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坎坷人生（上）

老愚翁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父亲在米脂县东街小学毕业，考入一所四年制师范学校。在红（共产党政权）白（国民党政权）交错，环境险恶，硝烟弥漫，食不果腹的环境下，提心吊胆的完成学业，于45年毕业。这在我家所在的村，是唯一的。由此可见，只会与黄土地打交道，目不识丁，从未走出米脂地界的祖父，在兵荒马乱年月，送儿子出去读书，是冒着很大风险的，有谁能保证不会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庆幸的是父亲平安返家了。

那个年代的陕北农村，文化人奇缺。正常情况下，拥有父亲的学历，找一份小学教师的工作，难度并不大。无怪乎时局动荡，生不逢时，命运多舛，毕业便是失业。

面对家徒四壁，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家，十九岁的父亲，十分责备自己：身为长子，不但未能随父在黄土地里多刨食，还白白破费家资学什么文化！甚至流下了自责的泪水。于是便拼着命的下地干活弥补。

祖父、祖母看着寡言少语、日见消瘦的儿子，那份心疼是不言而喻的了，但他们没有文化。就象《人生》里高加林的爹、妈，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理由劝导儿子，正确接受没有进入大学的现实一样。祖父只会拿起旱烟袋一㶽接一㶽的抽烟，祖母只会躲在无人处哭泣。

于是二人酌定，用定亲来冲淡儿子的心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在那年夏秋之交，父亲与母亲结婚了。

祖父在弟兄八人中，排行老七。其中有两位兄长远离家乡，在外地做事，见多识广。一位是父亲的五伯父，北京大学毕业，地下共产党员。毕业后一直跟随刘澜涛闹革命。不幸染上肝炎，英年早逝于革命征途，与父亲失之交臂，无缘接受教诲。另一位是父亲的六伯父，据说姻亲关系，在国民党某部任团职军需。

心疼儿子、望子成龙心切的祖父便写信向其六兄求助。血浓于水。父亲的六伯父同情侄儿，答应帮助，要父亲前往他在上海的家。

父亲当时己心灰意冷，一门心事，随父种地，养家糊口，了且此生，不愿前往。经曾祖出面，才勉强答应。

处于乱世，无可奈何，身不由己。于是结婚不足一月，对政治尚在懵懂中的父亲，冒着枪林弹雨，到了上海。在他六伯父家闲居至46年底，才等到机会，谋得一份为士兵发鞋，发衣、发帽子的差事。也许是命运安排，当了这个差，虽然暂时远离贫瘠的黄土山窝，却给他终生带来无法弥补的遗憾。从此，象背负了一座大山，压得他几乎一辈子都喘不过气。

这个饭碗并不好端。 随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类似象父亲这样的走卒喽啰们，只能迈开双腿，跟着长官的指挥棒，东颠西簸，忍饥挨饿，风餐野宿。沿途枪炮声随时大作，血肉横飞的场面随处可见。枪子炮弹在头顶乱飞，生命随时有终结的可能。好不容易到了东北，又掉头向徐州急窜，所遭的那份罪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当时的父亲因为经年疲于奔命，肠胃功能紊乱，引发滞胀、消化不良，身体很虚弱。以至落下病根，身高1.72米，体重一生再未过百斤。

所幸的是他所在的那支部队，长官认清了形势，弃暗投明，于48年初率部起义了！

阳春三月的苏北，草木泛青，天气乍暖还寒。换上解放军服装的父亲显得格外精神。久违的笑容挂在了瘦削的臉上。

经第三野战军军政干部学校调查甄别考核，认为在那边入职仅一年的父亲，诚实本份，历史清楚，学习期间表现良好。随及为他颁发了盖有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部的红色大印、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张日清签名盖章的军属证明书，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某团任职文化教员。

战乱期间是无法通书的，万里之外的家人根本不知道父亲的生死。祖父、祖母急火攻心，六神无主，只得借助神灵保佑，隔三差五到庙里烧香磕头祈祷。祖母在痛苦的企盼中食不甘味、夜不能眜，竟于48年初一病不起。怀里紧紧抱着大儿子未带走的衣服，含泪闭上了双眼。

那个年代的解放军战土，爱赠分明。操刀弄枪是好手，作战勇猛顽强，但大多数不识字。父亲的文化在那个团正好派上了用场。按首长指示，书写标语、编写宣传资料，教战士识字，……，干得有声有色，忙的不亦乐乎。由于他工作得心应手、积极主动，得到首长赏识，团政委主动找父亲谈心，启发他要求进步。

48年7月，父亲向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不久，部队接到南下的命令。于是立即由苏北开拔，昼夜奔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达苏杭。在紧逼上海之际，父亲因水土严重不服，上吐下泻，体力透支，无法正常行军，甚至需要借助担架，成了部队的累赘。首长只得忍痛割爱，先送父亲住进战地医院，后为他开据了转回地方工作的介绍信。可亲可敬的那位团政委，象大哥哥一样，专程到医院探望安抚，依依不舍，拥抱作别。令奄奄一息的父亲充分感受到部队大家庭的温暖，激动得泪流满面。

经过半个月治疗养息，身体有所恢复，便由兵站负责，一站接一站派人往陕北护送。

金秋十月，陕北大地，阳光灿烂，惠风和畅。山山峁岇一片金黄色。父亲骑着兵站的高头大马，回到了久别的故乡。一股脑儿跑到山上，与正在收秋的他的父亲及弟弟抱头大哭。

当时，我这个才刚满两岁，与母亲同患天花尚未完全康复的儿子，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据说我当时躲躲闪闪，很拘谨、很害怕，以哭闹拒绝了父亲的溺爱。

历经两个阵营，在生死路上闯荡了两年多的父亲，在家养息至春节过后，经地方党组织安排，于49年初赴陕甘宁边区党校绥德分校学习，时间为一年。再次经受组织的审查甄别考核考验。结论是：“本人历史清楚，对组织忠诚老实，热爱共产党，热爱解放军，热爱党的事业。学习期间表现积极，被评为优秀学员。他在本期学员中文化水平最高，适宜在机关从事文秘工作。”在绥德分党校推荐下，父亲于1950年初被分配到米脂县人民法院，任书记员。

解放初期的社会各界人员，成份复杂，好人与坏人常常交织在一起。于是清理阶段队伍、巩固红色政权的运动接二连三。镇反、三反、肃反、反右、反右倾。每次运动来了，父亲总是要被审查一番。一次比一次严，一次比一次左。父亲的历史，虽然建国前就己调查核实清楚，是在懵懂中站错过队。但在米脂法院内部，除了父亲等两位有这样的经历，可供运动，其余都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子弟。所以父亲当时的处境是：写文稿、留记录，建档案，学习理解法律法规条文及上级的文件，分析案情是骨干。运动来了立马转换为需审查过关的角色。尽管他积极要求进步，入党申清写了几十份，每次报上去都被“打入冷宫”；个人陈述及检查认识材料写了几十次，每次都是不置可否。以至，下班回家总是眉头紧锁，筋疲力竭，心情极坏。有时便把自己肚子的怨气和压抑感在家中发泄，母亲与我稍有不慎，便雷霆震怒。对于父亲的火爆脾气，母亲申明大义，是能原谅的，她一直以为父亲活得憋屈，在亲人身上出出气是正常的。

伴随着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一回接一回的政治审查，父亲的工作仍然一如既往的认真负责。但言语越来越少，生怕哪一句话说不对惹来麻烦；为人处事越来越谨慎严肃，生怕哪一件事处理失当，得罪同事。在紧张压抑和不安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积极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

父亲清楚的记得：1960年7月的一天，一股狂风袭来，刹那间乌云密布，雷声大作，暴雨裏夹着冰電，把法院院内的一株碗口粗的年轻老槐树浇砸得七零八落，枝叶横竖铺了一地。尚在惊骇中的父亲被院领导找去谈话了：“你的历史问题清楚，工作态度和能力无可挑剔。但上面说你不宜在政法系统工作，决定调入教育系统，教孩子们认字是可以的。你就去吧，省得无休止的审查过关，我们实在于心不忍了。”

领导的话实在。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弦绷的越来越紧的年月，他们也是无奈的。

“人生若能先知觉，何事当年历苦辛”。父亲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于是在迷茫中，怅然若失地离开了整整工作十年的单位，为政法系统纯洁队伍奉献了最后一星余热。带着一纸调令，来到一个偏远山村，开啟了教孩子生涯。

“一人一校一群孩，勿须见人总缩头”。在这里，父亲倒也安逸，业余时间，可以在那一星昏暗的煤油灯下，翻翻闲书。有几次法院呈报的案情分析报告上面通不过，还专程接父亲去修改呢。刚入读米脂中学的我，还似懂非懂的对自己提了一个问题：既然工作需要，又为何调离？

时间很快来到1962年。适逢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出台新政策，精减干部队伍，父亲也被列为对象。

明明是组织上责成退职，还要贴上“响应党的号召，自愿申请回乡參加农业劳动”的标签。无可奈何的父亲，在接受组织谈话时，放胆讲了憋在心头己久的一番话：我1948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时刻听从党的安排，九死一生回到地方，惮精竭虑，努力工作，至今己革命14年。如今残病在身，体重不足百斤，干不了重体力活，家庭人口多，以后如何生活？”组织的回答是：“你的情况组织清楚。国家眼下有困难，需要你再作一次贡献。农村天广地阔，空气良好，粮蔬新鲜，农民思想纯朴，政治活动又少，有利于你身心健康。说白了那里是个避风湾，再来了运动，你可以不要再过关卡，是组织上保护你哩。至于生活，贫下中农都能过得去，你更应过得去。不要申辩了，弄不好会引火烧身的。”组织上把话讲到这个份上，父亲还能再说什么。不过有一点倒是被这位干部说对了。1966年开啟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文化革命，父亲是在农村渡过的，幸勉于难。如果继续在公检法系统工作，结果是不容乐观的，贫下中农出身的领导干部都被欧打批斗，何况父亲是历史清楚的“嫌疑人”？

凄凄慘惨戚戚。含泪背着行李卷的父亲，迈着沉重的步伐，默默离开了他执教的那所山村学校，回到了自己的家。望着儿女们的眼睛，他的身上顿觉压力聚增，不禁大口大口的喘起粗气来！今后的日子怎么过？父亲心里一点底气都没有。

若干年后，父亲才知道，按中央当时的政策，精减的是五十年代中期吸收的一批公职人员，父亲是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根本不在其列，是党在基层的极左派大伽们创造性的发挥，证明自己对党的无限忠诚。也许，这便是“念歪了的经”吧！

日子再艰难也得过。于是，父亲拖着瘦弱的身躯，与村上的农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吞着糠，咽着菜，饱一顿，饥一顿，在饥寒交迫中苦熬着。可叹的是，农村并非阶级斗争的大后方。“城里发烧，农村也会流鼻涕的“。受极左思潮影响，村上有些人也戴上了有色眼镜。有的投来势利的眼光，见了父亲不屑一顾。有的指手划脚，胡说八道。什么“反革命”，什么“不老实改造，被清洗回来了”，什么“墨水子白喝了，不如咱们活得自在！”云云。与父亲当年在法院工作时回家的态度截然相反。这真是“同山同水同宗祖，冷臉妄语为哪般”啊。

更有甚者，还把对父亲的歧视落实到子女身上。二妹妹在乡村初级中学读书品学兼优，是唯一被选送到米脂中学高中部就读的学生，被人以父亲的历史为借口，剝夺了她继续升学的权利，葬送了花季少女的美好前程；我参加工作后工转干受阻，甚至影响到谈对象……。为此，父亲痛心疾首，那忿懑、不平、心酸、自责的眼泪，不知流了多少回。有几次欲哭无泪，顿足捶胸，头撞石墙、呼天抢地，甚至出现轻生的念头。（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