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一生用诗歌的长矛挑战命运的风车

伍鹤读书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这一年，大唐帝国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宰相武元衡被藩镇王承宗、李师道派出的刺客斩杀于街头，同时上朝的副手裴度同样遇刺受伤。随后，身为谏官的白居易上书，主张严缉凶手，却被朝臣们视为异类，不久，因为越职言事而被唐宪宗贬为江州司马。不过，这也是十月之后的事情。因为，在这一年春暖花开、草长莺飞的二月，一件似乎根本不值一提的小事遭到了朝野大臣的普遍关注，这就是被贬为连州司马的诗人刘禹锡写《戏赠看花诸君子》事件。

刘禹锡出生于一个“世以儒学称”的官宦世家。受家风影响，在青年时代，可谓是一帆风顺、平步青云，很幸运。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二十一岁的刘禹锡首次参加科举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同年登博学鸿（一作“宏”）词科。二十四岁再登吏部取士科，三登文科，释褐为太子校书，享誉京华。贞元十八年，刘禹锡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不久迁监察御史。在此期间，他与同样在御史台任职的韩愈、柳宗元结为好友，三人志同道合。此时的刘禹锡，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然而，永贞革新却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

贞元二十一年，唐顺宗即位，一场以打击官宦势力，革除积弊为目的的改革——“永贞革新”拉开序幕。这场改革似乎给江河日下的唐王朝打了一针强心剂，也给当时年轻气盛豪情万丈的刘禹锡、柳宗元提供了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时号二王、刘、柳”。在这场短命的改革中，刘禹锡和柳宗元成为朝野瞩目的政坛新星。遗憾的是，永贞革新仅仅持续了一百四十余天便宣告失败。参与革新的大臣受到贬谪，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先被贬为边地刺史，又由于“朝议谓王叔文之党或自员外郎出为刺史，贬之太轻”，再被贬为朗州司马，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这一年，柳宗元三十二岁，刘禹锡三十四岁。

朗州十年，是刘禹锡一生中处境最差、心绪最抑郁、最虚废的时期。初到贬所，刘禹锡的心情可以说是非常低落、郁闷的。然而，刘禹锡最让人佩服的就在于，不管遭遇什么，他都能乐呵呵地面对，虽然身处“巴山楚水凄凉地”，并未因贬谪一蹶不振，他将目光投向了巴蜀旖旎的山川和质朴的人情。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竹枝词》，简称“竹枝”，早期的竹枝词多以“竹枝”和“女儿”两词作为衬词，估计竹枝词的名称便由此而来。竹枝词又叫“巴歙”，巴即巴郡，歙就是民歌。《唐才子传》记载：“俗信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俄延，其声伧伫。”巴人善歌舞，他们民间的竹枝词都是能唱能跳的，每逢佳节，巴人便聚在一起，击鼓踏歌。这种音乐，在一般士大夫眼里，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白居易谪居江州的时候，就说当地的民歌是“呕哑嘲哳难为听”。虽然刘禹锡也随着大流先承认竹枝词“词多鄙陋”，但是他自己却不避这村野鄙陋，而是以士大夫之身份，主动去采集民歌，并改造民歌，创造民歌，“倚声作《竹枝辞》十篇，武陵人悉歌之”（《唐才子传》），于是，竹枝词这朵原本只在深山中开放的小花，被诗人移栽进了唐诗的江山。

迁客骚人之思似乎是古代文人吟咏不变的主题。被贬之后，柳宗元写了不少悲怆悲凉、怀念故土的诗文。刘禹锡也并非没有这种痛彻骨髓的悲凉，但是他天性中的桀骜不驯还是驱使他宛如堂吉诃德一样举起诗歌的长矛向那个不可一世的风车进攻，即使面对着成百上千倍强于自己的敌人时，仍然向自己的敌人毫不犹豫地发出挑战。甚至到了晚年，他还写了《子刘子传》表明了在这场贯穿他后半生的政治争斗中，他的态度始终未变。这种倔强，这种不妥协，在中国文人中间的确罕见。在这场战斗中，已经无所谓胜负，因为诗人展示的是作为一个有骨气有胆识的文人深埋于内心和灵魂中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作为人的不可磨灭的尊严。于是，我似乎明白，刘禹锡为什么被白居易称为“诗豪”了，其实，刘禹锡不仅是诗中之豪，更是文人之豪，人中之豪！所以，无怪于当秋天已经成为古代文人固定的抒发伤感悲凉情怀的对象的时候，刘禹锡却能写出那首让人惊叹不已的《秋词》了：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刘禹锡的一生，在政治上，是斗争的一生，是反抗的一生，是在被打击中不断反击的一生。在诗歌创作上，他自立门户，不断创新，写出大量雄浑苍劲的诗歌。同时，他又以诗歌作为武器，无情地嘲讽和打击着他的对手。他虽然不断地被排挤，被打击，被流放，却从没有怂过，反而是愈挫愈勇，豪情万千。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在《浪淘沙词（其八）》中，“莫道”语音未落，紧接着又是一个“莫言”迎面喝来。刘禹锡用复沓的方式，用斩钉截铁，间不容发的语气，诗人对身处逆境的现状无所畏惧，傲然相对，更饱蕴含着诗人对自己的慰勉之意。随后，用比兴言志的艺术手法，用蜀地的淘金劳动作喻，来表达自己虽然被贬往荒凉的夔州，生活条件非常恶劣，但他并未就此一蹶不振、心灵消沉，像水中的泥沙一样沉入人生谷底，而是采取更加积极乐观，奋发昂扬的态度，将苦难当作磨砺心性的人生考验。

元和九年，刘禹锡奉召从朗州回京。以戴罪之身等待朝廷发落，当有人劝他此时应该去拜访宰相武元衡，请求权贵恩典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不但如此，他在跟朋友们一起去游览京城的玄都观赏桃花时，竟写下了一首让权臣十分不快的《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裁。

这首诗的讽刺意味实在太明显了：诗中，刘禹锡以辛辣笔触嘲讽了权贵及谄媚之徒，这一下子可刺痛了当权者。玄都观里的桃树，其实是暗指当时的权臣，而这些权臣们，很多都是在永贞革新里靠着检举、揭发、告密、迫害起家的，当“刘郎去后”，这些大臣们就欣欣然登上了帝国的高位。这种讽刺在公开挑战政治守旧派的底线的同时，也对皇权进行了蔑视，此诗是刘禹锡诗人气质和斗士灵魂的缩影。于是，因“语涉讥谤”，好不容易回京的刘禹锡又被贬去了更加偏僻的播州。在唐代还是未开化的荒蛮之地，穷山恶水，条件艰苦。

刘禹锡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柳宗元想到播州比柳州还要艰苦，刘禹锡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随身奉养，便几次上书给朝廷，要求与刘禹锡互换，言辞恳切，甚至表示如果因为这个请求而获罪，他虽死无悔。在柳宗元的一再请求和宰相裴度的争取下，刘禹锡被改贬连州刺史，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刺史。

赴连州上任途中，刘禹锡与柳宗元两人结伴南行，一路上遍游风景，诗酒唱和。至衡阳时，两人却不得不各奔贬所，不知何日能再相见。歧路在前，柳宗元写《三赠刘员外》：

信书成自误，经事渐知非。

今日临岐别，何年待汝归？

诗似是对自己以往的经历作总结。刘禹锡以《答柳子厚》相赠：

年方伯玉早，恨比四愁多。

会待休车骑，相随出影罗。

然而，命运弄人，正值壮年的刘柳怎能料到，这次相见竟成了永别。之后，刘禹锡因母丧由连州北还，途经衡阳时接到柳宗元在贬所逝世的消息，他“惊号大叫，如得狂病。良久问故，百哀攻中。涕泪并落，魂魄震越”（《祭柳员外文》）。看到上次两人以诗唱和的分别之地却已物是而人非，他睹物思情，情难自已，于是长歌当哭，以志哀思：

忆昨于故人，湘江岸头别。

我马映林嘶，君帆转山灭。

马嘶遁故道，帆灭如流电。

千里江蓠春，故人今不见。

柳宗元去世后的二十多年，刘禹锡的朋友仍然不少，但像柳宗元一样患难相依、生死相托的却是没有。在之后的岁月里，刘禹锡忍受着“终我此生，无相见矣……知悲无益，乃恨无已”的悲痛之情，写下了《祭柳员外文》《重祭柳员外文》等一系列悼念至交好友的文章和诗歌。后来刘禹锡没有辜负老友的托付，用半生的心血编撰成一部《河东先生集》刊印，多年后，柳宗元的儿子刘周六不仅长大成人，还高中进士。

如果没有刘禹锡，柳宗元的名字也许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淹没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永州八记》《捕蛇者说》《江雪》《黔之驴》《渔翁》等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也许便不会流传于后世。也许，我们根本不会注意到历史长河中有一个叫柳宗元的人。真正的友情大抵就是如此，无论春风得意还是天涯沦落，无论长安为官还是谪居荒夷，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友情有如黑夜中的明灯，又如冬日里的阳光，照亮和温暖了中国文坛与政坛的一片天空。

桃花诗案还有续集。大和元年（827年），刘禹锡回到洛阳，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有了前一次祸从口出的教训，照理说刘禹锡应该变得更加谨慎小心了，不管怎样说，毕竟他此时已经不是年少气盛的青年，而是五十五岁的老人了。可是，回到京城的刘禹锡似乎并没有汲取年轻时候的教训，他又一次来到了十多年前游览过的玄都观，刘禹锡，这个五十五岁的倔强老人，故地重游，心又痒痒，随即又引出《再游玄都观》七绝一首：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诗人似乎还怕别人读不懂自己诗中的讥识之意，还专门在诗序中写道：“始谪十年，还辇下，道士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来，无复存，惟兔葵燕麦动摇春风耳，因题兹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旧唐书》说“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甚至后人也有评价说刘禹锡刻薄不厚道。但是，如果“行”就是遭遇打击之后摇尾乞怜俯首求饶，刘禹锡无疑是“无行”的。

“咏史”之体，据说最早为班固所创，从那以后，诗歌咏史渐渐蔚为风气，成为潮流。唐代几乎所有诗人都有咏史篇章，其中，杜甫、刘禹錫、李商隐、杜牧都是咏史名家。刘禹锡诗歌，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咏史诗。唐人咏史，石头城是最常见的题材之一。一个明月相伴的夜晚，诗人来到这座空城，山形依旧，涛声依旧，城墙几成废墟，只有那轮曾经照彻千古的月亮，还在静静地俯视着这繁华过，又衰败过的世间。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山围故国”二句是白居易赞不绝口的诗句，认为有了这两句，“后人无复措辞”。在古今相接的大跨度时空中，诗人静静地沉思，随一轮冷月，诗人俯瞰着世界，其实也是在俯瞰自己。历史的沧桑感在沉思中得以萌发，渐渐升华成哲人的隽水。在这样的诗歌面前，我们似乎都要蹑手蹑脚，屏住呼吸，静静等待那一抹历史的月光照过我们的头顶，好让我们在她的指引下，体味历史的秘密，体味人生的秘密。

其实，人生的秘密往往就在历史中埋藏着。如果诗人能站在历史的高度侧微众生，跨越历史的时空体味生命的话，人生的短促和可笑立刻就在历史的永恒面前现出原形，面一切的繁华和衰败，鼎盛和凄凉，更不过是过眼烟云，《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既然永恒不可能，那么祈求永恒也必为虚妄。任何繁华都会散尽，任何鼎盛都会成为云烟，如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那么，相比于这片土地上无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悲欢离合，个人的起起落落又算得了什么呢？于是，诗人以沉静代替了愤怒，以思考代替了躁动，以释然代替了执着，以放达代替了焦灼。因为诗人已经借助一双巨大的翅膀飞上了苍穹，在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俯瞰芸芸众生，俯瞰着我们，也俯瞰着自己，于是，诗人的生命从这纷繁的世间被提纯了，超越了苦难，超越了悲凉，也超越了得失。

这双翅膀，就叫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