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幸存者，人民空军创建者，一位老红军的革命生涯

北方

邹兰东囗述，北方整理

聊完周绍鸿本人再多聊两句，聊聊他父亲。

不少同学、朋友都听说过他的父亲是位老红军，却又不知其详。我们当年在一起的时候，去过他家，从开始住的光明楼宿舍到北空大院干休所的小楼，多次见到过他的父母（母亲也是抗战时期胶东的老八路），听老人们断续聊起过当年的一些革命经历，也看过有关资料，现经整理以酿各位读者。

一、参加中央红军

绍鸿父亲周立范，原名刘天星，江西吉水人，贫困农家出身。

1930年，14岁时，便在家乡参加红军，1935年入党。曾历任赣西南红军18纵队副班长，师司令部传令员，红1军团1师1团测绘员，总司令部测绘队测绘班长，1局3科科员。

1934年10月，跟随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实行战略转移。一路抢渡湘江，四渡赤水，突破乌江，行军数省，不畏千辛万苦，经受血与火的考验。

1935年6月间，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

二、编入四方面军

两军会师后，面临北上与南下的战略争论，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河口会议，通过了北上的战略方针。张国焘虽表示同意，但行动延宕，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为两军团结，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同时对张的错误给予批评。

8月初，红军总部制定下一步战役计划，把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要求从各自方向穿越草地汇合，在中央沙窝会议上，再次强调要维护好两个方面军的编后团结。8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论证北上方针的正确性，要求左路军向右路军迅速靠拢，同时批评了张国焘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偏辟地区的错误。

张国焘无视中央劝告，坚持南下，并企图分裂危害中央，中央得知后，即随一方面军先行北上。张却认为中央北上已不成气候，一意孤行，在带领部分左右路军部队重走草地，向四川南下的过程中，竟于1935年10月5日，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党中央、成立“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军事委员会”等机构，公然走上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

党中央毛泽东等，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制止其错误。

这期间，刘伯承因抵制和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和南下方针，被张国焘免去红军总参谋长职务，到红四方面军新组建的红军大学任校长。

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红四方面军没有测绘机构，测绘人员缺乏，测绘保障工作薄弱。直到1935年6月，两军会师后，一方面军抽调了一批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其中包括地图股股长赖光勋、测绘人员周立范等。红四方面军参照中央红军的规制实施，周父在总部作战局三科任地图股股长，为加强行军作战中的测绘保障工作立下功劳。

刘伯承在红军大学讲：“司令部参谋工作很重要，测绘是参谋工作的必修课。不懂得测绘，不会识图用图，就当不了参谋。每个指挥员也要知道这一点”，“没有地图，作战行动就没有方向。有了准确的地图，指挥员就有了眼睛”。他还经常到测绘训练队视察、听课，有时还对教员讲的内容做补充解说。刘伯承实战经验丰富，讲得生动形象。因此，学员都特别喜欢听刘伯承讲课。测绘训练队坚持在高度机动和艰苦复杂的战争条件下进行教学。周立范时任训练队兼职教员，结合实战，努力提高干部学员的测绘技能。

三、转战西路军

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中央决定向西打通苏联通道，联合抗日，迎接抗日新高潮到来。

1936年10月24日，红四方面军奉命西渡黄河，途中遭宁夏、甘肃军阀马步青、马步芳10万兵力围剿。为应对严峻形势，中央电令，进入到河西的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实施统一领导。

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执行中央命令，不怕牺牲，浴血奋战，在信息不畅、敌情不明，兵员物资不能补充的条件下，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周旋，转战永昌、血战高台，鏖战倪家营，浴血梨园口，部队严重减员，红5军军长董振堂等一大批指战员在战斗中牺牲。

1937年3月，西路军所剩余部千余人编为左支队，在李先念带领下向西实行突围。此时红军已疲惫不堪，饥寒交迫。其中4百余人，包括周立范，坚持转战到了甘新交界的星星峡才得以脱险，与从新疆特地来接应的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率领的部队会合。

四、进入新疆航空队

这时的新疆，在苏联帮助下，盛世才掌握了军政大权，实行亲苏亲共政策，并与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苏联亦加大对盛世才的援助力度，其中拨付了6架初级教练机,9架侦察轰炸机，配备苏联航空教官，组建航空队，史称“新疆航空队”。

我党见机行动，1937年冬至1938年春，经与苏联和盛世才多方协商，借巢育鹰，在红军各部队选拔人员，进入航空队接受飞行训练。

此时，由李先念等率领，转至新疆的西路军余部经中央批准，取消了“西路军左支队”番号，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下辖四个建制大队，对外称为“新兵营”。久经沙场，正在投入学习和训练的新兵营中的西路军干部，成为了航空队的合适人选。

经文化考核，身体检查，从1938年3月起，来自新兵营和延安抗大的43名红军团营级干部，被编入到航空队第三期飞行训练班和第二期机械训练班学习受训。

作为红军中有一定文化和技能的营级干部周立范编在第二期机械训练班。

航空队学员们在学习中，面对文化程度低的困难，不怕冷嘲热讽，团结协作，互帮互学，努力攻克文化和航空理论难关。

驻新疆中共中央代表陈潭秋、陈云等，对我党我军这支航空力量的培养极为关注，视为党的宝贵财富，经常给予工作指导，同时在生活中也给予关心爱护。在机械班学习的周立范一段时间经常肚子疼，军医确诊他长了一个大瘤子，说是不治之症。陈潭秋同志闻讯后，多方联系，通过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请到苏联肿瘤专家，给周立范做了大手术，切除了肿瘤。在周立范住院和休养期间，陈潭秋同志还多次用自己的津贴费，购买营养品前往看望，并指示我党学员在身边多予照护，周立范终于身体痊愈。

1939年后，盛世才逐渐扯下了伪善面具，反共之心日益突显，我军航空队员们学习生活也变得举步维艰，不少人纷纷要求回到抗日前线。

即便时局发生惊天逆转，中央驻疆代表仍依旧要求学员们安心学习，战胜困难。

1942年9月，盛世才公开反共反苏投蒋，航空队中的我党人员即遭反动派软禁、关押，在监狱备受摧残折磨。但他们信仰坚定、大义凛然，不低头、不妥协。并在狱中利用一切机会，坚持学习革命理论和航空知识。周立范在监禁期间任地下党支部委员，参与领导了反迫害斗争。

经党中央多方营救及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这批航空队员终于被盛世才释放。我党决定这批人回延，经一路艰辛跋涉，包括周立范等31人，于1946年7月11日，顺利返回延安。

次日，在延安城外七里铺住所，毛主席看望了所有获释人员，表示了亲切慰问。

五、八路军航空队中一员

1946年8月29日， 朱德总司令宣布成立八路军总部航空队，队员由刚返回延安的新疆航空队31名队员组成(周立范名列其中）。

1946年9月20日，八路军总部航空队29人及驾机起义的刘善本机组从延安出发同赴东北航校。行前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等看望了大家，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设宴饯行。

八路军总部航空队到达东北东安（今密山）。编为飞行教员训练班和机械员训练班，投入紧张的航校建设和飞行训练工作。至此，八路军总部航空队名称宣布撤销。

六、参与东北老航校创建

东北老航校是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是人民解放军空军创立的重要节点，在这里开始了中国空军艰难的创业阶段。从缴获的日满100多架破旧飞机中修复了40多架；缺少汽油，就用酒精代替；没有保险带，就用麻绳代。替；缺少机枪，螺旋桨，几架飞机合着用；没有充气设备，就用自行车打气筒给飞机轮胎充气。甚至用马拉着飞机上跑道。就这样，东北老航校在3年多的时间里培育出了560名航空人才，为人民空军造就了一批航空人员。

在东北航校时期，周立范先在机械教员训练班学习，后任航校实验室主任，校务处政治指导员、协理员、大队副政委，亲身参与了空军航校的建设工作，成为人民空军的创建者之一。

引用原湖南航天局离休干部，曾在东北航校学习的刘昶泰的回忆，他说：“航校中有一部分是从新疆盛世才牢房里出来的学习航空的老红军战士。他们是我党的宝贵财富，个个具有高尚的品德、坚定的意志和良好的工作作风。我们对他们很敬重。”这一评说，代表了老航校众多同志的心声，真实地表达了他们对老红军干部的深挚敬意。

七、空军建设奋斗终生

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主席写信给周恩来同志，提出建立人民空军。周恩来同志随即组织筹建空军的工作。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在北京成立，原军委航空局撤销。

此时，周立范任空军第一所修理厂厂长、党委书记，中央军委空军工程部机务处、外场处副处长。

建国后，任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工程部副部长。

解放军华北空军工程部长兼党委书记。

北京军区空军工程部部长（正师职），从设部起，一直任职到1966年5月。

1955年9月被授予空军大校军衔。全空军系统当时共授予了101位大校，也是资历、功劳名至所归。

文革后，恢复名誉复出，任北京军区空军工程部顾问。

1983年离休，正军职待遇。

1988年7月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4年8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综观周立范一生，幼年参加中央红军，经历长征，西路军脱险，新疆航空队学习，东北航校创建，人民空军建设，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不畏艰险，不图名、不图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党，为军队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体现了一位老红军，一名共产党员，高风亮节的赤胆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