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父

宝马传奇

　　我的外祖父徐文宦，号景尧，终年84岁。生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但却隐藏着不为外人所知的身世。

外祖父的曾祖徐呈吉，是清朝的三品大员。

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华夏大地，烽烟四起。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和张乐行领导的捻军，纵横四海，杀富济贫，搅得清廷不得安宁。

凤台团练苗沛霖，蒙城人称苗蛮子，趁机发展壮大私人武装。先后投靠捻军和太平军，攻陷凤台、颖上。继而又投靠清廷钦差大臣胜宝，诱捕太平军英王陈玉成。随后又联合捻军黑旗首领李成，合兵攻打蒙城。

蒙城告急，清廷派三品大员徐呈吉领兵驰援，打退了苗蛮子。随后，苗蛮子重整旗鼓，再次围攻蒙城。把蒙城围困的水泄不通，并阻断了所有进入蒙城的运粮通道。

在围困蒙城期间，苗蛮子对三品大员徐呈吉怀恨在心，杀光了四乡八村所有的徐姓人家。

蒙城被围困数月之久后，守城军民在外无粮草补给的情况下，不得已而出现人吃人的现象。盛传当时城内的人，都不敢串门、走亲戚。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的啃木头，这一顺口溜，充分的说明了当时的困境和惨状。面对困境，徐呈吉派人突破重围，到山东请来了僧格林沁，才解了蒙城之围。

在徐呈吉和僧格林沁的内外夹击下，杀的苗沛霖部四散溃逃。徐呈吉以牙还牙凡是姓苗的，见一个杀一个。前有百里不姓徐，后有百里不姓苗之说。

蒙城人民为感激僧格林沁解围之恩，在城内西南角建了个僧王祠，蒙城老百姓习惯称为僧王府，位置就是现在的老一中大院。

鉴于徐呈吉守城有功，同治皇帝在县衙西侧御封大夫地，恩泽后世。大夫地东起文明街，西至护城河（即现在的邮电局到建委所在地），南到现在的二院南楼，北至二院后面的解放街，总面积比僧王府大多了。大夫地坐西朝东，南北共有两个大院。每个大院东面正中间都有独立的大门，四周一圈青砖瓦房，属四合院形制。我上小学时还进去过，后来开通新城路时，才被拆除。可惜了，文物保护，任重而道远。

徐呈吉有四子六孙均居住在大夫地，直至解放后，仍有曾孙辈及玄孙辈居住。五十年代，县政府征用大夫地北院成立县医院。当时补助了一万元，由我外祖父领取。在分摊时，出现了意见，有人提议按老一辈分摊，有人又说按小一辈分摊，吵闹之声不绝于耳。后来，县政府又征用大夫地南院，让我外祖父去领取补助款。鉴于上次分摊时出现的矛盾，我外祖父就没有去领取，补助款也就不了了之了。

解放前，我外祖父是国民党党员。他的姑舅老表杨子仪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县政府参议员，县政府建设科科长。杨子仪思想进步，是中共地下党特别党员。杨子仪在黉巷口东南拐角开有三间大同书店，由我外祖父经营。实际上却是中共地下党蒙城县委的秘密联络站，邵光、卢西球 等主要领导都是在这里秘密开会。

1940年春，杀人魔王县长袁传璧逮捕了杨子仪、卢锡璜、李季臣、尚志忠四人。不久，就将四人活埋在城东扁担王庄东北角，并有保安团派兵看守，不准家里收尸，这就是轰动皖北的“蒙城青抗会惨案”。

　　一个星期后，我外祖父带人半夜里偷偷摸摸的把杨子仪的尸首挖出，用板车运走，埋在城南十八里杨自家地里。

据我外祖父讲，挖开土后，四具尸体已经腐烂，认不出哪个是杨子仪了，只有从衣服上去辨认。杨子仪就义时身穿崭新的蓝布偏襟大褂，是我外祖父的母亲，也就是杨子仪的姑母亲手做的，还是我外祖父亲自送给杨子仪的。后来，我外祖父又把杨子仪的两个儿子亲自送到了宿蒙县委，交给了邵光、卢西球。作为烈士遗属，得到了特别的照顾。解放后，杨子仪的大儿子任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二儿子杨树仁是县政协副主席，说明国家没有忘记烈士的功绩。

我舅舅跟我说，杨子仪不是蒙城人。老家在涡阳县杨土楼子，就是现在的涡阳火车站所在地。当年，杨子仪的父亲举家迁到蒙城城南十八里杨安家，并买了一顷地（100亩）。杨子仪的父亲和我外祖父的母亲是同父母兄妹，兄妹俩都学过四书五经。

解放后，鉴于我外祖父对党的贡献，给他安排在纸烟分销处（烟草公司的前身）工作。大概是1956年，城里人不准有土地。我外祖父欲辞去工作，想回乡种地。当时的城乡区委书记蔡永春在澡堂子里洗澡时，跟我外祖父说，你又不会种地，你回去能干啥？可是，我外祖父却执意回乡务农。那时候，我外祖父认为，有地种粮，就不愁吃喝。现在想来，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粉碎“四人帮”后的1980年9月，蒙城召开政协会议，邀请了原中共地下党邵光、卢西球等主要领导。会议期间，邵光、卢西球还专程看望了我的外祖父。问他在文革时期有没有受到迫害？生活是否困难，要不要照顾等等。

我外祖父年老后，因贫穷看不起病，被小肠气活活的折磨致死，想想也够悲惨的。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五代，此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陆景运于2024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