟通。

蒋师爷是马继业的情报线人，对大英帝国仰慕得五体投地。马继业承诺蒋师爷：如果此行陪同得让斯坦因满意，他将聘用蒋师爷到英国驻喀什领馆做事。蒋师爷喜出望外，在斯坦因敦煌之行中尽心尽力，立下汗马功劳，成功地谋取到这份高薪职位，在英国领事馆一直工作到死。

到达敦煌后，斯坦因首先拜访了敦煌县令和驻军最高指挥，获得官方承诺的人身保护。在一位逃债的维族商人口中，斯坦因第一次听说了藏经洞的发现和洞内的写本。在考古学中，文字的价值大于一切。斯坦因立刻来到莫高窟拜访王道士。

王道士外出云游化缘，只有一位小喇嘛留守。斯坦因从小喇嘛口中得到更加详细的藏经洞发现过程和洞内藏品的信息，并看到了一份写本的原件。他大喜过望，与蒋师爷商量是否可以收买小喇嘛，破门而入藏经洞，一睹为快。深谙国人思维的蒋师爷，打消了斯坦因的这个念头，建议他先考察一下敦煌周围，耐心等待王道士归来。

一个多月后，斯坦因一行回到莫高窟，见到了王道士。斯坦因打算出40块马蹄银，买下全部藏品，再次遭到蒋师爷制止。这是一笔巨款，王道士可以告老还乡，买房置地。蒋师爷估计会吓到王道士，令交易告吹。蒋师爷再次猜中王道士心理。双方进行8天的观察、揣摩、勾兑和谈判。

5月29日，斯坦因向王道士修建道观“捐赠”4块马蹄银（200两），换取带走50捆汉文写本和5捆藏文写本作为“参观纪念品“。进行了第一笔交易后，胆战心惊的王道士在敦煌县城“化缘”六天。在他没有听到任何风声后，回到莫高窟与斯坦因进行第二笔交易，斯坦因又拿到20捆汉文写本。

在这两次交易之间，敦煌县令和驻军指挥分别来到斯坦因的帐篷。县令警告他不要乱挖古迹，驻军指挥则催促他尽快离开，以免滋生意外事端。6月12日，斯坦因一行离开敦煌，前往酒泉拜访安西知州，装有写本的马车就停在知州府。

在知州府停留期间，斯坦因派遣蒋师爷回到莫高窟与王道士进行第三笔交易。经过三次交易，斯坦因以14块马蹄银（700两）的总“捐赠“，“交换”到230捆写本。1909年1月，装在29个大箱子内的数千件敦煌文书，被搬进大英博物馆。

1914年3月，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以500两银子的“捐赠“，换取570件写本和精美绢画，装了满满4大箱。通过这次交易，斯坦因发现王道士私自藏匿了很多藏经洞中的精品文物。此时，在北京中央政府的命令下，藏经洞剩余的全部写本已经东移，斯坦因与后来的俄国考察队仍然在莫高窟大有斩获，王道士当然脱不掉干系。

斯坦因带走的写本堆放在第16窟藏经洞门前

伯希和洞中选宝

更令人震惊的是，就在斯坦因1907年敦煌获宝之后、北京的中央政府下令写本东移之前，尝到甜头的王道士，进行了一场举世瞩目的藏经洞藏品大交易。1908年2月25日，三名法国人组成的考察团抵达敦煌，领队的是28岁的汉学家伯希和。

伯希和考察团得到法国政府和法兰西科学院的资助，1906年6月离开巴黎，两个月后抵达喀什，在喀什附近地区挖掘了两年多，所获甚微。当听说不久前有人在敦煌获得大量写本之后，伯希和当即决定考察团改变日程，直奔敦煌。伯希和抵达莫高窟时，王道士依旧外出。心急的伯希和不愿坐等，他来到敦煌县城托人找到王道士。

一见面，曾常驻北京担任驻华使馆武官的伯希和，以一口纯正的北京腔顷刻间便征服了湖北口音浓重的王道士。王道士对这位精通汉语的外国人颇有好感，为伯希和大获全胜铺平了道路。

经过简单交谈，王道士心里一直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斯坦因没有把他们之间的交易外传。王道士心里暗自感慨：自己给官场上送给无数经卷，一两银子都没得到；洋鬼子不仅出手阔绰，关键是说到做到，很守信用。为了给伯希和施加压力，拿到更多银子，王道士率先破坏了与斯坦因的口头约定，告诉伯希和：斯坦因来过了。

伯希和一听斯坦因来过，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他估计藏品已经所剩无几。王道士看到伯希和像泄了气的皮球，担心从伯希和身上拿不到“捐赠”，马上又用假话吊起对方的胃口：斯坦因只待了三天。伯希和果然看到希望，不出几天就获得王道士同意，进洞挑选藏品。

洞门一开，见过大世面的伯希和顷刻间呆若木鸡。伯希和的惊呆与当年王道士初进洞时的惊呆，完全不同。他有着王道士无法比拟的学识和经验，他不用请人鉴定，他就是鉴定的最佳人选。伯希和当即决定将洞内所有藏品翻阅一遍，不让一件宝物漏网。

这一天是1908年3月3日，有着惊人记忆力的伯希和永远不会忘记。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到：“今天是我的节日。”在以后的两个多星期内，伯希和抑制着过度的兴奋，借着昏暗的灯光，不舍昼夜，以每天1000卷的速度，翻阅着每件写本。

伯希和整整挑选、整理了24天，中途险些累病。负责拍照的队友，给伯希和拍摄了一张工作照。这张照片后来广为流传，被《盗贼补偿》一书用来充当封面。伯希和洞内挑宝的自拍照，成为他获得许可自由挑选文本、绝非“盗窃”的证明。

在这个天赐良机面前，伯希和的学识和才华得到充分施展。他挑选得专业、精明、迅速。他将看过的有价值经卷分成两堆，一堆是最有价值、必须占为己有，标准是有年代的文书、《大藏经》中未收入的佛教文献、汉文之外的所有各种语言文字资料；另一堆虽然需要，但必不得已时可以放弃。尽管如此，伯希和对待藏本的态度同斯坦因一样令人不齿，都是以占为己有为目的。

在挑选过程中，伯希和“长袖藏书”，将一些精华写本偷出藏经洞，同时与王道士展开谈判。最后，伯希和以500两银子为代价，换取了他挑选的精华写本和斯坦因留下的绢画和丝织品。事后证明，在翻阅的2万件写本中，他只漏掉了一份卷子，即罗振玉后来发表的摩尼教经卷。

1908年伯希和考察团抵达莫高窟时拍摄的照片

从敦煌到北京

完成交易后，伯希和等人并没有急着离开莫高窟，而是对莫高窟全部洞窟进行系统拍照，将壁画题记、供养人像、精美壁画一一收入镜头。5月27日，伯希和考察团进入敦煌县城。第二天就是伯希和三十岁生日，他需要庆贺一下天上掉下来的生日大礼。

伯希和一行带着十几个经卷箱，大摇大摆地经兰州、西安、取道郑州，乘火车抵达北京。伯希和让两名队友带着经卷箱到天津乘船离开中国前往法属越南，自己则带着一箱写本精华留在北京。伯希和在华停留两个月，期间到过南京，拍摄两江总督、著名收藏家端方的收藏品。他向幕僚透露了莫高窟藏经洞的信息，但没有展示写本。

隔年8月，伯希和携带部分精华藏品再次访华。在南京受到端方款待之后，他向这位精于收藏的封疆大吏展示了几份精华写本。端方深知文物无价，因其具有不可替代性。他当即表示回购全部写本，即使是一部分也行。伯希和一口拒绝。端方慨叹：“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

辞别端方，伯希和来到北京，在八宝胡同居住了三个多月。他的住宅成了北京一道学术风景线，中国敦煌学第一批代表人物董康、罗振玉、王国维、叶恭绰等学界名流，整天穿梭在赶往伯希和住宅的路上。他们或抄录，或观看，或请伯希和讲述获宝过程，忙个不亦乐乎。

1909年10月4日，北京六国饭店举行一场特别宴会。宴会主角伯希和向二十多位清廷要员和学部精英展示、讲解敦煌文书。面对敦煌遗书的流失，现场学者百感交集，但他们没有一人提出伯希和购买文物的合法性问题。伯希和对此大加称赞，说道：“诸君有以德报怨之风。”

第二天，学部致电甘陕总督，责令将所剩遗书全部押解北京。清廷官员请伯希和为日后中国学者到巴黎查阅写本提供方便，伯希和慨然应允。日后对中国敦煌学者的大力协助表明，比起斯坦因，伯希和良知未泯，心怀愧疚，或许是被国人的“大度”感动所致。

中国情结浓厚的伯希和，内心的愧疚来自他知道这些文物属于中国的事实。当中国顶层的学者了解真相后，没人指责他，更没人向他索要。他们即使有怨言，也是针对中国地方官员。伯希和的感动，是他与中国学界保持数十年友谊的基础。

藏经洞被发现的第九年，中国政府终于完全接管，这也许是伯希和的功劳。1910年5月，外交家兼收藏家李盛铎的外甥傅宝华，担任押解委员，将剩余的8000件敦煌文书装入18个箱子，用6辆马车运送，从敦煌赶往北京。车队在山长水远的旅途中，屡遭偷盗，傅宝华视而不见。

藏品车队进入北京城后，没有马上去学部报道，而是被傅宝华带入李盛铎住宅停留三日。李盛铎仔细挑选，将部分精品藏匿起来。为使押解文物上交到学部时数量吻合，傅宝华将部分写本撕成几份充数。此事很快败露，傅宝华被抓受审。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案件最后不了了之。

李盛铎藏匿的写本共423件，后来被他的后人卖到日本。多年后，香港敦煌学家饶宗颐在日本看到这些写本，这段公案才真相大白。藏品车队被盗的后果，是民国年间河西地区涌现出大量私人卖家。解放后，部分民间藏品回到国家图书馆。但甘肃地区到底流散多少敦煌遗书，无人知晓。

曾担任驻日本、比利时公使的李盛铎

三位后来者

就在藏经洞被发现的1900年前后，日本净土真宗道场西本愿寺宗主、天皇家族亲戚大谷光瑞，率领弟子在欧洲考察。当他听到欧洲探险家在新疆挖掘出文物后，1902年结束考察直奔新疆。这就是后来十分有名的“大谷探险队”的首次来华探险掘宝之行。

两年后结束挖掘，大谷的徒弟们携带大量文物，经河西走廊向东部进发回国。当时，藏经洞的消息并未传出，大谷探险队的首次中国行，与莫高窟擦肩而过。当斯坦因、伯希和在敦煌获宝的消息传到日本，大谷探险队成员后悔得捶胸顿足。

1910年6月，大谷光瑞派出两名得力的年轻弟子，分别从东西两路抵达敦煌，目标是莫高窟藏经洞。在中国西部疯狂盗挖文物的列强圈子中，后起之秀日本以野蛮、粗暴著称，对文物遗址破坏十分严重，每次挖掘都遭到在附近作业的欧洲同道人谴责和谩骂。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的日子，两位日本僧人抵达莫高窟。他们不改野蛮、无赖的本色，找到王道士后，把他强行绑架到藏经洞。当看到文物全部被搬走时，他们在深夜闯入王道士住宅，翻箱倒柜，搜出并抢走169卷唐经写本。

他们扣住经卷拒绝付钱，要求王道士再送上最少200部写本，到时一并支付300两。此时的王道士已经见过不少外国人，他最恨的就是这两个日本和尚。由于手中的写本属于偷藏，来路不正，王道士只能强忍怒火，咬牙再送上200部写本。日本人耍赖，诬称是赝品，最后仅付了150两。

1916年，大谷光瑞移居旅顺，将弟子抢劫及自己收购的敦煌遗书共630件，随身带到旅顺，摆放到旅顺博物馆的特殊展厅展出。二战结束时，日军撤出东北，苏联红军接管旅顺。这批文物在苏军办公室堆放期间，被当地清洁工偷盗数件，经公安机关立案侦察方才追回。1954年，这批敦煌遗书被上交到北京图书馆收藏。

另一位迟到者是俄国东方学家奥登堡。他来自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1914年9月2日，奥登堡率领摄影师、画家、测绘师、民族学家组成的庞大队伍抵达莫高窟。头三天他们整体参观，然后记录、摄影、复描、绘图、挖掘。他们对莫高窟的全部洞窟逐一清理，然后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彻底排查、全面研究和广泛挖掘。

奥登堡考察团在莫高窟停留半年，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后的欧洲形势，于1915年2月启程回国。他们离开时，赶着8匹马、9峰骆驼、11头驴，满载文物，浩浩荡荡而去。在藏经洞文本全部运走的五年之后，奥登堡居然从莫高窟运走18000件写本！这使得今日俄罗斯成为敦煌遗书海外最大收藏中心。这些藏品一部分是从洞窟底部刨出来的，另一部分是从王道士手中购得。

最后一位迟到者，是美国哈佛大学美术史教授华尔纳。他是老罗斯福总统的妹夫。在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的赞助下，华尔纳在1923年一个寒冷的日子抵达莫高窟。他在莫高窟停留10天，盗走55窟甬道上12幅精美的敦煌壁画和355窟两件彩塑艺术品。对写本兴趣不大的华尔纳，离开时还是带走了一份唐人写本《妙法莲华经》的残卷。

位于京都的日本净土真宗道场西本愿寺

两位主角的结局

用欺骗的手法将敦煌遗书骗走的斯坦因，永远难忘在初到莫高窟时在那里度过的三个月时光。1907年的首次莫高窟之行，将斯坦因的人生推向辉煌的顶峰。匈牙利犹太裔移民斯坦因，做梦也想不到会受到女王的接见和册封。他带着敦煌写本巡访欧洲演讲，每到一站门票十天前即售罄。

看看斯坦因获取的头衔，就能知道他在荣誉之路上走了多远：女王接见，被册封为印度帝国荣誉公民，两年后再被封为印度帝国高级爵士；剑桥大学授予荣誉博士，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金质奖章。他巡访欧时，法国、比利时、匈牙利等国政府和机构，都授予他对等的荣誉。

访问欧洲之后，斯坦因接受路透社采访，之后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1909年1月，《伦敦新闻画报》评选出“15位当代伟大探险家”，斯坦因名列榜首。在斯坦因成为英雄的同时，大英博物馆展出他带回的经卷和绢画，参观者络绎不绝。出于展品来源非法的原因，这些文物的获得过程，展览不做介绍，甚至连斯坦因的名字也没有出现。

1930年4月，时年68岁的斯坦因抵达上海，准备进行他受哈佛大学委托和资助的第四次西部考察之旅。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张歆海，将外长王正廷应允批准斯坦因进入中国的消息，秘密告知刚成立的文物保管委员会，引起全社会强烈反对。

在被国民政府明确告知禁止入境挖掘文物后，斯坦因绕道印度，当时新疆军阀正与英国进行的秘密军火交易，他获准放行入境。1931年初，斯坦因出境时，他携带的挖掘文物，被南京政府通过新疆军方及英国领事馆强行扣留。1943年10月，终身未婚的斯坦因，病死在阿富汗喀布尔。他一生养了7条狗作伴，名字都叫Dash（快跑）。

将斯坦因人生推向巅峰的王道士，结局远不如他的这位犹太“捐赠者”那么好。在藏经洞发现之后，中国各级政府从未把他当回事。敦煌县将剩余文本运往北京，得到朝廷拨款6000两银子。王道士仅被分到300两“香资银”。不过，王道士似乎不太在意，除了与斯坦因、伯希和交易外，他将私藏的文本不断售出，得到可观的收入。

在奥登堡到来之前，王道士与丹麦商人索仁森交易卖出14卷文本，索仁森随后将这些经卷捐赠给哥本哈哥皇家图书馆。1920年，甘肃省教育厅派督办员来到莫高窟，调查贩卖私藏文本的传闻。督办员经过仔细核查，勒令王道士将一处泥封墙壁挖开，竟然发现90捆藏文写经。现在，这批写经收藏在甘肃省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等处。

1931年佛诞日后的第十天，王道士走完辛苦的一生，终年八十有余。他初到莫高窟时建造道观的梦想已经实现：一座三层道观已经完工多年，另一座五层道观正拔地而起。尽管如此，王道士人生最后几年活得颇不开心。愤怒的乡亲们常常把他包围，对他大喊大叫，追问那些古籍的下落。迫不得已时，王道士需要装疯卖傻才能脱身。

王道士死后，弟子们在莫高窟前为他修建了道士塔，至今犹在，为莫高窟现存的五塔之一。非议王道士的文化名人，从鲁迅、胡适开始，一路排到二十一世纪的余秋雨。2002年，余秋雨撰写著名散文《道士塔》，把王道士定格为历史罪人。王道士是不是罪人仍有争议，但没有争议的是：没人知道王道士究竟藏匿了多少敦煌遗书。

1944年7月，当时的敦煌研究所拆除由王道士修建的一座土地庙，为职工盖宿舍。从土地庙中移出的五尊彩塑雕像残品，被职工意外碰碎，结果发现雕塑体内藏有经卷。经核查，雕塑体内共藏匿敦煌遗书68件，均为上乘精品。1951年，这批遗书被送往北京故宫参加敦煌文物展览，其中弥足珍贵的《诗经》残卷被留在故宫永久收藏。

位于莫高窟外的王道士纪念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