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延安的文学创作生活 （上）

中华大姐大

我的父亲孔厥，原名郑志万，又名郑云鹏、郑挚。1914年，他出生在江苏省苏州一个城市贫民的家里。父亲有一个姐姐，四个妹妹，因此，他成了祖父祖母倍加疼爱的宠儿。祖父望子成龙，一心指望儿子有朝一日功成名就、光宗耀祖。全家人便节衣缩食、劳作不息，艰难地供父亲读书求知。父亲深知家人对他的殷切期望，便发愤图强，好学上进。再加天资聪颖，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其中尤以酷爱文学著称于同辈之中。十四岁那年，他向《少年杂志》投稿《镜儿捉贼记》，刊登并获了奖，从此，就立志终生从事文学创作事业。1937 年，他放弃了宜兴县测量队技术员的工作，在宜兴办起了《抗战日报》。也就在那年，父亲和母亲一起参加了“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到了汉口。1938年，他们又参加了“汉口战时书报供应所”。当时，这些组织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团体，在这里，他们更多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决心到革命圣地延安去，跟着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

那是一个骄阳如火的日子，母亲刚刚生了孩子不足十天，父亲汗涔涔回到家中，只见在婴儿的襁褓旁边，放着打好了的小行李。一见父亲，母亲哭得红肿的眼眶里又涌出了泪水。他压抑着颤抖的声音说：

“走吧，这孩子只好送到孤儿院去了……”

父亲听了很吃惊。他原本想把疼爱孩子的母亲暂时留在汉口，没想到母亲去延安的决心竟是这么大！看着娇嫩的女儿，父亲的眼睛也湿润了……可是，为了民族的安危，国家的存亡，顾不得眼前的儿女情长了，就横下一条心吧。就这样，我可怜的姐姐被送在汉口一家英国人开办的育婴堂里，至今生死不明。

送走了孩子，夫妻俩急不可待地收拾起行装，象两只出笼的小鸟，飞向革命人向往的圣地——延安去了。一路上兵慌马乱、民不聊生的景象，更加坚定了他们参加革命的决心。他们历尽了国民党层层设卡的阻挠和刁难，历尽了劳顿和困苦。他们把所有能卖的能当的东西统统当卖一空。当他们风尘仆仆到达延安的时候，真是一无所有了。

延安，群峦迭嶂，宝塔高耸；延水潺潺，奔流不息。延安，中华革命的摇篮，中国人民的心脏！对于生长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江南鱼米之乡的父亲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那么新奇。然而，使父亲感受最深的，还是这块古朴神圣的黄土高原，竟使他感到那么亲切，仿佛远离家乡的游子回到了日思夜盼的母亲身边！他和在这里所有的人一样，忍受着物质生活的极大贫困，却获得了精神生活的无比富有。他的内心是何等充实啊！他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他知道要从事文学事业，不提高文化素质、不提高思想水平那是绝对不行的。黄土高原的冬天，北风呼啸，黄沙弥漫。父亲和母亲到八路军一二零师下连队实习，一边给战士们当文化教员，一边向战士们学习，体验生活。那时，父亲和战士们一起搞了一个活报剧，剧名叫做《英勇牺牲》，是说一个革命战士被浮后坚贞不屈，最后英勇牺牲的故事。情节并不离奇，但当时的创作情景却是十分感人的：院子里，摆着一张十分简陋的桌子，父亲坐在中间执笔，左边是指导员，右边是连长，几个战士站在对面。就这样，边唱秦腔边表演边创作。这对一口软绵绵嗲兮兮的苏州口音的父亲来说，是何等的困难！他要创作，又要学习语言，还要学习秦腔的曲牌，真是忙得不可开交。有时他情不自禁摇头晃脑煞有介事地唱上一段串了味儿的秦腔调，那情景，实在令人失声发笑……我的父亲就是这样开始他在延安的文学创作的。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许多人比我的父母更艰苦。但是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咬着牙挺着熬着，谁也不叫苦。然而，有人不仅吃不得苦，而且牢骚满腹、怨天尤人。于是父亲的讽刺性小说《过来人》（又名《一个非党布尔什维克》）一问世，就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文艺界领导的注意。1939年10月19日，周扬叔叔在给老舍的信中盛赞了父亲的才华：延安具有才能的青年作者有野蕻、天蓝、孔厥、梁彦、魏伯、黄钢、康濯等（《延安文艺运动纪盛》151页）。42年11月14日周扬又在《解放日报》撰文《略谈孔厥的小说》，文中写道：“……这篇文章显示了作者的写实的和讽刺的手腕。作者选取了一个好对象，他的讽刺没有用错，而且很有斤两。作者对待自己的人物是严肃的，他没有油腔滑调，没有开玩笑过大的地方。他是那样熟悉俗物们的心理，他掌握得住它，因此也能冷静地谛视它，甚至对它采取了一种关照的态度。从精神年龄看，我们面前已经不是一个年轻的作者。”

父亲刻苦地悉心从事文学创作，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加强自己的政治修养和政治敏感性，他经常深夜不眠，在油灯下苦熬。原来视力不佳的双眼，常常熬得通红，变得更加近视了。他又写出了小说《农会会长》、《收枪的人》、《调查》、《朱苦鬼》等，还写了通讯《新的英雄》等。这些作品都已经开始显示了父亲文学创作的风格，他写的人物全都来自现实生活，读后使人感到真实可信，栩栩如生。

1941年春，天气依然凝固着寒冷，阳光依然无力而苍白。父亲和葛洛叔叔、洪流叔叔、古元叔叔等青年，背着简单的行装，到川口区碾庄乡农村去体验生活，父亲担任了除奸（治保）副主任。他住在折家畔，跟乡长折艮开住在一起。工作是紧张而繁忙的。虽然是除奸副主任，但农村工作却是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白天，父亲与农民一起，在春寒料峭的山坡上刨地、送粪。晚上，召集村民会，帮助他们组织生产变工队、互助组，组织春种秋收，还要搞除奸、搞文化卫生、交公粮，帮助农民识字学文化等等工作。开完会，回到乡政府往往已到深夜。在这样的深夜，累得往热炕上一躺，那种熨贴、那种舒适，谁都会免不了呼呼地睡去。父亲却不！他在思索……祖祖辈辈生活在城市的父亲，怎么也没有想到农民的生活竟是如此艰辛！对农民的深切同情，使他碾转反侧，难以入眠。

那时，下乡的同志按规定吃的都是派饭，即今天一家明天一家轮流负担。这样不仅减轻了农民的困难，更使深入生活的同志扩大了接触面，广泛了解了农民的生活。父亲每到一家，农民们总是把连对自己的孩子都舍不得给吃的东西，做了给他吃。端起饭碗，父亲常常感动得难以下咽。那一张张布满皱纹的黧黑的脸就象自己的母亲。农民朴实善良的品格深深地打动了他。他真切地体会到农民翻身求解放的迫切心情，体会到农民对毛主席对共产党无比热爱和满怀的期望。父亲决心转向写农民的题材。然而，他那软得“流汤”的苏州话，和那土得“掉渣”的陕北话，怎么往一块儿对呢？父亲以惊人的毅力，决心从头学起。那时，父亲的口袋里经常有个小本子，遇到方言土语就随时往上记。他抓住一切空余时间，在农民的田间炕头，问啊记啊。比如：圪僦（蹲下）、害不哈（不懂）、一满（完全）、儿格（现在）等等，写得密密麻麻，简直象一本小词典。有了这本自编的语言小“词典”，父亲就连吃饭走路都在心里默默地背着记着，真不知他在这上花了多少心血！

一次，母亲给父亲洗衣服，把那小“词典”顺手放在炕沿上，忘了。年幼的我不知那是什么新鲜物什，拿起翻来覆去地把玩。玩儿得不耐烦了，就一篇篇撕下来扔到地下。看那白纸片儿飘飘地落下去，煞是好看。正玩儿得高兴，父亲发现了，一把从我的小手中夺过剩余的本子，急哧白咧地怒吼：

“先引！你看！你看！”

父亲的失声怒吼吓得我“哇”一声大哭起来。母亲以为孩子出了事，气急败坏奔进来。一看，满地的白纸片。母亲一愣，再看父亲，只见他怒目圆睁，脸色煞白，颤抖着嘴唇半天说不出话来。突然，父亲一把抓住我，在我的屁股上狠狠地打起来，一边愤怒地说：

“还哭！还哭！”

母亲上前拼命拉扯阻拦，一边朝着父亲大嚷：

“你打我吧，她懂个啥！”

一时间，一家人扭做了不可分解的一团儿。突然，父亲关切地看了一眼地上的纸片，只见雪白的纸片正在四只大脚的践踏下变成黑色，父亲心疼地说：

“你，你还不给我拣起来！”

母亲深知这东西的重要，顾不得哭得声嘶力竭的我，蹲下去就拣。父亲气哼哼地坐在炕沿儿上，两只眼睛还恨恨地盯着我……那是母亲认识父亲以来他发过的最大的一次脾气。

几十年后的今天，提起此事，母亲还意味深长地说：

“唉，那次，你就差点儿撕掉了你爸的半条命哪！”

如今，当年与父亲一起下乡的葛洛叔叔和洪流叔叔回忆起当年的情况，都异口同声地说：

“你的父亲对自己的工作和文学创作都是非常严肃的。他性格内向不爱说笑，但他十分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又及时地记了不少笔记和日记。他是很刻苦的。正因如此，他才能写出许多深受读者欢迎的作品来。”

父亲很快就熟悉了陕北农村的生活，对农民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农民的纯朴、善良、勤劳、憨厚的品质更加深刻地感动了他。对农民的自私、狭隘、保守、落后的一面，他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分析和解剖，找出了它们产生的社会根源。对农民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逐步自我完善，成为一代新的农民表示了热情的歌颂和赞扬。这时期，父亲创作了反映农民生活和农民思想意识中的革命信仰、一心为公的作品，如《郝二虎》；创作了反映农民思想意识中新旧两种世界观之间的斗争的作品，如《父子俩》。在《苦人儿》中，通过一个被婚姻所苦恼的女性的悲怆故事，揭示了只有推翻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得到妇女的彻底解放。这些作品，为当时读者喜闻乐见，尤其是《苦人儿》，更是得到了广大读者的一致评。

周扬在《略谈孔厥的小说》一文中，提到这个时期的作品时，说：

“……写出《郝二虎》、《苦人儿》、《父子俩》，博得读者的注意和欢喜。作者写了农村中的新人物、新事情。在口语运用上，尤其获得卓越成功。这些语言是新鲜活泼的，没有空洞概念，也没有故意修饰，以它们活生生地表达了农民的真实心理，反映出了新旧思想的对立。但是作者也许正因为充分发挥了他语言的能力吧，他的这两篇小说，主体采取了对白的、实际是独白的形式，这在写农民的作品上是一个新的尝试，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气息。”

1943年4月11日，肖三在《解放日报》撰文《可喜的转变》中提到：“小说方面的有孔厥的《苦人儿》、《父子俩》都试用民间形式和民众语言。”

父亲不仅写农民题材，凡发生在他身边的、他所熟悉的人和事，他都写。比如《凤仙花》、《二娃子》，就是以当时带我的两个小保姆为模特儿写的。《凤仙花》写的是农村姑娘凤儿怎样在革命干部的影响和关怀下，摆脱了自私落后的父亲的束缚，终于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二娃子》用极其生动的形象化语言，塑造了二娃子的天真可爱和愚顽倔犟，对他小小年纪的不幸经历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从而发人深省，读后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

父亲在自己的作品中，大胆创新，运用陕北地方语言，塑造了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的写作手法逐步成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1942年5月，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文艺工作者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之后，父亲更加深入农村，向农民学习，努力克服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这时期父亲发表了《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记边区女参议员折聚英同志》，他通过并不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反映了社会制度的变化，说明了新社会的本质。这篇文章把父亲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把他对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的由衷庆幸，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篇文章是父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后两种不同创作格调的分水岭，他由过去着重描写生活中的不足和存在的缺点转变为着重对新事物对光明向上的精神的歌颂。正如唐tao与严家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册（335页）中所说：

“开始创作和成名……都略早于孙犁的，有孔厥。孔厥善于抓住生活中的病态和缺陷，进行剖析和表现。作家以冷静的态度，深刻地揭示了生活的矛盾。”又说：“写于文艺座谈会之后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则是歌颂解放区，表现新人物新气象的好作品，与原先的格调有了明显的变化。孔厥创作面貌的这一变化，在当时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中，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郭沫若1946年8月在《沪文化界热烈欢迎解放区文艺作品》一文中写道：

“……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记边区女参议员折聚英，把英雄折聚英的一生写的活灵活现，比读一部长篇还要有味儿。”（《解放日报》）

一天，父亲风风火火地跑到葛洛叔叔那里，一进门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对葛洛叔叔说了一件振奋人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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