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载的列车

方福华

一

已经过去32年了，记得是一九九二年的秋天，石首报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超载的列车》，写的是一个农村青年在改革开放初期到深圳去打工的故事。

那个年代，“跳农门”改变命运实在太难了，除了参军、上学，就是嫁给城里人，但这几条路对于千千万万农村青年来说，几乎都是绝路。

就像是到了火山爆发的时节，压抑太久的人们义无反顾地走出家门，飞蛾扑火般冲向中国南方，这里是早期中国改革开放的热土。“广州去，深圳去，海南去”，无数人挤爆了那种令人恐惧而又令人神往的绿皮火车，和现在的高铁动车比起来，它实在是走得慢，但好在能慢慢走向远方，给人以憧憬和希望。

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这篇文章的结尾: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是空空的行囊。这是当年歌手费翔火遍全国的《故乡的云》里面的歌词，报社的主编老师因为这句结尾拍案叫绝，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后来这篇文章还获得报社的“年度好稿”，主编老师通知我的时候，还面带歉意，说因为我不是报社职工，所以拿不到奖金。

但我早已心满意足了，虽然我很穷，穷得“像个野人”（主编老师当年语），但是我却因此精神富有起来，从此没有了自卑。我能写作，我能写出“好稿”，我自然是有用的人，怎么可能自卑呢！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简单纯粹，容易满足。很多年过去了，我再已不是当年的文学青年了，也早已写不出那种激情洋溢的文字，但文学给我的支撑，主编老师对我的鼓励，让我从人生中最艰难困苦的时候意志昂扬地走了出来，现在想来，那时的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绝不是空空的行囊，若是没有当年的孜孜以求，刻苦磨练，哪有今天的我呢！

二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认真写过一篇文字了，甚至一年也看不了几本书，特别是文学书，基本上就没有碰过了，但那时，十几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狂热的文学青年，而报社那位“主编老师”，我一直认为他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我尊他为师，但他很多时候都是视我为友，他只比我大八岁，却对我早年从农村走向县城，又从县城走向更大的城市提供了莫名其妙的自信和精神滋养，我很感恩。

他也知道我这几年醉心于静坐和学佛，对写作这样的事情没有多大兴趣了，但他知道我在深圳有一些故事，作为深圳“睦邻文学奖”的评委，他认为“睦邻文学”很不错，建议我写一点有关深圳的故事。

他和我说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毕竟“过去心不可得”，何必留恋不忘呢，那些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无非都是“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六尘”带来的妄念而已，它们就是“梦幻泡影如露如电”，没有什么意义的，但老师说“有意义”，具体有什么意义，他没有解说。

今晨打坐，却总是静不下来，脑子里像在放电影一样，总是闪烁着三十多年前在深圳流浪的镜头，是的，我在深圳前前后后有六个年头，但最记得的还是刚到深圳流浪的那两个月，既然静不下心，那就下座用手机涂鸦吧。

三

我喜欢《超载的列车》这个名字，不仅仅因为对自己早年获得“好稿”的文章情有独钟，而是同时也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人们还是在一辆“超载的列车”上，只不过列车的形状和速度已经大为不同了，但其“超载”的东西，却是相似的，因而以此为题，觉得也是贴切的。

现在基本上看不到那种绿皮火车了，它大概很快就要成为一种文物了，或者在极少数地区作为怀旧功能而运行着。当年的绿皮车箱里，前胸贴后背地挤满了人，走道上车厢接头处，甚至座位下面都塞满了人，有时人们几天几夜都不敢吃喝，因为厕所里也挤满了人。就不用说什么骚味怪味汗臭味了，有机会有资格进入这样的车厢就是万幸了，然后，只要上了车，就可以随着扑通扑通的列车昏睡前行了。

不像现在的动车高铁，时速250至350公里，出发之前就可以从从容容购好车票，选好座位，一般都是选两人连坐的，三人座都没人愿意选，或靠窗或靠走廊随意，反正都很宽敞很方便，一般都坐不满。夏天车厢里的空调有点凉，最好穿上外套。

但是似乎很少人知道，1997年4月29日，国内火车第二次提速，试运行时速120公里，但半个月后，却在岳阳荣家湾发生了一起两列火车相撞事故，死伤很多人，我就是那次事故的幸存者。当时从车厢里被摔了出来，晕倒在铁轨上，但谢天谢地，我是分毫无损，只是看到站台上排满了尸体，列车长被担架抬了出来，我爬起来，第一个反应就是恶心呕吐，然后惊恐地逃出了车站。

四

我是拿着石首报社的特约记者证来到深圳的，记得主编老师还给了我一张报社的空白介绍信，要我随便填写到深圳的理由，现在看来，这些证件对一个从未走出过县城的农村青年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没有这些，我将在那个前往深圳需要“边境证”的年代寸步难行，甚至有牢狱之灾。

离家的前一夜，一向让我望而生畏的父亲突然对我说：你今晚和我睡吧。我愕然，长到22岁了，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和父亲睡过。父亲是一个刚强的人，也是那个时代村里的文化人，他是简师毕业，做过公办老师，但那个时代，父亲教书仅仅只能养活自己，家里有生病的父母和老人，还有两个弟妹，他只好辞去公职，回乡务农。

父亲对他的孩子一直都是很严厉的，我们平时很怕他，都想躲着他，生怕自己有什么不当的行为让他看不惯。他今天要求我和他睡，大概是有什么要嘱咐的吧，我忐忑不安地想。但晚上睡后，父亲却什么话都没说。我不习惯和父亲睡，尽管各睡一头，也感觉就像睡在老虎身边，怎么也睡不着，后来才慢慢进入浅睡中。半夜时分，突然听到脚头父亲的几声叹息，然后他突然就用粗糙的手轻轻抚摸我的脚，边摸边唉声叹气。我不敢动，更不敢出声，装作木知木觉，但不知为何有点想哭。现在我也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儿子的父亲了，早已深深理解了当年我的父亲，儿子要远走他乡，到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去讨生活了，他一定会承受苦难，但做父亲的有什么办法呢！只有无助、无奈、伤感和心痛。但那时年轻的我，更多是即将走向远方的兴奋和向往，管它前路是什么，先走出去再说吧！

五

我不擅于讲故事，五十多岁的年纪，也早已不喜欢煽情了，现在看来，当年在深圳的磨难其实都是我人生中微不足道的风景，比如在烈日下行走找工作，脚上都是水泡血泡。买不起一瓶矿泉水，只能偷偷地捡别人丢弃在路边的矿泉水瓶子，一般都能喝上几滴，运气好的话还能喝上一口。为省钱每天只吃一餐午饭，一餐只花一块钱，饭管饱，我是吃得狼吞虎咽，老板看着我眼睛都要发绿了。至于睡桥洞睡工地，那就是日常，那两个月我没有碰过床。

但还是有几件事是深深印在脑海里的，哪怕几十年了都清晰如昨。

某次在一个路边小店吃饭，一群穿着灰色皮子的保安如狼似虎的冲进小店，真的是如狼似虎，一点都不夸张，他们挥舞着棍棒，大声呵斥吃饭的人把暂住证拿出来，但绝大多数人都只有身份证和边境证，他们拿到边境证马上就撕掉了，身份证直接没收，然后把那些人推上一辆大卡车拉走了，据说是拉倒樟木头“砸石头”去了，至于“砸”多久，最终结局如何，没有人知道，幸亏我有一个石首报社发给我的特约记者证，他们没有为难我。

大家应该还记得孙志刚事件吧，那是2003年，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因为缺少暂住证而被警察当成“三无人员”送到一家收容遣送站，最终被收容人员野蛮殴打致死，死时年仅27岁，大学毕业才两年。我在深圳流浪的时候是1992年，距离2003年已经过去10多年了，大家可以脑补一下1992年的深圳。如今的深圳，以及整个中国，在法治方面已经进步了很多，那确实是前人以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我们应该深深感恩。

那时候在深圳找工作实在太难了，我到过华强北人才市场，那里和火车上的感觉一样，都是前胸贴后背，转都转不过来，我还见到一个30岁的理学硕士在大街上吆喝卖报纸，晒得黑不溜秋的，我这样的初中毕业生就不要挤什么人才市场了。但我还是找到过那种临时工作的，比如锤墙擦玻璃等，又比如烧电焊，就是给新建楼房烧防盗窗，我是有电焊工证的，只是那时候没有什么劳动保护，电焊机都是裸机，没有半点安全措施，有一回下雨，焊机漏电，把我从三楼打下来，还好掉进一楼的一个水塘里，没有摔在水泥地上。

有次我在路边看招聘广告的时候，遇到一个年龄相近的小伙子，竟然是湖北监利人，妥妥的邻县老乡，就称他“小监利”吧，当时我们都没有地方住，就在垃圾堆里捡了一个席梦思床垫，一起抬到山上，感觉睡起来还蛮舒服的，毕竟比水泥管桥洞要好多了，而且有一个老乡在一起，觉得很有安全感，但第二天半夜时分，山上雷电交加，暴雨如注，我们两个只好努力举起席梦思垫子遮雨，但雨下了很久都不停，最终垫子里吸满了水，就只好放弃了，俩个人无处可躲，靠着狂风中摇曳的大树，淋了整整一夜雨，还好那时年轻，体质也不错，竟然没有感冒。后来，“小监利”告诉我，他是在家乡赌博杀人了逃出来的，说是赌博的时候，那人输了不给钱，就捅了他九刀，难怪他看到警察警车就脸色发白，我再也不敢和他一起睡在山上了，找了一个机会偷偷溜了。

还遇到过一个武汉老乡，大家都叫他小胖，也是在看路边广告时认识的，见我也是湖北的，就很热情的打招呼，他还介绍我和他同住，是睡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地上铺上一张自己买的草席，房东一天只收10元钱，竟然还有井水可以洗澡，真的是一个“价廉物美”的享受了。我们一起相互鼓励安慰，一起找工作，一起吃一元钱的午饭，一碗一碗地喝饭摊老板免费提供的大叶子茶，还一起给一个江西包工头刷过墙，但很快他就离开深圳了，毕竟他来自武汉，真正大城市里的人，他父母也就是让他来体验一下生活的吧，不像我这样的人，是为了生存才背井离乡。分别的时候，小胖还给了他武汉家里的地址，邀请我有机会到武汉去玩。

小胖走后，我找到一个工地，那里看上去管理不严，晚上可以偷偷到建好的毛坯房里去睡，这样就可以省下10元钱的房费了，一直睡了好几天。中秋节晚上，我爬到十几层的一个房间里，睡在粗糙的卫生间地板上，突然听到有保安在外面大声吼叫，吆喝着把一些躲在楼里睡觉的人赶出来，他们一层一层一间一间地查过来，半夜时分，让人有点心惊肉跳。我很快就被赶出来了，外面秋雨绵绵，天已经明显凉了。我无处可去，孤零零站在路灯下，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我突然想回家了，然后蹲在路灯下，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六

确定要回家了，心里反倒轻松起来。

买票的时候，突然想起小胖，小胖是武汉的，我从来没有到过省会武汉，不如去武汉找他吧，出来一趟不容易，也不知道将来还有没有机会走出来，说不定将来只能困死在家乡的那一亩三分地上了。现在手上的钱正好可以买一张到武汉的火车票，就去武汉找小胖吧。至于到了武汉没钱了怎么办，如果找不到小胖怎么办，那时都没有想过。

不记得火车是到了汉口还是武昌，总之我在天刚刚黑的时候找到了武汉红钢城小胖的家，记得他家是在一楼，小胖见到我很是惊讶，但也是开心的，他母亲有着大城市人的矜持和稳重，但没有任何歧视，特别是他的父亲，对我可以说是很热情，觉得我是和他儿子在深圳共过患难的人，又加上他的老家是湖南长沙，我们都用流利的湖南话交谈。第二天小胖带我在武汉玩了一天，竟然登上了课本里令人心驰神往的黄鹤楼。知道我没有钱，又听说我没有在长江上乘过船，小胖就帮我买了到沙市的船票，早上醒来，揉着眼睛走到船舷边，竟突然看到岸那边就是熟悉亲切的石首城。小胖一家真的对我是仁至义尽的，记得回到石首后，我还与他有过一段时间的通信，后来不知为什么慢慢断了联系。三十多年了，我还能清晰地记起小胖淳朴憨厚的笑容，记得他嘴唇上淡淡的胡须，还有他父亲的热情、母亲的包容，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遇到好人了，感恩！

终于从沙市到了老家横沟市镇，时间还早，大概是下午四五点钟样子。我心里很是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父母，也不知道如何面对乡邻。我不想白天回家，我想太阳落山天黑了再回家，这样就不会碰到村里的人了，毕竟在外面跑了一圈，手里只有一块钱了，终是灰头土脸地回来，不好意思面对。就在离镇上不远的姑妈家吃了晚饭，借了他们的自行车，驮上那个脏兮兮的行李袋回家了。刚到家门口，父亲正好走了出来，眼睛红红的，像是流过泪，见了我也不觉惊奇，只说刚刚收到了我从深圳寄回来的信，我心里就明白父亲眼睛红红的原因了，那个时候的信真的慢，竟然差不多十天才收到，读了我的信，他的心里定是伤感的。那时候我开始明白父亲远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么刚强，他的心也是柔软脆弱的。我当时觉得有点尴尬，但又觉得父亲是理解落魄归家的游子的。

其实在我17岁那年，父亲就带着我和好几个乡邻一起走出去过，只是走进了广东韶关的一个大山里，介绍人说山里种树很赚钱，但到了后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父亲就果断地安排我和一个年长的叔辈马上回家了，但他们几个是回不来了，因为没有路费了，只能在山里干活，赚足路费再回来。某天父亲在山中劳作时，被一块突然滚落的巨石砸伤了腰背，幸亏当时他反应迅速，及时避让了一下，才没有导致瘫痪。父亲自己在山里用草药敷了两个月，最后带着满身伤痛而归，回来的时候也是傍晚，以父亲的性格，他肯定不会在大白天回家的，一个村里的“文化人”，出去时挑着一担行李，回家时还是那担行李，蹒跚而归，他是绝对受不了乡邻同情的目光的。

我们中国人，一代一代，或许就像一乘一乘超载的列车吧，载着家庭，载着家族，载着家国，载着一颗沉甸甸忧患的心，每一个人都在负重前行。

七

还是写一个结尾吧，突然觉得用那篇旧文章的结尾做结尾也很好的:

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是空空的行囊。

这是歌手费翔当年演唱的《故乡的云》里面的歌词，他去年还演了一个电影《封神榜:朝歌风云》，演的角色叫纣王。

无论是歌手还是纣王，无论是草根还是权贵，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

人们最终都只会剩下“空空的行囊”，不，连那个“空空的行囊”也是没有的，我们的肉体终归化为空无，但却实实在在有一种东西，虽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却是随风入夜，润物无声。

曾琪2024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