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交通碑”

小楼听雨

要写好交通碑，是非得再上松溪城郊的塔山不可。

本约好了老陈，因为他还要等齐一群老交通、老伙计，我就一个人捷足先登了。毕竟也想早点地再见到那一块全国最早发现的南宋交通法规碑，如同急于造访久违的朋友。

一

已是暮春，游人稀少，碑廊显得格外闲静。

漫步碑廊，一块块整齐陈列的石碑，如同一个个结绳记事的历史节点，记载了松溪这个千年古县的嬗变和人文底蕴。每一次信步期间，心里总能感到畅然和愉悦。

在碑廊的尽处，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安放着一块很不起眼的石碑。高130CM，宽54CM，厚15CM，上无纹饰，底无基座，就像是一块从山上滚落的毛石，以拙丑的姿态呈现在面前。也难怪它曾被当成农妇浣洗衣裳的搓衣石，在旧县交溪码头上一躺就是几百个的暑暑寒寒。

此碑镌于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至今已有八百年的历史。虽年代久远，但全碑颜面完整无损，镂字个个清晰，让人觉得仿佛还能触摸到她的氤氲体温。

碑上竖镌五行文字，共61字，碑文内容周全详尽，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碑面正中注明立碑所在地－－“松溪县皈伏里十三都地名故县”；左右两侧上部镌刻的“东取马大仙殿五里，西取马步岭后五里”字样，注明了恪须规守的地段土名；碑上所刻的“开禧元年四月望日”，“迪功郎县尉林高立”和“保正魏安”，分别注明了立碑时间、立碑人和执行责任人。而在碑的下部则大书四句交通仪制令，文曰“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意为身份低贱的要主动回避身份达贵的，以示尊卑；年轻人要给老年人让路，以示尊敬；负担少的人要给负担多的人让路，避免影响道路顺畅；主人应该给客人让路，客人毕竟远道而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除“贱避贵”带有封建色彩外，其余三条都接近于现行的交通规则，其间闪烁出的中华民族崇尚文明礼让的光芒，至今仍熠熠生辉。

碑的价值，全在于文字。

从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到现代林林总总的法规条文，交通规则的发展历程，散见于鸿篇史册，而这方全国发现最早的交通碑，无疑充填了我国古代交通法规实物史料的空白。

此后，在1982年、1991年和2001年，松溪县又分别在渭田镇竹贤村、溪尾村和花桥乡车上村发现了三块交通法规碑。这三块碑的立碑年份和旧县碑一致，内容也大同小异。只是第四块交通碑，不仅形体更大，制作也更为精细。更重要的是在碑体的上部，镌刻着三个醒目大字“仪制令”。

仪制是朝廷对全国颁布的法规礼节,即社会奉行的礼仪制度。据史料考证，我国的交通法规兴于唐，盛于宋。而“仪制令”，在宋代专指勒字刻碑立于道路旁的交通法规。

“长安城东洛阳道，车轮不息尘浩浩”，唐代佚名诗人在其诗作《东阳夜怪诗》中，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两京道上，使臣商贾络绎不绝、车马旅人经行不断的场景。面对已见端倪的盛唐气象，贞观十一年（637年）李世民颁布了《唐律•仪制令》，其中，就有这么一条：“凡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过：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这自然是因为宋朝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是一个竞争性、开放性比较强的朝代。这是一个流动的社会。东京喧嚣的汴河边，车辚辚马萧萧，簪花的轿子，满载的驼车；一艘艘大船，逆流而上，装满了从东南运至京师的稻米……在《清明上河图》繁盛的场景中，既定的秩序始终无声而又精确地发挥作用，维护着流动的平衡与和谐。据《杨文公谈苑》记载，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大理正丞向皇帝上书，请求在京城及各州府的要道上刻录“仪制令”，以便百姓们谨记于心。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宋太宗要求京城及各州府必须在各交通要道上悬挂木牌，上面雕刻“仪制令”的内容。到了南宋时期，“仪制令”的普及范围扩大到各县，且警示方式也从悬挂木牌逐渐变成立石碑。

道路是文明传播的河床，从此“仪制令”象循水而行的蓼花，开遍在斜阳紫陌上，驿外断桥边。

二

“交通”一词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易经》，意为“天地交而万物通”。如今细细回顾四块交通碑发现地的考察过程，对“交通”的理解就愈发真切。

旧县交溪码头，第一块交通法规碑就是在码头的踏阶上发现的。之所以称为交溪，是因为这里是松源溪、竹口溪、渭田溪三水汇合处，也是松溪水运的一个重要的节点。这里平日在可泊船筏三、四十艘，上航竹筏可通浙江的新窑、竹口以及本县的渭田、溪东，下航船筏直抵县城，货物可转运到建瓯、南平、福州等地。为了方便货物集散和交易，十年前的庆元二年（1196年），县人在这里建起了通济桥。

通济桥早已毁于洪祸，但两岸桥头的石墩依然雄立。站在高处，凝望曾经与古碑相伴的溪流和码头，依然可以感受到当年“船筏灯火明犹灭，远近争闻欸乃歌”的画景，依然可以感受到古时松溪出省的水陆要冲繁荣喧嚣、商旅不绝的盛况。

渭田镇溪尾村，第三块交通碑的发现地，其古驿道几近湮没于田野之间。

芦深草杂，虫鸣鸟语，让我体味到了“远芳侵古道”的唐诗意境。虽然物事全非，但这条古道“北通浙赣、南抵建宁”，的确是宋元以来松溪北翼的交通要道。在这宽五尺许的古驿道上，若是挑担或乘舆相对而行，就只能擦肩而过，或一方停下相让，这也更让我体会到“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的必要。

曲折逶迤的古道旁，不时可见的残垣断壁的茶亭和废弃荒芜的拱桥，还在无声述说着这条商旅通道曾经的繁华。一阵风吹过，仿佛可以听到往来商队的人声马嘶，驮着茶叶笋干的独轮车吱吱扭扭辗过石板，行往南方那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仿佛可以听到一群北行赴考的举子们的谈经论道，和不时意气风发的吟诗作赋……我想叫住他们，可是他们那么匆匆地跑向了历史的深处。我留不住他们。

“建之松溪虽僻於一隅，为东瓯奥壤，而与浙之处相密迩。由浙入闽，由闽往浙，此其要害。”据清康熙版的《松溪县志》记载，宋代松溪曾设县驿舍、东平乡驿、善政乡驿，并在县城南街设总铺，下辖全县14个驿铺，管理7条出县的驿道和众多通达四乡的古道。

似乎，交通碑在松溪存世现世都是那么顺理成章。

但我知道，松溪自古就不是都会大邑，也没有通衢大道，能在这僻壤小县发现四块交通碑，绝对是因为开禧元年的那个暮春，那位勤勉踏实的县尉林高，对交通碑的合理密植；也绝对是因为保正魏安、吴日新们对交通碑有如嘉禾般的呵护。

三

松溪的这四块交通碑，现在各有安身之所。

除了眼前这第一块交通碑还在碑廊内静伴清风明月外，其他三块分别展陈在省市县博物馆，成了珍贵的馆藏文物。2001年，福建省博物院专家前来调藏交通碑时，十分看重他们的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称之为国内“交通法规第一碑”。称为“第一碑”，不仅是因为最早发现，更是因为其蕴涵丰厚的历史信息和人文精神。

随着近年来的考古，在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天水市清水县等地也陆续发现刻于南宋的交通碑，甚至略阳碑还比松溪碑早立了24年。但这两处的碑刻极为简单，除大书“仪制令”外，就是那“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的十二字法规。而松溪所发现的四块碑，都是满满当当地刻着60多个字的碑文，尤为难得的是刻上了立碑人和执行责任人后，所透出的那一份堂堂正正的担当与底气。将交通碑刻成类似今天的“公示墙”，足见古人讲求有口皆碑，讲求民心烛照的规矩意识。这，不也是一种道德教化吗？

都是实在人刻的实在碑啊。

于是想去接近这一群800年前的实在人。可惜无论是《福建通志》《建宁府志》还是明清两版《松溪县志》，都只是罗列了南宋时期历任松溪县令的名字，而任职时间、籍贯等材料一片空白。至于历任县尉，更是连名号都不曾留下。

县尉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官职，相当于现在的县一级公安局长。在宋代，县尉主要负责司法捕盗、审理案件、征收赋税等。而迪功郎是古代官阶，始于宋朝，为文官职第37阶。可见林高，在当时是低到尘埃，勉强入流的一名小吏。也正因为是“些小吾曹州县吏”，才最知“民间疾苦声”。所以，他在交通碑上刻下“仪制令”的同时，更刻下详尽的立碑地名和四至去向。在第四块交通碑上，那皇帝老儿钦定的“十二字令”被他用小字安排在石碑的最下部。在林高看来，对百姓来说，更需要知道的是“往哪走”，而不是“怎样走”。于是，本该是高高在上和坚硬冰冷的交通碑，就此多了世俗和平民的温度。

但他又是负责的。为了将好事办好，他选择了勒石为碑，而不是刻木为牌。为了将好事办多，他只能选择一些合用的毛石。好在第四块石碑，是打制的，虽谈不上精制的，却也多多少少地保存了800年前松溪县衙的体面。

老实人，天不负。正是因为踏实干事、笃于职守，林高这个低到尘埃的官吏，却在尘埃处开出花来，并随石碑一道名记青史。突然想到悬挂于河南省内乡县衙堂前的一副楹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诚然斯言。

四

附骥于交通碑，一群宋朝末入流的“村官”，也得以为今人所知。

在第一至第三块交通碑上分别刻着“保正魏安”“义役长陈俊”“保正吴日新”等字样，而第四块碑的左下角残损，刻在其上的责任人也就无从得知。

据《宋史·兵志六》记载，王安石推行保甲法，规定五百家设都保正，掌管户口治安、催督赋役、劝课农桑、训练壮勇等，意在加强对民间的统治。保正起于宋代，终结于新中国成立后。而义役长出现在宋朝民间，由本“都”或本“甲”的上户担任役首﹐主持义役的实施﹐如收取役田租课﹐排定各户服役顺序等，听命于官吏乡胥。

“风起于青萍之末”，不管是历代的“里正”“保正”，还是乡间的“义役长”“甲长”，他们都是朝廷对农村最基层的管理者和控制者，既叠垒起一个朝代的基石，也助势着一个时代的风尚。虽然，这是很不好干的差使，平日里受苦受累、受夹板气，但对管理“东取马大仙殿五里，西取麻步岭后五里”路段的大事小情，保正魏安心里大抵是乐意的。

这是因为，“川无梁，则政不修”，修桥补路于官府是考核政绩的一个标准。“古者列国有四邻宾客之交，见其门关、庐馆、道路、川梁修除之不时，犹或讥其失政，矧百里之民，狎死而不可胜数乎？”明正统年间松溪教谕张湜，记载了宋庆元年间秀才叶元劝谕松溪县令林俊卿建桥济民的话语。这篇《通济桥记》，记述了自庆元二年（1196年）建成后，到正统戊午年（1438年）间，通济桥三毁三建的经过。通济桥，那不正是魏安“责任公示牌”——旧县交溪碑的立碑之地吗？

清版《松溪县志》载：“今吾邑人既已渐次修举，而杉溪之桥亦成，可谓好义而从公，不懈为善者矣。夫恤人以锱铢，尚怀思其惠至不能忘，况乎施诸久远，而利在千百万亿之经行者哉……”清代知县潘拱辰在《重修杉溪桥碑记》中，大大地褒扬了修桥补路的民间义举。而这样的修桥记，在他编修的《松溪县志》中足有十数篇之多。

而在民间，修桥铺路更是松溪民众“农颂于野、民歌于市”的行善积德之举。据记载，康熙年间，县内79座古桥、2座浮桥、5处古渡和由县城通往邻省、邻县四境的石砌大路，全是由民众捐款建造的。县内规模最大的平政桥，最初为宋代绍兴五年（1135年）县人李叔安、李自南捐资所建。明代隆庆年间，旧县小町村杨晋惠父子三人不但独资重建平政桥，还在河东建造一座防洪桥，受到道府的表彰。明洪武年间，县人范文正捐资建造七座桥，被誉为“七桥居士”。

对于魏安来说，在每年农历八月初一主持迎接秋收的传统“开路日”，是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事。在这一天，家家户户各出一名劳力，参加本村修路、修桥、洗井、通渠等义务劳动。由村中上一年有娶妻、生儿、建房等办喜事的人家备午餐招待，称办“开路饭”，菜肴不拘，主人可量力而行。

“来来来，都干了这一碗！祝贺主家喜事，也求老天保佑秋后田里多收三五斗，让年景好些，手头宽些，官府的赋税也更好收一些。”对于魏安来说，这是难得的到人家中不受白眼的时候。虽然是家常饭菜、村酿糟醪，却可以心安理得地和村里的贤达族老端坐在上缘首，接受乡里四邻的逢迎和敬酒。

“来来来，都干了这一碗！去他娘的贱避贵，那些上官贵人要吃穿用度的时候，怎么不想到要我们这些贱民避上一避？”保留着最后一丝的清醒，魏安把这句到了嘴边的话硬吞了回去，带着难得的荣誉感，酩酊大醉。

是的，正这些所谓的贱民，修成了路，修成了桥，虽然只是“仪制令”中需要回避侧让的下人，但在南北驿道上流动的财富，在时间甬道上滚动的历史，又哪一个不是他们所创造？如同那些交通碑，虽拙陋，但有用。也正因为平凡而有大用，所以得以历尽劫波而存世。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五

突然，嘈杂的的话语把我从冥想中拉回了现实。

“看，脚下的这条松溪河，从唐朝开始，可就是松溪古代水运交通大动脉呢！”

“是的，是的，塔山下这条58年开通的赛浦公路，原先还是通往政和的古驿道呢。”

“老伙计，你这可是老皇历了。今非昔比，现在这条路已经是国道啰。”

“要说，我们都是老皇历。你往远处看，那繁忙的高速公路，刚刚通车的快速铁路，现在的交通人可比我们厉害多了！”

自然是老陈和他的伙伴们到了。

这是一群把大好年华都奉献给交通事业的老人们，今天是退休支部的集体活动，领头的就是老陈。老陈从部队退伍后就一直干在交通，直到前年从交通局副局长的任上退休。

“交通碑”他最熟悉不过了，但老陈却只字不提，只是对我如数家珍地介绍松溪人铺路修路、爱路护路的公序良俗，介绍他们“为致富，苦修路”的辛劳和血汗，介绍他们争创南平市首个全国“四好农村公路”示范县的梦想与荣光。在他的指点下，松溪交通的千年发展史，就这样在目光所及之处脉络分明地呈现开来。

此时，阳光透过云层，温情地打在那一群老人的身上。逆光之下，他们似乎站成了一组雕塑。一样拙朴，一样坚定，他们和身后的古碑，和附身石碑的林高魏安们，相互呼应又逻辑鲜明地合成了一个情境。

八百多年风雨，流溢着历史沧桑的古碑，此时多了一些柔情。初心如磐，大道如砥，古碑被移置了立命之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古碑并不闲着，经历数百年时光冲刷的铭文还在规诫后世，发人深省。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老人们踏歌远去了，而我的思绪却在塔山之上迂回不已，化解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