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商平粜引发“案中案”

八月雪

　　前言：洪涝和饥荒、病疫灾害期间，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安抚民心，徽州一府六邑一方面发布告令，采取严厉的惩治措施，歙县知县彭好古为严厉打击盗贼发布教谕“迨至凶年而人人相戒日：宁死饥，毋死盗也”（万历《歙志》传卷一）。

另一方面，府县官员和各村乡宗族组织积极开展教谕引导，并采取激励和调控措施，形式多样的民间救灾抗疫的“义治”盛兴，及时弥补了官府治疫救灾中缺银少粮的空白，也稳定了乡村社会秩序。尤其是通商平粜，拯救灾民措施实施。每遭洪涝灾害和病疫灾害，饥民剧增，粮价上涨，官府和民间乡绅乡贤纷纷合作出银出谷平抑粮价。

《沙溪集略》卷四记载徽商凌顺雷灾疫之年冒着暑热奔波苏皖，购得谷米“平价以售”轶事：“岁辛未旱饥,道殣相望,公虑市米无多,人有怀金钱而枵腹终日者,乃冒暑热往返江苏间采买接济，道经严陵青溪,居人阻截，公等筹画申理得直，故米艘得源源而来，平价以售，如是者数四，乡里赖之。”康熙《徽州府志》记载：汪太护，(明)歙稠墅人。尝贾毗陵，值岁棂，出谷大赈，后里中饥，输粟六百石，郡守李公申请赐建义坊”（ 清丁廷楗，《徽州府志·卷十八·杂志·下异》，康熙三十八年刻本）。

161年前徽州屯溪镇发生了一起“民告官”的群诉群访官司，将人们视野带到百年前的这场通商平粜义举引发的讼事中——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一场洪涝灾害袭击休宁、屯溪，休宁县屯溪镇发生了一起通商平粜中引发的“案中案”——

纠纷骤起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徽州发生洪涝水灾。“灾害为近数十年所未有，离居者十户而四五”，以休宁的屯溪为最重，总计整个徽州受灾人口1696人。“五月十九日后连朝阴雨，二十四五日，又复大雨倾盆，山洪下注”（见刘汝骥《陶甓公牍》）。水灾发生后，当地官府积极动员当地民众士绅与旅外徽商，共同筹措救灾物资，有效开展灾后救助。

六月初十日，休宁县县衙突然接到屯溪居民吴士林一纸“民告官”诉状，诉称不满当地官府平籴限制而告之公堂。

状子陈列官府肇事官员的“二大罪状”：一告当地公济局，指责公济局平籴限制的规定不合理，不能满足灾民的基本需求。自家属于特殊贫困家庭，孤寡母子相依为命，且家中上老下小人口众多“因食口众多，满拟多籴，局员喝阻不许多籴”，由此发生争吵多人扭打。

二告当地巡警局，挟私偏袒，欺侮孤儿寡母，不问青红皂白纵勇滋事，重伤据理力争的吴士林，以至上访吴士林机“久溷局中”要求给予说法。

平籴不公还欺辱孤儿寡母，一时间群情激愤，多人涌入县衙要求秉公平籴，惩处挟私偏袒警员，混乱中，平籴卖谷无法继续。“屋漏偏遇连阴雨”，此时，休宁县府又接到屯溪德厚昌商号店东曹英诉状，状告巡警局官员任恒智“平日里就嗜烟纵赌、而今又纵勇滋事，故其人应停职，其所在的巡警局应解散停巡”。警官“嗜烟纵赌”又“纵勇滋事”从而导致民变，事情非同小可，这场平籴纠纷引发巡警局深陷其中的群访群诉事件，如果处理不当必将影响洪涝防御治灾大局。

情势裁断

时任徽州知府的刘汝骥在接到休宁县县衙详细禀报后，一方面督促休宁县派员赶赴屯溪当地展开调查，一方面派员安抚群众、纾解群访者情绪，尽快恢复救灾平籴卖谷秩序。

经过大量走访和一一详尽查看各方的诉状，申辩，在搜集大量的人证、物证后，终于弄清这起群体性上访的“民告官”案件引发的原委——

事情的缘起是休宁县孀妇吴程氏之子吴士林等人，“因食口众多，满拟多籴，局员喝阻不许多籴，氏子语言无知……信口嫚骂”导致与现场维持秩序的执勤警员互相扭打，吴士林等受有轻伤，吴士林等就趁机“久溷局中，图诈不去”引发当时不明真相群众同情和愤怒。原来就与巡警、义绅存有矛盾的德厚昌商号店东曹英“挟仇抱怨”借此上诉，众人参与，致使事态扩大，使得一起普通的警民纠纷案件不断升级成为群体性事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不过，现场平籴的义绅却有着另外一种说法，指责受害人吴士林三番五次平籴买谷，不允便滋事喧闹，是这场纠纷肇事“魁首”，要求官府予以严惩。一时间，孰是孰非，众口悠悠，莫衷一是。

　　公堂之上，争辩双方唇枪舌战、你来我往，相持不下。

按理说，平籴要视家庭人口需求而定，孀妇吴程氏家中“食口众多，满拟多籴”也属情理之中，但局员“喝阻不许多籴”才导致矛盾和事发，似乎现场维持平籴秩序的公济局平粜人员纠纷处置的方法欠妥，存有违法欠理之处。但刘汝骥细细查看案卷，又倾听各方诉说后，却有着不同的想法。

他认为，眼下洪涝灾荒之际，缺粮少食成为当务之急，为了不至于发生饿殍满野、哀鸿遍地后果，社会义士和乡贤出银出谷来通商平籴，抑制粮价暴涨，救灾民于水火之中，作为官府不仅积极参与更应该大力维护。

灾年平籴谷物有限，不可能跟寻常一样按人口分摊，只能均衡统筹量户而行，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缺粮数百户灾民维持生计。洪灾之年，“平粜本有限制，不能任人多籴。否则囤积转售，强者籍以取利，弱者转无从得食，流弊丛生，何可究诘？屯溪穷民不下数百户，何以虚来实往，均无异言？而子不遵约束，强欲多籴，本属不合。为局员者喝之，可也。斥退阻之，可也。”（见刘汝骥《陶甓公牍》）

由此看来，无数不多平粜库存对于屯溪当地数百户灾民而言不可能“任人多籴”否则不仅不能做到“虚来实往，均无异言”而且会造成“强者籍以取利，弱者转无从得食”之平籴不能的后果。

上告者吴士林“不遵约束，强欲多籴”原本不合规法，公济局平粜人员认真履职“喝之”“斥退阻之”合规合法，更符合灾年平籴按户均衡实施的客观实际，无可抱怨。更何况，平籴士绅日夜辛苦操劳救济灾民，平抑粮价，理应受到尊重。所以，面对洪涝灾害中急需救急的受灾户来说，平籴分谷丝毫不可耽误。

知府刘汝骥缜密分析后遂作出批示和裁断：士绅照常开粜，不得因噎废食。

孰是孰非

平籴之争的前因后果到此应该是较为明了，但争执中是否存在巡警局“纵勇滋事”致使吴士林重伤之过呢？

首先，查明伤情是前提。刘汝骥查看各方证据并走访知情者，查明吴士林的受伤情况，“嗣经该县刘令禀覆，吴士林伤已验明，惟左肋拳伤一处，别无伤痕。讯系警勇费志发、李荣生二人所殴，当予分别责惩。任弁喝令一节，实无其事”。这就是说警员伤人事实存在，但只有“左肋拳伤一处，别无伤痕。”至于任恒智警官喝令警员伤人控告毫无根据。

警员费志发、李荣生也当堂陈述证明，殴打吴士林是因为其不听从公济局维持秩序警员反复劝阻，屡籴滋事造成平籴无法正常进行，所以强制其离开而发生冲突，并非听从“任弁喝令”。

　　其二，分清是非为基础。关于吴士林当堂所述“未买粒米，并无强买滋闹情事”之辩，刘知府审案后认为，“查吴程氏遣抱拦舆禀内，……氏子语言无知，触怒赶毁等情，是皆吴士林屡籴滋事之明证”这就是说无论是吴士林之母抱栏滞留还是吴士林“触怒赶毁”等这些缠闹群访等行为均属于“屡籴滋事”，应承担相应过错惩罚之责。

其三，符合情理是关键。刘知府经过审理后觉得吴士林如果无“强买滋闹情事”，那么，“该警兵何仇于吴士林，而无故寻衅？”如果吴士林不几次三番地要求平籴买谷闹事，与其不熟悉的“平粜义绅又何恶于吴士林，而环请提惩耶？”，显然，吴士林所谓“无强买滋闹情事”而无故被警勇所伤以及为义绅所诬的狡辩不合情理。

刘知府还认为，面对灾情严重，饥民不断状况，“义绅焦劳辛苦，而经营之刁民游戏怒骂而破坏之，此揆之情法，无从为之解脱者也。”这就是说，这场抗洪救灾中，无论警勇还是义绅日夜操劳，十分辛苦。而作为肇事者吴士林等无理取闹“戏怒骂而破坏之”，企图达到多籴买谷多食多占目的，此显然属于“揆之情法，无从为之解脱者”。为此，刘汝骥饬令休宁县府：警勇“既违警章，自有法律绳之。刁民卧局滋闹，饬差押逐提案惩戒……仰休宁县立即查照节次批饬提集确训，酌予惩处报明查办，以彰公道而遏刁风”。

真相大白

对于“任恒智是否嗜烟纵赌及巡警局是否应该解散停巡”的控告，为了明了案情，彰显公正，刘汝骥特派在平粜纠纷中与警员扭打受伤的原告方之一的李鸿麟亲往查验。

经过一番查询，李鸿麟得知此次屯溪德厚昌商号店东曹英控告并非首次，对于“任恒智嗜烟”早已告发，而且当时“知府业经移请徽州营调验”，已经作出“却无嗜好”结论在案。 此次，屯溪德厚昌商号店再次控告，为了查明真相，刘知府决定“奉札后遵即重加调验”，一方面“移会徽州营札调来郡”查验以往结果，一方面让府署中腾出一间让李鸿麟与任恒智共寝其中。

为了查验任恒智是否属于“嗜烟”的“瘾君子”，共寝前让李鸿麟对任恒智周身彻查，防止“其怀挟代药品也”，结果，“四月初七辰刻入署，初十日午刻出署”，李鸿麟证实“入所之时遵示搜过，并无怀挟。终日相对共语，却又无倦容”显然并无嗜烟情形。如果任恒智“嗜好甚深”，必然有“委靡不振”表现，“何以在差两年有余，未据揭禀”显然其嗜烟的控告缺乏证据且与事实状况不符而不能确认。

关于“又原控收受赌规一节”，刘知府经过审查认为：“原禀既称有证有据，何不指其人以实之？应仍饬县随时访拿，果得有实据，与者受者即一并尽法惩治”可见，此前德厚昌号控告中无凭无据，显属于诬陷。

对于曹英所指控的借故让巡警局解散停巡之诉明显属于借警员殴伤吴士林之机，肆意扩大事件影响，以达到公报私仇目的。那么，究竟为什么德厚昌号店主曹英对警官任恒智有着如此的深仇大恨呢？

　　刘汝骥命人细细查访，终于寻找到蛛丝马迹。原来去年十二月，曹英就曾经因请警局差人帮助商号押运货物起了冲突而借故诬告想代换心腹外委张开元，不料遭到义绅洪廷俊等人的强烈反对，洪廷俊等人以“情形熟悉、缉捕勤能”公函要求留任任恒智。对此，曹英耿耿于怀，对义绅洪廷俊记恨在心。此番平籴卖谷纷争骤起，恰恰平籴卖谷的义绅是洪廷俊，德厚昌商号店主曹英觉得“一石二鸟”机会来了，“痛诋洪绅，是其本意，并非与任弁为难，直与洪绅为难，其挟嫌倾轧之情，已昭然共见”。真相大白，曹英为了一己私利竟然于抗灾平籴大事不顾，捏造事实，诬告任恒智以达到自己动机目的。

据此，刘知府作出判决：一是对纠纷中当事双方作出处理，吴士林受有微伤从宽免究。殴人局勇送县责惩。二是对德厚昌商号提出的撤换任弁、警局停巡和不认警捐诉请予以驳回。并言明“警察为维持秩序保卫治安，要政岂能因一二警勇殴人被拘，辙将全班停止巡缉……候札饬任外委即行照常梭巡查缉，以安商旅而戒不虞”。三是整顿巡警局，实现从此绅商“蠲除意见”的目的。

这起因平粜引发的纠纷终于在刘汝骥明察秋毫地细问深查中迅速下判而偃旗息鼓。

掩卷沉思

这起发生在一百一十六年前洪涝灾害期间的“民告官”行政纠纷案在徽州知府刘汝骥情势裁断和公正审理下案结事了。

纵观案件审理的全过程，不难看出一百多年前作为徽州知府刘汝骥除了缜密推理和情理裁判外，其在洪涝灾害特殊期间对于纠纷审时度势综合判断和丝丝入扣审理方法及精湛技艺对于当下诉源治理矛盾纠纷化解仍有着十分重要借鉴价值。

一是精准把握情势，综合协调是息讼止争的基础。这起平籴纠纷起始是吴士林孤寡母子因“因食口众多，满拟多籴”不满“局员喝阻不许多籴”而引发，照常理，卖谷应按着食谷人口按需配置，然而，屯溪平籴却以户配置自然引发不少灾民不满和愤懑。徽州知府刘汝骥关注到平籴卖谷中这纠纷易发原因，然而，调处中经过寻查细问后，马上把握住“平粜本有限制，不能任人多籴”的实情，同时敏锐抓住防止灾年有人借平籴之机“囤积转售”发国难财而将造成“强者籍以取利，弱者转无从得食”后果的关键，循循诱导、据理劝阻群访灾民回到理智轨道，有理有节地维护了义绅和警勇正义之举，果断裁决平籴发谷救灾继续进行，维护了通商平粜秩序。

二是公道处置，平抑舆情是化解群访群诉矛盾纠纷关键。由于吴士林孤寡母子渲染和闹访，使得不明真相的访户参与其中，对于通商平粜救灾工作推动和继续造成阻碍，如果不及时处置，则会造成更大范围灾民群访闹事的后果。尽管此案发生肇事者吴士林母子是无理取闹的“魁首”，但警勇释法不清鲁莽伤人也是事实。所以，徽州知府刘汝骥明知警勇伤人事出有因，但为显处置公道，仍实事求是地作出“警勇费志发、李荣生二人所殴，当予分别责惩”决定，同时饬令休宁县府“殴人局勇送县责惩”。而对于此次闹访灾民吴士林孤寡母子虽有“卧局滋闹”造成通商平粜无法继续违法犯科行径，但其家中嗷嗷待食“食口众多”也属实情，故判决“从宽免究”，使得众灾民心悦诚服，也促使肇事者吴士林母子对自己“戏怒骂而破坏之”违法行为悔罪认错。

三是公开透明，深入调查是分清是非责任的有效途径。此次“民告官”群访案件中，德厚昌商号店主曹英举报警长任恒智“嗜烟纵赌”并提出“解散停巡”申诉，形成“案中案”，造成此番群诉群访错综复杂。面对如此盘丝错节的复杂局面，刘汝骥别出心裁地让闹访上访户之一的李鸿麟参与调查和处理，让当事人自己来评判是非曲直，不仅增加审案公开透明，让不实之词不攻自破，而且还通过来龙去脉的调查，让当事人对案情了如指掌，各自责任也心知肚明，自然对案件判决心服口服，真正实现案结事了。通过这番调查审理，不仅洗刷警长任恒智被诬告“嗜烟纵赌”的屈辱，而且也使德厚昌商号店主曹英借构陷任恒智实则“痛诋洪绅”“其挟嫌倾轧之情”的动机“昭然共见”。

由此不难看出刘汝骥审判的策略和技艺，对于当下源头化解矛盾纠纷确实有着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