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道书生无胆气 拔剑亦可卫家国

立正学府

　　“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它体现了退伍军人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与担当。这句话不仅是对军人的要求，也是他们对自己承诺的体现，意味着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国家需要，他们将毫不犹豫地回到战场，为了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福祉而战斗。‌

　　在古代，人们最敬仰文武双全的人，上马握兵，下马捉笔。人们也认同这么一个道理，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在马上，面对的是敌人，需要的是攻城略地。而得了天下，面对的是人民，所需要的是安定天下。润物无声，愉悦天下的是文，攻无不克，战无不取的是武。文武之道不同，一张一驰。

　　对士兵而言，沒有和平年代，只有提前准备战斗阶段和获得战争阶段。战斗的目地不取决于战，而取决于胜。获胜的完成不取决于大家的优良心愿，而取决于强劲的整体实力，即是战争环节猛烈拼杀的完毕，也是新一轮整体实力争夺的开始。部队在战争与友谊的天平秤上，一直是尤为重要的标准砝码。军人往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开展艰难的、枯燥乏味的乃至是惨忍的训炼，往往日夜兼程、一点也不松懈地追逐全球新军事改革的时尚潮流，由于他们知道只有如此，才可以击败一切来犯之敌，才可以维护保卫中华民族自尊和领土主权，才可以为人民争得和平安定的日常生活。战争很有可能千日不打，但战备训练不能一日不做。“天地虽安，忘战必危”。我们既要看到和平发展道路是当今社会的主题风格，又要保持清醒知道战争的风险仍然存有。实际上，这世界并不安宁，战争的黑影离我们并不遥远。在这类状况下，决不可无忧无虑，认为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从而可以看出，那种“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是对和平时期士兵使用价值的一个误解。历史证明，养兵千日，用兵之道千日。

　　在中国历史上，明确提出“尚武精神”的是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1920年，孙中山先生应上海精武体育会之邀为其会刊《精武本纪》作序，欣然写下“尚武精神”四个大字，并把“尚武精神”归纳为“以振起从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保国强种有莫大之关系”。中华民族每当处于外患掳掠的危难关头，就会有文人士子倡导和践行尚武精神，振臂发出时代的最强音。与苏东坡一同开创豪放词派的辛弃疾虽然也只是一介书生，但其血液里一直流淌着尚武的基因，骨子里始终充溢着军人的气质。1140年，辛弃疾出生在女真人占领下的山东济南，自幼研读诗书辞章，在诗词创作方面卓然一家，为豪放词派的建立作出开拓性贡献。但辛弃疾并不甘心只做“词中之龙”，而是立志为国家收复北方失地、为百姓驱除外患侵扰。辛弃疾21岁时率众加入抗金义军，半年后归于南宋政权，先后担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等地安抚使等军政职务，终其一生为抗击金兵、重整山河而殚精竭虑，但他的满腔报国热情屡屡遭到主和派的抑制和投降派的打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激情和渴望，“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惆怅和无奈，“倩何人换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的抑郁和悲愤，只能在其词曲的字里行间奔腾和宣泄。辛弃疾浓郁的尚武情结是以激昂的爱国热忱为基础的，然而时乖命蹇、生不逢时，他的尚武情结只能化作一篇篇慷慨悲壮的诗词。

莫道书生无胆气，拔剑亦可卫家国。在辛弃疾的生前与身后，范仲淹、陆游、文天祥、于谦、史可法等众多读书人，或因风云际会，或因满腔激愤，他们身披铠甲，手执兵器，意气风发，叱咤疆场，书写了一幕幕提笔安天下、拔剑护家国的悲壮故事，在沙场抗敌的史书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崇文尚武的理念强调了学问与武力的双重重要性。学问代表了智慧和文化的积累，是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的重要基础，而武力则是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崇文尚武鼓励人们在学术方面追求卓越，深化知识的积累，并且同时注重锻炼身体，提升自身的武力素养，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学生不仅需要学习知识和科学技术，还需要进行军训和体育锻炼。这种培养全面发展的思想在中国教育中至今仍被坚持。此外，崇文尚武的思想也在中国武术中得到了体现。武术作为中国独特的文化遗产，不仅是一种身体锻炼的方式，更是一种教育人格和培养意志的方式。通过崇尚学问和强化武力，中国可以培养出综合素质过硬的人才，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身为退役军人，回到曾经工作生活过的贵州大学。并在任课最多的人民武装学院、中国文化书院等处演练代表军人特色的军体拳，捕俘拳。以此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九十七华诞献礼！向祖国告白：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

散是满天星朵朵，聚是一团冲天火！

莫道书生少胆气，拔剑亦可斩阎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