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大爸张凌云的革命岁月（十八）

延河农夫

追忆大爸张凌云的革命岁月（十八） 张忠义 甘肃省公安厅接到大爸的请求后，立即做出决定：让工作人员尽快与陕西省联系，给予妥善安置。 当大爸从玉门黄花农场出发，坐着牛车、军用卡车、火车，经过几天，数次倒车，回到兰州后。贺子明副厅长强支着病体，看望大爸。 大爸急切的说道：“老领导，您怎么了？弯腰马爬的，为什么不到医院看病，还来看我。” 贺子明副厅长说道：“说真的，我疾病缠身，拖着病体来看你，是因为在你的问题处理上，我没有帮上忙，让你遭了罪。但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牢记初衷，我们闹革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穷苦百姓打天下的。” 停了一会，他又说道：“我的身体一直不好，可能不久将离开人世，现在什么也不怕了。你的问题很复杂，慢慢来，总会有拨云见日的时刻。我还是那句话：一定要相信组织、相信党，好好活着，活着就有希望。千万不能象咱们的高领导，自寻短见，自决于党和人民，死都死得不安生。” 说起高领导，大爸也是一脸的悲泣伤心，想当年在延安时，经常聆听高领导的教诲，虽说职务级别相差大，但却结下了很深的战斗情谊。 我曾在大爸家里的照框中，看到过两张二人的合影留念。大爸刚出事时，高曾说过：“张凌云是一个敢打敢杀的老同志，犯什么错了？纠着不放，如果西北不要，我东北要。” 当大爸听闻后，犹如久旱逢甘霖，是特别的暖心，一度曾哽咽难语，激动不已。想不到老领导竟然想不开，早早的撒手人寰，驾鹤西游。 大爸望着贺副厅长，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用袖子察了一下眼睛，紧紧的抱着老领导，向老领导深深地鞠躬致谢！随后，迈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回头地慢慢的离开…… 在大爸离开的第二年，贺子明副厅长被肝病折磨得死去活来，最终英年早逝，死在了工作岗位上。 大爸一家在组织的安排下，坐火车、倒汽车，历经十余天，终于回到了离开近三十年之久的家乡一一陕北延川县永坪镇。 大爸1935年1月离开永坪，赴当时的秀延县（今子长）参加陕北特委举办的“土改培训班”，培训结束后，被分配到延安县搞土改工作，随后东杀西战，驰骋疆场，再未回过家乡，迄今已27年了。 大爸回到永坪的当天，正好赶上永坪遇集，周边村子里的村民们或买或卖、或者也是闲光瞎串，都来到了“五天一集”的永坪大街上，虽说大家布衣褛衫、面带菜色却喜笑颜开，意气奋发，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别样的幸福、笑容，朝气蓬勃，充满着希望和未来。大街上人流如织，挤满了好多人，不停地来回走动，叫卖声此起彼伏，一时间曾睹塞了交通…… 家乡的巨大变化，让大爸欣喜若狂。 还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随后，大爸的一些部属和亲戚前来拜访看望，有延安县公安局长何复秀、法院副院长孙志昌、延川县检察长张忠良及留在延安工作的边区保安处干部曹志谦等人，让大爸及家人倍感温馨。 最高兴的还是大妈和女儿，大妈自家庭遭变故后，遇到的都是别人的鄙视和白眼，总是心惊胆颤的生活，生怕那句话说得不对，又惹下是非。想不到回到家乡，却受到了亲戚朋友们的热情接待，让大妈很是开心快乐。 农场长大的女儿，从未见过这么多人，来的亲戚朋友都夸女儿长得漂亮，让明芳姐很受用，很快就与小朋友们玩耍在了一起。 随后，大爸被组织安排到了永坪国营食堂，负责采买、担水、扫院、看大门等工作。虽说工作杂乱而辛苦，但内心却轻松愉快，什么事也不用想、不用愁。遇集时与乡亲们拉拉家常，开心快活。再也不是农场除了管教，就是犯人，让人时时处处都处在高度警觉状态、处在敌我对立阵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受“左”倾影响，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的物质短缺，老百姓生活十分困难，可以说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能在国营食堂工作是十分荣耀的，除了自己能吃饱饭外，还可以把一些剩菜剩饭和一些过期的食物带回家去，经过再次加工后，让家人们食用。在那个困难时代，也算是一种特权。 岷县解放后的第一任县委书记郭文华“文革”后，调回榆林老家，担任榆林招待所所长。第二任书记高伯祥也被安排到兰州商业协会任主任。大爸的继任者、岷县第二任公安局长齐俊孝刑满释放后，也被安排到玉门饮食公司。大爸又被安排到了永坪国营食堂。几个人命运多舛，都被安排到了饮食服务行业，虽说没权了，但最起码可以填饱肚子，不用为吃喝发愁。从另一层面，也可以看出组织对他们的良苦用心和关怀关爱。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间两个多月过去了，家乡的亲戚朋友及大爸昔日的部属，渐渐地知道了大爸是因“犯错”而被遣散回家的。于是乎，大家见了大爸时，再也没有了以前的恭维抬举，都是尽量回避躲闪。偶尔遇见一些熟人，别人也是装作没看见，低着头一闪而过。乡情们的冷漠，让大爸很是郁闷难受。有时候，大爸觉得家乡的亲戚朋友还不如黄花农场的犯人有人情味。 只有延川检察长张忠良同志还是一如既往地看望大爸，尊称大爸是他参加革命的领路人。 大爸在1939年担任延安县保安科长时，16岁的张忠良从榆林逃荒要饭下来，路过川口时，被大爸收留，安排到后勤上挑水、喂马，大爸骑马外出时，常常牵马跟着大爸，被称为“拉马”的勤务员。后来，大爸调离延安县后，就与其分别，再也没有什么联系。 想不到，张忠良同志十分厚道有心，不怕牵连，感念恩人，照顾老领导，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很难能可贵的。 为了不影响张忠良前程，有一次，张在永坪检查工作时，前来看望大爸，大爸厉声吼道：“你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要把心事好好用在工作上。” 张㤞异道：“老首长，您这是怎么了？” 话还没有说完，大爸就坚决地说道：“我是一个老朽之人，不值得你这样？回去好好工作，再也不要来了，就是来，我也不见你了。” 说完后，两人紧紧的握着手，不听话的眼泪都流了出来…… 自此后，大爸谁也不见，就是埋头干活。 政治上的落寞，生活上的窘迫让大爸抬不起头来，长时间的远离人群，不与人交流，渐渐地语言表达迟缓，行为举止也出现僵硬呆板，可能就是现在人们常说得“老年痴呆”。 只是在春天万物复苏之时，他总会来到永坪街道下边的小河边，坐在石头上，看着清潵的河水，静静地听着潺潺水声，望着远处的山桃花，娥娜多姿，春意盎然。陕北初春的美景让他十分愜意、迷恋，忘记了岁月的磨难与烦心事。 　　陕北的冬天是异常寒冷的，临近年关时，总会有大雪来袭。酷爱雪花的大爸，常常迎着飘飘洒洒的绵绵瑞雪，艰难的爬到永坪会师的山顶上，仰望星空，极目远眺： 大陕北千山万壑笼罩在白雪之中，婉如一道道银峦直插云霄，满山遍野的小山峁绘成大小不等的白色蒙古包，银装素裹，仿佛一幅俊美的天然国画，清秀飘逸，高冷靓丽，令人如痴如醉。 凝视着片片雪花，大爸思绪万千，想起了许多沉年往事。耳边回响起了永坪会师的欢乐声、号角声和剿匪战斗的撕杀声、马蹄声……一切恍如昨日，想不到提着脑袋干革命，出生入死二十载，竟然回到了原点。 大爸出生在农历二月初三大雪纷飞的日子里，算命先生曾说过：满地大雪犹如一张白纸，便于书写人生凌云壮志。 他想起了在大雪中，家庭遭土匪抢劫，变得一贫如洗，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想起了在陕北、在岷山大年三十风雪月夜追匪冦，消灭了陕北惯匪刘志道和岷西悍匪马维良…… 美丽的雪景让大爸陶醉，让大爸心旷神怡，悲催冤屈的心灵得到些许安慰，让他忘记了人世界的烦恼忧愁。 可现实总归是现实，永坪镇和全国一样，在上世纪六七十那个荒诞的年代里，运动不断，斗争不止。一会是批斗地主、富农、反坏右；一会又是冲击老干部，揪出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叛徒内奸；一会又是反对投机倒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这让大爸很无奈、很忧虑，百思不得其解？好端端一个老革命，怎就一下子成为了叛徒反革命呢？ 原本大爸觉得自己遭人诬陷，早早地就被打倒，感到十分憋屈。现在看来，倒还觉得很幸运。因为他在接受审查期间，还享受着一切待遇，住着独院，没有遭受挨整、毒打和体罚，审查人员十分客气礼貌，只是问话核实而己。 大妈常常跟我们开玩笑说：“你大爸在审查期间，我常常带着女儿去看望你大爸，我喜欢光亮，就在你大爸房子里点了两盏煤油灯，彻夜不灭，一下子把油烧完了，就向看守警察要煤油。警察说.：‘你们怎么这么费油？’我就生气地说：‘我用了，难道我吃了不成。’警察笑着说：‘那好吧，我再给你拿点。’还有在你大爸审查期间，实行得是供给制，每月还给大妈娘俩补助20元生活费，人情味十足。不像现在的政治斗争，游街、批斗、抄家、毒打都是家常便饭，人格尊严早己被践踏的荡然无存。” 大爸对此深恶痛绝，陷入深深的沉思，不再为自己的问题而叫屈，更想到得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想不到自己出生入死打下的江山，被造反派们毀坏的体无完肤，令人痛心不己。 “文革”爆发后，甘肃公安厅刘兰亭厅长遭到迫害，被关进了牛棚。这时，厅里造反派们来电来函，要大爸火速赶往兰州，揭露刘的反革命罪行。 大爸接电后，思考数日。觉得自己一则太穷，没有去兰州的路费盘缠；二则己离开多年，不了解实际情况，还是不介入这些事为好。 可没过几天，甘肃竟然来人邀请大爸去兰州，参加批斗会，揭露刘的反革命罪行。来人说道：“你被打倒，都是刘一手指使策划的。” 大爸闻言后，也是感慨万分，悲戚交加，动情地对来人说道：“说实话，我对刘厅长是有看法、有意见的，在延安时，他在边区保安处当治安科科长，我在延属分区保安处当治安科科长，他是我的顶头上级。可在我的问题上，他明哲保身，一直没给我说话，我是很伤心的。可后来听贺子明副厅长说：‘他也有难言之隐，要我理解他。’我就释然了。” 来人说道：“那你还不去造他的反，更待何时？干脆和我们一起走算了。” 接着，大爸又说道：“说真的，刘厅长能力强，和我是一年参加革命的，也是一名老同志。在延安工作时期，我十分敬佩他。到甘肃后，他在省厅当领导，我在地方工作，就不清楚了。至于近年来工作如何？我就更不了解了，因此，我不能和你们去兰州揭露他，我一辈子光明磊落，从来不干违背良心的事。” 来人又说道：“你的问题是厅里建国后的第一个大案，厅里的好多同志都有看法。前不久，岷县法院对王金娥进行了重新审判，判了十年有期徒刑。王永昌也已查明，确实是一名国民党潜伏特务，已被收监关押。” 大爸听说后是欣喜若狂，义愤填膺。愤慨地说道：“想不到这两个无耻小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是却断送了我二十年的党龄、工龄。”说完后，大爸是唏嘘不已，咳嗽不止，感叹老天公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坏人终究得到了惩罚！ 来人见引不动大爸，也就悻悻不快地走了。 时间过得很快，“文革”风暴愈演愈烈，上至国家主席，下到黎民百姓，好多老干部都受到了迫害。 主政甘肃长达十八年的邓宝珊将军受到了冲击。邓宝珊作为国民党元佬，投奔中共后，被中央委任为甘肃省主席、省长，一干就是十八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历代统治者都遵循“欲征服西北，必先控制兰州”的治国理念，因此，中央就将治理甘肃的重任交给甘肃天水人邓宝珊将军的身上。 凭心而论，邓将军在治理甘肃，巩固西北的重任上功不可没，做出卓越的贡献，受到党和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但由于任职时间较长，积怨太多，甘肃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甚至饿死了好多人。 1968年春，甘肃“文革”运动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中央为了确保邓宝珊将军的人身安全，特意将其接到北京的寓所，保护起来。 然而，甘肃造反派们，利用愤怒的群众，在兰州等地举行了大规模的批斗活动，并组织部分群众，赴京造反。 这时，受造反派头头之命，又有两人来到永坪，鼓动大爸赴京造反。来人说：“我们查阅了你的卷宗，你被打倒、遭迫害的直接原因是在延安时期，你知道邓的许多黑幕，邓指使公安厅要对你进行严惩的。” 大爸听说后是一脸的鄂然，惊讶的半天说不出话来。随即失口否认道：“不可能，不可能，我一个小人物，怎会让省长大人惦记呢，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来人又说道：“我们听厅里好多同志讲，你知道邓在镇守榆林时的好多事，你随我们去北京，去造他的反。” 说实话，大爸真想去一趟京城，看望一些老首长，顺便谈谈自己的问题。 可想到要造邓将军的反，他又害怕了。大爸认为：自己现在的生活很安稳，身体一直不好，哮喘病很厉害，常常是咳嗽不止。更何况自己不了解情况，绝不能被人利用，做出伤害领导的事。 于是，他就断然拒绝了来人的要求。 　　可当来人走后，大爸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想起了在延安剿匪时，保安大队把一些土匪赶到国民党防区后，被国民党驻军保护起来，不得围剿，造成边区匪患难以灭绝。 1939年1月1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向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所做的政府报告中指出：“我们现在可以自慰的，是两年以来在剿匪方面，我们消灭了大小40多股（土匪），被我们击毙击伤的有八百人左右，俘虏的有四百人左右，缴获枪一千多支。现在我们可以说，边区内部的土匪基本上已告肃清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伟大的胜利。但同时我们必须指出，残匪依然还活动于靠近边区交界处，未能彻底肃淸。主要原因是由于未能取得与友区的合作，或是因为保安队活动范围所限制。这不能不算是个极大的损失。使残匪得以苟延残喘，尤其在敌寇深入之时，更足为抗战的后患。”（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一126页） . 大爸想起了自己在中央社会部审干时，得知许多“汉训班”成员都是以榆林驻军介绍信进入延安的；甚至是通过榆林驻军任命到国民党驻陕甘宁边区合法机构（当时边区也有好些国民党机构），从事情报间谍工作。 “汉训班”著名“爆破大王”、延安组负责人、第一组联络员祁希贤，就是化名祁三益，以邓宝珊部队办事处开的介绍信，潜入边区的。 还有总联络员赵秀就是从西安先到榆林，通过邓宝珊的关系，在延安谋得“防空监视哨”哨长的职务，取名赵子宜，住在国民党的通讯局，手柱文明棍，大摇大摆的自由出入延安，从事情报收集、指导、指挥工作。要知道，总联络员相当厉害，是负责延安“汉训班”特务的总头目，是神经中枢系统。他可以把潵落在边区的特务棋子集中起来，发号施令，进行大规模的颠覆破坏活动。 实事求是地讲，当时的榆林驻军邓宝姗将军明面上与我军保持了良好关系，可内心深处还是拥护国民党蒋介石的，确保自己一方诸侯的军阀地位。 彭总在解放榆林的战斗中，遭到了邓将军的顽强抵抗，致使两次进攻，无功而返。 可邓将军毕竞是一代枭雄，纵横西北数十年，在预料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毅然绝然地弃暗投明，为和平解放北平奔走相告，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了党和人民爱戴的著名民主人士、爱国将军。 在“文革〞期间，甘肃造反派们冲击了邓将军在北京的驻所。1968年11月27日，邓宝珊将军为了保守名节，在北京寓所吞食鸦片自杀，享年74岁。 “文革”无休止的武斗造反运动愈演愈烈，让大爸感到了害怕和担心，大爸害怕妻儿老小受到冲击，遭到迫害。于是，他再一次向组织提出申请，请求回乡务农。 就这样，大爸一家放弃了城镇商品粮户口，回到了生养他的小山村一一永坪高家屯乡散岔村。（未完待续） 2024年7月28日 忠义写于城合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