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银德：忆沙飞率领我们战斗在太行山

少军

赵银德 碾盘沟
2022年07月26日 00:00 河北 1944 年初，石少华（左）、罗光达（右）到炭灰铺和平医院看望正在养伤的沙飞（中）。赵银德 摄

我阅读了《文艺战士话当年》第六期中发表的周巍峙同志的《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回顾》和王一之同志的《晋察冀抗战美术漫忆》两篇文章。其中“摄影和画报”、“出版史上的奇迹——《晋察冀画报》”这两个章节像两块磁石一样牢牢地吸引了我，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和战友们并肩战斗在太行山的那个年代。我们住过的每一个村庄，爬过的每一个山头，走过的每一个山沟，趟过的每一条河流一一出现在我的眼前。特别是1943年12月9日在阜平县柏崖村的战斗中身负重伤的首长沙飞和光荣牺牲的指导员赵烈等九位革命烈士的英雄形象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令我彻夜难眠。



堪称“出版史上的奇迹——《晋察冀画报》”是我军在物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出版的革命刊物，是革命烈士们用自己的鲜血染红的历史画卷。它为传播毛泽东思想，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宣传晋察冀边区的党政军民和日寇浴血奋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回忆晋察冀画报社（简称画报社）的光辉战斗历程不能离开沙飞同志，“他是第一个参加敌后抗战的摄影家，是晋察冀摄影及其出版事业的创始人”①他在1942年“五·一”正式组建画报社时，向全体指战员提出“七·七”出刊，向抗日战争五周年献礼的口号。



7月7日《晋察冀画报》第一期按时出版，聂荣臻司令员为创刊号题词：“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小小的画刊里；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的坚决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在如何的艰难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强盗！”②后来，聂司令员在回忆录中给予《晋察冀画报》很高的评价。他写到：“《晋察冀画报》既朴素，又美观，办得很出色。在山沟沟里能够出版这样的画报，曾使许多外国朋友深感惊讶。”③副司令员肖克、副政委程子华、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劭文等领导同志也都题词祝贺，画报社的指战员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我曾经是画报社的一名战士。1942年7月入伍时，第一个接待我的是指导员赵烈同志。他当时只有二十岁出头，给人的印象是精明强干，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赵指导员仔细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和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我一一回答后问他：在画报社工作算不算抗日军人？他笑了笑说：“怎么不算呢，不过我们不是扛枪、开炮直接和鬼子拼刺刀的抗日军人，是制造‘炮弹’的抗日军人。”我不解地问：画报社不是印制画报的吗？怎么是制造炮弹的呢？他说：“我们印刷的《晋察冀画报》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把日寇赶出中国去，建立新中国，这种‘炮弹’不是比真炮弹厉害吗？”

我调到画报社后，先在铅印机上学技术。在1943年给沙飞主任当警卫员，后来做照相制版和印刷器材的采购管理工作。在和沙主任的接触中感受最深的几件事，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关心、爱护和培养人才

在画报社成立以前，沙飞同志在罗光达同志的帮助下已经培养出一批出色的摄影记者，如李鸿年（李途）、杨国治、张进学，白连生、齐观山，以及活跃在各军分区的摄影工作者。他们的优秀摄影作品为《晋察冀画报》的编辑出版提供了丰富的题材。1943年，罗光达副主任调到边区政府帮助工作，石少华同志任画报社副主任，他继续协助沙主任开办了摄影培训班，为画报社和各军分区培养了上百名优秀的摄影记者。他们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跟随部队战斗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辉煌战绩和各条战线上的胜利成果摄入镜头，不仅为《晋察冀画报》提供了大批的优秀作品，而且为子孙后代留下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珍贵历史资料。



军区首长非常关心《晋察冀画报》的出版工作。画报社筹备组成立后，为了解决印制画报的技术人员和照相制版、印刷器材严重缺乏的问题，“聂司令员直接电告平西军分区司令员肖克同志，把原来准备印制钞票的人员、设备调来参加筹备工作。不久，平西派来的人员及设备安全到达。此次调入的技术人员有：何重生、高华亭、杨瑞生、王丙中、徐复森、周士禄、马子明等。”④还有从晋察冀边区银行印刷厂和五专区调来的刘博方、康健等技术人员。沙主任如获至宝，在思想上、政治上热情地关心他们，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经上级组织批准给何重生、杨瑞生、高华亭、王丙中、徐复森每人每月二十元边区币的特殊津贴（一般工作人员为1元），八斤白面，为他们开小灶。可是，沙主任却和战士们一起在大伙房吃黑豆、高粱和野菜。



在调我任沙主任的警卫员时，他对我说：“在我这里工作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许利用我的名义搞特殊化。”有一次，他病了，好几天不想吃东西。我想让食堂给他做病号饭，他不同意。我只好把沙主任的情况告诉了工务长王丙中同志。王丙中马上给了我一点白面，让我给沙主任做碗面片汤。当我把面片汤端到沙主任面前时，他严肃地说：“你这小鬼就是不听话，我不让你做病号饭，你为什么还要做？”我见他不肯吃便撒了谎：不是伙房做的，是王工务长他们做多了，让我给您端来一碗，他们还让我吃了一碗呢。沙主任仍然不依不饶：“以后有什么事情，不许对他们讲，乱要东西。”我对沙主任的批评感到委屈，抱怨道：弄点细粮全给他们吃了，您有病连病号饭都不肯吃……。沙主任没等我说完就激动起来：“你不要看到他们多吃几斤白面就发牢骚，没有他们画报能出版吗？人家放弃大城市的舒适生活，来到山沟里参加抗日救国，照顾好他们的生活不应该吗？”



沙主任不顾自己的身体，拼命地工作，处处以身作则，深受广大指战员的爱戴。为了培养更多的人才，他倡议成立自然科学研究会并亲自兼任理事长。他在给研究会的题词中写道：“我们不仅有研究创造的幸福，而且一定还会有胜利成功的幸福。但这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同志们继续努力向前迈进吧！”⑤。沙飞同志的题词印在精美的笔记本上，人手一册，鼓舞着全体指战员努力学习自然科学，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大家纷纷开动脑筋，改进生产工具，研究照相制版和印刷器材的节约代用材料，试制成功了用锌版代替铜饭的制版方法（铜饭只适用铅印机，锌版适用石印机和轻便印刷机）。杨瑞生、康健同志为了完成沙主任交给他们为《晋察冀画报》增加彩页的任务，潜心研究制版分色技术，没有磷就从火柴头上提炼，利用黑白照片，通过分色制版，为《晋察冀画报》增添了绚丽的画面。技师何重生同志研制成功的适合游击环境的轻便印刷机，不仅受到军区首长的表彰，而且还荣获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劭文、副主任胡仁奎亲自签发的“匠心创造，贡献抗战”奖状。这不仅是何重生同志的光荣，也是对画报社全体指战员的鼓励。



1943年7月，罗光达率领李遇寅、张一川等20余人支援晋察冀边区政府，完成了印制教学课本的任务。1944年5月，军区决定在冀东成立画报社。罗光达又率领刘博方、李志书十余人前去支援。1946年，画报社派出裴植、曲治全等同志支援晋冀鲁画报社的工作。沙主任在石少华、罗光达副主任的协助下培养出来的照相制版和印刷技术人员，不仅满足了画报社工作的需要，而且有力地支援了兄弟单位，发展了我军的印刷出版事业。 艰苦创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后，日寇每年都要集中数万兵力，对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一到两次残酷的大“扫荡”，每次都长达两、三个月之久。在日寇占领区，普遍建立汉奸组织，强化保甲制度，组织“自卫团”、“治安军”，搞清乡，实行“一户抗日，十户皆杀”的“十户连坐法”。在游击区，大量修建公路网，碉堡群，挖封锁沟，垒封锁墙，对我抗日根据地不断进行“蚕食”。特别是1942年日寇对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极其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以后，公路网、碉堡群和封锁沟更加稠密，大量的耕地遭到破坏，不仅粮食减产，还要被日寇、伪军掠夺。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严密封锁，使我们需要的钢铁、棉布、医药、粮食等战略物资的采购和运输越来越困难。在党中央、边区党委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寇的“扫荡”和封锁。



1942年2月，晋察冀军区领导决定编辑出版《晋察冀画报》，成立了以沙飞为首的画报社筹备组，印刷出版工作很快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援。有军区军事工业部特为画报社制造的一台8页铅印机，送来的平面铜版、铸字铜模、硝酸、硫酸和盐酸。还有分别从平西军分区调来和冀中军分区通过地下党组织从北平、天津采购来的照相制版机、克络甸、硝酸银、碘化银、镜头、网目、铅印圆盘机和油墨等全套的照相制版和印刷的器材。晋察冀日报社赠送了一套铅字，并派排字技术人员前来支援。在试制铜版新闻照片时有些照相制版药品、设备还没有运到，聂司令员得知画报社急需照相制版的镜头后，立即将自己的望远镜送来代用。在军区首长的鼓励和支持下，画报社很快设计制造出一台土照相制版机，投入铜版新闻照片试制工作后效果还不错。工作人员千方百计克服物质极端匮乏、药品不全的困难。“没有电源，以水壶提纯蒸馏水；自制滴漏瓶以计时间；黑矾代替硫酸铜；阜平枣酒代酒精；山西陈醋代醋酸……。”⑥铜版照片试制成功。1942年4月14日出版的《子弟兵报》第四版刊登了办报以来的第一幅铜版新闻照片。随后，《晋察冀日报》也用上了铜版新闻照片。仅用了20天的时间《时事画报》便问世了。随着各方支援和采购来的照相制版、印刷器材的陆续到位，画报社终于在5月1日正式成立了。军区任命沙飞同志为画报社主任，罗光达同志任副主任，赵烈同志任指导员。经过画报社全体指战员的艰苦努力，在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5周年的纪念日，《晋察冀画报》的第一期出版发行，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



画报社的厂房是狭窄、阴暗的民宅，设备简陋、陈旧，环境十分恶劣。穷山沟里没有发电设备，最好的照明设备要属汽灯了，一般都用麻油灯或煤油灯照明，机器运转都是人工做动力。一间小屋用黑、红两层布做成窗帘遮挡门窗，就成了冲胶卷，洗印、放大照片的暗室。窗户上装有一块可以活动的拉板，洗印照片时用它来曝光。说到暗室的设备，除了天平、切片刀和白求恩大夫送给沙飞的一台放大机，其它不过是些装药的瓶子、洗相片用的搪瓷盆之类的用品。曝光、显影的时间全凭自己的实践经验，默念数字来掌握。不管是寒冬还是盛夏，照相制版时都要将照相制版机、晒版机摆放在露天地，利用阳光作业。制作锌版时，将锌版放在用四根绳子吊着的长方形的木槽内，加水，放金刚砂和玻璃球，两人摇晃磨光。锌版用完后再用同样的方法将用过的文字画面磨掉备用。



画报社所用的各号标题字都是用梨木做坯子，一刀一刀刻出来的。自制的五号铅字是在铸字机里装上铜模，用劈柴将铅熔化后，用手一个字一个字地摇出来的。排字的同志左手端着木盒，手指夹着稿纸，右手从字架上把字一个一个地捡来排版，用完后还要一字一字地放回原处，一天下来要走几十里路。印刷时，在八页铅印机上好版后，一人续纸，两人轮流摇大轮、看墨。圆盘铅印机由一人操作，脚蹬踏板带动机器运转，右手续纸，左手取成品。石印机的操作是先把缮写在石印药品纸上的文字或图案拓在100多斤重的特制石板上，一人滚墨、铺纸、取成品，一人摇轮。装订作业从裁纸、折页、钻孔、订书到裁书边，都是人工操作。印刷战士们的体力劳动如此繁重，可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菜金，只能用极少的南瓜或萝卜做菜汤下饭。每天本来就不够吃的一斤二两（十六两制）粮食，还要节约下二两救济灾民。1942年是最困难的时期，有段时间没有小米和麦子，只有病号才能吃上小米粥、面片汤，干部、战士靠黑豆、高粱和野菜充饥，战士们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军区首长对画报社全体指战员格外关心，聂司令员亲自批给画报社1000斤粮食，帮助印刷战士渡过难关。”⑦画报社的全体指战员深受感动。

生活用品也相当困难，边区没有大煤矿，伙房只能用柴草做饭。画报社专门派人到深山老林烧木炭，限量供给办公室和宿舍冬季取暖用。夏季每人一套单衣，冬季每人一套补丁镶补丁的棉衣，不发袜子，每人发给二两羊毛，自己捻线织袜。只有夏季能在小河沟里洗澡，秋、冬、春三季天凉不能洗澡，又无内衣更换，衣缝里长满了虱子、蛆子（虱卵）。印刷战士没有工作服，只发给每班几条围裙和套袖，战士们轮流使用。冬季反扫荡中，有时风餐露宿，有时住在四面透风的老乡家，仅有的一条单薄棉被御寒。由于鬼子出动频繁，农民的庄稼收不回来，每到一地吃的都是老乡现从玉米秸上掰下来用碾子压瘪、煮熟的老玉米，不好消化，有的同志们吃了吐酸水，闹胃痛。那时缺医少药，一般受了外伤，都是抹点碘酒、红药水、凡士林药膏消炎。至于得了伤风感冒、胃病、肠炎、痢疾等疾病，只能吃一些边区制造的中草药剂。夏、秋季节，疟疾流行，没有奎宁之类的特效药，一般的药又无效，为减轻病人的痛苦，卫生员只好把缝衣针烧红消毒，沾上碘酒，扎病人的脊椎骨缝。这种疗法对个别人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对多数人无效。疟疾发作时，先是冷得发抖，然后高烧40度左右，只好冷时多盖棉被，高烧时用冷水毛巾敷、擦身降温。尽管条件差、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处境危险，但同志们不喊累、不叫苦、不怕死、个个精神饱满，情绪高涨，斗志顽强，一心扑在《晋察冀画报》的出版事业上。 印刷器材的采购和管理

画报社不仅印刷《晋察冀画报》，还有《子弟兵报》及其它书籍和抗日宣传品。其中有一种是日军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编辑的日文小册子，宣传中国抗日必胜，日本侵略者必败，共产党、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号召日本兵放下武器，弃暗投明。有两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人常住在画报社里，做日文小册子的校对工作。沙主任十分关心照相制版、印刷器材的采购和管理工作，画报社每次在迁移中，照相制版药品、网目、镜头等怕磕、怕碰的重要器材，都由印刷战士小心翼翼的背着行军。每到新的住地，首先组织力量挖地洞，做好坚壁照相制版、印刷器材的准备工作，应付日寇的突然袭击和大“扫荡”。画报社迁移到阜平县上庄村以后，为加快挖地洞的进度，沙主任从军区调来一个工兵班。挖地洞要出很多新土，容易被敌人发现。为保证贵重器材的安全，在明洞里再挖暗洞，取名为“子母洞”，将贵重器材放进暗洞，用土把暗洞口堵好，夯实、铲平，和周围的墙壁一样。在明洞里放些一般印刷器材，即使被日寇发现也不会造成伤筋动骨的损失。

画报社的印刷任务十分繁重。但是，边区没有一家生产照相制版、印刷器材的工厂，虽然有几家造纸厂，也只能生产糊窗户用的麻纸，印刷一般刊物时用麻纸，印刷《晋察冀画报》、《子弟兵报》及其它重要刊物用的纸张、照相制版药品等材料，都来自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在大城市里，日寇对经营照相制版、印刷器材的商店进行严密监控。采购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进行采购和向边区抗日根据地运送。为把买到的照相制版、印刷器材安全运出北平，他们把采购到的物资密封起来，沉入大粪车内，运出北平后，再进行伪装，通过敌占区、游击区运进抗日根据地。有一次“王丙中在运送物资途中被敌人发现，被捕入狱。在监狱里，敌人灌凉水、辣椒汤，压杠子，动用种种酷刑，但王丙中宁死不屈，严守机密。最后，通过北平地下党组织用重金赎买，王丙中同志才脱离虎口。”⑧因日寇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画报社成立一年多的时间内，照相制版、印刷器材发生过两次危机。第一次，发生在《晋察冀画报》第二期出版后，铜饭、制版药品短缺，沙主任派得力干部王丙中、李途装扮成商人潜入北平进行采购。1943年《晋察冀画报》第四期出版后，纸张、制版药品再次出现危机，再派王丙中进北平采购，在李途的陪伴下，二人昼夜兼程，赶到第一军分区时，秋季反‘扫荡’开始了。鬼子开始向根据地腹地运动。杨成武司令员对画报社的采购人员严加保护，派地下工作人员将王丙中同志平安送进北平，李途同志留在第一军分区进行战地采访。



1944年，抗战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日寇无力再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偷袭和“扫荡”了，他们实行“蚕食”政策时伸进山区的据点，在平原修建的碉堡、岗楼被我抗日军民拔掉，封锁墙和封锁沟也被铲平，我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敌人只能龟缩到了县城和集镇、铁路、公路沿线，不敢轻举妄动。



李途同志成为画报社常驻晋察冀边区裕丰商店的代表，裕丰商店住在河北省完县龙堂村。邻近的满城县石井镇地处接近平原的丘陵地带，地理位置特殊，是北平、天津、保定市和冀中平原进行物资交易的集散地。石井镇的集市就设在一个小山沟里，那里没有街道，没有房屋，没有固定的店铺。河滩的两侧摆有数百个摊位，一般物资在那里就可以搞到，贵重的战略物资还要经过裕丰商店和来往于北平、天津和保定一带的商人购买。李途同志利用这些商人开辟了从北平、天津两市采购、运输照相制版、印刷器材的第二渠道。



1944年6月沙主任找我谈话，他说：“小赵，你在我这里工作一年了，你的工作我很满意，刻苦学习文化，还掌握了一定的摄影技术，我们准备将《晋察冀画报》由不定期出版改为月刊出版发行。我想让你去深造，为革命做更大的贡献，你想学什么？”我不加思索地说：想学照相制版。沙飞主任答应了我的请求。到照相制版组不到一个月，沙主任又找到我说：“准备将《晋察冀画报》改为月刊，照相制版、印刷器材的需要量增加很多，边币不能在敌占区流通，需要用黄金、白银购买。为保证黄金、白银和照相制版、印刷器材的安全，组织决定让你与和谷芬同志去协助李途、白连生搞采购、管理和运输工作，你愿意吗？”我听了以后心中很不痛快，心想刚实现了学习照相制版的愿望，又要让我改行。但我还是答应了，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应当服从组织分配。从此，我常和冀中白洋淀一带跑北平、天津的商人们打起了交道，承担护送黄金、白银和印刷器材的运输工作。为了安全，我们在路上不敢住店，尽量找机关、部队住宿。如果找不到，就住在小村庄里的老乡家。有一次我与和谷芬同志携带着几十两黄金、白银，住在唐县军城驻军的营部，第二天过了唐河，爬上野场村北的山岭，山岭上矗立着在“野场惨案”中宁死不屈的小英雄王浦的纪念碑。爬过山岭后听说满城县的鬼子出动了。我们人生地不熟，精神很紧张，又携带那么多的黄金、白银，出了问题怎么办？我们终于在一个山沟里，找到了完县县政府，向他们说明了来意，县政府安排我们住了下来。两天以后，敌情有所缓和，我们才到裕丰商店办理黄金、白银的交接手续。



1944年的秋天。白连生到冀中第十军分区（简称十分区）执行任务，沙主任让他马上回画报社接受新的任务。李途同我与和谷芬商量，从我们二人中抽一个到十分区找白连生。最后决定由我去执行这一任务，正赶上冀中白洋淀的商人张林等要回冀中去，商定我先跟张林等人到白洋淀，再由地下交通护送我到十分区。当时冀中的抗战形势大有好转，一般村庄的据点都被拔掉，农村根据地连成一片，但县城和大的集镇、公路沿线仍被鬼子和伪军把持着，相比之下十分区的环境比较残酷一些。我装扮成商人跟张林等人从完县龙堂村出发了，赶到游击区天黑了，为了安全要夜行军，每人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脚步要轻，行走要快，前进一段停下来向前扔几块土坷垃试探情况，没有动静再继续前进。到达平（京）汉路，首先遇到的是四、五米深的封锁沟，沟壁上被偷越者挖了许多小洞，便于偷越者攀登。我们刚爬上路基，一辆压道车从东边驶来，后边紧跟着一列火车，我们潜伏在路基上的草丛中，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庞然大物。火车的灯射出了一道白光，随着震耳欲聋的声音疾驶而过。火车过后我们爬过第二道封锁沟进入冀中地区。沿途绕过鬼子的据点，通过游击区，第二天下午到达白洋淀，租了一艘小木船向张林家驶去。上船不久我感到恶心、呕吐。张林说“你别害怕，呕吐不是病，是晕船，下船就好了”到达张林家，村边停放着好多小木船，船上落着好多我没见过的大鸟，我问张林：这是什么鸟？他说：“这是鱼鹰，它可以帮助渔民捉鱼。”白洋淀是抗日根据地，归属冀中第九军分区管辖。除了村庄和茂盛的芦苇，是一片望不到边的汪洋。所以居民家家户户都会打鱼、编制苇席。一上岸就闻到一股刺鼻的鱼腥味。张林的爱人给我们做的烙饼熬小鱼，大一点的小鱼把肠肚挤掉，小点的鱼连鳃、肠肚一起吃，别说吃，那股腥气味就熏得我难受，张林见我不吃鱼，便问：“你怎么不吃鱼呀？”我说：路上晕船不想吃。张林要留我住几天，我说：不行，任务太紧，请你赶快和地方组织联系，我明天就走。第二天，张林为给我送行，在一个小饭馆请客，其中有一道菜是溜鱼片，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的美味佳肴。饭后由地下交通护送我去十分区，从白洋淀乘船出发，渐渐的进入大清河。十分区的鬼子、伪军活动频繁，如听到前面有敌情，就在老乡家躲避。进入大清河以后，交通员说：“这一带白脖活动的很厉害，经常出来抢东西”，我问：什么叫白脖？他说：“我们这里的乌鸦脖子是白的，所以老百姓都把伪军叫白脖”，我说：人们都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怎么你们这里的乌鸦脖子是白的呢？他说：“你不信，可以看嘛”，果然在田野里看到不少白脖乌鸦，从此我再也不信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传说了。在距霸州四、五公里处下船，天已黑了，交通员说：“这里离敌人据点太近，不安全，咱们再赶一程路再休息吧。”我说：我听你的。我们连夜赶到咎岗村住下，打听到了十军分区政治部的详细地址，第二天天快黑的时候，在一个小村庄里见到了白连生同志，向他传达了沙主任让他马上回画报社的指示。



在我从完县出发前，左胳膊上长了个小疙瘩，没有在意。由于这些天昼夜赶路，左胳膊红肿化脓，疼痛难忍，当地只有跟随部队的卫生员，给吃、抹了一些消炎的药。回到白洋淀去第九军分区医院，遇到一名我认识的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女大夫，她刚给一位被地雷炸伤的战士做完截肢手术，那只残缺不全的脚仍在手术室。她给我检查后说：“疖子不熟，先住几天医院等疖子熟透了，再开刀好吗？”我说：不行，因为地下交通员护送我回冀西的不只我一个人，还有从天津出来到冀西参加抗战的学生，约定后天走，她说：“因为现在麻药紧缺，医院规定一般手术不准用麻药，疖子不熟皮很厚，没有麻药你受得了吗？”我说：没关系，你就开刀吧。她找了一位男同志按住我的胳膊，拉了三刀才切开厚厚的脂肪和肌肉层，流出了很多的浓血，在刀口里边塞满了黄色的纱布条，疼了我一身大汗。她让我出发前换一次药，注意不要感染。当时我的体质很好，第三天换药时，伤口己经长出了新的肉芽，换完药在地下交通的护送下向冀西出发了，回到完县伤口接近痊愈，只留下一个三公分长的终身疤痕。



1945年1月左右，画报社常驻裕丰商店的采购人员全部撤回。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从石井买了200多匹土布，运至邓家店交给了陈士英同志，他让我带回一头黄牛，给画报社的同志春节会餐用。



回画报社后，沙主任对我说，“现在抗战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从北平购置照相制版、印刷器材比较容易了，不需经过裕丰商店和商人们采购了。组织已经决定派李途同志进北平，同王丙中会合，直接从北平采购，这样我们能节约很多经费。你到联华社开个照相馆，既解决地方机关、团体、工厂和个人照相留念问题，又可以增加收入。”这是沙主任对我的信任，又是锻炼我的好机会，我在摄影、暗室工作方面又有一定的基础，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新的任务。到坊里村找了两间民房，外屋办公，里间作暗室。因为没有电，摄影、洗片都得靠自然光，在里间屋门、窗上挂上红、黑两层布帘，窗户上安了个拉板、根据光线的强弱，调剂洗片曝光的最佳时间。院子里成了摄影室，一切因陋就简，晋察冀边区第一家照相馆开业了。开业后业务很多，不少单位约我到他们单位给干部、战士、职工拍照留念。军区后勤部派了两位女同志到画报社学习暗室工作，她们成了我助手，帮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在照相馆工作了四、五个月，由连克同志接替照相馆的工作，我被调到了材料股工作。1946年1月接替张一川的股长职务。

开展生产运动，改善指战员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为克服严重的物资困难，减轻人民的负担，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



画报社成立后，由于印刷任务繁重，日寇偷袭、“扫荡”频繁，画报社驻地经常转移，我们只能根据中央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方针，进行力所能及的生产自救。沙主任是个团职干部，可他出差、行军从来不骑牲口，利用牲口搞运输，改善指战员的生活。派人到深山老林，烧木炭供冬季取暖，节约经费开支。



1944年，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比较安定的发展时期。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特别是工业、手工业发展很快，仅手工卷烟厂在阜平县城和王快镇一带就有十多家。沙主任抓住这个机遇，利用富余下来的石印机在阜平县坊里村成立了联华社，承印各烟厂的烟盒，制药厂的药盒等业务。利用一台旧的120照相机开设照相馆，承揽照相业务。派管理员陈士英同志负责商业和运输方面的工作，由河北省曲阳县邓家店镇至山西省灵丘县上寨镇之间，往返贩运布匹，牲口等。我们常驻裕丰商店的同志除了完成采购任务外，也从石井镇向邓家店镇贩运一些布匹及其它生活用品。经济发展，欣欣向荣，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也为采购照相制版、印刷器材积累了部分资金。不仅改善了指战员的物质、文化生活，还帮助干部、战士解决了一些家庭困难。这一年，我父亲到部队看我，沙主任亲自接待，了解到我家生活有困难后，批给我家209斤粮票，帮助渡过难关。

画报社在曹家庄遭日寇袭击

由于日寇对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画报社所在地平山县碾盘沟村离鬼子的据点越来越近。为了安全，军区领导决定画报社向靠近灵寿县的曹家庄村转移，该村离鬼子据点虽然远了一些，但仍然在鬼子的袭击范围内。为防止鬼子偷袭，我们将暂时用不着的照相制版、印刷器材坚壁起来了。



1943年4月20日清晨，上夜班的印刷战士正在明亮的汽灯下紧张地赶印《晋察冀画报》的第三期，向画报社成立一周年献礼。这时，我们得到了日寇从西柏坡方向偷袭而来的情报，数百名鬼子正在向曹家庄逼近，情况突变，画报社和军区领导机关失去了联系。沙主任当机立断，唤醒正在甜睡的白班战士，进行紧急动员。命令一部分战士迅速拆卸机器，把印刷的半成品和印刷器材装箱坚壁，另一部分战士到鬼子来的方向警戒。



天刚放亮，我们的哨兵和鬼子接火了，他们边阻击边撤退，寡不敌众，鬼子很快对曹家庄形成三面包围之势，机枪、步枪向村中猛烈射击。我们凭借着熟悉的地形，顺着村西北的小山沟突围出去了。突围中，张志、焦卓然、刘芳、李明四位同志受了伤。因为日寇这次偷袭合围的主要目标是军区首脑机关，曹家庄只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所以敌人不敢在这里恋战，也没有进院搜查，更没有发现曹家庄就是他们早就恨之入骨的、梦想彻底消灭的晋察冀画报社的驻地，匆忙地顺着山沟向北窜去。



当我们回村后，发现未来得及拆卸的印刷机器，已装箱未坚壁的器材和《晋察冀画报》的半成品安然无恙时，心潮澎湃，忘记了爬山的疲劳，立即投入了赶印《晋察冀画报》第三期的工作。五月一日《晋察冀画报》第三期按时出版。在画报社成立一周年大会上，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潘自力同志给予“晋察冀画报社人员不多，总共一百多人，但它起的作用却等于一个战斗兵团”⑨的高度评价。



日寇袭击曹家庄村时，我们遭到的最大不幸是总政治部摄影记者雷烨同志为国捐躯了。他是从冀东军区来到画报社研究工作的，他曾给画报社全体指战员作过一次冀东抗战形势的报告。他用生动的语言、嘹亮的声音讲述了沿海渔民抗日救国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发现敌情后，画报社的首长们忙于指挥备战，雷烨同志带着两个警卫员提前转移，因为他们地理不熟，顺着山沟向北跑，和鬼子偷袭的方向一致。他们爬过一道山梁，钻进东侧的一个小山沟，进沟后才发现沟底很浅，无处隐蔽，便回头向西转移。刚出沟口，就和从曹家庄村过来的鬼子遭遇了，他们只有三支手枪，处于沟底不利位置的情况下，与武器精良的数百名鬼子展开了激战。雷烨同志身负重伤，他掩埋好文件，砸碎心爱的照相机和钢笔，剩下一粒子弹饮弹自尽。



雷烨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英灵，与太行山永存。噩耗传来，画报社全体指战员义愤填膺，一致表示要用实际行动为烈士报仇。画报社派人掩埋好烈士的遗体，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社领导在悼词中，介绍了雷烨同志的生平事迹，号召全体指战员向烈士学习。在赵烈同志朗读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笔记时，同志们仰望雷烨同志的遗像，静静的听着烈士那激动人心的笔记，无不伤心落泪。 战斗在华塔山

在晋察冀军区首脑机关和画报社遭到日寇的袭击以后，军区领导决定画报社随军区领导机关向河北省阜平县转移。经过勘察，最后选择了灵寿县与阜平县交界的华塔山北麓的上庄村作为画报社的新址，那里距军区领导机关的驻地―阜平县城南庄镇约10公里。



1943年9月，日寇集中数万兵力对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秋季大“扫荡”。沙主任、石副主任、赵指导员对华塔山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上庄村是军区重要的出版单位《晋察冀画报》社的驻地。马兰村是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的机关报《晋察冀日报》社的驻地。两村相距四、五里路，因此，华塔山地区必然是日寇围剿破坏的主要目标之一。最后决定由石副主任率领流萤、宋贝珩等同志留守华塔山监视敌人，沙主任、赵指导员率领画报社主力向东边的簸箩圈村一带转移，和鬼子在小山沟里周旋。



果然不出领导所料，日寇对华塔山、上庄村、马兰村一带反复围剿，恨不得把画报社、日报社的人员统统杀光，把所有的印刷器材都挖出来毁掉。上庄村一村民被鬼子抓住以后，为保住自己的性命，带领鬼子把画报社在牛圈沟口的地洞挖开，放在明洞里的一些器材受到了损失，鬼子别无所获，便放松了对华塔山地区的围剿。后来，画报社将带着鬼子开洞的那个村民押送到阜平县政府法办。经过审讯，他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政府以汉奸叛国罪对他处以死刑。村民们都说，被鬼子杀了光荣，当汉奸被政府杀了可耻。



花塔山地区的敌情缓和以后，沙、石、赵首长决定画报社主力返回华塔山，分散在几个小自然村里坚持斗争。为了防止鬼子的突然袭击，我们分别在华塔山周围的上庄村、核桃树村、三官村设立了侦察组，随时掌握敌情变化。沙主任对三个侦察组很重视，不管刮风还是下雪，经常在夜间下山检查侦察组的工作。有一天夜间，沙主任把我从沉睡中叫醒说：“小赵，咱们去上庄村侦察组看看去”。阴着天伸手不见五指，凭着熟悉的道路摸下山去，沙主任到侦察组了解情况，我在侦察组周围流动放哨。侦察组北边靠近伙房有一块玉米地，我听到伙房附近有响声，便问谁？没有人答话，就听到玉米地忽喇、忽喇的响着往北跑去，我说站住，连喊两声也没人回答，我心理一阵紧张，没有多想就举枪向玉米地打了一枪，跟着周围的村庄立即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乡亲们扶老携幼拥向华塔山。我暗想这一枪打对了，惊动了来偷袭的日本鬼子。我还没有进侦察组，沙主任同侦察组的同志们都出来了。沙主任问：“发生了什么情况？”我如实做了汇报。沙主任说：“走、咱们到伙房看看去”。到现场沙主任问我：“是你先开的枪还是先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我说是我先打的枪，后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侦察组的同志说：“这就对了，各村之间都有联防，为了安全夜间都有游击组站岗、放哨，发现情况以放手榴弹向村民报警。”经过大家分析，一直认为可能是狗到伙房找东西吃时被惊动跑了。沙主任说：“以后有情况要先报告，不要乱打枪，你这一枪捅出了多大的娄子呀？”侦察组的同志开玩笑地说：“赵同志警惕性够高的呀，连狗都不放过”。第二天清晨附近村庄一片平静，老乡们扶老携幼，面带疲惫不堪的面容下山了。这都是我惹的祸。我懊悔自己为什么那么胆小，沉不住气，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我要接受教训，遇事不慌，先思而后行。



抗大二分校的肖、张、韩（名字忘了）同学因和部队失掉联系，就跟随画报社打游击。他们和流萤同志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沙主任把他们当成画报社的参谋。这几位同志早出晚归，侦察敌人的动静，帮助领导分析敌情，研究作战方案，为画报社在华塔山坚持斗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

1943年秋季反“扫荡”开始以后，所有的照相制版、印刷器材都入洞坚壁了，唯有装满摄影底片和照片的四个牛皮箱（每个约35公分见方，厚15公分，重15斤左右，外面包着金黄色的带毛牛皮），因底片怕潮不能入洞坚壁。沙主任把我和宋贝珩同志叫到一起，嘱咐说：“摄影底片是画报社的命根子，是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民和日寇浴血奋战，以及边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的缩影；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实行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的历史见证，是教育子孙后代的珍贵资料。你们二人负责找一个干燥、隐蔽、安全的地方，坚壁起来，做到万无一失”。



我们遵照沙主任的指示，走遍了华塔山的每一条沟壑，终于在主峰东侧选择了一个小岩洞，周围地势险峻，三面靠山崖，荆刺丛生，人畜难以通行。经沙主任同意后作为坚壁底片的最佳地点，日寇几次搜山，底片都安然无恙。

反“扫荡”胜利在望的时候，日寇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妄想把晋察冀边区的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全部消灭。所有据点的鬼子、伪军全部都出动，他们东奔西窜，寻找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进行围剿，在华塔山周围也发现了敌情。画报社奉军区命令，要马上向北转移。几位领导研究决定，由石少华副主任带领一部分病号留守华塔山，沙主任和赵烈指导员率领主力向北转移，同时还决定将摄影底片和照片全部带走。因宋贝珩同志随石副主任留在了华塔山，我一个人背不了四箱底片、照片，沙主任要亲自背两箱，我劝他说：您身体不好，又要指挥部队行动，还是找一个身体好的同志和我一起背吧。他说：“你不要担心我的身体，我背得动。摄影底片不比照相制版、印刷器材，照相制版、印刷器材丢了还可以买，底片是摄影记者流血牺牲换来的，丢了就无法弥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不要管我，要保证底片的安全，要做到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我犟不过他，我们各背着两个牛皮箱，于12月8日上午从华塔山出发，开始向北转移。



我紧随沙、赵二位首长的后边，他们用广东话谈论着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翻过山梁，我们到达拥有几十户人家，名叫羊和门的村子。村里的房子让鬼子烧得一间没剩，老乡们都在野地里搭窝棚居住。前边的敌情不明，队伍只好在村北的一个小山沟里隐蔽休息，派人去柏崖村方向侦察。中午时分，侦察员回来报告，柏崖方向未发现敌情。我们吃了几口炒米，喝了几口泉水，继续向柏崖方向前进。下午渡过胭脂河，到达柏崖村，天色已晚。村里住着一个“健康连”，连队干部、战士的伤、病都已经治好了，但身体还很虚弱，又不知道自己的单位在什么地方，由这些无法归队的人员组成。我们在这里吃了晚饭，以班为单位休息，因人多房子少，多数同志睡在地上。我和沙、赵二位首长单独住在一间小房子里，便于他们研究工作。 12月9日，沙主任命令食堂起早做饭，队伍准备在早饭以后继续转移。并派抗大学员老肖和石印工人史振才去河西台、赤瓦坞侦察，他们在半路上和鬼子遭遇，就向鬼子甩了几颗手榴弹向部队报警。老肖有战斗经验脱险，史振才同志在与敌人战斗中光荣牺牲。约在清晨四、五点钟，军区锄奸部余部长带领一部分人，也来到了柏崖村。余部长对沙主任说：“我们在仓山村被敌人包围了，突围出来后，鬼子追了我们一天，干部、战士什么东西也没有吃，先把你们做的饭让给我们吃吧。我带着一个警卫排，战斗力比你们强，把站岗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沙主任同意把我们做的饭菜让给除奸部的同志吃，但我们的岗哨没有撤。没有想到尾随锄奸部的鬼子，悄悄地占领了柏崖村周围的每个山头，已经将柏崖村包围得水泄不通。锄奸部的同志们吃过饭以后，伙房又开始给我们烧水做饭，米还没有下锅，东方天空开始泛白，日寇开始向村里发起攻击。班长杨国治同志刚要出去换岗，听到枪声后立即叫醒熟睡的同志们向外冲。

我和沙主任听到杨国治的喊声和枪声，各背两箱底片向外跑，冲到街上，看到锄奸部、画报社、“健康连”的同志们，还有许多村民与日本鬼子混淆在一起。我和沙主任被鬼子冲散了，我很着急，不知到什么地方去找我的首长，我只好随着突围的人群向村西北一条山沟跑去。我看到有人扔掉几斤粮票和几元钱，我拣起来准备突围后使用。我追上了高华亭，他说：“没有吃饭跑不动了”,我说：只要我们冲出去就有饭吃，我有粮票和钱，赶快跑吧，跑了不多远就不见他了。突围的人群在沟底，鬼子在山梁上，居高临下，用步枪、机枪、小炮疯狂地向沟里的人群射击，子弹哩哩地从头上飞过，炮弹不断地在人群中爆炸，有人负伤了，有人牺牲了，为了轻装突围，同志们除了武器、文件外，几乎把所有的东西全都扔掉了。沙主任“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的声音一直响在我的耳边，我咬牙发誓，一定要把底片保存下来。但是，我背着约三十斤重的金黄色牛皮箱，目标很大。如果天大亮以后，无人掩护，凭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冲出敌人重围的希望很渺茫，有可能造成人亡底片丢的严重后果。我喘着粗气边跑边在心中默念，要沉住气不能惊慌，要想办法把底片保存下来，我不仅要做到人在底片在，最坏也要做到人亡底片在，决不能把底片落到日寇手里。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是趁天还没有大亮，先把底片坚壁起来，再轻装突围。这样即使我牺牲了，底片也不会落到敌人手里。于是，我选择了一个雨水冲刷成的土坑，将两箱底片放进去，找了几块石板盖在上面，用杂草伪装好，确认没有破绽后，我轻松了许多。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敌情，听到南边山沟里有枪声、炮声，北边山沟里没有什么动静，决定从北面山坡突围。当我快爬到山项的时候，发现上面有敌人，幸亏鬼子的注意力，集中在向西方突围的人群，没有发现我，我赶紧掉头向左边的斜坡跑去，不巧的是眼前出现了约一房高的陡峭山坡。情况紧急，容不得多想，我纵身跳了下去，落地时右脚髁骨受了伤，走路疼极了。突围的希望没有了，怎么办？我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要趁敌人的目标仍然在向西突围人群的有利时机，我要选择一个安全的地方先隐避起来，躲过敌人的搜捕。我想，阳坡的积雪已经融化，敌人搜捕的可能重一些，阴坡积雪未化，敌人搜捕可能轻一些。我忍着右脚的疼痛，慢慢地向阴坡挪动，“健康连”的几位同志趴在河沟里，不让我动，怕我暴露目标。我告诉他们：现在鬼子只顾追击向西突围的人群，顾不上这里，等他们回头搜捕时，阳坡可能要重些，阴坡可能要轻一些，趁鬼子还没有注意到这里，赶快找个有雪的阴坡隐蔽吧，可他们不听。我不顾他们的阻扰，只好一个人挪到了阴坡小山洼里，在小河沟里，那儿有一个两块石头自然形成的“人”字洞，洞很浅，只能伸进半截身子。河沟两边长着茂盛的杂草，我将下半身伸进洞里，用草遮盖住上半身，周围又有厚厚的积雪，我能观察到鬼子的动静，而鬼子看不到我，很安全，虽然离鬼子很近，并没有感到可怕。我所忧虑的是底片，万一把底片丢了，不是“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而是人在底片丢了，怎么向沙主任交待呢？

约上午八点多钟，向西突围的人群越过了山梁，鬼子不再追赶他们，回过头来进行拉网式的搜捕。从我左侧山坡上下来了三个鬼子，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在距我七、八米远的地方顺着山坡下去了，我有幸闯过这一关。躲在对面山坡上的几个“健康连”的同志，有的被鬼子俘虏了，有的被当场刺死。其中有一个同志被刺破了喉咙，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不断涌出的鲜血，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耀眼。



大约在上午十点左右，鬼子离开了山沟。我的右脚髁骨肿得象个紫茄子，走路更加困难了，我急于想看看底片是否还在，便忍着剧痛向坚壁底片的地方挪去，当我拔开杂草掀开石板看到金灿灿的两个牛皮箱安然无恙时，一棵忐忑不安的心安定下来了，完成了沙主任“人在底片在”的指示，内心的喜悦难以形容，激动得掉下了眼泪。在山沟里，到处有被鬼子杀害的遗体，有几位受了伤的同志，悲痛地离开了那个永远难忘的山沟。我的精神并没有轻松下来，怀抱着两个金黄色的牛皮箱，独自坐在一块石头上，心里琢磨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一是在此地等组织派人来寻找受伤和牺牲的同志，但敌人再返回来怎么办？二是拖着受伤的脚，背上两箱底片去找部队，再遇到敌人后果不堪设想；三是把底片坚壁起来，去找队伍，但我不能亲自来取底片怎么办？想来想去，还是选择一个既安全又有特征的地方，将底片坚壁起来。这样，即使我不能亲自来取，别人也能找到。就寻找到一个小山坡上有两块大石头，中间有一道很深的缝隙，观察了一下周围无人，将两箱底片放进去，采集了一些杂草覆盖上去，仔细检查后确认无破绽才放心了。约在上午十一点左右，坚壁好底片后，感到有些饿了，整个山沟一片肃静，上哪找东西吃呢？又不敢回柏崖村，只有慢慢翻过西山，找个村庄搞些饭吃。没走出多远，就听到南山顶上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顺着声音望去，有一个满脸是血的人，在向我招手，虽然山不高，却认不出他是谁，便问：你是谁？他说：“我是杨瑞生，你快上来吧，山顶上看得远，比较安全”我感到有了伙伴，不再孤独了，盼望我的首长和战友们像杨瑞生一样闯过难关，平安归来。

我慢慢地爬到山顶，看到柏崖村的鬼子，抬着他们同伙的尸体，押着俘虏正在向南撤退。我们松了一口气，相互介绍了各自的遭遇。杨瑞生同志说：“我身体不好，听到枪声只拿了一颗手榴弹往外冲，鬼子跟在后边打枪，跑了一会，实在跑不动了，就躺在地上将手榴弹枕在头下，准备用手榴弹和鬼子同归于尽，鬼子到我跟前，我拉了导火线，手榴弹没有爆炸，鬼子哇拉哇拉的叫着‘起来、起来！’他们见我没动，就用带钉子的皮靴踹我的头，把我踹昏了过去，等我苏醒过来以后，一摸头，手上尽是血，我在脸上抹了一些血，第二批鬼子上来见我满脸是血，说我：“死了、死了的”扒走我的毛衣，掳走了我的手表，才幸免遇难”。



我们两人决定翻过西山，找个村庄搞点饭吃。杨瑞生搀扶着我，走到西山一个小山洼里，发现一个窝棚，周围有几位烈士的遗体，其中有我们的战友孙谦、陆续、韩栓仓同志，我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脱帽向烈士默哀。窝棚里有一大碗玉米面粥，我们每人吃了半碗，我捡到的钱、粮票派上了用场，给老乡留下了钱和粮票。当我们准备离开时，有个老乡在山崖上喊：“同志，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我回答：是八路军。他说：“我看你们好半天了，你们不像坏人。”我说：你的玉米粥我们吃了，钱和粮票就放在碗底下了。他说：“一碗玉米面粥算不了什么。不用给钱，你们都受了伤，就别走了，我们住在山崖上的洞里，你们就住在这个窝棚里吧”。我和杨瑞生同志商量，既然老乡真心实意地挽留，我们又不敢住在村里，西山那边的情况又不了解，就在这里住一夜吧。窝棚里铺着厚厚的一层干草，用一捆柴草堵住门口，里边很暖和，可是我们翻来覆去还是睡不着，三位烈士的容貌总在我脑海中回旋，惦记首长和同志们，不知他们安全脱险了没有？我和杨瑞生说：现在四周的敌情不清楚，我想明天向东转移，翻过大山是河口沟，我二姑家就住在河口沟的上店村，如果找不到队伍，就住在我二姑家，边养伤边打听华塔山的情况，如果华塔山没有敌情，咱们就回华塔山。杨瑞山同意了我的意见。

12月10日我们在老乡家吃过早饭，每人背着一条从战场上捡来的棉被，我拄着老乡给我的木棍，杨瑞生搀扶着开始向东转移。因我的脚受伤很重，走得很慢，一天只走了五、六里路，下午在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里，派了一顿饭吃。因敌情不明不敢在村里住，就在山沟里的埝阶下，我和杨瑞生共同铺一床、盖一床棉被，敖过了漫长的一夜。 12月11日，我们翻过东山，在距柏崖村十多里路的沙岗岭村遇到了沙主任、曲治全、董寿延、王友和等同志。沙主任躺在老乡家的热炕头上，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底片背出来了没有？”我说：背出来了没丢。他激动地伸出拳头捶着我的胸脯说：“小赵，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你快说说你是怎么把两箱底片背出来的？路上遇到什么危险没有？”我把和他被鬼子冲散后遇到的情况，详细地叙述了一遍。沙主任对我的叙述很感兴趣，不断插话提问。 晚间我同沙主任睡在一条温暖的热炕上，我们两人一直谈到深夜。他详细地给我介绍了他在突围中的遭遇：“自从咱们被鬼子冲散以后，我首先遇到了李明同志，他见我背着两个牛皮箱跑的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跑的速度很慢，他说：‘沙主任您身体不好，把两箱底片交给我背吧，请您放心，只要我李明活着，保证把底片背出去，’他接过两个牛皮箱，还要保护我一块走。我说：为了底片的安全，我命令你不要管我，快走！他迟疑了一下说：‘沙主任为了底片的安全，我先走了请您多保重。’说完，他依依不舍地消失在突围的人群中，现在还没有他的消息，令人不安啊。在我和李明分手后，先后又遇到了王友和、韩栓仓、孙谦、陆续。王友和、韩栓仓同志不顾一切地掩护我们突围。咱们被鬼子冲散以后，我跑了没有多远，就把鞋子跑丢了，一直光着脚爬山，我们快要到山顶了，左右两侧追击的鬼子，想抢占我们突围的山梁，切断我们的去路。王友和、韩栓仓同志坚决抵抗，我乘机爬上山梁，鬼子朝我打了几枪，没有打着，我借阴坡的积雪，滑下山坡脱险了。”我问：您把鞋子跑丢了怎么不捡起来穿好呢？他说：“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哪有那么多捡鞋穿鞋的时间呀？分秒必争嘛，冲出去就是胜利，晚几秒钟就可能丢掉性命或当俘虏。”我说：您的鞋子跑丢了、袜子磨破了、双脚磨烂了，在雪地里跑多疼啊。他说：“光着脚跑，不仅踩在雪地、石渣上，有时还踩在杂草棵子上，疼痛难忍啊，可我是共产党员，不能当俘虏呀，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冲出去就是胜利，要为惨死在鬼子枪口下的烈士报仇。后来我的双脚都冻麻木了，就感觉不到疼了。在我滑下山坡脱险后，感到那里不保险，又赤脚跑了十几里路，到达离东、西下关镇不远的大慈沟的山上，遇到了曲治全、董寿延等同志。他们把我脚上的雪、冻土弄掉，董寿延把他的棉背心撕开给我冻伤的双脚包裹取暖。因为东、西下关的鬼子到大慈沟一带搜山、杀人、放火，我们在山上隐蔽了一天没有吃饭，只吃了几个冻萝卜。晚上到田家沟村吃了一顿饭。因该村离鬼子只有三、四里路，不敢在村里住，曲治全把我背到山洞里过夜。在他离开我时，我把从不离身，装鲁迅、白求恩底片的铁盒交给曲治全，让他保管好，如果我牺牲了替我交给党组织。还让他给我留下一颗手榴弹，准备万一被鬼子抓住了，就和鬼子同归于尽了。第二天鬼子又出来搜山、杀人、放火，与我所在的山洞相隔不到半里地，鬼子没有发现我。下午鬼子走了，我又在山洞里住了一夜，今天才找人把我背到这里来。”当我谈到亲眼见到孙谦、陆续、韩栓仓同志的遗体时，他沉痛地说：“为掩护我，韩栓仓同志牺牲了，王友和单枪匹马和鬼子展开白刃战，终因寡不敌众，脖子被刺三刀倒在血泊之中，我感到内疚啊。陆续是刚从北平出来参加革命不久的大学生，太可惜了。”当我谈到杨瑞生的遭遇时，他说：“杨瑞生经历磨难总算脱险了。何重生、高华亭不知脱险了没有？他们是画报社的宝贵财富啊。”我说：在咱们被鬼子冲散后，我遇见了高华亭，他说没有吃饭跑不动了。我说：我在路上捡了一些钱和粮票，冲出去就有饭吃。我们一起跑了一会就不见他了。沙主任说：“扔粮票的人是怕被鬼子抓住，证明他是八路军，你就不怕吗？”我说：被鬼子抓住只有一死，怕什么，只要我冲出去就有饭吃。当沙主任听到李明牺牲的消息时，他万分悲痛，曾多次表示：“李明是一个好同志，平时积极肯干，不怕吃苦，在最危险的时刻，不顾自己安危，替我背两箱底片突围，不幸牺牲了，如果不替我背两箱底片，可能就不会牺牲了”。我说：您不必自责，打仗那有不死人的，孙谦、陆续没有替您背底片不是也牺牲了吗？ 为了《晋察冀画报》的出版事业，和保护珍贵的历史资料——摄影底片，画报社在柏崖村战斗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九位同志壮烈牺牲，他们是：指导员赵烈、技师何重生、编辑陆续、没有明确职务的孙谦、石印工人李明、史振才、张梦华、制版工人李文治、工兵战士韩栓仓。其中只有何重生、陆续二位烈士有人证明他们家在北京，家属受到烈士家属的待遇，其他七位烈士因指导员的牺牲，档案遗失，不知七位烈士的家庭住址，家属不知他们早已长眠在太行山上了。有四位同志受伤，他们是：主任沙飞，制版组长杨瑞生、工兵班长王友和、警卫员赵银德，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位姓白的炊事员失踪。所幸运的是：在四个牛皮箱中有底片、照片各两箱，在听到杨国治发现敌情报警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小黑屋里，沙主任摸到两箱照片，我摸到两箱底片，李明同志牺牲了，他替沙主任背的两箱照片可能落到敌人手中，摄影底片全部保存下来了，实现了沙主任“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的壮举。 1962年，毛泽东接见石少华（原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曾称赞画报社的业绩，“你们把战争年代的底片，珍贵的文物资料保存下来，是一大贡献”。日寇袭击柏崖村，不仅杀害了我们的战友，还杀害了许多干部和群众，其中有军区锄奸部余部长的爱人，被鬼子扒光了衣服杀害，他不足两个月的孩子和老乡的孩子扔进开水锅里活活烫死，如此惨绝人寰为世间罕有。在反“扫荡”中，鬼子不仅在柏崖村制造流血惨案，他们所到之处，村庄化为灰烬，被杀害男女老幼的尸体到处可见，特别是鬼子从阜平县各地抓捕了上千名干部、群众，集中到阜平县平阳镇进行大屠杀，制造了远近闻名的平阳惨案。


李明同志牺牲了，他替沙主任背的两箱照片，可能落到鬼子之手。所以在反“扫荡”结束后日寇大吹大擂，保定的伪报纸、电台大肆吹嘘“彻底摧毁了晋察冀画报社”。为此朱良才主任指示石少华同志尽快恢复力量，赶印画报，用事实挫败敌人的叫嚣。”(11)



画报社，在柏崖村的战斗中，确实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也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画报社不但没有被摧毁，而且不断发展壮大。画报社在反“扫荡”结束后奉命从阜平县上庄村，迁移到洞子沟村，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晋察冀画报》（时事增刊）出版发行，彻底揭穿了日寇“彻底摧毁了晋察冀画报社”的谎言。随着抗日战争大好形势的发展，1944年下半年，《晋察冀画报》由不定期刊物，又恢复继续出版，约半年出一期。

沙主任的脚转危为安

1943年12月12日，从柏崖突围出来的一部分同志集中到沙岗岭村，沙主任决定兵分三路：一路带着沙主任的信回华塔山，向石副主任汇报柏崖村的战斗情况；二路回柏崖村安葬革命烈士遗体和取回两箱底片；三路护送伤员到医院治疗。根据伤员的伤情，从交通站要了一副担架，三头毛驴。沙主任坐担架，杨瑞生、王友和、赵银德骑毛驴，转移到阜平县仓山村一个小野战医院，由院长亲自主持，给沙主任会诊后说：“你的冻伤很严重，有残废的危险，我院条件差，需要转移到大医院治疗”。得知军区卫生部和白求恩医科大学住在阜平县大台村后，先转移到大台村，住在该村河东一户农民家。部领导很重视，亲自组织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几位大夫，给沙主任会诊。几位大夫一致认为：沙主任的双脚已经变质，失去知觉，必须截肢。沙主任听到大夫的结论，他眼含热泪，恳求部领导和大夫说：“我是摄影记者，没有双脚怎么工作？我求求你们想尽一切办法，保住我的双脚吧”。部领导和大夫对沙主任的请求，只说了一句：“你好好养伤吧”，沙主任悲伤地注视着他们走出屋门。他眼含热泪给军区政治部朱良才主任写信，汇报卫生部领导和大夫给他会诊双脚的结论。第二天，我随沙主任转移到距大台村七、八里地的碳灰铺村和平医院，当护士解开包扎在沙主任双脚上的纱布时，一双失去知觉，黑紫、腐烂，臭气熏人的双脚，暴露在大夫、护士面前。未等大夫开口，沙主任迫不及待地恳求大夫，想尽一切办法，保住他的双脚。经过医德高尚，经验丰富的邢竹林大夫的认真检查说：“根据我的经验，冻伤没有生命危险，先给您进行保守治疗，如果保守治疗无效，再截肢不迟”。沙主任从邢大夫的话语中得到安慰，看到了希望。每天给他双脚换凡士林药膏，经过一段时间的保守治疗，双脚的皮肤逐渐红润起来，有的伤口处长出了新的肉芽。有一天他欣喜若狂地喊了起来：“小赵，你快来看，我脚指头会动了，快给我拿笔、纸来，我给军区首长和石、罗副主任写信，告诉他们，我的脚指头会动了！”我说：幸亏您遇到了一个好大夫，保住了双脚，如果遇到一个冒失鬼大夫，不分青红皂白，按照卫生部大夫给您的会诊结论，锯掉双脚您上哪儿去申冤呀？他说：“是啊，我要好好感谢邢大夫，是他保住了我的双脚”。 他的双脚基本恢复知觉后，大夫同意他下床慢慢锻炼走路，刚开始他架着双拐站不住、立不稳，我搀扶着他，进行走路锻炼，因为伤口还未痊愈，疼痛难忍、累得满头大汗也不肯多休息一会。我说：您锻炼不能太急，要悠着点，他说：“锻炼嘛，脚疼一些、累一些，这比光着脚突围时好受得多了，我要加强锻炼，争取尽早扔掉双拐，回画报社工作”。在他住院期间，始终惦记着画报社的工作，经常让我回画报社了解《晋察冀画报》的印刷出版情况，并向石少华、罗光达二位副主任传达他的意见。他的伤口还未痊愈，刚能独立行走时，就坚决要求出院，大夫犟不过他，只好批准他出院，嘱咐他出院后要好好休息，保护好伤口。但他出院后，把大夫的嘱咐搁置脑后，一心扑在《晋察冀画报》的编辑出版事业上。他出院不久，军区政治部要召开群众大会，他要亲自参加。我说：大夫要您出院后好好休息，保护好伤口，您派人去参加大会摄影不行吗？他说：“我去参加大会，不单纯是为了摄影，想让军区首长看看我的脚没有落下残疾”。会场设在柏崖村（阜平县板峪河流域）的河滩上，因边区没有发电厂，首长讲话用的麦克风，是用手摇发电机发电，首长讲话时，沙主任亲自上台拍照。参加大会的还有几个日本人，首长讲完话要给他们拍照留念，沙主任让我上台给他们拍照。因为我没有在那样的场合摄过影，精神有些紧张，沙主任说：“这是你锻炼的好机会，要沉住气，争取拍得好一些”。我嘴上说没事，但精神的确很紧张，镜头低了一些，有个高个日本人的头发顶边了。在《晋察冀画报》上发表以后，引起了我的深思，我热爱摄影工作，要好好学习摄影技术，提高自己情绪的自控能力，争取做一个好的摄影工作者。 晚上演话剧《血泪仇》，舞台上虽然吊着几盏明亮的汽灯，但摄影光线太弱，闪光器没有火石了，给晚间摄影增加了困难。沙主任点燃一只香烟递给我，代替火石，约定在他摄影时，给我发出信号，将烟头扔进闪光器。因为我不会吸烟，时间一长，烟火被一层厚厚的烟灰包住了，当我接到沙主任发出的信号时，将香烟扔进了闪光器，没有立刻引燃闪光粉，当我用手拿香烟时，闪光器突然发出了亮光，我的四个手指烫成水疤，沙主任懊悔地说：“怨我没有给你交代清楚，向闪光器内扔烟头，应先把烟灰弹掉。”那时没有治疗烫伤的特效药，只好在小河沟里用凉水浸泡止疼，度过了漫长的一夜。

晋察冀画报社进退张家口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全党掀起了学习、贯彻，“七大”精神的高潮。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寇占领区的包围越来越紧，敌战区不断缩小，解放区连成一片。进入8月，不断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百万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和日本关东军作战。8月6日、9日美国先后向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志们情绪激昂，奔走相告，军民大联欢，热烈庆祝八年抗战的伟大胜利。人们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再也不会遭到日本强盗的奸淫、烧杀、残暴蹂躏了。



一天，沙主任把我叫去说：“抗战胜利了，我们准备进北平，你派人买些木料做成箱子，把贵重的照相制版和印刷器材装箱待命”。不久，画报社奉命向北平进发了，行至紫荆关时得到军区政治部的命令，因国民党抢占了北平，要画报社改道向张家口进发。沙主任根据上级的命令，调整了行军路线。队伍渡过拒马河，向张家口挺进。



经过几天的艰苦跋涉，队伍安全地到达了张家口市。在山沟里转战八年的画报社指战员，住进了没收日本人的印刷工厂。同志们望着高大明亮的厂房、胶版印刷机、裁纸机、磨版机、炭精灯等先进的照相、制版、印刷设备，个个兴高采烈，欢欣鼓舞。我们还在当地招收一批印刷技术人员和从北平投奔革命的照相制版、印刷专业人才，画报社的照相制版、印刷设备和技术力量今非昔比了。 根据形势的发展，画报社的组织机构作了适当的调整，成立了和平印书馆、新时代图片公司、联华照相馆、电影放映队四个附属单位。新时代图片公司负责对外供应新闻照片，兼营照相和摄影器材。和平印书馆除了出版发行晋察冀画报社原有的刊物外，还印制了《毛主席近影集》、《八路军和老百姓》、《晋察冀的控诉》等画册，同时也对外承揽一部分业务。如《晋察冀边区工人与五一纪念册》、《晋察冀边区青年五四专刊》等，这些刊物不仅在品种、数量上有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内容丰富，画面鲜艳清晰，装订精美，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张家口市经常遭受敌人的空袭骚扰。为了安全，画报社机关及和平印书馆从解放大街迁到大镜门外元宝村。9月，傅作义偷袭张家口，兵临城下，情况紧急，画报社所属单位奉命随军区领导机关迅速撤出张家口市，向河北省涞源县转移。我们没有汽车，只能雇用马车运输。满载照相制版、印刷材料的二十余辆马车先行，沙主任率领画报社、和平印书馆的所有人员带着满载机器设备的十余辆马车，最后撤出了张家口。前后四十余辆马车组成了庞大运输队伍，昼夜兼程。途中不断遭到敌机的扫射和轰炸，牲口受惊，行军受阻，沙主任当机立断：兵分两路，贵重物资改用牲口驮，走小路，其他车辆昼宿夜行。



队伍过了涿鹿县，进入蔚县至涞源县地段。这一带山高地险，人烟稀少，土匪活动猖獗，车队夜间行动不便，又改为日行。队伍行至“十八盘”时，遭到了四架敌机轮流俯冲扫射，所庆幸的是人和车辆伪装隐蔽得好，除个别马车．受点轻微损伤外，人员安然无恙。队伍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平安到达了涞源县龙虎村。

不久，军区领导决定将和平印刷馆改组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印刷厂，担任军区的印刷任务，新时代图片公司改组为军区政治部总务处材料科，承担照相制版、印刷器材的采购、管理和供应，与画报社脱离隶属关系。于是，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首长——为堪称出版史上奇迹的《晋察冀画报》呕心沥血、建立卓越功勋的沙飞同志。

沙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947年11月晋察冀野战军解放华北重要城市石家庄时，沙主任随军进行战地采访。我随军进城搞照相、制版、印刷器材时不约而遇，遗憾的是因任务紧急无法畅谈。只是在我们奉石家庄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查抄敌伪资产——石家庄欧亚照相馆时，他叮嘱我要好好学习文化，没有文化就做不好领导工作。经过查帐、清库，没收了欧亚照相馆一批120胶卷，印相纸，放大纸和药品，这是我跟随沙主任最后一次执行任务。



1949年，沙主任因患肺结核病，住进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北京解放后，华北军区政治部印刷局奉命迁往北京，我被留守石家庄处理善后工作，有几回经常去看望沙主任，每次见他情绪良好，除我向他汇报我的思想、工作、学习外，就是回忆我们共同走过来的历史。9月初，我完成了处理善后任务，在赴北京前去探望沙主任时，发现他有悲观情绪，我问他病情有什么变化吗？他说：“给我治病的那个主治大夫是日本人，他经常更换医生给我检查病情，换一个，一个说法，有的医生说：我的病基本上好了，可以下床活动了；有的医生说我的病情还不稳定，必须卧床休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折磨我？你到北京告诉石副主任，接我到北京去治疗吧。”他的情绪变化，引起了我曾怀疑过他患有精神病的想法。

那是在我给他当警卫员时，每次跟他出差不管路程远近，一路自言自语喜怒无常，不知他嘴里唠叨些什么，并挥舞右臂像开大会作报告，讲演似的。为此我曾问过李途：沙主任是不是有精神病？李途说：“别瞎说”。我到北京后立即向石副主任传达了沙主任的意见。但我对沙主任的怀疑没敢向石主任说。当画报社派人到石家庄去接他时，因精神失常不能控制自己的意志，枪杀了日本大夫的不幸事件。当我看到华北军区关于判处沙飞死刑的通报时，立刻惊呆了。一颗热爱祖国，忠于人民的红心停止了跳动，一颗曾经闪耀在华北战场上的文坛之星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陨落了。



1951年我和一位同事到石家庄出差，想借机去祭奠我的老首长沙飞的亡灵。但又怕领导知道，说我和沙飞划不清界限，便对我的同事说：今天我要到郊区去看一位老战友，你想到什么地方玩就去玩吧。我不知沙主任被埋葬在什么地方，又不便向别人打听。但我估计沙主任的坟墓，离原华北军区保卫部旧址不会太远。在保卫部旧址周围寻找了好几个小时，终于在一片树林里发现了一个比较新的坟头，走到跟前看到一块粗糙的木板，上写着“沙飞之墓”，我眼含热泪向沙主任鞠躬默哀，站在沙主任坟前悲痛不已，回首往事历历在目。他那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艰苦奋斗的精神；坚强的革命毅力、临危不惧的胆略，永远留在我心中。



1986年原判单位为沙飞同志平反昭雪，仿佛看到自称小小沙子，被历史埋没近四十年的沙飞和他的光辉业绩，随着和煦的春风，飘扬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太行山，飘扬在他曾经深深爱过的祖国大地。 注：①②③⑥引自《文艺战士话当年》（六）第78、45、79、171页

④⑦⑧⑨(11)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2207工厂《建厂五十周年纪念册》第12、9、13、14、18页

⑤引自《沙飞纪念集》第113页

⑩引自长城出版社出版《瞬间》页 赵银德（1923一2015）

河北阜平县人，中共党员。1939年参加革命，1942年参加八路军，在晋察冀画报社给沙飞主任当警卫员，边工作边学习摄影，在沙飞亲手培养辅导下拍摄了不少好的战斗新闻照片，多次在《晋察冀画报》发表作品。1943年反“扫荡”中，晋察冀画报社遭日军突袭包围，他和沙飞不顾生命安危，背着底片突围，两人都负重伤，却把万余张底片资料抢救出来，立下巨大功劳。1944年改做材料供应工作，多次冒生命危险到敌占区采购、托运摄影器材和印刷物资，并兼搞摄影采访。解放战争期间，一直在前线做印刷物资供应工作，对保证《晋察冀画刊》及时出版起了很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由部队转业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工作，后担任北京市宣武区粮油公司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