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记往事》(六)——我的大学之路

红杨树

（一）　 1976年10月6日，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十年动乱终于结来，风雨过后终于又见彩虹，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自1966年文革开始，大、中、小学部停学。遵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8年到1969年，文革前入学的中学生全部离校上山下乡，再入学的学生实行九年一贯制。1970年，文革前入校的大学生也全部离校。再复课的大学转为三年制并废除了高考，通过基层推荐从工农兵中直接选拔大学生。工农兵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是“上、管、改”，即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而且这些工农兵学员学历参差不齐，小学、初中毕业生是大头，真正高中毕业生很少，老师没法教也不敢教，学生不想学也学不好。开展政治运动搞斗批改是大学校园的主流，何谈人才培养？当年被选拔上大学的都是少数幸运儿，绝大多数小青年没有这个机会。即使你有本事想上大学，可组织不推荐也是白日梦。当时我也看明白了，上大学对我说可能就是一个梦，归宿还是在农科所做一辈子农工。1978年10月，忽然传来了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青年人再不必通过组织推荐，可以凭本事上大学。爸爸立即鼓励我参加高考，接受祖国挑选，掌握更多知识为四化做贡献。爸爸同时还鼓励丹东共大农学系的工农兵学员，让他们也要勇于参加高考，并指派老师为他们补习高中课程。 当时的凤城与全国一样，高考如一声春雷，唤醒了人们渴望学习，建设报效祖国的願望。从县城中学到各乡镇中学，纷纷办起了高考补习班，一时洛阳纸贵，高中课本如珍宝，弄到一本都不容易。从1966至1968年的老三届，再到文革九年毕业生都有报考资格。年令跨度高达十几年，老高中的学生已过而立之年，且拉家带口；而在校正读学生仅有十五六岁，还是少年。全国五百多万青年踴跃报考，在中外教育史上绝无仅有。这五百万青年人，无一不心怀求学的梦想，无一不渴望考入大学，无一不想要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当年我就成了这报考大军中的一员。 我就读过的草河中学，也开办了考前辅导班。但我觉得凭自已的文化底子，自我复习能更方便。于是让爸爸在学校给我找了一间单身宿舍，除单位必要的工作和回家吃饭外，其余时间都是关起门来，在这间宿舍没日没夜地复习。冬天宿舍很冷、冻手冻脚，脸盆水都冻成了冰，屋内还有耗子在地下乱窜。我重点复习了数学、物理和化学，背公式、演题攻克其难。在临考前三天看了语文和政治，语文主要是看古文。政治主要是看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和概念。我之所以坚持自我复习，是因为在草河中学上高中时，教我数理化和语文的老师都是大学毕业，有多年教学经验。他们认真教，我也认真学，因此打下了比较好的文化底子。政治的底子是在下乡和工作后打下的，那时以阶级斗爭为纲，突出政治学毛著，经常学习两报一刋，也积累了不少政治方面的知识。通过突击复习，旧知识在脑子里重过了几遍，对高考有了一定的信心，只等考场的检验。 在埋头复习期间，家里没有给我任何压力，认为考上当然好，考不上也无所谓，在农科所继续当农工。化验室的白老师和狄婶，更是支持我搞好复习，尽量不给我安排工作，让我一心一意去学习，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 (二)　1977年12月1日，本是日历上普通的一天，但对中国来说却是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国家结束十年动乱，通过高考选拔人才，标志着国家的一切将走向正轨。对于参加本次高考的年轻人来说，也许就是改变命运的一天。这天早晨，冬日的阳光分外明亮，昨夜的一场降雪，大地一片洁白。一群踌躇满志的年轻人，披着冬日阳光，踏着新鲜白雪，早早聚到凤城草河的考场——丹东共大农学系教学楼前。这座大楼我太熟悉了，因为三年前我刚招工，就参加了这座大楼的建设。大楼建成后，我又做为农科所职工，经常进出这座大楼。而今天则不寻常，我是做为考生而进入这座大楼的。上午8点半考生们开始集合，一瞬间是紧张？是兴奋？谁也说不清。我们彼此打招呼，互相鼓励、相互祝福，魚贯走进考场，走进人生命运的又一扇大门。 这次考试共进行二天，12月1日上午数学、下午语文；12月2日上午理化、下午政治。考题对于78级考生来说是不太难的，因为他们又经过了8个多月的复习。可对77级大部分考生来说，却是座很难攀登的高山。因为十年文革教育荒芜，读书无用也影响了我们这代人，在学校就没学到什么东西，踏入社会后学过得那点东西也都就饭吃了。考生中除老高中生文化底子较厚外，绝大多数属临阵磨枪、重拾书本、现积墨水。记得当时的答卷纸很白、很厚实，黑色的铅字印在纸上十分清晰鲜明。后来才知道，考试用纸是邓小平拍板，挪用了出版《毛选》五卷的用纸。可见七七年恢复高考，中央的决心有多大。 我心如止水地参加完全部四科的考试。因草河中学毕业的考生很多，所以教过我们的老师不顾天寒地冻，一直在考场外等候，似一股暖流流在我们心间。我才两岁多点的小外甥宏扬，也跟着姥姥在雪地里冻着，谁抱他也不回去，流着鼻涕说:“我等我爸和我老舅考大学”(那年我二姐夫也加了高考)。回到家里，妈妈每次都提前准备好饭菜，爸爸总是关切地看着我，也不多说活。我明白父母的心，多希望金榜题名有我啊！ 高考结束，我能否考上自己心里也没底，第二天就上班了，仍然专心做着实验室工作。这时实验室又调来一个年轻人——宋义，家住在凤城镇，与我同为20岁。我一直等待着高考的结果，周边的人也都在关注我的成绩。1978年1月初的一天，入围的考生陆续收到了体检通知，可我没有收到，心里凉了半截。科研所管报考的人，立即打电话到县招生办询问:“有没有杨丰陌”？招生办说有个叫杨半佰的，等再核实一下考号。家里这边，我妈中午正做饭，二姐也在家。妈妈突然手里拎着切菜刀，兴冲冲地走进屋，对我二姐说:“丰陌准考上，咱家门口树上落了两只喜鹊，这是来报喜的”。不一会儿我爸回来了，我妈又把这话重复了一遍，我爸说我妈迷信。我垂头丧气回到家里，把询问的事向家里说了。说完也没心思吃午饭，就直接躺到了炕上。家里顿时都沉默了，吃饭毫无声响。下午一点，我早早来到单位听结果。结果是通过核对考号，名字给写错了，“杨半佰”就是我。我立即托人把喜讯带回家。我妈这时也来了精神，对我爸说；她可不是迷信，喜鹊报喜自古有之。我正式接到了体检通知，予示着考试成绩巳经入围。当时的体检是在县医院，我很顺利地通过体检。接着就是填报志願，大学和中专同时填写。大学志願:我第一自願是大连铁道学院，笫二志願是辽宁师范学院、第三自願是沈阳农学院。中专志願我报的是五龙背师范学校和凤城师范学校。后来在爸爸的建议下，把沈阳农学院改为第一志願，并选择了土埌化学专业，因为那是沈农最好的专业。我父亲是奉天农业大学毕业的，他喜欢农业，也希望两个儿子都学农业。六十年代我哥高考，在我爸的建议下考取了沈阳农学院。这次我再能考取，就实现了父亲的願望；父子三人同学农业。 过了几天，有人告诉爸爸，说我的档案已送到丹东招生办。又过了几天，说我的档案巳送到省招生办，看来录取是不成问题了。1978年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去同学姜延宽家闲坐，他弟弟骑车从外边回来，进门见到我就说:“丰陌，你考上大学了。今天凤城电影院门囗贴了大红榜，那上面有你的名字”。我听后很激动，赶快回家向父母报告喜讯。爸爸说:“明天咱俩亲自去看看”。第二天早晨，我骑着28大杆飞鸽车，载着父亲直奔凤城看大榜。电影院门口贴着三张大红纸，写着录取考生的考号、姓名和录取院校。榜前围了很多人，指指点点念着名字，还不时啧啧称赞。我挤了进去急忙查找，终于看到了我的考号和姓名，录取的院校是沈阳农学院。真是喜从天降，我真的成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中的胜利者，即将成为一名引人住目的大学生。据说1977年考生有500多万，大学录取的只有20多万，凤城三张大红纸金榜题名仅有145人。我和爸爸一路春风赶回家，妈妈乐得合不拢嘴，家里人喜不胜收。 （三）　上大学一直是从小的梦想。我从上学那天起，脑子好使又爱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矛，无论是老师还是大人，都说我是念书的料。可刚读到小学三年级，突然发生了文革，学校停课我也就辍学在家散玩，后随全家下乡，在乡间小学读了两年，又去乡里中学读了两年，可以说基础教育支离破碎，而且毕业后又回乡劳动，何谈考大学？我没机会上大学，可我知道中国的好多知名大学，什么北大、清华、南开、复旦……还有国外的哈佛、剑桥、牛津等。大学是什么样子？我充满好奇，因我爸和我哥都是大学毕业，我姑父还是河南农大学的教授和系主任，所以我对大学很是向往。后来我观看了文革轰动一时的电影《决裂》，演的是工农兵上大学，叽笑老教授讲“马尾巴”的功能。看了电影后，完全巅复了我对大学的想象，可就是这样的大学我也想上。但不是我想上就能上的，需要基层推荐和选拔，于是暗下决心在工作中好好表现，爭取被选送上大学。七七年的高考，给了我们这些怀揣大学梦的青年，一个平等竞爭的机会，让实力说话、让分数说话。那一年全国有570万青年参加高考，真正被录取的只有区区27万，成为大学生真是二百挑一，是名符其实的“天之骄子”。 春节前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和入学报到证，报到地点是铁岭市八里庄。当时沈阳农学院的部分院系在这里办学，我们农科所新分来的工农兵大学生，就是从铁岭八里庄毕业的。他们告诉我:八里庄校区都是泥地，下过雨很泥泞需要准备一双水靴，我马上就去买了一双。家里这几天很忙碌，妈妈给我赶做新被褥；正在家休寒假的大姐，三九寒天用大洗衣盆，为我洗干净一条旧毛毯；我细心地把脸盆和洗漱用品一一装进网兜，还花22元从同事那儿，匀了一件新蓝滌卡上衣(在市面上买不到，是同事忍痛割爱)，又买了一双新球鞋。然后去单位办理工作交接和户口迁移。一切准备妥当，就准备3月1日离开家乡，飞往心仪的校园，开始我人生的又一段新里程。 没过多少日子，我又接到一个通知书，更改了报到地点，由铁岭改为沈农原校址——沈阳东陵。原来是拨乱反正，沈农又迁回到沈阳办学，这对我们说是幸运的，免去了入学后再一次搬家的折腾。接到笫二封通知书时，我就没有去上班，也没四处走动，而是安静地呆在家里，整天陪着妈妈，目送爸爸上下班。并经常在想新校园是什么样子？将会遇到什么样的老师和同学？将会有怎样的大学生活？ 我从小是靠父母供养，家里也不困难，比一般老百姓的小孩生活强了不少。可我从小也试着掙钱，秋天上树采槐树籽，拿到供销社收购点去卖，顶多采个二、三斤，每斤七角钱，也就掙个2元多钱；再就是夏天割抓根草，晒干后交到学校每斤3分钱，一季下来能得1元多钱；下乡当知青，一天10个工分能掙5角钱。下乡一年总共掙了130元钱，扣出口粮款所剩无已，妈妈又添了些钱，给我买了一块天津产的“东风”牌手表，这块表我从工作一直带到大学毕业；招工进农科所，笫一年月工资22元，第二年转正是36.5元，在那个年代很是知足。由于当时政策现定，新入学的学生，原来是国家正式职工，工龄满五年可带薪上学，我工龄仅有二年，就失去了带薪上学的机会。上大学后我的收入没有了，四年大学又得靠父母供养。 入学的一天终于到了，1978年4月15日，科研所出了一台手扶拖拉机，送我和同时考上沈农的工友张秀琴，一起去凤城火车站。张秀琴长我一岁，在草河中学与我是同班同学，下乡同在一个青年点，同时招工到农科所，同分在玉米组，又同时去海南育种。从海南回来后，我分到化验室，她仍在玉米组。这次又同时考入沈农，她学农学、我学土埌可谓缘份不浅。 手扶拖拉机载着我俩和行李，过草河桥沿着公路向县城弛去。这时的凤城冬去春来，杨柳已开花吐絮，坐在拖拉机上的我们满面春风，心里如春潮荡漾。很快到了凤城火车站，这个地方我太熟悉了，在这里多次接送过哥哥姐姐，又在这里乘火车走南闯北。这次又要从这里奔向大学的校门。我们凭大学录取通知书，购了半价的火车票，购票时结识了张吉涛，他是红卫星人，这次和我们同时考入沈阳农学院，他被畜牧兽医专业录取。三人相识分外高兴，听到我们二男一女愉快交谈，周围人都投来羡慕敬佩的眼光。火车一路向东北方向疾驰，过通远堡、草河口、本溪，早春四月山岭呈绿、河水奔流、耕牛遍地，农民辛勤地播种着春天。窗外的景色，更增添了我们心中的喜悦。 火车到了沈阳，我们随着人流走出车站，站前广场的一侧，一条鲜明的横幅直映眼帘《沈阳农学院新生接待处》。横幅下有几张桌子和长椅，还有几个工作人员，看着我们带着行李而来，他们立即起身迎接。我们拿出录取通知书做了登记，就登上在旁边等候的大客车，上去时已有了十几名新生，我一看手表是下午3点整。那时的沈阳机动车不多，大客车速度很快，一路向东很快就出了市区，路过老龙口酒厂，飘来阵阵酒香。又经过第三粮库，院子里满是高高的粮仓，看着这些粮仓，我想今天车里坐的这些新生，若干年后就是能把粮仓装得滿满的人。再往东行两边都是菜地，是沈阳人的菜篮子。过了马官桥就到了沈阳农学院。 沈阳农学院始建于1952年，由上海复旦大学与东北大学农学院合并而成，师资力量雄厚，在全国农业院校中有很高的知名度。建院后培养出的大批毕业生，服务于农业生产第一线，对辽宁农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建校的功臣元老是老革命张克威，他是延安时期的著名农业专家和农业教育家。他曾在太行山与邓小平共过事，颇得邓小平的赞誉和赏识。还有梁秋，也是一位资力颇深的老革命。他们呕心沥血主导着学院的建设，教学底蕴深厚，教学质量上乘，科研成果颇丰。文化大革命中，沈阳农学院是重灾区，遭到空前浩劫。以至于一分为三，一部分去了朝阳，成立朝阳农学院；一部分去了铁岭，成立铁岭农学院；一部分去了瓦房店，成立瓦房店农机学院。 客车进了农学院的大门，原来的校园支离破碎，大操场巳成了耕地；北面的三栋学生宿舍，住满了沈阳无线电总厂的职工；综合楼、土化楼、图书馆和女生宿舍，还是学校决定回迁后，省里下令硬倒出来的，否则就无法办学。我们下车后按专业注册，领了学生证和校微，老师把我们领进了图书馆二楼，因为没有宿舍可住，男生就暂住图书馆。刚入学住宿特别紧张，图书馆一个大厅住90多人，上下铺特别热闹。我端量着领到手的学生证，证书是浅绿色的塑料皮，里边有照片、有姓名、有年龄、有系和专业，还有编号。校名是郭沫若手书隽秀端庄、挺拔有力。合金质校微白底红字，还是郭沫若的字体。学生证与校微编号相同，我的编号尾数都是015。我对这两样东西充满感情爱不释手，40多年来还一直保存着。 4月16日，我们新生集中起来开大会，辅导员是董庆斌。董老师很削瘦，大眼眼、刀削脸，走走路来轻飘飘。董老师自我介绍:他是抚顺人，是我们专业上两届留校的学生，他才28岁，是我们同代人。他向我们这些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新生表示祝贺，并提出了管理要求。我们新生也一一做了自我介绍。 七七级土埌农化专业，只招收了一个班共32人，20个男生、12个女生，4名党员。最大的32岁，是文革前的老高中毕业生；最小的17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这32名同学，除1人是应届毕业生，其余都是社会考生，有知青、有工人、有农民、有教师，真是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在这32人中，丁学航(北镇县)、王世贵(桓仁)、王正平(沈阳)、王相国(辽阳)、何晶(东沟)、赵兵(建平)、蔡景平(普兰店)、朱平(复县)、刘瑛(营口)、刘书平(新民)、刘俊杰(赤峰)、姚志平(丹东)、韩国印(彰武)、夏玉琢(撫顺)、温正岩(凌源)、孟献民(桓仁)、高明瑞(海城)、吴世华(锦县)、张义林(锦县)、谭方(沈阳)、唐咏(沈阳)、王则民(沈阳)、吴建凡(沈阳)、姜存松(庄河)、梁成华(铁岭)、朱宝金(营口)、梁宝昌(庄河)、高振羿(朝阳)、李志(法库)、张明(大连)、刘树桐(抚顺)，还有我(凤城)。我们这些年轻人着装简朴、品质敦厚、阅历丰富、朝气蓬勃、勤奋刻苦，这也是七七级大学生的共同风貌。 （四）　4月28日，学院在校图书馆前，举行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新生开学典礼。我们学生按系别列队进入会场，会场立即成了欢腾的土地，洋溢着青春的力量。简朴的主席台，列坐着学院领导，有陈恩风、梁秋、张秀山等。没有锣鼓喧天却是红旗招展，我们端坐在学校发给的小马扎上，挺直腰板、瞪大眼晴、屏心静气，聆听着梁秋院长的讲话，与他一起回顾学院的辉煌昨天，声讨文革的摧残，诉说奋力拼来的今天，展望学院美好的明天。院长的讲话和师生代表的发言，不时被掌声打断。天柱山下、浑河北岸集合了一群新时代优秀的青年。我暗下决心，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一定要奋发努力、刻苦学习，毕业后用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那一天春风习习，艳阳高照，我们土埌化学班32名同学，在会场拍了第一张集体合影。我站在中间的位置，带了一顶军帽，穿着蓝涤卡的制服，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这是全班唯一张同学都全的集体合影，而到1982年拍毕业照时，就只有29人了，其中有一女生，在求学期间不幸病逝。 开学典礼后，我们开始了真正的校园生活。在开课之前，学院又进行了三项准备工作。一是进行入学测试。开学典礼第二天，我们在图书馆教室里，进行了入学测试。这次测试的目的，是通过掌握学生平均文化水平，来考虑教学的安排。测试的科目是数学、物理和化学。考试的内容不是很难，都是高中基础性的知识，考试成绩也未公布，只有辅导员和系领导知道。 二是进行身体复检。测试后的第二天，由学校的卫生院对新生进行身体复查。地点是山脚下的一座小红楼，内科、外科、五官科齐全。我内外科都无问题，可一只眼睛弱视，视力仅0.3。小时候我不知道，是高中参加招兵体检才知道的。高考时在县医院体检，检查视力的护士认识我，也就没费周折通过了。复查可怎么办？如视力不够，土化专业是不允许的，轻者转专业重者退学。我不能让煮熟的鸭子飞了，于是，我和体检医生说，视力不好是等通知书上火造成的。医生也心知肚明，知道考上不易，也就心照不宣放过我了。我涉险过关，多亏了那位好心的医生。 三是建立班级组织机构，成立了党支部、团支部和班委会。党支部书记姚志平，组委刘瑛，宣委蔡景平，成员韩国印；团支部书记杨丰陌，成员王世贵、吴建学；班委会班长刘树桐，副班长韩国印，学委谭云，生活委孟献民、文娱委张明。这三项准备工作完成后，紧张有序的大学生活，就步入了正轨。 当时高考最热门的是理工医，许多人进农业院校是无奈的选择。而我父亲和我哥哥都是农业大学毕业的，他们对我的专业选择影响很大。加之我又在农科所工作了两年，所以我学农是自願的，也是喜欢的。七七级农学院共录取新生305人，分为农学、植保、畜牧兽医、林学、园艺、土化、气象、农经、农机等专业。第一学期学生较少，都在教工食堂就歺，大家年龄相仿、经历相似，很快就熟络起来，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那时的学生非常简单朴实，不比吃穿玩，而是比学习、比纪律、比文体，比上进，直到现在我还怀念那个年代的大学氛围。 开课后，由于十年文革出版业凋零，没有及时出版七七级学习所需教材。以前工农兵学员所用教材又很浅显，所以授课老师就自编教材，刻印出来交给印刷厂装钉再发给学生，我们接到的教材，都带着很浓的油墨味。那时，我们没有固定的教室，也没有单人的学习桌椅。教室里摆着一条条能坐三人的长凳椅，凳椅后背上端有一条不到一尺宽的长条木板，后排学生用来听课记笔记。每门课程均在不同教室上课，有时一天要换三四个教室。几个班的共同课，就在阶梯教室授课。学院体育设施还不错，有篮球馆、室外游泳池、露天篮球场和有400米跑道的运动场，此外还有排球场和单双杠。在这种简陋的环境里，我们学习如饥似渴，每天起床出早操，列队跑步边跑边呼口号，青春的呐喊震撼着整个校园。跑完步就抓紧背诵英语单词，吃完早饭立即赶往教室，上午上课、下午自修，晚上每个教室都灯火通明，不到熄灯锁门的时候，大家都不肯离开教室。 那时生活比较艰苦，困难学生很多，为培养人才国家实行助学金制，家庭生活费人均25元的学生没有助学金。享受助学金的标准也不同，有的十元八元，最后高18元。我父亲工资高，每月150元，仅我毌亲和我需要供养，人均50元，所以我不能享受助学金。妈妈每月给我25元生活费，交15月伙食费，其余10元是零花钱，我觉得与同学相比，生活就很宽裕了。大学四年间，我的生活十分简朴，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每季二件旧衣服轮流穿。我即不吸烟，又不吃零食，吃饭就是一个铝制饭盒，盒体装菜，盒盖放主食。那时我们每月定量35斤，肉和油都有定量而且很低，所以很少吃到肉和改善生活。早晨是稀饭、窝头、咸菜；中午是两个窝头、一勺菜，有时还能吃到发糕和馒头；晚上基本都是炖菜。那时大米少，每月只能吃到两顿大米饭。我们虽然吃得一般，但都能吃饱还吃得很香。大家都不在乎伙食怎样，而是一门心思都在学习上。 我们除了学习，体育活动也很活跃，入学后不久，学校就组织了新生篮球比赛。这是一次全校性的学生体育运动，引吸所有新生关注。我班同学积极参入，几乎所有男生都参加到篮球运动中，姚志平、李志、刘书平、谭方和我是主力队员。我那时21岁，体能充沛司职前锋；姚志平个子最高，打中锋；刘志平、谭方打后卫；李志反应快、投篮准打前锋。我们磨合了几天，就替系出征、披挂上阵了，结果越打越好，在全院水平是中上等。到大二时队伍更加成熟，以我们为主成立了土化系男子篮球队，又增加了七八级的蒋卫东，七九级的杨青，在全院又一次举行的篮球赛中，获得了笫四名的好成绩。此外，我还参加了全院学生乒乓球赛，与七八级的高晓晖合作，在混合双打中获得了好成绩。 虽然这时已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但学院在正常的教学中，仍很重视政治学习。政治学习主要是由团支部出面组织，内容由政治辅导员规定。学习的目的是让学生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与国家的形势发展和经济改革同步。我当时是团支部书记，组织政治学习是我责无旁贷的责任。在大学担任班干部是很锻炼人的，做一名学生干部，可以从另一方面提升自己，在参予班级和学生的管理中，提高自己的组织能力、自我约束能力和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对毕业后踏入社会很有帮助。入学没多久， 我以前的社会阅历和活动能力，就有所显现并崭露头角。我的组织能力和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得到了辅导员和系里的重视。半年之后，由于原班长刘树桐年令偏大、性格内向，决定转我为本班班长。在班级党支部的领导下，团支部的支持下，班委成员的合作下，班级各项工作都很活跃、有声有色，在系里和学院都是很有名的。我尽职尽责当好班长，用行动聚人心鼓士气，学习和各项工作走在前。凡是要求同学们做到的，我都首先做到。在搞好学习的同时，想方设法把班级活动搞得丰富多采。真是同学齐心其力断金，工作得到系里和学院的肯定，终于获得了“省三好班级”的光荣称号。 那还是1977年5月4日，全省开展了“省三好班级”和“省三好学生”的评比活动。1979年的评比中，给我院“省三好班级”1个名额，“省三好学生”4个名额。经过全院各项评比考核，我们班级脱颖而出，被评为“省三好班级”。评为“省三好学生”的有我班王则民、农学系的关立卓、林学系的尹力和农经系的王军。1979年5月4日，我们一行5人去市内出席省表彰大会，会议地点在辽宁大学礼堂。在会场上遇到了我的老乡，曾同在凤城草河黄岭学校和草河中学一起读过书的学姐——于秋华，她初高中高我一届，77年考入辽宁大学前是凤城团县委副书记，会场遇故知真是高兴万分、相谈甚欢。她毕业分配到东北财经大学，后来做了教授、院长，也是从凤城草河和黄岭小山村，飞出的一只金凤凰。表彰大会结束后，我们5人在中街照像馆拍了张合影，纪录了一段青春的拚搏和荣耀，至今我还保留着这张照片，只可惜后来留学美国的王军去世了。 （五） 大学期间最难忘的是1981年夏天，我参加了沈阳团市委组织的《辽宁省大学生夏令营》，沈农派出我与植保系的张强和畜牧系及水利系的两名女生，参加了本次活动。我们4人与沈阳20所大专院校的80多名同学，一起组团去山东休假、参观、考察。我们先从沈阳乘火车到大连，再由大连乘轮船去青岛，在海上航行22小时，中途在刘公岛稍做停留下船观光。到达青岛后，住在一所中学的教室里，以桌椅板凳为床。在青岛期间，听取了青岛团市委的情况报告；流览了青岛海滨和八大处；品尝了青岛啤酒；晚上举行了青年友谊舞会。第二天登崂山，领略了崂山的峻美。还参拜了传说中崂山道士的道观，第一次喝到了崂山矿泉水。 离开青岛就前往曲阜，登中国五大名山之一的㤗山、去了中华第一圣人的故居孔府。那天我们起得特别早，早晨4点半就从山脚下的岱庙，向泰山进发。这是我第一次登泰山，清晨的薄雾笼罩着泰山，向上望登山的石阶，笼罩在濛濛的雾气之中，我们似乎向仙境而行。虽有雾气缭绕，但可以看清山中的景色，石阶路边岩石各异，青松、乔木、灌木遍于山中，林间流水潺潺。我们努力拾阶而上，不时停下来回望走过的路，望着脚下和眼前的风景，那时我24岁体能好，全然不知劳累。9点多钟雾气散去，泰山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险、峻、秀、奇尽在眼底。我们兴致勃勃快速攀登，中天门、南天门，直至玉皇顶，登高远望，齐魯大地一览无余。泰山东临大海、突兀平原，是中国五岳之首、神山之尊，历代君王登基必拜此山。文人墨客到此揽胜，铭刻、碑文、诗词绝句不胜枚举。下山之时浓雾封我们于泰山之中，似乎成了仙人。在下山途中，巧遇爸爸的老友，我高中的老师马熙忠，真是惊喜万分，随合影留念，这张照片我们都很珍惜。马老师回去后还为此做了一首诗，并把这张照片收录在他公开出版的《伯良诗稿》之中。 还有一件难忘的事，就是组织同学勤工俭学掙班费。那个年代每个学生家庭生活都不富裕，生活都很节俭，每一分钱都惦量着花。怎么办？组织同学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同学们一呼百应，都願意参加。大家集思广义，笫一个项目就是为学校基建填土方。那个时候学院正在建家属宿舍，打完地基后，需要往地基里填土方，虽然要出大力，但一个下午可掙上5元钱，这是一笔不错的收入。我带领全班願意出力的同学，去挖土挑担填土方，干得热火朝天，高高兴兴把钱掙到了手，大家都非常高兴。 笫二个項目就是全班出动掙班费。我同系里商量，承包了系里试验田种植、施肥和收割。试验田种有大豆、高梁、玉米，这是为搞土埌施肥、测肥科学试验所用。我们连干了两年，除班级搞活动用还有剩余。到毕业时，每人分了30元钱，大家高兴得不得了，这是勤工俭学结出的硕果。 难忘的丰富多采的大学生活，四年时间一晃而过。1981年12月，毕业巳经临近，我忙于班级毕业的善后工作，我已知道自己毕业分配到沈阳市，可我心没有长草，虽然有同学分到北京，分到省直属单位，有留校的，有读研的，有返回家乡的，我仍競競业业组织同学照毕业照、填登记表，归还系里物品，一天到晚忙个不停。 1982年元旦，大家在学校度边最后一个新年。3号学校派发了毕业分配通知书，同学们便陆续离开了苦读四年的学校，离开了我们的母校——沈阳农学院，离开了恩重如山的老师。我把同学们一个个送到18路公交站，挥手告别目送他们离开，接着我也离开了沈阳农学院，这个盛满我最美青春，永生难忘的大学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