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护

国辉笔谈

　　父亲躺在病床上，他挣扎着要起来。可他实在是太虚弱了，既挪不动腿，也挺不起腰。他右手拉着床的护栏，在做无力的挣扎。我赶紧按住父亲，问他要做什么。他指着急诊留观处内医生值班室的门，语气笃定地说，“门旁边有两个箱子，我去拿件换洗的衣服。”我赶忙说：“你别动，我去拿”。我走到门口，门旁边只有两个白色的文件柜，哪里有箱子啊。我返过来对父亲说，“没有箱子啊，谁给你送来的啊？”

就在周六下午，我、我弟弟、我儿子三人坐着120急救车把父亲送来了天坛医院急诊。医生诊断脑出血，这是非常严重的病了。父亲脑部出血量不算小，入院时他已不能自理了。周六早上，母亲做了排骨炖土豆，父亲高兴，自酌自饮了几杯。中午时，他大便干燥，蹲马桶上一个小时也没把便排出来。估计是排便时太用力了，那会就把脑子里的血管撑裂了。

天坛医院的急诊处病人如织，就连走廊上都满是天南地北的危重病人。天坛医院是北京最好的医院之一，自然也是全国最好的医院之一。这里是危重病人的重生之地，也是危重病人家属的希望之地。来天坛医院看急诊的病人实在太多了，多得需要等待。急诊处的走廊就聚集着众多等待的病人以及病人家属，这条走廊似乎不仅仅是条物理意义上的通道，它还成了连接病人与病人家属重生与希望的通道。

周六晚上六点多，父亲各项检查做完了，他也终于坐在从医院租来的轮椅上输上液了。可惜急诊这边一时没有病床可以留观，也租不到病床了，我和弟弟只得在走廊处陪护父亲输液。

看着父亲两眼无神、身子软塌塌窝在轮椅上，我觉得这不是办法。就这么坐一夜，就是身体健康的人也受不了啊！放眼望去，走廊上躺着一溜的病人，我赶紧让弟媳再去问问，什么时候能租下床来。弟媳很快就回话了，“现在没床，什么时候有，人家也说不好。”我记不清是不是一个安保人员给了我提示，我想到了让妻子开车带弟媳和我儿子回家，赶紧把家里的折叠床取来应急……父亲总算在急诊处的走廊躺下了。

因便秘引起的腹胀几乎折磨了父亲一宿。他一次次地让我和弟弟扶他去厕所排便，从床上扶到轮椅上，从轮椅上扶到马桶上，再从马桶上扶到轮椅上，又从轮椅上扶到床上，这“四扶”极为累人。父亲在马桶上一坐就是十多分钟，可他什么也排不出来。一趟一趟地折腾，一次一次地折返，我和弟弟都疲惫不堪。或许我们两兄弟可以轻松搬动一百四五十斤的物品，可要抬动同样重量的父亲却并不容易。我算是知道了，抬动等重的物品和人体，操作难度是完全不同的。我忍不住抱怨妻子不该把儿子带回家，如果儿子在这，应该好办许多。半大小子开始出力了，这刻我真是感觉儿子也能起点作用了。可这会抱怨又有什么用呢？

夜间值班的护士提醒我，脑出血的病人要多躺着，尽量不要让他起来。我问护士，“我父亲总要排大便怎么办呢？”护士说，“就让他在床上排啊！”或许是看着我有些诧异和不解，护士补充说，“你去买个卧便器，放他身下。”这简直是一语点醒梦中人，我和弟弟终于不用频繁地抬动父亲上厕所了。

父亲显然不习惯躺在床上排便，他有些排斥这样的做法。他甚至觉得，就在医院走廊上，就在大庭广众下，光着下身排泄这是在让他难堪。父亲压根就没意识到，人到了这个时刻，日常的“体面”真顾不上了。走道上其他卧床的病人排泄时多是如此，还有些病人赤身裸体躺着，生殖器无遮无掩。这个时候又有谁会去笑话或指责一个昏迷或昏睡中的病人呢？

大病住院这事，父亲没有经验，他需要适应。陪护重病病人这事，我和弟弟也没有经验，同样需要适应。就像做核磁这事，因为要把父亲抬到检测设备上，即便我找了几个病友家属帮忙，可抬起来依旧不轻松。一位护工告诉我，最好连着褥子一起抬，我试了试，方法果然好使。处处留心皆学问，此刻我就在陪护中学习陪护。

看着父亲因排便不畅被折磨得扭曲变形的脸，我们两兄弟都很着急，弟弟一次次用开塞露给父亲“助”便。幸亏我刚让妻子在外面药房买了八管开塞露，接连用了四管，父亲还是排不出便。情急中，我问夜班护士，这种情况有什么好办法没有，护士建议灌肠。我赶紧找急诊室的大夫开了灌肠的药物，取药后一看，就是大号的开塞露啊。灌肠用的导管足有二十公分，需注入肛门的溶液也比开塞露的量多了好几倍……灌肠后，父亲依旧没有排泄，又用了一只开塞露，还是没有排便……就在我想着要不要再找大夫开个大号的开塞露时，父亲招呼我，他拉出来了……

父亲这次排便很彻底，他两股间，甚至小腿上都沾着黄色的粪便，垫在床上的被子、褥子也都被粪便玷污了。等我们兄弟俩帮父亲擦洗干净，天已经蒙蒙亮了。在卫生间，弟弟对我说，“如果是女婿，不知道会不会这么尽心？”

急诊处的走廊是个永远忙碌的所在，护士来往穿梭，给病人打针换药。病人几乎都躺着，都行动不便，陪护家属就坐在病人边上打盹。陪护人多半是病人的儿女。我父亲床的西头，躺一个老太太，她一双儿女在照顾她。从江苏奔波到北京，姐弟俩谨慎地陪护者昏迷的母亲。姐弟俩神情满是困顿，我猜他们并没有在酒店开房间，一家三口就在这走廊守着。看病要花钱，既然经济拮据，姐弟俩就该苦着点自己了。姐弟俩在等一张病床，可几天过去了，还是没能等到。姐姐很坚定地对我说，“哪怕只有一分希望，我也要给妈治下去。”

靠近卫生间那头，有个儿子在陪护昏迷的父亲。只有他一人在陪护，因为没有替换的人，这儿子离开的间歇，他昏迷中父亲突然叫起来了，护士一个劲喊，“病人家属呢，病人家属呢？”深夜我和这儿子聊了几句，他家在河北清东陵那边，现在就他一个人陪护，但他哥每天也会来一趟。

我有些庆幸我家就在北京，庆幸天坛医院离我家这么近，庆幸我还有个弟弟可以和我一起分担这份责任。仅仅只是一个晚上的陪护，我就真切地感受到，一个人根本照顾不过来一个重病的老人。问诊、缴费、取药、清洗……这一晚我和弟弟两个人都忙得不亦乐乎。

周日，已是新的一天，一家人都过来看父亲了，算是把我和弟弟替换下去。妻子开车送我和我弟弟回家洗了个澡。弟弟说，他这会都觉得身上一股屎粑粑味，我鼻子里也同样觉得那股大粪味挥之不去。

洗完澡，我喝了点豆浆，吃了个包子就睡下了。刚眯着，妻子又打电话来了。我实在没法放心，又和弟弟匆匆赶到了医院。父亲这病不是三两天就能好的，昨晚的折腾更让我觉得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我提醒自己，一定要合理分配众人的时间和体力，别让所有人都干耗在这了。我让大家先回去，先由我一个人盯着，待会我再排个值班表。

周日下午，护士通知我可以办理正式留观了，父亲总算在急诊的留观处等到了一张病床。我从走廊那离开时，把从家里带来的那张折叠床留给了那对姐弟，希望他俩晚上也可以轮着躺下休息会。等我把父亲在留观处安顿好，我发现昨晚在走廊卫生间那头陪护父亲的那儿子也把他父亲迁进了留观处。

父亲小便失禁，他似乎分不清自己是要小便，还是已小便，他排便的信号传到大脑像慢了两分钟一样。他告诉我要尿尿时，实际他已经全尿床上了。床上垫着防水的隔垫，父亲的内裤尿湿了五条。已经没有干净的内裤给他更换了。我打电话给妻子，让她再带几件干净衣服过来，就在这时，父亲挣扎着要起来拿换洗的衣服。

父亲一再强调，在门旁边他放了两个箱子，一个红色的，一个灰色的，里面有他的衣服。刚开始我以为是上午那会母亲给他送衣服来了，我真的又跑过去看了一遍，仔细地看了门里门外，确实没有什么箱子。见我又折回来了，父亲很生气，他那表情就像平时我没顺着他意说话时的一样。他带着怒意又说了一遍，“我自己放的，我还不知道啊！”父亲仍要挣扎着起来，在阻止他那一刹那，我突然意识到，坏了。刚才他还和我说，看到我弟弟回来了，我以为他认错人了，没在意他说的这话。现在父亲又说门口有他放的两个箱子，而且说得“有根有据”“一本正经”，他该不是出现幻觉了吧？

我心里猛的一惊，这可不是什么好症状啊！奶奶去世前，说她看到红军队伍了。外婆去世前，说她看到早已过世的小姨了。病人眼前出现这种幻觉，会不会是回光返照的信号呢？

晚上，弟弟来急诊留观处接替我。我还没到家，他就给我打来电话，说父亲有点说胡话了，一会说看到了竹佳，一会说听到书怡在外面哭，他还再三叮嘱要把书怡看好了。弟弟在电话里几乎是哭腔了，他同样在担心情况不妙。

我给表哥和堂哥各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俩父亲这次只怕大限到了。平时谈到老人的生死，我觉得没什么可讳言的，老父老母去世固然让人难受，可每个儿女不能避免要与父母永别。父亲这次发病真的太突然了，生死竟在一瞬之间，怎么就没有多留点时间缓冲呢？一想到今后家里不会再有父亲的絮叨，一阵新鲜的痛感涌上我的心头。

到家后，我给世纪坛医院的老乡刘医生打了个电话。昨天就是他建议我赶紧送父亲到天坛医院急诊的。我说到了我父亲出现幻觉的事，他问我，医生下病危通知没有，生命体征的检查结果是不是正常，他安慰我，不用着急，这可能是血块压迫神经的表现，再冷静观察观察。

这一夜我是在担心与焦虑中度过的。一早，带上母亲煮的粥，我和女儿骑车匆匆赶去了医院。在急诊走廊处，江苏的姐弟俩还在陪护着他们的母亲。我本想过去和他们打个招呼，只见那姐姐还把头趴在她妈妈的床边沉睡，我没忍心叫醒她。

刚走进急诊留观处，我看到弟弟正在照顾父亲排大便，排便顺畅。我试着和父亲聊了几句，他神志已清楚了许多。收拾停当后，我喂父亲喝了几口粥，看父亲有食欲且吞咽正常，我一颗心总算放下来了。我让女儿给她爷爷唱了两首歌，一首《牧童》，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父亲看着孙女笑了，他逗孙女说，“爷爷还要带你去上游泳课。”父亲应该是熬过了他此生中最艰难的时刻了。

2024年7月24日于G45次高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