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平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

徐芳诚

今天7月24日，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上海市普陀区的第一任区委书记的诞辰纪念日。
他是国内首位完整翻译《反杜林论》的人；他是红色政权经济部门第一代负责人；斯诺采访毛主席，他是两人的翻译；他主导创建的东安(密山)根据地，是东北根据地第一个后方战略基地；新中国成立后，他是上海沪西区、普陀区第一任区委书记，担任过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参与组织领导我国大型化肥厂的建设……
他就是被毛主席评价“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的吴亮平同志。
吴亮平（1908年农历6月26日—1986年10月3日），曾名吴黎平。浙江奉化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科学家和翻译家。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肄业。曾任上海学联总务部部长，参加了五卅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留校任教。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编《环球》周刊，并参加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1932年到江西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第三军团宣传部部长。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36年负责接待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北，并担任毛主席同斯诺谈话的翻译。后任《解放周刊》编辑，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中共抚顺市委、东安地委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共上海市沪西区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企业管理委员会副书记、化学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党校顾问。是中共七大代表、中顾委委员、第五届人民政协常委。1930年首次将《反杜林论》全书译成中文。著有《社会主义史》《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等。
1908年7月24日（农历6月26日），吴亮平出生于浙江省奉化市莼湖镇的吴家埠村。
吴家埠村内有很多条街，吴亮平家的房子坐落于下街。两层楼，木结构，一排六开间，门口的石块路长满苔藓。
吴亮平的父亲吴忠瀛先后做过小学教师和校长，参加北伐战争做过江西赣县的县长，因不满“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愤而弃官归乡，决意不与国民党合作，靠种十余亩祀田和亲友接济度日，生活十分清苦。母亲是农村妇女。吴亮平有兄弟4人，他是长子，5岁进小学读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2岁到上海南洋中学求学，开始阅读进步报刊。
受他影响，吴家多人投身革命事业。特别是1938年4月，吴亮平的二弟良珂、三弟良璞和堂弟良琦秘密前往延安，在吴亮平安排下开始参加革命。
上世纪70年代，他仍然热情帮助村里发展农业。
图为年久失修的吴亮平故居。
1919年，吴亮平刚满11岁就考入了著名的上海南洋中学，只身离开了家乡。
1922年，他刚满14岁时又考入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大学。
1923年，在因反对校长林文庆无理解雇三位教授而爆发的学潮后，厦大的一部分学生和教师愤然离校，前往上海创办了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前身）。整个斗争和千里迁徙中活跃着一个瘦小的身影，大家推选这名最小的同学担任了大夏学生会的宣传负责人和校刊的主编。
1925年5月中旬，大夏大学附近日本人开的纱厂开枪打死了工人顾正红，消息传出，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的愤怒，各大学纷纷组织宣传队上街示威游行、进行抗议宣传。5月30日，当他带领学校的一支宣传队正在曹家渡进行演讲时，传来英国巡捕向南京路上抗议游行的学生和市民开枪，几十人倒在血泊中，上百人被拘捕的消息，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反抗。
“五卅”运动中，他担任了由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领导的上海学生联合会总务部长，并负责编辑出版了《血潮日刊》，在联络动员各校师生，揭露敌人，推进与工会、商界的联合，以及在罢课斗争中表现得非常积极勇敢。
恽代英曾多次找他谈话，和他谈中国革命的前途，谈青年在反帝斗争中的作用和责任等。吴老晚年在纪念恽代英的文章中，称他是引导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位师长”。当年8月，他加入了CY(共青团）组织。
图为“五卅”运动。
1925年11月，在恽代英推荐下，吴亮平进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翻译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还与张闻天等人合译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在求学期间，瞿秋白是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张闻天和吴亮平住隔壁。当时，王明搞宗派主义，吴亮平、张闻天坚持斗争，瞿秋白实事求是对王明作了严厉批评。吴亮平留校任教。这就为后来他屡遭王明诬陷迫害埋下了伏笔。
1927年，他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张闻天是介绍人。
1929年7月，吴亮平从苏联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职。部长李立三给他布置了工作任务，一是主编介绍国际共运的刊物《环球》；二是作为中宣部的代表参加对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他与文委书记潘汉年研究确定了“消除派别斗争，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的工作方针，他们一同拜访了鲁迅先生，最终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促成了后来“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以及“左翼文化总同盟”的相继成立，扩大了党对进步文化界的影响。
1929年12月，他任《环球》周刊主编，在该刊上编译和撰写有关介绍国际政治形势和各国革命运动发展状况的文章。
1930年2月，他在中共法南区委工作，同时在上海法政大学授课。他积极投入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在《新思潮》等进步刊物发表《反对派对中国问题的错误》《农村革命与反帝国主义斗争》等文章，批驳托派及各种反马列主义派别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理论。
同时，他克服重重困难，在德文原版本的基础上，参照俄、英、日等几种文字的版本，在艰苦的环境中，仅用三个月时间翻译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首次把这部被列宁誉为“马克思主义的小百科全书”的重要著作介绍给中国人民，使这部不朽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从此扎根于中国。他曾于1939、1954、1973和1978年对这本书作过四次修订，第一个校订本就是在毛主席亲自鼓励督促下完成的。
1930年，他还编写出版了《社会主义史》《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等，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及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图为1932年出版、由吴理屏（吴亮平）翻译的《反杜林论》。毛主席曾以“大禹治水之功”来比喻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的功劳。
1930年11月，吴亮平在上海英租界以“共产党嫌疑犯”被捕，以所谓“进行不合三民主义的宣传”的“罪名”被判处二年徒刑，关在了上海提篮桥监狱。在狱中，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还为难友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31年，毛主席率领红军打下福建时，从战利品中发现了吴亮平翻译的《反杜林论》，认真学习研究。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中，毛主席丢弃了不少衣物，但《反杜林论》等马列著作一直坚持带在身边。
1932年爆发了凇沪抗战，国民党决定大赦政治犯，他于9月获释。找到党组织后的一天，在中央特科工作的张庆孚告诉他：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国民党特务正在寻捕他；王明于六届四中全会当上中央总书记后也授意要杀害他。鉴于这种情况，张闻天安排他立即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工作。他对来沪求他回家的父亲说：“我或者回家，或者革命，现在只能顾革命这一头，以后再两头兼顾吧”。
1932年10月，他取道汕头到达江西瑞金，先后任红军学校宣传部部长、总政治教员、粮食调剂局局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副部长、代部长、部长。
1932年11月，在中央苏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的群众大会上，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欧阳钦把吴亮平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问：“你就是翻译《反杜林论》的吴黎平（笔名）？”可以想见吴亮平的到来，对于当时近乎赋闲状态的毛主席来说是很感兴奋的事情。他有大量的时间向这个“喝过洋墨水”的年轻人寻问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情况，问他对斯大林的印象等所有想了解的一切，并且和他探讨哲学等理论问题，从而印证或订正自己的见解。吴亮平极大地满足了毛主席了解外部世界和理论问题的渴求，并被他强烈的求知欲、非凡的洞察力、宁折不弯的性格和恢谐质朴的气质所折服。他们之间特有的交谈从江西到陕北，沿续了二万五千里和整整十年。
图为1931年毛主席在江西瑞金。
在中央苏区工作两年间，吴亮平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推动苏区经济建设为主业。当年因国民党“围剿”和经济封锁，以及“左”倾冒险主义影响，各级苏维埃政府忽视经济建设，苏区已出现经济窒息。毛主席敏锐看到问题所在，提议设立国民经济部，统一领导和管理苏区经济建设。林伯渠知道吴亮平学过经济，推荐他出任副部长，后来又任部长。1933年2月，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在沙洲坝成立，继邓子恢、林伯渠之后，吴亮平于7月任部长，并于1934年2月当选为第二届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国民经济部由毛主席直接领导，办公的院子又离毛主席的住处很近，吴亮平多次跟毛主席深入苏区农村调查。
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实际存在并运行了18个月，不仅增加了苏区的储粮，还创建了多种模式的合作社，苏区农工业恢复发展，对外贸易突破了敌人的封锁。在支持革命战争同时，为红色政权之后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林伯渠、毛泽民、邓子恢和吴亮平等作为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经济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首次为党在执政区域内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的重大课题进行了成功的实践，为后来根据地、解放区及接管城市后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主要是坚持辨证唯物论，注重深入实际，始终坚持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团结小资产阶级，联合其他工商业者等。
1934年1月，在毛主席提议下，吴亮平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做苏维埃建设报告。这是大会5个主要报告之一。他的能力由此可见。
图为江西省瑞金市沙洲坝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旧址。
1934年10月初，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瞿秋白因病留在瑞金坚持游击战争。出发前，吴亮平请瞿秋白到他处吃饭，瞿秋白对吴亮平说:你们走了，祝你们一路顺利。……我们留下来的人，会努力工作的。瞿秋白的临别赠言成为两人的永诀。
吴亮平参加长征，任红一军团地方工作团主任。部队每到一处宿营地，他就率工作团成员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壮大红军队伍，日夜忙碌。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后，他调任红三军团宣传部长。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他坚定地站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一边，积极宣传贯彻北上抗日方针，揭露和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长征后期，他又调任中央纵队秘书长。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2月成立了中共中央局，吴亮平任中央局宣传部长，为宣传瓦窑堡政治局会议确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先后撰写发表了40多篇文章，阐述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的措施；分析了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教训；驳斥了民族投降主义者对我党领导抗日运动的诬蔑，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两种错误倾向。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张闻天主持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
1936年5月，美国记者斯诺到陕甘宁根据地访问。一天，吴亮平在保安（现名志丹县）街上碰到毛主席。毛主席问他“斯诺来了你知道吗?”他说“知道”。毛主席说“我要你翻译”。他说“哪行呀？抓个驴子当马骑。”毛主席说“行的，就是你了。”
毛主席和斯诺在陕北保安窑洞曾进行过十几个晚上的长谈，经常从晚上九点谈至次日凌晨两点。这一年，斯诺前后3次采访毛主席，皆由吴亮平任翻译。吴亮平精通英、俄、德语。采访时，斯诺先把问题列出来，吴亮平翻译好，毛主席一一作答。斯诺按吴亮平的口译做笔记，一口气记了两万多字，后以《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为名作为第4章收入《西行漫记》，这是世界上唯一的由毛主席口述的个人自传，至今仍在西方以各种形式出版流行。斯诺说过：“经过耐心的吴先生的修正，所以是不会失真的”。
斯诺从毛主席那里采访到毛主席自己的生平以及中共领导人的许多事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红军的军事策略，以及中国未来方向的预测等，写成惊世之作《西行漫记》，于1937年10月问世，一年内五次再版，被译成十多种文字，成了当时世界上的畅销书，第一次向世界揭示了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一人间壮举，并使整整一代中国人首次读到长征的英雄事迹，许多青年就是在这本书的影响下涌向延安，走上了革命道路。吴亮平的这一经历在他革命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延安，他也是斯诺生活上的亲密朋友。他带着斯诺深入一线采访，近距离接触红军战士的生活。
他当时28岁，已是党内有一定声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西行漫记》“‘真正的’红军”一章记载，如果没有吴亮平力劝斯诺去前线，斯诺可能会错过零距离采访红军的机会。对于此事，斯诺在书中回忆：“最使我感动的是，光是提到要到前线去，就在他这个久经锻炼的老布尔什维克和长征老战士身上引起了那样大的热情。”
1937年9月，中央局由保安迁到延安，成立了党中央领导机构，吴亮平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由总书记张闻天兼任）。但到年底，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再次撤销了他的职务，下放《解放》周刊当编辑。
1941年，任弼时代表党中央与吴亮平谈话时说：中央审查了你的全部历史，事实证明，你的革命立场是坚定的。王明出于宗派立场施加的种种罪名应全部推倒，并且已向共产国际做了汇报。同时宣布吴亮平已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
在中央结论的鼓舞下，吴亮平积极投入了延安整风运动，他和艾思奇合写的《思想方法上的革命》一文被列为整风学习资料。
图为1937年在延安，左起：周恩来、毛泽东、吴亮平、博古。（哈里斯.福尔曼 摄）
吴亮平多次请求中央批准到实际斗争中锻炼自己，1942年离开中央领导机关，告别延安，到艰苦的晋西北地区工作，任中央晋绥分局委员、地委书记等职，同那里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45年4月，吴亮平回延安出席了党的七大，又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临行前，毛主席请他们夫妇到家里吃饭，席间对他说：“你对革命是忠诚的，工作是积极的……”。
1945年9月，中共中央果断地抽调了十余万大军和两万多干部，抢先进入东北，建立东满、西满和北满根据地。吴亮平先任抚顺市委书记，几个月后又调到北满合江省（今黑龙江省东部）任东安地委书记和东安军分区政委。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全力以赴并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肃清土匪、土地改革、开展边贸、发展工农业生产、创建军工军需和航空基地等任务，建立了巩固的战略后方，以雄厚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了东北的解放战争。
随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洪流，吴亮平带领南下工作团跨过长江，进入江西开展新建解放区的工作。1949年5月，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后，中央调配一批有城市斗争和经济工作经验的同志加强上海市的工作，他回到了青年时期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担任了沪西区的区委书记。
1951年2月，他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企业管理委员会副书记。
1953年，从上海调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后，他又于1955年起担任化工部副部长，主管化学工业基本建设。调北京，先后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组长、化学工业部副部长。
他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了《资产阶级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民主和专政》《论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等著作。
1963年调到国家经委任委员，主管工业企业的管理工作。
图为吴亮平率中国化工代表团出访东欧。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一天吴亮平和毛主席两人在讨论问题，毛主席突然问道：“你说，人和猪谁聪明？”他不知毛主席突然问此问题是何意，便如实作答：“应该是人更聪明吧！”毛主席却摇了摇头，说：“猪遇到障碍就会用前腿探一下，过不去就会回头，而有些人，做事不搞调查研究，犯了大错误知道了也不回头，岂不是比猪还不如？”他还是不知所指，茫然看向毛主席。毛主席递给他一张报纸，说：“吹牛！我是种过地的。亩产几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他接过报纸，这才明白主席是在针对放卫星的事情。
毛主席在1958年11月9日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讲话中，指出了正在全国盛行的放卫星现象，并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毛主席还说：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
当毛主席看到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就要求派人下去调查一下。但诡异的是，会后有人去调查了一番，带回来的调查结果是——产量没有虚报，形势一片大好。
毛主席说：“现在，你知道人和猪谁聪明了吧？”
那么，在那样一个特殊时期，究竟是谁固执地不肯回头呢？到底是谁最先发现，并花费最大的力气，来扭转从1958年开始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呢？又是谁在形势好转后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主动承担了责任，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呢？历史和人民，终究会给出公正的回答。
1976年以后，吴亮平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筹备领导小组成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顾问等职。
图为吴亮平与第五届政协部分委员合影。
1986年初秋，中顾委通知邀请吴亮平列席9月下旬召开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他知道这次会议主题是讨论通过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时，强忍病痛，禁食禁水，硬撑着去开会。在人民大会堂，当《国际歌》声响起时，他双唇微动，眼睛湿润。中顾委全体人员大合影时，李聚奎和陈再道两位老将军把吴老让到他们中间坐下，还手拉着手。这是他最后一次照像，永远定格在工农红军长征的队伍里、老一代共产党人的行列中。几天后，他走了。这是为了见同志们最后一面，去向党、向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和事业告别！
1986年10月3日，吴亮平病逝于北京。
2009年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吴亮平传》（雍桂良等编著）。 2009年12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吴亮平文集》（上下）。内容包括：什么是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等。 大禹像。 唐三藏像。 鲁迅像。 1986年，在列席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前的一天，吴亮平的秘书和他聊天，问坐在轮椅上的他：“你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各个时期党的领导人几乎都接触过，你最佩服谁？”这个问题使他不再平静，他转过头，睁大眼睛看着秘书，清清楚楚地说了三个字“毛主席”。秘书紧接着又问：“为什么？”他毫不迟疑地回答：“他成熟”。
而毛主席也高度评价吴亮平。
在延安时期，吴亮平与艾思奇合作编写出版了《唯物史观》一书。毛主席说：“这样的书对于培养青年正确的人生观极为重要。”
毛主席评价：“吴亮平20世纪30年代翻译了《反杜林论》，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后来在陕北为我和斯诺谈话作翻译，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介绍到世界。大禹治水是用疏导的办法，有进有出，吴亮平在翻译上这一进一出，意义很大，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即‘功不在禹下’啊！”
1942年9月15日，毛主席给凯丰（何凯丰，又名何克全）写信:“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注：图文主要来源于百度百科、浙江日报、浙江在线、网文“华山穹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