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父亲吴运广

吴翊佐

显考打石匠府君吴公运广

作者：吴开全

每次回到家乡，听到山坡上打石头的人吆喝声时，我自然就会想到我父亲（吴运广，人称吴口水）就是干这种职业的，当地人称“打石匠”。

在广安，人们会将悦来马坝联在一起，也就知道这个地方的东西南北了，这里的人一提起老祠堂、新祠堂、三星寨，熟悉的人就已略知一二，原因这是小时候的记忆，而这三个地名之间，人们自然联想转龙湾、吴家湾、吴家祠堂，我的老家就在吴家祠堂。

如果退到很久以前，听说我们吴姓是湖广填四川来的，来自湖北高干阴麻城县，吴家祠堂的修建是光绪三年（1878年），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了，听父亲说祖父（吴昭杰）是一个耍木老壳戏的艺人，最初住在祠堂附近的一个湾湾里，一间破旧的茅草房，长年在外，爷爷以打条石为生，爷爷（吴著举，又名吴海三）父亲均继承了这个职业，祠堂房屋是典型的三合院依山（这里是典型的川东丘陵地形），房子的背后是椅子形状，后面还有高于此地的高地，如果坐在这里只有靠一边（且只有一点点）。到2017年了解家谱才知道，我们吴氏祖先吴天寿600多年前元末避红巾贼乱率子并孙来蜀賨城，历十一传至吴润时，遇明末献忠之害避乱西乡越康熙丙午获观升平乃携二子以归落业三老湾，长吴曰富公插占东岳龙家沟，次子吴曰贵插占马坝吴家湾。吴曰贵开始在我家位置生活至今300余年，若吴天寿为第一代，我们开字辈为第二十二代。在第五代吴伯通官至现在的副部级。

就是在马坝吴家湾吴家祠堂，父亲靠在当时广安县城当帮工（曾是当时杨森的一个儿子的警卫）（后知是杨纪元，文章是许多年前写的，文中杨森儿子，后来才知道是杨纪元并不是杨森的儿子，是广安一袍哥、绅士。就是修原广安川剧团的这个人。1946年，县人杨纪元在龙头街建广华剧院，人们第一次入院就坐看川剧演出。同时出钱办《民生日报》）养活一家老小，父亲有一弟（吴运安）二姐（吴运秀、吴东梅）一妹（吴运珍）。我大哥（吴开贵）不到三十岁因天泠犁田得了病，因医生药下错而死，留有遗子吴元章（春果），遗女吴秋芳（春花），现分别名为长春、小春（嫂已改嫁），其中二姐（吴开菊）只有十二岁就死了。 

我1987年考上（西南师范）大学，父亲给我送录音机来，在北碚火车站给我讲，如果他死了，叫我给他写一篇祭文。关于这事，由于父亲去世是1990年8月份（农历六月二十），时年65岁，而我要1991年7月份才大学毕业，当时由于我也在生病，再加上经济等原因，未能实现他的夙愿，关于这一点我内心还非常愧疚。

我最大的遗憾没能与父亲在大学照一张像，我记得我提出过，但他不同意，他到西师还是注意形象怕别人说农村人不爱干净，走时我送他到北碚火车站，临走时他对我说：

父亲出生于1925年6月20日（农历生日），此时巳是六十二岁了，这一辈子的酸甜苦辣，样样有，特别是在十八岁左右，学打石头，这一时期是很凄惨的，不管是打霜下雪，天晴落雨，他都要跟他父亲一起出去打石头，特别是冬天，天一亮就起床，仍然要与冰冷的他石头打交道，小小年纪干起大人的活来，这又是下力的活，手磨落了皮，同时忍受饥饿，为了生存，又有什么办法呢？

当我听到这些话时，我暗暗下了决心，父亲，你相信我一定要下决心改变命运，在我眼里，你赋予的内容太多太多。

他谈到我这次考上大学，家乡人是如何如何，他是多么的高兴，其他人都叫他“老太爷”，但目前为了我读书，他与母亲仍忍受着辛劳。

当我目送父亲远去的背影时，自然联想到来朱自清的《背影》，我的父亲为了我读书，历经苦难，受了多少委屈，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啊！在临死时还在考虑我的读书，都舍不得花钱自己治病，每当我想到此事，我的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我当时为什么我不能拯救我父亲的性命，我太没用了。

当时我也是自身难保，由于腰深部浓肿，不得不回校治疗，与此同时，父亲的病（肺气肿）也在进一步的恶化，我病有好转后在回家的路上听说父亲已去世，我怎么给去世的父亲作出交待，可我当时由于没有经济实力，一切都变得哪样苍白无力。但曾经的往事历历在目。

父亲生活在动乱的战争年代，曾是大西南军阀杨森的一个儿子的警卫（广安土皇帝，杨森系广安人），当时我家里也穷，父亲在城里工作也不够自已吃，因为听我母亲说她到父亲哪里去，带回家的是几个萝卜，这便成了过年时难得的佳肴，家里的人也只有当佃农，租地主的田做，有时候租的田土很远，一早出去干活，晚上才能回家，其中走路要走几十里路。

父亲为人很好，有两件典型事例：

在当时的广安川剧团门口（现龙头街）有一块石板断了，到这里看戏的人都是当时广安城里的有头有面的人，每当戏完后，马上就搬来一块石板铺上（从很远的地方背来的），从此再没有发生有人跌到坑里的事也没听到咒骂声，凡是曾掉进这个坑的人，第二次来看戏，看到坑被一块石板铺上，无不从内心发出感叹：“这是谁做的好事，他该活一百二十岁”，这件事我父亲不知讲了多少次。可以想象他当时的为人，也为我的为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另外一件事是真人真事，后来听说，我父亲救的这个人曾任广安火柴厂书记，事情是这样的：

广安—抓壮丁的时代，一抓就抓住了王世凯，当兵是强迫性的，王世凯不愿去，但还是抓去了，他家里的人要求我爸把他放出来，这要担风险的，而且抓的这批人马上就要送走了，这有什么办法呢？父亲当时在广安还是一个有影响和关系的人，父亲想了一个办法，抓壮丁的人有两大爱好：一是吃，二是钱，这说好办，我父亲就请有关的人吃了一顿，又给了许多钱，但这些人又不能马上放人，上面的人知道要按军法处置。于是他们又想了一个办法，当时的这批人是押往达县，交通不发达，只能走路，当大队人马走到一座山前，一个人对王世凯说，你跑吧！王世凯趁解大便之际之机跑了，押送的人假装追逃犯，又故意开枪，朝相反的方向追，最后当然是没追到，救了这个人的性命。

这一切我继续了父亲的这些为人，我向来主张与人为善，多做好事，虽然市场经济的今天 人们也存在许多狭隘的想法，但我认为也要看情况，在人际关系，社交方面，一个人的为人过分狡诈，也不一定吃得开，做事与做人的工作不一样，人是最复杂的一种动物，人的喜、怒、哀、乐象天气雨晴一样难以预测，笑里藏刀则是让人一蹶不振，但与人为善，坦诚相待，会有一种意识不到的效果。

解放后，我父亲又学了泥水匠，仍然大部分时间在外，家里的重担全靠母亲，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父亲在外，母亲的辛苦，我一共八姊妹，其中大哥二十九岁去世，二姐十二岁夭折，父母把我们抚养大是多么的不容易，他们付出的心血怎么又能淡忘呢？特别是母亲（李才秀，人称老麻花），多少个日日夜夜，哪悠长空静的夜晚伴随着抑洋顿挫的催眠曲，有时还充满着欢笑的歌声，母亲给我们讲“熊家婆”的故事，“两弟兄分家”，至今还记得，小孩总是淘气的，何尝不是，出现巴掌打在孩子身上痛在自己的心里的事情，就是从真心地信奉“不打不成人，黄荆掍下出好人”的信条，我们说是在这样的日子中一天一天长大的。

解放初的几年，父亲在华蓥双河猴儿沟干活，当时由于农村宣传再过几年，农村就会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放弃了厂里工作，厂里再三挽留，他仍回到了农村。

就在父亲在双河的几年里有人告我父亲在我家藏有枪（因父亲在广安城为国民党做过事）我家被抄过，幸好父亲不在家，否则定会遭皮肉之苦，说不定命都保不住，因为当时另一个与他一起做事的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五花大捆，打得遍体磷伤，被活活打死，在这种情况下，母亲说没有必要叫父亲回来，另一个好人说，千万别把他叫回来，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姓名，是这个人救了父亲。这个事我母亲为了不让别人说枪藏在房屋后面竹林里，我母亲通宵把哪一片竹林全部砍完。

接二连三的运动，在广安也不例外，吃合作祠堂，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开始吃大锅饭，把全社的粮食、肉等全部放在一起，集体开饭，起初吃白米饭、吃野菜，可东西越吃越少，“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乏”发展到后来吃稀饭、吃野菜、吃白泥巴，这时就包括年青人因没有吃的而没精打彩，出现了许多老人因饥饿饿死的在路上的惨状。

听一些人说，如果不是出现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划自留地、责任田，恐怕不知有多少人要被饿死。

当时我家小孩多，父亲要维持全家生活，多么艰难，母亲拿一个盆去公共食堂分得一点稀饭，连孩子们吃都不够，哪里还有大人的，大人们少吃，甚至不吃也要让给孩子们吃，这一点我也是初为人父，又怎么不能体会这一点呢？当时 只有成年人到农业社做工的人才能分得到吃的，我真不敢想象，他们是怎样在哪样的日子艰难地敖过来的。

大哥，每天吃不饱，每天到地里支抓野菜吃，饥寒交迫，其间的种种苦难，可想而知，哪时我还没有出世。

大概是公元1975年，由于当时的农业合作化严重制约着人们的积极性，要说农村人民公社的最大贡献，哪说是在我们家乡至今还被造福于人类的荒山开恳，哪种集体力量的结晶是使荒地变成了梯田、梯土，封建迷信的打倒，许多坟墓挖了变成了种地的土地。后来才知道，我们吴家湾多年祖先坟地就这样破坏的。尽管开垦出来的土地也没有解决温饱，只是在80年代初，由于实行了生产责任制才解决了温饱。但在广安垦田土的历史上是不能忘记的一幕。

1975年一段时间的记忆是深刻的：

我已开始读小学了，在农业社做工的父亲，担着两桶粪，晕倒在路上，当时由于我年纪小，还未能引起我心中的酸楚，因为我父亲是由于缺少营养而晕倒的，治病的良药说是成了一个猪油（按斤两只有几钱）加一植物飞玩（方言）煮汤，父亲喝了两碗油汤，父亲又干还没有干完的活，小孩多，耽误了工分到年底要补钱的。此后，我们家乡得水肿病的人越来越多，国家拨了专门粮食来治这些病人，说是粮食，其实只是米皮和细糠，分别做成米皮糖稀饭和细糠粑，验证是否得水肿病的方法，就是用大手指按一下大腿，这个印马上消退就没得这病，若不消退就得了，要吃上这些米皮和细糠还需专门的指标，经过严格的评审才能评上，最后集中在一个村的某一地统一吃。

而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娃娃，肚里的叽哩咕噜与口里的伊哩哇拉，被当时人称唱“饿龙岗”就是我们这群大小孩子蹭在房子的墙壁下，等待一天中最庄重的时刻的到来。

父母会偷偷地将用红糖熬的米皮稀饭拿回来，能够吃上一口，能够分得一个糠粑粑中的几分之一，“可怜天下父母心”这是活生生的写照，在哪以来生产队开会出现的争论就是“评供应”的多少—农民饥笑当时一位公社书记的话：“×××，你扯水塔皮（田里的一种杂草）抓尖尖，吃供应想多吃点，干活你部要嗦边边（方言）”这时候，由于粮食歉收，基本上过了冬天就开始吃国家粮，东北玉米“成了一家人的晚餐，这种晚餐的形成就是根据家里的人多少，用农村里的特有的计算多少的的容器（计划用粮）盛东北玉米”，放在锅里炒，每一个人的结果是分得其中的一部分，计量单位为颗，其多少就是完全可以用一支手装完这顿晚餐的全部，尽管如此，我经常是第二天晚上分得新的晚餐时，我的兜里还剩有前一天晚上的，不是有节余，而是舍不得吃啊，当时我们盼望的就是希望在稀饭里少放点菜，实际上这时候，我们哪里的生活经常是一锅菜里面只有零星的几颗米，这对现代都市的人来讲，恐怕根本难以相信，而这段历史虽然全国曾有，所有的文学家也未必有此体验，在广安这块贫穷的土地上，只听说过出现魏继新等写抗洪救灾的《燕儿窝之夜》也未曾有人写广安人的这一段苦难史。

我们家的真正好转是从一九八○年开始，农村实现了生产责任制。

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同时也是伟大的一生。（2024年7月23日于四川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