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东馆——雕塑馆

千秋

昵称千秋美篇号 15810330 2024年3月16日起，上海博物馆东馆的第二个常设展厅——中国古代雕塑馆经过全面升级、创新改陈，对外试开放。从艺术视角出发，展出和阐释上博馆藏骨雕、玉雕、青铜器、木俑、陶俑、墓葬刻石、金铜造像、石雕造像、木雕造像、泥塑造像、瓷塑、竹、木、牙雕等。 展厅入口“C位”的唐白石供养菩萨像。这件菩萨造像通体洁白，束高发髻，戴宝冠，束冠缯带垂于两肩。面相圆润，眉弓弯曲，双眼半睁垂视下方，鼻梁挺直，嘴唇微抿含有笑意，显得恬静安详。菩萨两前臂和双手缺失，跣足蹲跪于莲台之上。 新的雕塑馆形成了“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大理国”“元明清”五大板块，展现一部有形的中国古代雕塑艺术通史。 商周秦汉 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历史悠久、种类丰富。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有大量多种材质的雕塑作品出土。夏、商、周三代在早期雕塑的基础上，形成了玉、石、骨雕刻和青铜铸造等瑰丽的工艺性雕塑。秦汉时期的雕塑，品类繁多、技艺精湛，墓葬雕塑形成规模，画像砖石艺术具有时代特色。 青铜蟠龙鼓座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一前476年） 双兔纹青铜车饰西周中晚期（公元前11世纪末一前771年) 七牛青铜贮贝器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这是件滇文化青铜器。此类器物出土时多装有贝壳，故得名贮贝器。器身以双虎为把手，器顶圆雕七牛。仿佛两虎将牛群围困于器顶，将虎与牛对峙的紧张态势刻画得淋漓尽致。雕塑搏斗的动物，系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 虎形鎏金铜镇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虎作卷卧状，昂首张口，脖颈戴装饰贝纹的项圈，身躯线刻斑纹，通体鎏金。在秦汉及更早时期，人们席地而坐，为避免由于起身与落座时，折卷席角和率挂衣饰而影响仪态，出现了压住席子四角的席镇。这件虎镇即为其中之一种。 绿釉陶望楼东汉（公元25-220年）望楼是汉代常见的多层建筑，多建于城镇或庄园中，用于瞭望戒备，随着汉代庄园经济的繁荣而大量出现。这件望楼模型二层有突出的阳台，阳台与望楼的屋顶都以斗拱支撑。 陶抚琴俑东汉（公元25-220年） 摇钱树枝铜饰件东汉（公元25-220年）摇钱树是东汉墓葬中的一种陪葬品，多出土于川渝地区，具有祈求富贵与成仙等多重含义。树顶有坐在龙虎座上的西王母，她被认为是掌管人升天成仙的神仙，住在世界最西方的昆仑山上。有意思的是，在下方的树干上有一尊受贵霜王朝犍陀罗艺术影响的佛像，表明受到了丝路交流的影响。当时人认为，佛与西王母均为来自西方的神仙。 魏晋南北朝 魏晋雕塑上承两汉雕塑的强健气象，下启南北朝雕塑秀逸隽永的格调。天下动荡丧乱，当时的造型艺术多有潦草之作。但乱世也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融，魏晋雕塑艺术便在这新旧文化制度打破与重建的过程中摸索发展。 青釉堆塑楼阙人物瓷罐西晋（公元265-317年） 王龙生等石造像碑北魏（公元386-534年）这件造像碑将佛教雕刻艺术与画像石刻艺术相结合。造像碑的螭首、日月形象以及附有榜题的供养人源自汉画像石刻传统。碑身的佛教造像身材清瘦、服饰宽大飘逸，为北魏后期的风格。碑文中出现的地名均在今山西省临汾市境内。 铜佛像北魏（公元386-534年）佛像波浪状的发纹在正面形成旋涡，右手上举胸前施无畏印，左手下垂腰胯处。着袒裸右肩式袈裟，衣纹密集贴体，双腿直立。背光外围火焰纹富有张力。佛像具有北魏早中期雄强的风格，受到了中亚和印度笈多艺术影响。 车安生造鎏金铜观音菩萨像北魏延昌三年（公元514年） 白石佛像北齐（公元550-577年）佛像由白色大理石雕成。佛像头部较大，上身修长，整体雕刻几何化，北齐特征鲜明。贴体的佛装和头光中的缠枝花卉纹样受到古印度笈多艺术影响。 聂氏义邑六十余人造四面石像东魏武定元年（公元543年）石像四面上部各开一龛，供奉三佛一菩萨，下方长方形小龛刻佛像四身，四面共计十六身，根据题刻“王子像主”可知，表现的是《妙法莲华经》化城喻品所说的十六王子出家成佛故事。下方锲刻造像发愿文，记录此像是聂氏义邑六十余人发愿建造的。义邑是古代民间自发组织的佛教信仰团体，多由地缘和血缘关系相近的人组成。 陶武士俑北魏（公元386-534年） 石天人头部残件 北魏（公元386―534年）这件天人头部出自云冈石窟第十七窟，面庞圆润、五官集中，具有明显的西域特色，为云冈一期造像。 石一佛二菩萨像东魏（公元534-550年） “石像十堪”碑北齐（公元550-577年） 马仕悦等石造像碑北齐武平三年（公元572年） 白石佛头像北齐（公元550-577年） 石千佛造像碑北周（公元557-581年）造像碑满布坐于佛龛内的小型千佛，在碑正背两面各有一大龛，主尊分别雕刻释迦牟尼佛与弥勒菩萨，均胁侍两弟子、两菩萨、两力士。整个造像碑表现了佛法的延续与无穷尽。碑上造像粗短、圆润，为典型的北周风格。 石造像底座南朝（公元420-589年）这件石刻是一尊坐佛像宝座残存的底台部分。现残存底台平面呈六边形，表面雕刻六身立姿护法神和五身矮小的眷属像。 石造像残碑南朝（公元420―589年） 石造像残碑南朝（公元420―589年）线描图 石佛像北齐（公元550-577年） 隋唐五代 初唐雕塑还保留有南北朝到隋代的特征。高宗、武周时期，唐代雕塑样式正式确立，以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大佛雕像为标志，雕塑艺术达到全新高度。开元、天宝年间，盛唐雕塑对形体刻画的雍容华贵几近逼真，成为中国雕塑艺术的高峰。中晚唐雕塑的形体逐渐臃肿，华丽有余而气韵不足。五代雕塑继承晚唐肥硕、块面化的特色，但刻画较之前简洁。该时期政权割据助长了地域风格的发展。 石菩萨像唐（公元618——907年） 石天王头像唐（公元618-907年)头像五官雕刻富有张力，体量硕大，气势逼人。 鎏金铜思惟菩萨像唐（公元618-907年）菩萨右手托颊作思惟状，高发髻，束发披肩，宽肩收腰，四肢修长，体现出武周时期的特色。盘腿而坐的思惟形象受到印度笈多艺术影响。据底座结构判断，这尊造像可能是群雕中的一部分。 漆木迎叶头像唐（公元618-907年） 石天王像唐（公元618-907年） 杨长史石造像碑唐开元九年（公元721年） 彩绘陶骑马俑唐（公元618-907年） 宋辽金 宋代雕塑从唐五代以来理想化的夸张表现，向注重世俗情趣的写实主义方向发展。相较于唐代雕塑外放的、绚烂的表现，宋代雕塑是内敛的、克制的、平易近人的。辽代雕塑继承了唐代北方地区的雕塑传统，结合契丹民族的审美，风格雄强华美，与宋代雕塑有明显区别。金代雕塑主要继承辽代遗风，也受到宋代雕塑影响，部分区域如汾河下游地区雕塑风格，较辽代更加敦厚强壮。大理国地处西南，其雕塑艺术受到唐宋、吐蕃、中南半岛等诸多方面的影响，风格多样，造型奇特。 漆金彩绘木观音菩萨像北宋（公元960-1127年） 白石天王像北宋（公元960-1127年） 铁罗汉像北来（公元950-1127年） 木佛头像北宋（公元960-1127年） 鎏金铜大日遍照佛像佛像内腔铸有大理国盛明二年（公元1163年）张兴明等人发愿造金铜像大日遍照一身等内容的题记。装饰耳珰、臂钏，结降魔触地印的宝装佛像源自印度菩提迦耶，初唐时传入长安。大理国的大日遍照佛造型受到四川地区此类唐代宝装佛像的影响。 漆金彩绘木雕大势至菩萨像 金（公元1115——1234年）这尊大势至菩萨木雕坐像源自山西南部汾河流域。金、元时期这一地区木雕造像繁盛，表现出身材壮硕，装饰华丽，雕刻立体，线条流畅、夸张等特征。 浮雕伎乐石础辽（公元907-1125年）该石础是经幢的底层部分，八面各开一壸门，壶门内雕刻伎乐一身，分别为吹笙、抚琴、弹曲项琵琶、吹笛、吹需廉、击拍板，舞蹈两人。 铜十一面观音菩萨龛像辽（公元907-1125年） 元明清 元、明、清时期的雕塑更加世俗化，富有人间趣味。宗教雕塑逐渐向程式化、工艺化方向发展。汉传佛教造像对前代的继承多于创新，塑造重心由主尊佛像转向了菩萨、罗汉等与现世更加密切的题材。藏传佛教造像兴起，并与汉传造像交流融合，形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汉藏融合的造像样式。装饰雕塑、工艺雕塑繁荣。工艺类的文玩雕刻体现了文人的清雅品味，在这一时期雕塑中别具一格。采用各种材料雕刻或捏塑的人物、动物等陈设雕塑和建筑构件得到充分发展，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雕塑形式。 彩绘木观音菩萨像元（公元1271-1368年） 透雕铜竹节熏炉明（公元1368-1644年） 龙泉窑青釉露胎瓷关羽像明（公元1368-1644年） 鎏金铜密集金刚像明（公元1368-1644年） 鎏金铜东方四供养天女像（之一）鎏金铜补嘎西佛母像明（公元1368-1644年） 彩绘泥塑菩萨像明（公元1368-1644年) 铜释迦牟尼佛像明宣德（公元1426-1435年） 铜观音菩萨像明（公元1368-1644年） 铜普贤菩萨像明（公元1368-1644年） 木东方朔偷桃像清（公元1644-1911年) 潮州金漆木雕人物故事花板清（公元1644-1911年）这两件花板雕刻的是“郭子仪庆寿”与“张公艺百忍成金”，此类民间故事题材在潮州木雕中比较常见，表达了人们对富贵寿考、家庭和睦的向往。 潮州金漆木雕三国故事花板清（公元1644-1911年）这两件花板刻画了诸葛亮与周瑜为争夺荆州而隔江斗智的故事片段。故事源于《三国演义》，周瑜引诱刘备东吴娶亲，结果弄假成真，落得“周瑜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场。 象牙竹林高士图臂搁清（公元1644-1911年） 鎏金铜翅楼罗像清（公元1644-1911年）迦楼罗又称大鹏金翅鸟，口中衔龙、脚踩龙王表明其降伏龙族的属性。造像胎体厚重，鎏金明亮，装饰宝石，是一件18世纪北京地区制作的藏传佛教造像。 鎏金铜大威德金刚像清（公元1644-1911年）这尊大威德金刚身形饱满，胎体厚重，鎏金明亮，装饰宝石，发髻染红表明护法身份，是一尊18世纪北京地区制作的藏传佛教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