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记忆】我的一九六六年（短文）

抒求

序 看到省工会退休干部陈辉老哥在网上转发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参加运动的一些弥足珍贵的资料，58年前发生的往事就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呈现于眼前，一九六六年五月份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仿佛就在我们的记忆里。那还是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我和院子里的同年人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才拉开了序幕，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类组织已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和机构，组织领导即将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记得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主席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我们几个同学放学回家路过省政府后门时，看到有许多叔叔阿姨在看大字报，并听到有人说这是毛主席写的。 一 当时，我们几位高小学生也受到文化大革命影响。利用上学的机会，跑去看省政府机关和大院里贴的大字报。这里面，大到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小到省政府的机关干部“斗私批修”写的检查。记得，在南楼一楼的大厅，还包括上二楼的过道都张贴了许多大字报，有的贴在墙上，有的挂在了纵横交错的绳子上。有检举别人的，也有检讨自己的。有几张是拿公物回家“斗私批修”的大字报。其中，看到一位干部在大字报上写到自己如何把公家的信笺和纸张带了回家的检讨，也有的因私亊顺便乘坐公车的检讨。(当时的机关干部还是十分廉洁的)这些即使过了五十多年，记忆仍然忧新。 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已经不大上学了，大中小学校也围饶着运动，开展了各项活动。我们拥有更多的时间忙着校外的活动。有一天几个发小在球场打篮球，听几个大一点同学讲，合肥师范学院在分发红卫兵袖章，几位小学同学听说后，也嚷子要去申领。那个年代的年青人包括大中小学的学生，他们的身上都有很高的政治素养，都愿意献身祖国。当学院的红卫兵纠察队的负责人看了我们的户口簿后说，你们岁数小了一点，只能当红小兵，当时的红小兵没有袖章只有胸牌。文革期间，大概是一九六六年的七八月份，大中小学，特别是初中以上的学生，大部分是在学校的组织下，有的是结伴而行开始了学习和串联活动。红卫兵的串联活动，他们的路线，有的是走红军和革命前辈当年走过的路线，有的是前往革命的圣地，为了学习红军的长征精神许多红卫兵和学生是徒步而行。 三 记得，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毛泽东主席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这些消息通过有线广播传遍全国各地。我们听到广播后，也同广大红卫兵和学生一样，内心充满了激情。当年，参加过接见活动的红卫兵一个个兴高采烈，当他们回到学校和家乡时受到了很高的荣誉。特别是受到毛主席据手的红卫兵小将，他们在幸福的时刻也分享着荣耀。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要想听到北京传来的消息，主要途径为，报刊杂志、新闻简报、收音机和有线广播。那个年代，不论城市和乡村到处都是喇叭，而且是高音喇叭。 四 红卫兵串联，也称为红卫兵大串联，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项重要活动。这一活动涉及全国范围内的学生和青年组织，通过步行或乘坐交通工具，进行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以表达对当时政治局势的看法和支持。红卫兵串联不仅是一次政治运动，也是一次社会运动，它反映了当时年轻人对国家政治的参与和对社会变革的渴望。我和院子里的邻居和小伙伴，也在同学张牧平的哥哥张牧家的带领下，从合肥乘车去徐州和芜湖串联。记得到了芜湖市，北京路有一个接待站。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安排我们几个中小学生在芜湖电校食宿(芜湖电校座落在吉和街文革期间改为反帝路)。它在路北天主教堂隔壁。我们几个被古罗马建筑风格的教堂所吸引，过去没有见过这么高大的教堂。当时教堂顶上面还竖立着耶酥圣像。后来，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在破“四旧”中，将教堂顶上的耶酥圣像拉了下来。芜湖天主教堂的规模在华东地区仅次于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统领整个江南教区。当时同学哥哥用学生证登记的，接待站工作人员很热情，发给我们每人一条被子，同学哥哥张牧家还用学生证借了五元钱。在芜湖住了两天，第三天即从芜湖过江码头乘船到江北裕溪口乘火车回到合肥。 五 有了第一次的长途旅行经历，大伙都很兴奋，商定，从芜湖回到合肥后，再去其它地方。最想去的是首都北京，因为，那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办公的地方。后来因为年龄小，家里人不放心，行程还是落空了。去北京的念想，一直到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北京举办亚运会前夕才圆了梦。当年去芜湖，从合肥坐火车大概用了三个多小时就到了长江边。过裕溪口码头乘船渡江时，看到港口街边上小饭店橱窗里的江虾非常诱人，张牧家老哥叫曾小元用二毛钱买了一盘，我们几个吃了起来，味道非常鲜美。红红的江虾，太惹人喜欢了，在合肥没有见过那样色泽的虾子。就这样一盘虾子记了几十年，到现在还挥之不去。 六 文化大革开始时间不长，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六日，继上海市夺权以后，安徽省由G派组织领导了造反和夺权。地点就在省政府院内。我们这些院子里的孩子，也包括机关的干部都跟着人群来到了大院里的北楼。当时，省委书记李葆华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被造反派带到了夺权活动的会场。合工大学生梁守富当了安徽省革命造反指挥部临时总指挥。当年，我们年纪小，感到有点好奇。文革刚开始时，李葆华等省领导还穿着军装，站在合肥市供电局的大楼上，对参加文革的群众和学生发表讲话，没过多长时间就被夺权和批斗，这一切来的似乎很快。当时，随着“斗私批修”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造反和夺权的活动层出不穷。党政机关和各行各业都在开展此类运动，批斗声一浪高过一浪。我们所在的省政府大院里的办公楼也经常会传来批斗声。有一天我和同学在院子里的球场打篮球，有一个小伙伴跑来告诉我，大四，南楼在批斗你爸爸，我随着院子里的孩子来到楼下就听到传来批斗的口号声，这种口号声在那些日子是经常可以听到的。没过多长时间，又听到院子里的大人们在说，江淮大戏院在批斗当权派，其中还包括我的父亲。那一段时间，不但能听到批斗的声音，也经常能看到被游街的现象。 七 为了教育和锻炼干部，省直机关把西马桥和宣郎广农场作为干部下放劳动的场所。许多机关干部包括我的父亲也被安排到宣郎广农场劳动锻炼。随着远动的深化，两派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文革初期，随着夺权和运动深入，两派矛盾越来越尖锐，都认为自己是革命左派。这期间，特别是一九六七年上半年，两派都在寻找革命干部的支持。父亲郭体祥和段金波叔叔等人被G派冯世君(当时是安大的学生)等人请到了合工大。合工大是G派总部，P部总部设在农学院。安徽省的造反派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进行了夺权，后来内部发生了分化。有人认为夺权好，有人认为夺权好个P。事情闹到中央，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央央下发了一九六七年“117”号文件，否定了“1.26”夺权，派南京军区副司令钱钧任军管会的主任，负责全省军管时期的工作。这一切从形势上有利于P派，G派人多不服，主动发生了针对P派的武斗，P派也不示弱，全省各地两派武斗愈演愈烈，形势非常紧张，为了阻止大规模的两派武斗，减少群众和两派人员不必要的流血和伤亡，有着高度责任心的革命干部和部分两派人员，决定去北京将情况向党中央汇报和反映。父亲也和一大批老干部决定去北京，向党中央汇报安徽严峻的形势。 八 安徽动荡的局面引起中央的关注，为了稳定安徽的局势，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紧急召见十二军军长李德生，传达中央决定让十二军到安徽支“左”的指示，当时十二军驻守在苏北淮阴地区，命令一下，部队于八月六日出发，先头部队八月七日进入安徽省会合肥，也包括芜湖、蚌埠、淮南和淮北，为时四个半月的安徽老军管会时期结束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军在李德生带领下进驻安徽，进行了三支两军的工作。我们当时的省政府大院内也进驻了部队。记得，有许多十二军的军马车进入了省政府院内临时驻扎。十二军进入后，调解了两派关糸，避免了大规模武斗的发生，为了平息矛盾，实现了两派的大联合。文革轰轰烈烈的两派间即将爆发的武斗活动，在解放军的干预下终结了。 九 当时的两派，都认为自己是革命左派，所以，党中央一声令下，文革形势发生了逆转。在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的帮助下，各地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一大批被打倒的走资派，被解放，被结合，进入了革命委员会，开始了继续革命的征程。我父亲郭体祥按照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通知，也于1969年4月底从下放地宿松县回到了合肥，参加由省革委会在合师院组织举办的万人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结束后，省革命委员会任命父亲郭体祥为芜湖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我也随父亲回到合肥。因父亲下放，原来在省政府办公楼院子东三楼二号的住房，被行管部门收了回去。考虑到母亲还在合肥原单位参加运动，就在省政府大院宿舍十二楼的四楼朝西方向临时分配了两间住房。合肥没有春天，夏季来的快，时间也很长，这两间朝西的房子白天热的像蒸茏，人无法居住。依据当时的情况，也只能把它作为栖息地，将就的居住下来。 十 按照党中央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关于“复课闹革命”的通知精神，学校的教学话动，在军代表和工宣队的参于管理下，基本恢复教学秩序。同学们己按部就班进入了学习，开始了正常的读书活动。文革期间，我们省政府院子里几个孩子，帮助散发传单。当时的人们，一个爱听广播，因为广播里经常播放新的最高指示和毛主席、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接见红卫兵活动的情况；一个爱看传单，传单上有许多文革的动态。我们就在靠近长江路边上省政府门诊部楼上散发传单，包括过期的传单。每当传单从空中飘了下去，楼下行走的人群纷纷争抢空中撒落的传单。就像大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向路人散发传单的情景。我们当时也感到很自豪，认为，自己也是一名红卫兵。这期间还帮助晚报社卖过报纸和散发过号外。包括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第一颗氢弹爆炸实验成功的号外。当时的人们，非常关心国家大亊，关心文化大革命的动态。以上是我经历过的一九六六年，记忆有些模糊，特别是年少涉及面较窄，记忆也比较片面，如有出入恳请指正！当我们迈入了新时代，我们为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而感到骄傲！我们永远缅怀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没者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