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大明“吴中四才子”

鹤鸣

说到“吴中四才子”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但如果讲到“江南四大才子”，大家肯定耳熟能详，其实吴中四才子即是影视作品里的常客“江南四大才子”。

而我们要注意的，一是在民间流传的“江南四大才子”故事，主人公为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和周文宾。但实际上周文宾为民间杜撰，真正跟其他三人并列的应该是徐祯卿。二是他们四人都为明成化、正德年间苏州人，故被称为吴中四才子。三是“吴中四才子”特指诗文领域。

通过考察明人为唐、祝、文、徐四人所作行略、墓志、传记、像赞等材料，可知当时并无“吴中四才子”定名。这一名目为钱谦益《列朝诗集》所创造，后为《明史》等沿用。钱谦益的根本目的，在于宣扬吴中派优于复古派的文学主张。

吴中四才子之唐寅

唐寅着色像（清叶衍兰绘）

唐寅(1470～1523年)，相传因生於寅年寅时，便取名寅，因为寅为虎，又取字伯虎，故民间多称其为唐伯虎，别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有“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美称，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学家。绘画与沈石田、文征明、仇英齐名，史称“明四家”，诗词曲赋与文征明、祝允明、徐祯卿并称“江南四大才子”(也称吴中四才子)，为江南四大才子之首。

成化十四年（1478年），唐寅的父母将其送入私塾读书。后唐寅通过童子试，进入苏州府学读书。在唐寅二十五岁左右时（即弘治七年（1494年）之前），其父母妻子、妹妹相继去世，对唐寅打击极大，便无心功名。经好友祝允明的劝解，唐寅闭关苦读，在弘治十一年（1498年）的应天府（今南京）乡试中，高中第一名。次年，唐寅在京城参加会试，身陷科举舞弊案，被黜充为吏役，于是愤而归乡。

回到家中后，唐寅的第二任妻子与其反目，而后待唐寅如父如友的文林（文徵明之父）去世，再加上身陷贿案所遭受的流言蜚语，让唐寅身心俱疲，病倒在床。为了摆脱科举贿案的阴影，他在佛经中寻求解脱法门，并以《金刚经》中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的“六如”自喻，号“六如居士”。随着名气日增，经济条件转好，饱尝科场失意后人情冷暖的他，愈发放浪形骸、纵情声色。

其弟唐申不满其任性，与其分家，唐寅便常居庵舍或友人处。好友文徵明也来信劝告，唐寅书《答文徵明》表达了自己的我行我素。在他家不远处的桃花坞，原为北宋名臣章楶的别业，到了明代已成为菜地和花圃。唐寅很喜欢桃花坞，便决定在此修建新居，起名为桃花庵，弘治十八年（1505年）三月，创作了名篇《桃花庵歌》。

大约在正德二年（1507）年的春天，桃花庵落成，乔迁之日，他邀请了沈周、祝允明、黄云等好友小聚，并作《桃花庵与祝允明、黄云、沈周赋》。此后唐寅又陆续在桃花庵添置了竹溪亭、梦墨亭、学圃堂、寤歌堂、蛱蝶斋等其他建筑。正德三年（1508年）底，桃花庵建筑基本完工，这里便成为了他创作的主要场所。此时唐寅的生活相对安定，除了以书画谋生外，偶尔也会收徒授课，还时常与新朋旧友聚会宴饮、诗词唱和。

正德九年（1514年）秋天，唐寅受宁王朱宸濠的聘请，前往南昌。途中游历了庐山，作有《匡庐图》一幅。宁王待其甚厚，但当唐寅发觉宁王的造反意图后，立刻装疯卖傻，宁王最终放其离开了南昌。

正德十年（1515年）三月中旬，唐寅回到了桃花庵。终日闭门谢客，饮酒、赋诗、作画，修整一段时间后，才开始正常的人际交往。

《匡庐图》藏安徽博物馆

宁王被处死后，唐寅的名声受到较大的影响，晚景十分凄苦。嘉靖二年（1524年）四月，作《钟进士图》，并题“长啸一声，鬼避千里；佩剑执笏，疾视不已。”借以驱邪避祸。曾留下绝笔诗一首，“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

《唐寅墨梅图轴》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画面中间的梅花风姿绰约，自题：“黄金布地梵王家，白玉成林腊后花。对酒不妨还弄墨，一枝清影写横斜。□堂看梅和王少傅韵。吴趋唐寅。”

钤“唐居士”朱文、“唐寅私印”白文、“南京解元”朱文、“六如居士”朱文、“吴趋”朱文印。

该图最早名为《孟蜀宫妓图》，由明末汪砢玉《珊瑚网·画录》定名。经专文考证，当为《王蜀宫妓图》，俗称《四美图》。藏故宫博物院。

此图描绘五代前蜀后主王衍的后宫故事，讽喻了王衍的荒淫无道。自题：“莲花冠子道人衣，日侍君王宴紫微。花柳不知人已去，年年斗绿与争绯。蜀后主每于宫中裹小巾，命宫妓衣道衣，冠莲花冠，日寻花柳以侍酣宴。蜀之谣已溢耳矣，而主之不挹注之，竟至滥觞。俾后想摇头之令，不无扼腕。”

嘉靖二年（1524年）十二月初二病逝，葬于桃花坞，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迁葬今之苏州市横塘镇王家村。

唐寅在绘画上成就最高，其代表作有山水画《庐山观瀑图》、《落霞孤鹜图》等，人物画《秋风纨扇图》、《李端端图》，花鸟画《墨梅图》、《风竹图》等。

《李端端落籍图》藏南京博物院

贺民摄于南京博物院无尽藏展览

《落霞孤鹜图》藏上海博物馆

《陶榖赠词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唐寅在书法上也十分了得，其风格丰润灵活、俊逸挺拔，代表作有《落花诗册》、《七言律诗轴》、《看泉听风图轴》等。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也很高，其诗作多用俚语、俗语，言简意赅又浅显易懂，以游记、题画、感怀之作为主，诗文主要以才情取胜，代表作品有《六如居士集》、《桃花庵歌》等。

吴中四才子之祝允明

祝允明像（清叶衍兰绘）

祝允明(1461～1527年)，字希哲，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因长像奇特，而自嘲丑陋，又因右手有枝生手指，故自号枝山，世人称为“祝京兆”，明代著名书法家。祝允明的科举仕途颇为坎坷，七次参加会试不第，以举人选官。祝允明擅诗文，尤工书法，名动海内，其书，隶、楷、行、草诸体均工，尤以草书成就为最特别，其狂草颇受世人赞誉，世有“唐伯虎的画，祝枝山的字”之说。其诗取材颇富，造语颇妍。其文多奇气，潇洒自如。代表作有《太湖诗卷》、《箜篌引》、《赤壁赋》等，所书“六体书诗赋卷”、“草书杜甫诗卷”、“古诗十九首”、“草书唐人诗卷”及“草书诗翰卷”等皆为传世墨宝。

祝枝山尚有《江海歼渠记》、《新闻记》、《九朝野记》、《枝山前闻》、《浮物》、《老怪录》、《苏材小纂》、《怀星堂集》等书传世，并编有《兴宁县志》。

祝枝山草书《陋室铭》

祝允明在书法史上最巨大的影响莫过于其重新倡导北宋尚意书风，并上承唐人狂草之路，使唐宋后狂草一脉的没落的局面有所改观。他将黄庭坚草书与唐颠张醉素的草书通过自己的整合而成为一种新式的草书图样出现在明代书坛，并使之成为明代草书的典范。祝允明草书审美风格的确立开创了明代浪漫主义风格，为之后的徐渭、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王铎的草书崛起起了引领作用，同时也为后代的书家将这种风格推向高潮埋下了一颗种子。

祝枝山为人风趣洒脱，才华横溢，好游山玩水而不拘小节。由于祝允明有不胜枚举的趣事轶闻,是极现成的创作素材,所以他常以足智多谋、能言善辩、乐于助人的形象出现于《三笑》、《王老虎抢亲》等众多的戏曲艺术作品中。

嘉靖五年（1526年）卒，享年67岁。祝枝山死后葬于苏州近郊横山祝氏祖坟，但沧海桑田，坟已无踪。

吴中四才子之文徴明

文徴明像（清叶衍兰绘）

文徵明(1470～1559年)，原名壁(或作璧)，字徵明。四十二岁起，以字行，更字徵仲。因先世衡山人，故号衡山居士，世称“文衡山”。明代杰出画家、书法家、道家、文学家。文为人谦和而耿介，不事权贵，尤不肯为藩王、中官作画，4年后辞官南归，筑玉磬山房，家居以翰墨自娱，潜心书画30余年。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去世，年九十岁。

文徵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是“四绝”的全才，诗宗白居易、苏轼，文受业于吴宽，书师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在画史上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又称“吴门四家”)。在诗文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

《蕉石鸣琴图》藏无锡博物馆

贺民摄于南京博物院无尽藏展览

文徵明出身书香门第，祖父及父亲都是文学家。文徵明幼时并不聪慧。稍长，学文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终于“大器晚成”。

文徵明擅长山水，亦工花卉、人物。早年画风细谨，中年较粗放，晚年渐趋醇正。粗笔有沈周温厚淳朴之风，又有细腻工整之趣；细笔取法于王蒙，取其苍润浑厚的构调，又有高雅的风采。长于用细笔创造出幽雅间静的意境，也能用潇洒、酣畅的笔墨表现宽阔的气势。画人物和水墨花卉，技法熟练，风格秀丽。画水仙多用冰白知法，花叶离披，备天然之妙。

其著作有《莆田集》。传世佳画有《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湘君夫人图》《石湖草堂》《石湖诗画》《横塘诗意》《虎丘图》《天平纪游图》《灵岩山图》《洞庭西山图》《拙政园图》等。

《停云馆言别图》藏天津博物馆

贺民摄于南京《无尽藏》展览

此图是文徵明为王宠所作的送别图，图中描绘的是王宠赴南雍之前，到停云馆与文徵明作别的场景。

《前后赤壁赋图》藏南京博物院

贺民摄于南京博物院无尽藏展览

（文徴明书，长子文彭题引首，次子文嘉绘前赤壁赋，莫是龙绘后赤壁赋）

文徵明还工行草书，尤擅小楷，篆、隶、正、草无所不能。所书四体千字文，成为后人临摹的范本。他与祝允明、王宠，同被誉为明代中或书法“三大家”。文徵明的小楷主要来源于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和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法度谨严、笔锋劲秀、体态端庄，风格清秀俊雅，晚年八十岁以后的小楷，尤其见功夫。行书主要学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智永，运笔遒劲流畅。晚年大字学黄庭坚，风格变得苍劲秀逸。他的传世墨迹很多，有小楷《前后赤壁赋》、《顾春潜图轴》、《离骚经九歌册》；行书有早期的《南窗记》，中期的《诗稿五种》，晚期的《西苑诗》。他的所有的作品，都笔笔工整，即使是快到九十岁时，也是如此，这在历代书法家中是极为罕见的。

文徵明在世时收藏过不少赝品。“绢本”《小草千字文》大约写于元末明初之间，被文徵明等人误认为“怀素真迹”误导世人数百年，可证文徵明的鉴定水平并不高。

众多文氏后裔与门生，汇成蔚为大观的吴门书派，使文家笔法风靡江南，大有笼罩一代之盛。从周道振、张月尊同纂的《文徵明年谱》中所附《后裔表》与《及门表》来看，文氏后裔中擅长文艺者达五十多人，跨越明清两代，门生中则有三十余人兼善书法。在文徵明后裔中，文彭、文嘉、文振孟等均非常杰出。文彭不仅书画继承家风，而且开创吴门印派，成为文人篆刻流派的开山之祖。

这一时期文家笔意风靡江南，即使到明末董其昌将松江书风推至巅峰，吴门书派衰微之时，吴中一带的文氏书风仍未被董氏取代。

董其昌的聪明之处在于不师文徵明之迹，而师文徵明之心，师文徵明之径——力追古人。董其昌在学书之初即以文徵明为参照与竞争的对象。董其昌研习过晋、唐、宋人法书名帖，常以己书与赵孟頫相比。这些正是文徵明的学习途径。可见董其昌能在吴门书画衰微之时异军突起，文徵明对他的影响至关重要。

文徵明生平立下三不应的规矩，即“宗藩、中贵、外国”三不应。尽管如此，他的书画还是流传海外，以日本的最多，并以书法为甚。

贺民摄于南京博物院无尽藏展览

吴中四才子之徐祯卿

清•顾沅辑《吴郡名贤

图传赞》之徐祯卿像

徐祯卿(1479～1511年)，字昌谷，明代文学家，被人称为“吴中诗冠”，是吴中四才子之一，因“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之绝句而为人称誉。徐祯卿的诗风格清朗，但他不通书画，相貌丑陋且性格不显，故在一些文艺作品中被杜撰的相貌秀美的周文宾取代。徐祯卿在当时的诗坛占有特殊地位，诗作之多，号称“文雄”，与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并称“前七子”。所作《谈艺录》，只论汉魏，六朝以后不屑一顾，阐述重在复古之论。其诗格调高雅，纵横驰骋于汉唐之间，虽刻意复古，但仍不失江南风流之情。

徐祯卿后期信仰道教，研习养生。明正德六年（1511年）卒于京师，年仅33岁，葬于虎丘山西麓万点桥的郁家浜北端。徐祯卿的著述尚有《迪功集》、《翦胜野闻》、《异林》等。

徐祯卿专精于诗，其诗歌理论著作《谈艺录》中将情感作为诗歌思想内容的重要来源。徐祯卿立足于情感的真实，强调诗歌的内容特质。吴地尚情的文化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对七子复古文学产生冲击，徐祯卿在其中的作用功不可没，他以吴中文人的身份加盟七子复古派，在接受北方复古主义思潮后，并没有抛弃吴中文学重情观念，而是融汇南北之长，将吴中尚情的特色带入七子复古创作中，形成既同于七子又别于七子的“昌谷流派”。

吴中风光秀丽，山黛谷幽，士人久居于此，得山水之灵气，孕育出缘情绮靡的情感特质，加之吴中远离政治核心，使得吴中文人对自然、对人生的感悟富有浓郁的浪漫情调，他们很少提及尖锐的时政，更多的是从身边生活着眼，体悟着世间情思。徐祯卿诗歌中那些“沈酣六朝散花流艳文章烟月之句”以哀婉缠绵的多情之态，传达出与吴中文化相继相连的一面。如“飘荡东西不自持，多情牵惹有飞丝。”营造出与自然生命的交融之情。他将所见之物心灵化，将客观世界和主观精神交融，落花、新燕、一草一木都有了生命的情感。他笔下的诗歌也有自伤身世的落寞之情，如“铅华隔断春消息，怨杀西风不敢啼。”传达出一种幽怨宛转的情志，流露出诗人身世飘零的落寞感。诗人的文学个性与地域的文化氛围相契合，造就了徐诗中“孤妻怨妾自有态度”的几许蕴藉深情。

他的诗歌创作以登第前后分为两个阶段。登第前生活在富足的吴中地区，其诗多沉浸于流艳风格，登第后受到李梦阳为首的京师诗人影响，反对六朝浮靡之风，诗风与此前有很大区别，宗汉魏与盛唐，同时吸取两个时期诗歌精神，与时代、个人经历相结合，凸显深刻体悟。

王维与孟浩然对徐祯卿影响巨大，五律诗呈现出高朗、清峻风格。七绝则学王昌龄，情感满满，不乏佳作。七律诗呈现超妙秀朗之风范，具盛唐大家之境。另外，徐祯卿喜欢写歌行，似天籁之音，有李太白之风。五言古诗有汉魏、盛唐之遗律，乐府诗则以六朝娴雅流艳为主导。

徐祯卿的诗，充满真情倾诉，他用诗诉说自己的悲伤、沉郁、欢喜与友人之间的惜别。情感真挚才是其诗的灵魂。他在诗中抒发丧母悲痛，描写与友人相聚诉说挥洒不尽的哀愁，用自嘲的口吻去表明自己怀才不遇。徐祯卿的诗极具感性化与世俗化倾向，可以说，他是一位真正用心写诗的人。

代表徐祯卿诗歌最高艺术魅力的是其自然山水诗。他不单纯描写山水景观，而是宣泄缺憾、感慨人生，令人着迷，令人敬仰。

《谈艺录》中云：情者，心之精也。情无定位，触感而兴，既动于中，必形于声。故喜则为笑哑，忧则为吁 ，怒则为叱咤。然引而成 音，气实为佐；引音成词，文实与功。盖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徐祯卿认为情感作为“诗之源”，是诗歌最核心的内在动力，“情”决定着文章法度、格式的安排，“格”与“调”应为情感表达服务。这也是徐祯卿与李梦阳诗歌理论的分歧所在：李氏“祖格本法”，将“情”牢牢控制在法度之外；而徐氏将 “情”与“格”辩证而又艺术地融进了古典诗歌的美学范畴，正是看到了情感的动人能量，既遵循了文学，更尊重了人学。

有明一代，有成就的诗人，寥若晨星，吴中徐祯卿可谓其中的佼佼者。他从事诗歌理论研究和诗文创作，总共不过十余年，却为后代留下了《迪功集》《谈艺录》等研究明代文学、文艺理论不可忽视的文化遣产。（《徐祯卿全集编年校注》 评）

徐祯卿始终保持自己的文化属性，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皆不脱吴中风习，坚持以情为宗，既是文人特质的坚守，更是对吴中文化的坚守。（孙南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