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哈医大

仲仁

重访哈医大

这次回国， 不太容易。 因为老毛子打小毛子，大家不敢经过北极飞行 ， 只好横跨太平洋，花了很多时间， 而且还要换几次飞机， 挺辛苦的。不过到了哈尔滨后，我还是按计划回母校哈医大看看。我在那里曾经学习工作了近八年。
哈尔滨的变化很大， 火车站附近的霁虹桥上，汽车比行人多，说明人们富裕了。 霁虹桥刷上了深绿色新油漆，是为不久前普京来访准备的。 霁虹桥东面不远是哈尔滨名校哈三中。 很多人不知道，哈三中的房子在50 年代初曾经是哈医大的校址， 但只用了两年 （1952-1954）， 在那之前，哈医大还用过文庙， 后来文庙被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所征用。 建校初期，哈医大还有一些军方背景。 校史上称，有一部分人是从延安的红军卫校过来的。早期的哈医大培养了大批军医。1954年哈医大在哈尔滨南郊的沙曼屯建了新校园，楼房的风格同哈三中的完全一致，一直使用至今，哈医大的人都称新校园为校部。这一次我特意选择乘地铁从火车站到校部。而我以前在哈医大读书时，是乘坐11路公共汽车。地铁走的线路同11路差不多， 当显示屏上出现一个又一个地名时，我感到非常亲切。 从地铁站出来不远就到了校部的主校门。
我78年三月刚入学时，校部的主校门很小。 是50 年代建的校门。 校门旁边， 有个门卫房，有个很和善老人看大门， 从来没有阻拦过任何人出入。 他耐心地给外地寻医的患者指路。 文革时，校门上面还加过一个拱形横梁， 上面挂着具有时代特色的大标语。

不过这个校门在78年夏就被拆除了， 建了一个方方正正的有四个门桩的校门， 校匾挂在右侧的门桩，据说是文化名人郭沫若书写的。新校门还配备了铁门， 不过从来没见过铁门关上过。 门卫房开了个小书店， 我的第一本英汉词典就是在那里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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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哈医大拆掉了1978年建的校门，建了新校门。 新校门的风格与绿瓦黄墙的主楼一致，非常漂亮有气派，有一种让人见了腿软生畏的皇家尊严。我赶紧拍了几张照片。心中还默默地想，我回来了，千里迢迢来看你了。正门按装了栏杆， 当漂亮的小轿车出进时， 自动打开。 偶尔看见穿黑色制服的保安帅气地行军礼。 没有车的普通行人能从侧门进出。 我到了侧门口， 就被拦住了。一个穿黑色制服的大汉站在那里， 警惕地监视着出入的行人。 校门口安装了类似机场的自动安全门， 绝对高科技，摄像头扫一下脸， 就能知道那些人有资格进出，哪些人应该排除在外，我即感到惊讶又感到失望， 大学乃学术与生活自由之地，限制人员流动，无疑作茧自缚。我再三解释我从国外回来一次不容易，就是想到校园走一走，没有什么特别理由，但绝对没有任何歹意。但大汉还是不让我进，说我进校园的理由不够充分，同时要我一定要说出是谁请我来的并要打电话确认。 我感到为了进校园， 回家看看还要找人求情这种事很无聊，而且也不是我做人的原则， 便不再与大汉争执。我不太喜欢他那副狐假虎威的样子。

但我还是不太甘心， 因为下一次回东北不一定是在什么时候。 我便围着校园的外面转，希望院墙有个破损之处， 我愿意屈尊我五尺之躯不顾颜面的钻进去。我从哈医大毕业后， 在生理学馆的一楼生化教研室工作过。 生理学馆前面有个小树林，然后便是院墙，院墙有多个豁口，人们从那里出出进进到外面的副食店买零食。不过没想到的是， 这么多年了， 不仅所有的豁口都修好了， 院墙还放上铁网加高了快有三米。 一些标语牌挂在了院墙上， 不仅挡住了视线， 还告诫人们要遵纪守法，深刻领会大会精神， 提高警惕，守好祖国北大门。
我记得以前有个“医大商店”， 11路公共汽车还在那里专门设立了一个汽车站。 医大商店可以从前门进，后门出， 直接进入医大校园， 但遗憾的是，当我找到“医大商店”时， 发现它已经倒闭了，变成了“群友旅社”，“东方广告图文”， 不过门前长满了野草。这两个店也没有开下去。在这之前还有什么故事不得而知。商店大门安装上了无情无义的自动金属卷门，但已经锈迹斑斑。无奈中， 我坐在了路旁的石头伢子上，稍作休息， 茫然地望着面无表情匆匆忙忙的行人，如同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又像外地来医大寻医无门的患者。以前我听到一个故事，好像是费城交响乐团的一个有名的小提琴手，一天心血来潮，到地铁站过道打开提琴盒，放上些零钱，演奏一曲又一曲美丽的乐曲，但行人匆匆而过，并没有几个人注意到他。此时我开始怀疑我自己是谁，从哪里来。 是那个去过世界很多地方，吃过满汉全席喝过茅台美酒，喜欢到处指手画脚有点营养过剩的那个人吗？戒备森严的以色列特拉维机场我都进出两次， 可这次竟然回家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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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风吹来， 天空飘来几个雨点， 催促我赶紧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这时候我想到了歌手张玮玮说过的一句话：“当你的愿望足够强烈，真的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我又开始巡视医大商店旁边的院墙， 终于在破旧的“医大商店”墙角，发现了一处豁口， 我想都没想就挤了进去。 有皇家气派的大门拒绝了我，但破落的“医大商店”却给了我一条生路。但我一抬头，发现一个警示牌， “你已经进入警方监控区域”。我迟疑了一下， 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进去。 心想， 我已经到了老人变坏的年纪了， 实在不行， 我就装作突发心绞痛，让人谁都惹不起。作为一个前医学院的高材生， 治病装病都很在行。
不过进了院墙，又遇到了麻烦。这里是家属区。 三年疫情封城封院的惯性很明显还在，家属区与校园之间还有墙，依然行使隔离功能，进出都要经过有保安看守的， 摄像机可以刷脸的电子门。 这次麻烦更大了，保安人员一定会追问我没有身份证是如何混进家属区的。 我在大门附近的宣传栏停顿了一下，一边佯装认真学习党报社论，一边思索攻略， 同时眼睛十分警惕地看着大门方向。不一会儿， 机会来了，一个学生模样的姑娘推着电动摩托车要出去，保安人员打开了铁门， 我随后假装在对着手机说话，目视前方，一副在谈大生意的样子，“你跟王总说一下，把合同带来，今晚就签约！”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家属区。地球人都知道两件大事不能耽误，一个是赶火车，一个是挣大钱。

出了家属区，不远便是图书馆。我当年上学时， 这里还是一片空地，听生化教研室的王宝安教授说，文革时哈医大也学大寨， 请来附近的农民进入学校的革委会当贫下中农代表，报纸上说他们虽然脚上有牛粪，但品行端正可敬思想纯洁高尚， 都应该向他们学习。 贫下中农代表在这片空地里种上了小麦带领教授们大学生们出汗出力改造思想做一个高尚的人。后来文革不搞了，不学大寨了，让贫下中农哪来回哪去， 可贫下中农不高兴了， 死活不愿意回乡下当农民。他们大闹主楼办公室，坚决不回乡下，传说中的贫下中农本色荡然无存。 无奈中，哈医大只好在动物房给他们安排了工作， 养兔子养小白鼠供实验用。听了这个故事，让我深有感触，人其实都一样，只是环境不同让人们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到了图书馆门口， 我又见到了令人生畏的电子门和能刷脸的摄像头。这一次我连闯门的勇气都没有了。 不过在图书馆的旁边，有一家咖啡店， 店名很贴切：“Library & Coffee”。 我虽然不喝咖啡，但我还是推门进去，坐了下来， 点了一杯冰水， 花了五块钱， 等于买了个地方能坐下。 恰好我刚在奋斗路（现在为果戈里大街）书店买了一本史铁生写的《我与地坛》， 便慢慢地翻书。 我环顾四周， 店里人不多， 有几个学生， 喝着咖啡看着书， 认真学习的样子很可爱。 而我在冷静地思考下一步怎么办， 进了校园， 但进不了楼， 还是很遗憾。喝完冰水， 想上厕所， 卖咖啡的小伙子说咖啡店里没有厕所。 他指着另外一个门， 说， 那里面有。我推开门一看， 眼前忽然一片明亮：这里竟然是图书馆的一个主厅!
　　
我以前从来没有进过这个图书馆。 图书馆人不多，宽敞明亮静悄悄的。我楼上楼下四处观望， 没有人理睬我。 在二楼， 看到了十副油画肖像，是哈医大为十位本校杰出教授画的， 其中有和我熟悉接触较多的病理生理教授王孝铭， 以及医学史教授徐维廉。此外还有地方病专家于维汉教授， 生物学教授李璞和食品卫生专家刘志成教授等人。 徐维廉教授是我的恩师，他没说我是否会是个好医生，但他认定我是个搞医学史的人才。我毕业那年，看了许多闲书，写过一篇综述，“模糊思维与医学”，在他的鼓励与支持下，发表在了《医学与哲学》杂志上。 文章发表时，我还是在校学生。那个年代，把手写的钢笔字变成铅字印在纸上，非常不容易。这个学术杂志，现在还有，听说影响还挺大。

我为哈医大为本校教授立传并永久展示他们的油画肖像感到欣慰。但这些油画好像出自一人之手，我觉得油画有些呆板缺少生气， 没有完全扑捉到教授们的风采和睿智。 好像是对着照片画的。

出了图书馆， 外面下起了小雨，细雨绵绵中的主楼显得那么宁静和庄重。 黄色的墙， 暗红色的门窗，绿色的瓦房顶， 唤起了我许多四十多年前的记忆。 人们打着雨伞， 在我身边匆匆走过， 没有人注意到我这个自作多情想入非非的路人。到了主楼，果然还有保安人员：你是谁？ 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想见谁？ 有证件吗？一连串的问题让我招架不住，尴尬地被赶出门外。

细雨中， 我走在去食堂方向的路上。 我上学时， 主要有四个学生宿舍楼，六号楼八号楼在通往食堂路上的右侧， 七号楼九号楼在左侧。 两楼之间是垃圾站。那时候没有垃圾袋，垃圾散落在垃圾站的墙里墙外， 不是特别雅观。 收垃圾的是个大马车， 车老板用铁锨把垃圾装在车上拉走。 如今两楼之间盖起了楼房，把原来的宿舍楼连在一起。 新盖的楼专门收住留学生， 不知房管处有何用意。 不过也没什么， 反正留学生们也不懂风水。
　　
与食堂相反的方向， 是烧开水的锅炉房。 这个房子还在， 只是不见了拎暖水瓶的学生。 但看见锅炉房后面的小树旁一个穿着漂亮裙子的姑娘在拍照片。 我真羡慕她们年轻，大好前程在等着她们。她们可能会在小诊所当医生，也可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周游世界。不过四十年以后， 哈医大能让她们回家看看吗？

（下图为文革初被砸毁的李时珍塑像。这张照片来自一个60年出版的《哈尔滨》画册。照片显示，塑像树立于主楼正前方）

我当年入学时，哈医大在火车站前尘土飞扬的广场上设立了新生接待站， 派大巴接我们去校园， 进入校园后， 看到挂在锅炉房旁边的大标语，“欢迎未来的医学家”，非常激动。同寝室有八个人，住在九号楼，认真地讨论过几次医学家的标准，探讨有多大的学问才能称之为医学家，开始大家认为必须是科主任才能是医学家，其他人只能是医学工作者。 不过后来又有了分歧， 比如副主任算不算医学家？主任不想当了算不算医学家？结果是越讨论越混乱， 每次都争个大红脸。还有一次上生理课讲到了肾功能机制，当晚睡在上铺的老大李同学去了四次厕所以证明他的肾小球功能比别人都强大，结果别人都没睡好觉。这是因为大家都是文革后第一次通过高考入学的大学生， 报纸上天天说是“天之骄子”，“国家栋梁”， 每个人不知不觉的多少都有点飘，走路都不看路，而是眉头紧锁，目光深邃，坚定地望着远方，一幅忧国忧民深沉老练的样子，不论谈什么都争论不休，把抬杠拍桌子当成了学术讨论。 直到有一次聊到卫生系有两个漂亮女生参加了学校舞蹈队，大家没了争议才变得稍微正常些。
主楼前依旧是一左一右两片树林，树林里的空地上长满了荒草， 快有半米高了。大概是校园内外人少了的缘故。不过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大学校园弄的像北京的紫禁城似的。试想如果校园外的孩子们无拘无束地来校园走一走， 看一看，会不会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向往？说不定新一代医学家就在他们中间。
树林里有一座白求恩的雕塑， 一座李时珍的雕塑，大概是要表现中西医结合。但我在哈医大读书时， 并没有李时珍的雕塑，因为文革时被打了鸡血激情燃烧的红卫兵们给砸了。当年砸塑像的人现在可能还健在，不知有何感想。不要以为年少无知便可以做恶事。被砸的李时珍雕塑树立于建校初期，我收集的出版于60年的影集里就有其照片。
穿过小树林，再往前走，又回到了刚开始不让我进校园的主门。对比七十几年三个校门的变迁，校门越建越气派，但人与人的隔阂越来越加深，越来越不信任，福焉悲焉？此时进出校园的人较多，我随着人群往外走。那个穿制服的保安大汉似乎认出了我， 我和他相视一笑。好像都认同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尤其是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
　　
（韩国水原市. 2024.7.28）
（美国底特律机场. 2024.8.3）

（部分照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