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绍鸿

北方

邹兰东口述，北方整理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哥们儿绍鸿，再也没丝毫气力，抵抗一年来病床上的折磨，彻底得到解脱，驾鹤西归，去了传说中的仙境。

我和绍鸿是初中同班同学，相识于1964年，距今已60载。

那年他从空军育翔小学，我从西城的小学来到天坛中学。一入学，班主任老师便让他当班长，三道杠成了大队委。在老师眼中，他是个听话的好学生，胖胖的脸庞，墩墩的身体，显得格外憨厚。不像我，从来就是不招老师待见的淘气包。

他在学校鼓号队敲大鼓，一招一式，精神抖擞，挺像回事儿，引得不少学生注目。而我在课余时间却和几个同学东跑西颠，汗流浃背。

中学一年多时间，我们只是认识，他住北空大院，我住光明楼，虽咫尺之遥，上下学本应同路，但极少相伴过。

真正我们俩人的交集，还是起自于66年。

那年运动爆发。7、8月份，红卫兵运动在北京的中学兴起，我校一些年龄偏大的学生，趁机成立红卫兵组织。批老师斗校领导，冲向社会破四旧，抄家，尽显红小将凛凛威风。

也让人奇怪，如此轰轰烈烈的运动，我校学生中的干部子弟却没有参与其中，他们多来自北空和国家体委，在运动中没拔头筹，大概其的原因也是年纪小，家里管的严。

“也不能看着人家闹革命呀！我们也成立个组织吧”？几个人气不服，私下商量。事不迟疑，说干就干，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组织很快应运而生。这帮人中，绍鸿作为发起人之一，发挥了作用，且有一定影响力，善于出谋划策，自然成了组织的头儿。

到了9、10月份，大串联风吹到校园，绍鸿和院里几个同学去外地“煽风点火”，我和几个同学坐火车一猛子扎到广州，然后又步行串联上了井冈山。

串联回来已近年末。运动虽在进行中，但风头已变，到处上下揪走资派，绍鸿父亲时任北空工程部部长，因新疆航空队历史问题成了“叛徒”，我父亲也被揪斗靠边站。我们成立的这个组织本来也没干什么太出彩的事儿，就图表面风光，拔拔份儿，让人高看。

如此形势下，再也没什么兴趣关心运动，把组织扔到一边，变得有些颓废。整天没事儿，骑着自行车一起东游西逛，四处招摇，干了些没名堂的事儿，还觉得挺好玩儿，自以为乐，荒渡光阴。

68年末，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因父亲问题，我征兵入伍军装都领了却让人告状退回，绍鸿父亲也在受审查。大人原因受连累，在京没有出路，只能随着大拨去农村插队。

到了陕北农村，我俩分在一个队。当时陕北农村非常贫困，初来乍到极不习惯。之后，逐渐和老乡们在一起，历经寒冬夏暑四季耕作，学习各式农活儿，吃苦受累，慢慢醒悟走上社会的不容易，为以后人生挑战打下了根基。

绍鸿脑子好使，受乡亲俭朴生活熏染，精于生活算计，用队上分配的收获物捣腾换钱。我也学会了宰杀猪羊，大灶上炖上一锅香喷喷的肉，改善了知青灶上的生活。

农村生活很苦，日子朝不保夕，知青们年龄小，玩儿心正浓，总在山沟里呆着，时间长了也闷得慌，农活干些日子便放下农具，自己给自己放假，赶集、进城、串队，滿世界玩儿，心情得到放松，时光不知不觉中从身边流淌。

72年下半年，我招工去了汉中工厂。这之前，我已并队到外村，绍鸿原封不动在村里。我们分开后也常书信往来，这期间随着几次招工，慢慢队里知青只剩下两三人，他也甚为寂寞，交了女朋友，成了后来的爱人。他妈妈抗战在胶东参加八路军，了解农村生活，也特地来看儿子。7年之后他才被招工到西安铁路局。

76年春，我回家探亲，到西安东站去看他，我们一起去爬了华山。他的工种是火车司炉，看到他一副煤黑子样儿，工作条件肯定艰苦，火车机头运行，要靠司炉工不停地用大铁锹往炉膛里添煤，司炉工一个班不知要轮上多少次铁锹，这个场景不用细说谁都知道。他却说，我身体可以，这活儿不算什么，能抗得住。想起在农村插队时，我们村4个男知青人里边儿，他就是最能吃苦的人，干活儿不惜力，能抗活儿。

二

80年代，我们相继回到北京，绍鸿得益于父亲帮助，两口子调到了青云机械厂，分别在器材科和幼儿园上班，他们先是住在母亲单位，后来厂里分了房子，一时工作顺利，家庭生活安定。

我们又见面，走到了一起，延续了之前多年的来往。

80年代，改革大潮冲击着国人的神经，思想获得大解放，绍鸿身陷其中也不例外。

因为工作的原因，他经常外出跑业务，热衷赶潮流，跟时尚，在街上看到有人骑嘉陵摩托车，他就买了辆雅马哈大摩托，有业务跑业务，没事儿时就骑着满四城逛。

满处找磁带。

他和北空等大院里的一帮哥们儿气味相投，迷上了磁带。那时，社会上单放机、录像机盛行，不少人家觉得电视台内容乏味，就淘换港澳台录像，以调济生活乐趣。绍鸿他们也如此，但还有更特别的内容，就是看毛片儿，这东西带有隐秘性，市场上没有，全靠私下传借。他就此迷上了这道儿，闲了就带上录像机和磁带，骑着摩托满城跑，东家进，西家出，借还带子、串带子，玩儿的不亦乐乎。

我和他也一道去过，弄回磁带，拉上窗帘，在黑暗的房间里，一堆人男女都有，互不相识，目不转睛盯着彩电大屏幕，看着光怪陆离的形象，目瞪口呆，令人咋舌，难以启齿。

类似事干多了，自然就容易走漏风声，让人盯上。赶上严打，他进去了，受了几个月教育放了。那时候孩子尚小，家事繁多，夫妻之间也就难免生出来了嫌隙。

颠簸在治富路上。

这时市场经济开始时兴，人们无不“向钱看”，他也迎风而上，在单位办了停薪留职，到处寻找商机。

他整天在外面跑，婚姻也走到了尽头。本来厂里分的房在海淀，位置好，不知他怎么想的，一跺脚把房子卖了，拿卖房的钱买了辆小汽车，并且投资办起了搬家公司。有了车却没地方住，正好我妹妹出国，在这边有空房，我便让他在空房暂住，他在这住了约4年，直到我妹妹的房被单位收回，他便搬到父母家去了。

他看中搬家公司这行，觉得能赚钱，着手起执照，买车辆，雇工。当时北京才开始兴这行业，干的人还不多，生意发展的如鱼得水，最多时养了10多辆车，我做过汽车修理工，他的车有了毛病，常叫上我和其他同学给他帮忙修车。

这期间，他挺风光的，没事儿就招呼一帮朋友吃上一顿，还开上车到外面旅游，我和他就去过白洋淀等地方。

生意干着干着不行了，社会上搬家公司开的多了，竞争太激烈，还有用人不淑，管理不善，干了4、5年也没赚太多，最后只好清理收摊儿。

没了实体公司的拖累，浑身一身轻，他便干起了社会上人称“皮包公司”的行当。整天夹着皮包，包里名片、文件、资料信息、执照、图章、印泥样样俱全，开着车，京里京外，四处寻找信息，拉找客户，介绍生意，从中切缝谋利，干了有些年。

这些年来，他在社会上东跑西颠，社会关系比较广泛，三教九流结识不少人，有做生意的，有搭桥铺路的，有能助事业一臂之力的，有聊补空虚逢场作戏一时慰藉的。

没有家庭的羁绊，他的个人生活变得更加自由，天南海北到处游，想去哪儿，说走开着车就上路，没计划，走到哪儿算哪儿。新疆、云南、宁夏……，跑遍了全国。有回到了拉萨，引起高原反应，住了几天医院只得坐飞机返京，汽车又托人从铁路运回来。旅游夭折，花了钱，一路白折腾。

三

看到他这些年的境况，我和朋友也常劝他，人到了这岁数，千万照顾好自己，该收收心了，把亲人儿孙拢在身边，过好晚年生活。

父母在世时，他对父母还是很孝顺的。而朋友们对他的劝告，则我行我素，强调着他的理由。只是到了近几年，自己觉身体一年不如一年，遂玩儿心渐泯，有些事儿算想开了，收敛多了，和儿子有了来往，儿子经常带孩子来看他，照顾他，汽车也交给了儿子。那段远去的婚姻虽未复燃，但也慢慢的接受了前妻的关心照料。一年多来，生活安稳，直到他这次住进了医院。

多亏儿子在家中安装监控，去年6月一天，他孤身在家，重蹈前两月的覆辙，又一次突然昏倒，被儿子发现，将他送进医院。这次病情严重，经诊断为脑梗，根据病情，大夫开出治疗方案，为了抢救父亲，儿子同意，做了气管切开手术，从这时起，他便没有了正常吸收和排泄功能，一切交由医生和护理人员侍候。

这期间，儿子和亲属不时来看他，陪护料理，感情安慰。

他住院的事儿，我和朋友商定不打扰同学插友，没对外说，我代同学们，最初几月隔三差五，以后十天半月常去看望，买些需要的，如卫生纸、薄膜手套、尿垫，还有鸡蛋做鼻饲补充营养等。

开始住院时，他意识尚清醒，虽不能说话，但能认人。见了我们，只是呜呜地哭，表达着对生命的百般留恋……。约半年后，他已不认识人了，形色枯萎，皮包如骨，让人看到十分难受。住院一年，几经转院，终于走到人生尽头。

在儿子的一手操办下，举行了告别仪式。儿子不愧是个好儿子，虽然从小得到的父爱很少，却把他的后事办的很漂亮。让父亲堂堂正正，不留遗憾，离开了世间。

我默默地伫立在告别厅，望着花丛中的他及屏幕中不时闪过的帧帧生平照片，陷入沉思，回忆起和他在一起的日子，不由述说了这段欲说还休的过往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