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大集体生产队往事漫忆（上）

福全

农村大集体生产队往事漫忆（上）

文来自晋绥碎墨

全国解放后，广大农村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合作化形式，逐步走上了集体化道路。而生产队这种组织形式，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探索农村公有制的一种有效尝试。1958年人民公社后，全国广大农村的所有制结构和组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原来的乡村管理体制被打破，建立起了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模式，由原来的个体单干转向集体化生产。从此以后，农村生产队作为最基层的一级组织，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和承包责任制的大潮中，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生产队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回顾这一时期农村劳动人民同生产、共命运的集体生活岁月，对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是一个难以磨灭的记忆。对没有经历过的人们来说，更是一种历久弥新的传说。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也是一个农村转型期的巨变时代。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总路线的指引下，人民公社忽如一夜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大跃进的浪潮在华夏神州风起云涌。我县也和全国一样，很快成立起了22个人民公社，在原有小乡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生产大队，并以自然村为单位成立了生产小队。由生产队长全权负责，对社员进行统一集体管理，这是一个新生事物，表现为行政命令化、行动军事化、生产集体化、餐饮食堂化，当时生产队的劳力除服从生产队的安排外，还要服从于公社、大队的统一调动。在大炼钢铁，深翻土地、兴修水库、植树造林等大兵团作战时，分别由公社、大队向生产队抽调劳力。整建制地将生产队的社员，调配到异地去完成某项任务。由于青壮年劳力大部分外出参加会战，有时也使本村生产受到影响。

1959年后，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加之还苏联债务，人民群众的生活极度困难。特别是1960年粮食紧缺，以山药蔓、草籽籽等代食品充饥，后来公社食堂办不下去，被迫解散恢复各家各户自行开伙。由生产队按每人最低生活标准分配粮面。由于粮食不足，人们在房前屋后种植瓜菜补充。公社允许大量开垦小片荒。为渡过难关，生产队想办法改善生活条件，除正常坚持农业生产外，还组织社员搞副业生产，增加收入，并为社员划分少量的自留地，半养自留羊。同时，生产队也实行了大规模的垦荒，扩大种植面积，增加粮食产量。通过采取各种措施，逐步扭转了困难的局面。

在勒紧裤带渡难关的艰苦岁月中，广大社员的劳动劲头不减，思想情绪稳定，对党对政府毫无怨言，一如既往的埋头苦干，社会秩序稳定，很少发生贪污盗窃治安案件，表现出了极大的吃苦耐劳、忍饥负重的品质和为国分忧的奋斗精神。

1961年恢复建制。对管理区的社队规模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划小了核算单位，将原来公社下设的管理区撤销，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也进行了属地调整，改变了原来一个自然村为一个生产队的规模。根据村中社员居住范围、人口、土地状况等，一个村分设几个生产小队。这样一来。既便于生产，又便于管理。既便于领导，又便于核算。从此以后，生产队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在以后的生产实践中得到了完善、充实、提高。摸索出了一套成功的管理经验和生产经营模式。

生产队在组织管理中，队长由社员推举和大队任命相结合的方式产生，然后由队长聘用副队长、会计、民兵排长和生产小组长，组成领导班子，并明确记工员、保管员分别负责出勤记录和粮食、农具等保管工作。以生产大队成立党支部生产小队成立党小组，每一个生产队都编制为一个民兵排的建制，归属大队民兵连领导。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农民称“社员”，社员的一切行动和听从队长的指挥。生产队长对生产队的各项工作负总责。既要谋划安排种植作物，领导开展各项农业生产活动。又要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为加强管理，还通过制定《村规民约》来约束社员的行为。

生产队长不但有一定的威望，而且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他要统筹安排各项具体农活，还有调配和使用好每个劳力。他要处处起表率带头作用，锄地锄圪楞，收割庄稼拉辕子，队长首当其冲。每天出工，生产队长喇叭吆唤，或敲钟，社员们跟着队长走到地里，开始劳动。夏季雨天，即使不能锄地，也不能闲着，这时候要组织社员清理牛圈，牛圐圙积肥，修理牛羊圈，没有空闲，特别是秋忙季节，收割庄稼、秋耕犁、拉运上场等劳力安排、工分评定、生产管理都由队长决定。农村工作千头万绪，生产队长可谓日理万机。公社、大队要义务工，民兵、党员要到县里训练、学习、培训、护秋、护林、下夜、警戒等人员安排，一切琐碎事务都由队长处理安排，甚至家庭矛盾纠纷也都找队长。这一切，考验的是队长的领导能力。

在领导生产分工上，队长带领多数社员集中集中精力进行秋收。副队长负责专业队的工作，特别是秋耕期间，要完成所有地块的秋耕任务，十分繁重，必须起五更，放耕畜要睡半夜，组牛犋全力以赴完成，直到入冬上冻结束。其他杂活则由生产组长带少数人承揽完成，分工明确，各司其责。不误农时，使农业生产井然有序，稳步的开展。

社员们的报酬，以记工分，年终分红时，工分折现，分红兑现。一般一个整劳力每天一个标准分儿10分儿，老弱辅助劳力记6--8分儿不等，视劳力强弱而定。由队长确定工分，记工员负责每天的出勤记载，每位社员就有一本《出勤记工簿》，设计有日期、项目、工分、月结等栏目，将每天所干农活和分数记录在册，月底由会计汇总上账，年终总结，一般一个整劳力全年出满勤约挣3000--4000分。期间秋收、秋耕，车倌等轻体力活评分时每个工略高于10分。有时甚至核到20分。对于放牧人员，全年核定工分制相当于现在的年薪制，一般为3000分左右。饲养员、铡草人员、种菜等季节活，根据季节实行包干定额管理。凡外出开会、出差或到异地修路、修水库等外出人员，除按日记工外，生产队还补助一定的口粮。铁匠、木匠等工匠人员到外地干活的，挣外地工钱交生产队后记工分。在本大队范围内干活的，由用工生产队记工分儿生产队之间结算。给本人记略高于一般劳动力的工分儿。

到年终决算时，会计要对生产队全年的农业收入、畜牧收入、副业收入以及其他收入和各项生产支出统一进行核算，并对社员的全年出勤工分进行汇总结算，确定社员的报酬工值，同时还对粮食产量进行评估，确定社员家庭人口粮食指标。年终决算完成后，报大队和公社审核，由公社根据该生产队的经济效益和粮食产量情况，批复该队社员全年口粮标准和工分值。好年景或好的生产队社员口粮标准最高每人可达420斤粮，一般情况下为360--380。遇有灾年，还低于360斤。工分值也不尽相同，好的生产队一个工值能上0.50元--0.60元，甚至更高，有的达到1元之多，差的一般为0.30--0.40元左右，农牧业生产收入低的生产队工值甚至更低。在分红兑现中，社员所挣工分儿扣除口粮款、所分生产队蔬菜、肉类等副食款，以及提前预支生产队的现金，家庭人口多、家庭劳动力少的，一般是分不到红的，甚至有拖欠；极少数家庭劳动力多的，可领到几十元或几百元。家庭人口多的，靠养一头猪、几只鸡靠出售肉猪和鸡蛋等收入维持日常生活，家庭孩子们多的，为减轻家庭生活负担，经常利用假期搞创收。秋假打草、搂草，交生产队记工分。挖药材卖到供销社，换学费。还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增加家庭收入。

那时家庭生活资金来源的渠道很少，生产队的经济也不景气，穷家难当，生产队长殚心竭虑，精打细算，想尽办法增加集体收入。地处山区的生产队利用农闲时间组织社员割草，发展牧业，组建运输队，为生产队增加资金积累，但很多生产队是没有这个条件创收的。因此，那时的生产队紧靠农牧业有限的收入，要维持购置农机具及其他各项开支，资金是很紧缺的，遇有社员建房、娶媳妇儿、治病急需时，想向生产队预支现金救济是很难的，只得自力更生，互相接济。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生活物资紧缺，人们购置生活必需品凭票证供应，如布票、棉花票、线票。过年换新衣服的人们较少，大人穿的衣服改小给孩子们穿是常有的事。旧衣服翻水当新衣服穿，衣服破了打补丁继续穿，即使是穿烂的布也不舍得扔，要充分利用，做成铺衬子，供做鞋使用。遇有娶媳妇儿要衣裳时，倾其全家之力满足一个人之需，甚至得向亲朋好友、邻居借以弥补。大多社员家庭的布票等票证无力购买或送城里的亲戚，或偷偷高价出售，或和城里人换取日用品。那时日用品大多按户供应。厉行节约是当时的风尚。好在办法总比困难多。有的人家煤油不够用，就用麻油代替。取一小碟内置麻油，放一棉线点燃照明，为节约火柴，社员抽烟时用火鎌点燃火革取火，或互相对火，取代火柴。晚上生火时，用麻杆、废纸、杂草或从灯上取火点燃，为的是节约火柴。

那时的下乡工作组实行的是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住宿一般安排在单身人员家里，吃派饭，按户轮流，凡吃派饭人员按早、中、晚三顿饭的标准付给社员钱和粮票，一天一斤粮票，5角钱，统一标准，干部严格标准执行，这是铁的纪律，任何人不可违反。所以，社员们也很欢迎，通过派饭可以积攒粮票和现金应急，但给家庭主妇出了难题。就如何安排饮食，如何给客人吃好吃饱，费尽心思，在口粮定量的情况下，通过粗粮细作，精心制作，用最实诚的心意，招待好客人，吃派饭人员与社员一起就餐，从不搞特殊。干群之间的关系是很亲密的。

生产队一年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春天刨粪、送粪、耙耱地，接着进入紧张的春播。播种完毕后，趁着庄稼出苗间隙，社员们要抓紧时间拉土和泥抹自家的房顶，队里组织社员修理牛羊圈抹队房，然后进入夏锄的紧张阶段。夏锄结束后。进入立秋，便组织社员打草，为牲畜准备饲草。进入秋收季，称“龙口夺粮”这是一种农活最繁忙的时候，动员全队男女老少突击抢收。地块离村远的，为不耽误抢收，中午由生产队统一往地头送饭送水，期间还有抽调牛耕队进行翻地拉用庄稼。叫“急做”。就是把干好的庄稼拉到场面碾打下来，加工磨成面粉，分给早出晚归、加班加点、劳动强度大的社员们。一个人每天半斤，作为出勤人员的奖励。（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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