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湖边的往事

陌上秋草

撰文：刘桓中
摄影：杨培勤，刘桓中

时年已非羁情年，
此处却是难忘处。
淅淅小雨杨柳风，
寂寂街灯仲秋暮。
他日秋叶飘黄，
今夕落花如故。
往事依稀梦归，
还是那条巷路。
且回眸，
但见窗灯无数。

小时候我家总搬来搬去

不知为什么，父亲的工作总是调来调去。1948年父母从华东野战军转业，先后在惠民、青岛和徐州工作过，后来又调到省烟酒公司，于是我家在省城济南定居下来。哥哥姐姐出生于军队。我和弟弟出生在济南，算是地地道道老济南人。

家在济南定居了，父亲还是一如既往被调来调去，我家就在济南搬来搬去，而且是大房子小房子来回换。刚记事时，我家住一套大平房。后来父亲遭诬陷被撤职，一家六口人被赶进只有一间屋的房子。不久父亲平反恢复职务，我家又搬进一套大大的房子，据说是早年富人的居所。

经过几番调动，父亲去了省建委。那时建委和经委一样，是省政府直属部门，于是父亲在省府大院上班。省府大院南门在省府前街，北门冲着大明湖，与省图书馆对门。于是我家从商埠搬到济南老城区，搬到紧靠大明湖的东西钟楼寺街，住进一个大杂院。

济南老城区地图

说是大杂院，其实是省政府宿舍，也许是省政府最低档的宿舍。政府宿舍分几种档次。最高档的每家住一个独院，如同现在的别墅，那不是一般干部能住的地儿。低一档的没有独院，是一套有很多房间的大平房，就像父亲调来省政府之前我家住的大平房。

再低一档的如同现在的封闭式小区，五、六层高的楼房。那时不兴高楼，都是这种多层住宅，没有电梯。于是，二楼算最好楼层，依次往上数，一楼和顶层最差。哪家住几楼，大约就能猜出他家官有多大。

那个大杂院不像北京大杂院那么乱糟糟。那是 50年代盖的红砖平房，看上去还算整齐。每家两间小屋，没有厨房厕所。院内有一个公共厕所和一个公用水龙头。用水高峰时要排队。这已经比街道居民好多了。他们很多人家都没有水龙头，要挑着水桶去街上买水。

各家没有厨房，都在门前搭个遮雨棚，底下支上炉灶。我家离大门最近，那里有个现成的大棚屋。我家和邻家就分享了这个棚屋当厨房，不仅能做饭，还能把煤球堆在里面。其他人家只能把煤球堆在床底下。这应该算是我家唯一的特权了。

我家六口人住两间小屋，床和桌子占了一多半空间。冬天再支上炉子取暖，挤得一塌糊涂。我快该上小学了，分到一个抽屉，放我的书、文具和一些大人看来一钱不值的宝贝。

我家就这样在大明湖边住下来，一住近八年。我在那里读完了小学。我家竟能在一处住这么久，从未有过的事。

大明湖是这个样子啊

我家所在的东西钟楼寺街是一条古街，向东不远还有条南北钟楼寺街。根本看不见钟楼，也没有什么寺。这种事连大人都说不清，我更不管，知道叫那个名就行了。现在上网可以查到，明清时的确有钟楼和寺院。再向东是县西巷、县东巷、县学街和按察司街。为什么会叫这些名？

东西钟楼寺街旧址，如今是改建后的大明湖路一部分

原来，这里曾经有个县学，就是明清时那种官办书院，读书人在此进修考取功名。按察司那是省一级官衙，全名叫做按察使司。明代之前山东首府是青州府。《水浒》描写的三山攻打青州府，就是那个地方。朱元璋把首府改成了济南，从而济南有了按察使司。

小时候不知道这些，只觉得这一带的街名挺好玩。最好玩的是大明湖。以前我家住在商埠，离得远，从未来过大明湖。现在好了，出了我家大院，沿着一条长长的胡同来到东西钟楼寺街。向北看，是司家码头街。沿这条街走到头就是大明湖了。

早年的大明湖（图片来自互联网）

那时候大明湖还未扩展，可是我觉得好大好大，远远望去才能看到对岸。湖中有个小岛，上面有漂亮的古建筑。大人说那是历下亭。湖边水上是密密麻麻的荷叶，还有粉色和白色荷花。远处有些人在划小船，还有些人撑着大船在湖中游来荡去。后来知道那是大明湖的船工，他们在忙着喂鱼。

今日大明湖（一）

今日大明湖（二）

司家码头湖边有一大片杨树林和草地。我和弟弟常去那里，捉天牛，捉蜻蜓，或是在茅草地上疯跑，跑累了就站在湖边傻傻地看那些在水面疾速滑行的小虫。长大后知道了，那叫水黾【mian3】。我总在想：它们为什么不会沉下去？后来读了《十万个为什么》，才知道那是水的表面张力在作怪。把一分硬币慢慢放在水上，也不会下沉。

小孩子脑中蹦不出“荷塘月色”那样的词句，只知道那里的一切都吸引着我。下雨时，我会打着伞站在湖边，呆呆地看雨滴落到荷叶上，被弹开去，或是聚成大水珠，荷叶却不会湿。雨下大了，对岸在视线中消失，天空和湖水变成一体，朦朦胧胧，就像童话书中读到的仙境，感觉好神秘。

宿舍院内那些人家

我们宿舍院住着七户人家。如果六一家算两户，那就是八户。阿林家后来搬走了，换了小荣家。

阿林是个女孩儿，和我同年上的岱宗街小学，不在一个班。阿林是个高高瘦瘦的女孩儿，见人从不说话。要不是小时候在一起玩过，我会以为她是哑巴。上小学后，她越来越不爱理人，对面走过就像不认识。听别人说她特别爱看书，看完一本就把书名记在一个本子上，她家搬走之前已经记满一个练习本。她家不比别家富裕，不是那种藏书万卷的人家，或许那些书是父母帮她从图书馆借来的吧。

有了互联网后，我特意在网上搜了下阿林的全名。我想她一定是个作家，或是别的什么学问家，但是没搜到。或许她是用笔名写作，或许出了什么变故。总之，从小读过那么多书，总该在网上留下些痕迹吧。

那个院子也是怪了，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全是女孩儿。阿林家隔壁是路路家。路路是个漂亮女孩儿。她妈妈不止一次说过，俺路路哪里都好看，就是眼睛小点儿。路路妈妈其实是她姨，她生母在西安。有次她生母来住过几天，不知为什么和她妈妈争执起来，她妈妈一个劲地哭。

路路家婆婆我印象挺深。路路管姥姥叫婆婆。那是个胖胖的老奶奶，一脸和气，说话慢条斯理，和我常见的老奶奶完全不一类。有天见婆婆从家里搬出一抽屉卡片，一叠叠放到炉子里烧。那些卡片散发着怪怪的香气，好像老式香水的味道。记得有张卡片上写着上海某某公司某某人。

婆婆家当年一定是上海的有钱人，要不不会有这么多老名片。不知为什么要把存放多年的名片烧掉。那时报纸上和收音机里开始大讲阶级斗争，也许和这有关吧。

和阿林家相邻的还有小清家。小清是个厉害女孩儿，那么小就跟她娘学会了指桑骂槐。她的小妹妹和别的孩子吵架，她就训斥妹妹：你这个倒霉蛋，出来就让人欺负！她娘更厉害，不时和对面小荣妈妈争吵。小荣妈妈矮矮的，却很健壮，看样子也不是省油的灯。常听她训斥自家两个小丫头：你个造粪机器，会干点啥？

说来也怪，这两家的男人都是那种不声不响闷头走路的人。一个是科长，另一个是电工，都是高高瘦瘦的那种。这么多年了，几乎没见过这两个大男人和别人说过话。长大了才知道，家里要是有个咋咋呼呼的婆娘，必有个闷声不响的男人，小说和影视剧都是这么描写。

大院里最没存在感的是小美家。她家住在最南头，享受着一大片空地。她爸爸好像是个消防警，不常见到。她和她妈妈都是那种本分不惹事的人。有天她家垒起一个灶，不知从哪里弄来个大风箱，呼哧呼哧拉起来，灶中嗤嗤冒起火苗。院里孩子们看着新鲜，都去拉两下。小美妈妈笑呵呵地看着孩子们玩风箱，挺自豪的样子。我也拉了两下，挺沉的，没点力气还真拉不了。这是她家唯一出风头的一回。

六一家是个大家庭

六一家得单独说，他家人太多，几句话说不清楚。

六一是个小男孩儿，比我弟弟还小两岁。他家和我家最熟。我家买了五灯收音机后，六一常到我家听故事。他最爱听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我和弟弟最爱听薛中锐讲的《烈火金刚》。

六一有个姐姐有个妹妹。姐姐比我小一点，说话的派头却像个大人。多年后见过她，还没忘了训斥我。六一爸爸好像在外地工作，有时好些天见不到，有时会在家待好些天。六一妈妈看上去像江南人，说话却是北方口音，也许祖上是江南人。

六一还有姥爷、姥姥和老姥姥，外加三个舅舅，都住在这个院内。他家算是四世同堂了。大舅已经结婚，和大舅妈同住。二舅是个卡车司机，多年后听说遇车祸身亡。小舅舅比我大两岁，小时候打针把耳朵打聋，不会说话，在聋哑学校上学。院里人都叫他小哑巴。

要是我家有这么多长辈，我得愁死。每人每天训你一句，加起来就是一大篇训话。六一家还好，总是和和睦睦的，似乎祖上就有和睦基因。

六一老姥姥应该是这个院内最年长者了。夏日晚间她喜欢拿个马扎坐在院子里乘凉，一脸和蔼地看着来往的人，很少说话。我走过时，她会笑着叫我老将黄忠。我的名字听上去有点像黄忠，她耳朵背，就把我当黄忠了。我看过画书，那个挥着大刀的黄忠至少比我老 60岁。

六一爸爸有时回老家干农活，脸晒得黝黑。和院里其他男人一样，不爱说话。有天他问我会下象棋吗，我说会一点。他就从屋里拿出棋盘棋子摆在地上。我刚学会象棋不久，和他下总是输。他却掩不住心里高兴，总叫我下棋。慢慢地我开始赢他，再后来总是赢他。他却越输越想下，总想扳回去。

小哑巴喜欢找我和弟弟玩。那个院子里和他年龄接近的男孩子只有我们两个。玩久了，发现他其实很聪明，和他说点什么，他虽然听不见，却总能心领神会。他从你的表情能看出你是在夸他还是说他坏话。发现你在说他坏话，他会装出生气的样子，然后还是会笑。

我和弟弟喜欢玩蛐蛐，小哑巴也喜欢。有一年我和弟弟在墙洞捉到一只蛐蛐王，方头方体，个头不大，叫声也小，但十分凶猛。小哑巴换了好几只蛐蛐都被斗败，于是好些天见不到他。后来他终于重现，用笔告诉我们他从山里捉到一只猛兽。接下去是两只蛐蛐的一场恶斗，最终他的猛兽胜了，他终于可以抱着蛐蛐罐洋洋得意回家。

岱宗街小学是个大庙

济南老城区有条泉城路，那是条东西向干道。游客逛老城区，从泉城路可以去泉城广场、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芙蓉街这些著名景点。穿过芙蓉街向北是王府池子和百花洲游览区。站在百花洲向北望去，那就是碧波荡漾的大明湖，中间隔着一条长长的大明湖路。

大明湖南边的百花洲

今日百花洲夜景

百花洲游览区有条后宰门街。那是条历史名街，是清末济南最繁华的街道，据说当年有二百多所会馆。我小时候那里依然繁华，沿街全是店铺，有酱园、蔬菜店、理发店、药店，都是我常去的地方。去酱园买咸菜，店员会用大明湖的荷叶给你包起来，拿在手里散发着淡淡清香。

从后宰门街向北有条不到百米的岱宗街，北头就是我的母校，岱宗街小学。记得从我家大院出来，向西不远是万寿宫街。沿着这条街走几分钟就到了岱宗街小学。那里有条长满水草的小河，还有个池塘，有好几个篮球场大。池塘边的人家遮蔽在杨柳树下，正如人们常说的：家家泉水，户户垂杨。

走进岱宗街小学，迎面是一栋高高大大的房子，坐北朝南，看上去像个大庙堂。后来知道，那是中国传统的飞檐式建筑。当时是全体教师的办公室。

大庙堂东西两侧是两个小庙堂，背后有一排平房教室。我上三年级是在后面的平房，四年级是在西侧小庙堂中。记得教室内有几根柱子。有个男老师见谁开小差，就用粉笔头扔过去。有次粉笔头砸到柱子上，引得全班哄堂大笑。

岱宗街小学原本是泰山行宫，又叫泰山娘娘庙（来自互联网）

现在可以在网上查到，岱宗街小学其实是道家的泰山行宫，建于明代。百姓把它叫做泰山娘娘庙，庙前的街叫做娘娘庙街，后来改名岱宗街。岱宗，顾名思义山之祖，那是泰山的别名。学校旁的大池塘也是泰山行宫一部分。那里还有个北芙蓉泉，是济南七十二泉之一。

在那不珍惜历史文物的年代，岱宗街小学被拆除，改建为十七中宿舍，北芙蓉泉也被填埋。那块地现在是百花洲一部分。我去寻访时，百花洲正在建设，文物局正在挖掘泰山行宫遗址。一位办公室职员指着远处说，那片地下就埋着岱宗街小学的瓦砾，让我不禁有些伤感。

文物局在挖掘泰山行宫遗址

饿肚子的日子

我是 1959年秋季上的小学，不久就遇到全国性粮食短缺。饥饿年月悄悄来临，一点预兆都没有。不久前还在宣传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庆祝全国大丰收，大办公共食堂，怎么突然就开始饿肚子了？那时虽年幼，什么都想不明白，但那种众人参与的大力度宣传活动，还有墙上各种彩色宣传画和标语，都深深印在脑中。

大人说是遇到了严重自然灾害，还有苏修撤走专家。我不懂为什么这两件事会弄到一起，反正大人都那么说。

那时买粮要凭粮本，每人每月二十多斤，买副食也要凭票证，什么都不够吃，只能全家人匀着吃，每顿都吃不饱，刚吃完上顿就盼着下顿。在教室听课时，总惦记着快点放学回家吃饭。

粗粮成分也变多了，常吃的是玉米面和黑黑的地瓜面窝头。后来又有了高粱面。有一阵高粱面吃多了，好几天不能大便，母亲只好带我去医院。以后父母不敢再让我吃高粱面。最难的日子里，要吃小米糠和地瓜秧粉。那些东西拉嗓子，难以下咽。
家里不知从哪里搞来花生饼。大人说以前用这个喂牲口。我吃着还有点花生香味，仗着牙好硬啃。边角处啃光了，剩下一个圆饼，再也啃不动，只能用锤子砸开接着啃。

我饿，班里那些穷人家孩子比我还饿。有天早上，我同位哭着进了教室。问他怎么了，他说，哥哥把他存的干粮都给偷吃了。原来，他吃饭有时留下一口干粮藏到抽屉里，一直藏着舍不得吃，不知怎么被他哥哥找到，吃个精光。他快气死了。我想：那些干粮会不会已经长毛？

院里人家都在饿肚子。邻家大妈把粮食省给孩子，自己舍不得吃，结果得了水肿病，腿上一按一个坑。学校老师也有人得这种病。

饥饿推动了创造发明，不知是谁发明了跃进窝头，街道干部大妈还来我们院宣传这东西。那窝头看上去挺大，却软软的不抗吃。原来是把玉米面掺上别的什么面发起来，让它变大。东西还是那么多，但让你感觉吃了很多，怪不得叫跃进窝头。

学校有几个老师整天凑在一起嘀嘀咕咕，不知在搞什么。后来听说是在用刷锅水做人造肉，是外地传来的先进经验。我很好奇，刷锅水也能变成肉？太神奇了，一直在等着看结果。过了好些天也没见他们弄出肉来。我十分失望，却无形中明白了一条人生哲理：这么重大的发明不是随便说说就能成。

这样过了两年多，形势终于好转，渐渐能吃饱饭了。收音机里开始天天播放《九评》，苏修与赫鲁晓夫成了大坏蛋。我一直没弄明白，怎么苏联撤走专家，我们就会饿肚子？

难忘小学老师

那时的小学教师似乎年轻人不多。我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换了三个班主任，全是中年女教师。我熟悉的年轻教师只有大队辅导员和教体育的仓老师，也是女教师。和现在的小学一样，男教师寥若晨星。

一、二年级班主任是李老师。她看上去有点严厉，对我却总是十分和蔼，大概因为我是全年级尖子生吧。上学前哥哥辅导我学完了一年级算术，我自己读完了一到三年级语文课本。李老师很快发现我什么都会，放学后就让我留下来给几个困难生补算数。我不懂怎么给别人补课，好在他们真把我当老师看，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们不久都学会了基本加减法，放学后我也能早点去玩了。

三年级班主任换了石老师，一个矮矮胖胖的女教师。大家都很喜欢她，因为她上语文课总爱讲故事。她会用一半课时讲完语文，然后让学生关好教室窗户，开始讲童话故事。大家都从东倒西歪变成端坐，竖着耳朵听。她讲的故事对我帮助很大。我从三年级暑假开始读大人的书，最初动力就是想从书中找到更多有趣的故事。

五年级的班主任是张老师，一个看上去平平淡淡的中年女教师。她上语文课总是按部就班讲主题思想、段落大意，从不给我们讲故事。五年级时我已读过很多书，对那些简单课文没兴趣，不爱听她讲语文课，但对她讲的算术课很有兴趣。她讲算术也是一板一眼，从例题讲到习题。那些例题我课前都自己做过，然后再和课本例题对照，大部分都能做对。所以张老师讲例题时，每一步我都很清楚。她知道这些，课堂提问几乎从不叫我，只有别人都答不上来时才叫我。

张老师生孩子了，有段时间不能来学校，临时从十七中请来一位黑脸老太太教语文。我们小学新来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教师，临时来教我们算术。张老师产假之前告诉过我们，这位新老师是大学数学专业高材生，让我们跟着她好好学。

很快就出问题了。教语文的老太太喜欢训斥人，见有人开小差，就黑着脸来这么一句：你们别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自己吃了几碗干饭！能看出来，几乎所有学生都很反感。当时我是少先队大队副兼班里中队长，就向大队辅导员反映了这种情况。

年轻漂亮的数学老师也出问题了。她的确很厉害，脑子反应快，讲例题时，一步步十分清晰，就是速度太快，班里没几个能跟上，大家叫苦不迭。我向她反映过，她有意放慢了节奏，但还是有不少人跟不上。也许她的数学思维太快，完全不适应我们这种非重点小学。

张老师终于回来了，我们又回到了以往，这时大家才明白张老师的好。五年级学生已经把自己当半个大人，张老师讲话的方式就是把我们当大人，让我们感觉被老师尊重。我告诉她，大家都盼她回来。她只是笑笑，但能看出来脸上的小得意。

大明湖边那些老街巷

中国的大规模城市改造始于上世纪 90年代，那时中国开始城市化。济南也是这样，但早期也有部分改造。西门大街和几个别的街道合并为泉城路，东西钟楼寺街、思敏街、东门大街和几条别的什么路合并为大明湖路。东西钟楼寺街从此消失了。

现今改造后的大明湖路也特意加进传统特色，却已完全不是老街的样子。我小时候看到的是真正的老街，几乎还是清末和民国时的老样子。最大差别：不再是官府和商业街，几乎全变为居民区。沿街还有些小店铺，依约还能看出当年的影子。

当年的按察司街（图片来自互联网）

我上小学时，是沿着万寿宫街走到岱宗街小学。考上济南一中后，每天的行程是：东西钟楼寺街、县西巷、县东巷、按察司街和运署街。听这些名字，都带着明清味儿。还好，这些街名现在大都保留下来，很多房子也保留下来。有些房上长着草，甚至长着小树，这些竟也保留下来。

万寿宫街长着小树的老房子

上学前我最常去的是那些可以看连环画的小铺，有点零钱就去那里。记得在那里读过岳飞传和杨家将。去多了和店主熟了，有时候他有事出去一会儿，会让我帮他看店。有时候我钱花光了，他会让我免费继续读。

理发都是去后宰门街。那里有两家理发店。一家是父子俩，父亲喜欢边理发边聊天，儿子却不声不响干活。父亲不止一次聊起上学，说先上小学再上中学，然后读大学，最后去留洋。他好像是成心说给儿子听，希望他哪天也能做做留洋梦。

另一家理发店是夫妻俩。每次去都能听到他俩拌嘴。一人按着一个脑袋忙活着，还在不停地拌嘴，似乎就是靠这个来解闷儿。有次女的说，要是每天能吃上一个苹果多好。男的说，那是啊，咱们就是吃不上。有位老人来剃头刮脸。女店主把剃刀蹭得锃亮，边剃着嘴里还在不停地说。上门的老人闭着眼半躺着，很是享受的样子。我却一直替他担心。

位于思敏街的济南十七中（图片来自互联网）

从东西钟楼寺街向西是思敏街。民国初年，前清举人鞠思敏先生在此创办正谊中学，街道由此得名。从我家去大明湖南门，思敏街是必由之路。那时正谊中学已改为济南十七中。我不知道十七中的来历，只感觉校舍与大明湖周围建筑完全不同风格，倒是有点像后宰门街的教堂。

后宰门街的基督教堂

最吸引我的是十七中门前街面墙上的一幅宣传画。那是一个人昂首站立，手上举着一个原子模型：电子围绕着原子核。我家有一本小型百科全书，里面说到过这个。走过那里时，我会驻足看一会儿。那似乎就是科学之神，崇高又神秘。这种感觉让我有了探求科学奥秘的最初动力。

芙蓉街我也常去。那是一条铺满青石板的街道。不知是多少年前铺的，一些石板已被磨光。夏日地下水上升，从石板缝中溢出，石板路上流淌着一层浅浅的清水。穿着塑料凉鞋走在上面十分惬意。

那时汽车不多，街上常有马车和人力地排车走过。有时看到一群大汉驾着大号地排车，吆五喝六从街上走过。他们在提醒路人赶紧躲开。这种车十分沉重，不能一下子停住，万一撞上很危险。

偶尔会有一群人奋力转动着绞盘，长长的钢缆拖着一个沉重的大木箱。木箱下面垫着铁棍，铁棍滚动可以减少阻力。木箱慢慢移动，有人不断从木箱后面取出铁棍垫到前面。我印象里，那个时代什么都靠人力。

街道工厂

抗日战争时，母亲在苏北盐城参加了新四军。抗战胜利后，她和父亲一起转战到山东，又一起转业到省烟酒公司。不知为什么，50年代末上面强制一批妇女干部退职，母亲也在其中。

我家搬到大明湖边后，区政府安排母亲去一家鞋厂当厂长。那一带有很多街道工厂，都是那种几十人百多人的大集体企业，工人多是家庭妇女，没文化，没技术。鞋厂也是这样，工人靠手工缝鞋，生产效率低，工资也低，最低工资每月只有九块钱。

街道工厂的工人靠手工缝鞋（图片来自互联网）

虽然如此，他们毕竟有了工作，比赋闲在家强了许多。班里有些同学的家长连这样的工作都没有。有个同学家住芙蓉街。去他家时，他妈妈和妹妹正在屋里糊火柴盒，满桌子满地都是原料和成品。他告诉我，糊十个火柴盒挣一分钱。那时不少人家靠这个补贴家用。

鞋厂有个小会计，是个年轻的大姐姐。她有文化，却是残疾人。也许正由于残疾，只能在街道工厂上班。她不时来我家找母亲聊天，说这说那。她平时看上去有几分忧郁，和我母亲聊天时才显得开心。母亲很喜欢这个大姐姐，常在家谈起她来。她一个人生活，住在一条窄窄的小巷内。从我家去后宰门街，常走这条小巷。我在想：一个人生活，该是多么孤独啊。

有一年，会计姐姐不幸得了重病，最终也没治好。母亲难过死了，我也很难过。命运太不公平，会计姐姐还那么年轻，怎能把不幸都加给她一人？

鞋厂会计姐姐孤身住在这条小巷内

偶尔也会有鞋厂女工来我家和母亲谈什么，有时还会争执起来。有次一个女工争得很凶，说来说去总是不走。我不知道争的是什么，只感觉母亲做这个小厂厂长太累，下班回家都不得安生。要是个工人众多的大厂，三天两头这样，我家日子都没法过了。父亲在政府机关工作，从没有人来家里争执。偶尔来人，只是找父亲聊天，说话心平气和。

那时我却不知，更厉害的还在后面。几年后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开始了，母亲成了走资派，被带上高帽子游街，还被迫敲着锣喊自己是坏人。街上到处这种情景，没想到母亲也卷在其中。后来母亲每天在车间干活，晚上还要挨批斗，直到睡觉前才能回家。

那时发生的一切，我一点也看不懂，但那些情景都深深印在脑中。长大后我对社会历史的思考正是从这些印象开始。

几个大男孩儿做矿石收音机

四年级暑假时，我有幸参加在芙蓉街小学搞的夏令营。有各种项目，唱歌、跳舞、射击那些，大队辅导员建议我报无线电。夏令营开课了，老师先教摩尔斯电码，用点和划代表数字，再用数字代表文字。这个挺简单的。然后老师教线圈、电容器、矿石、天线地线那些。我一点基础知识都没有，半懂不懂，直到夏令营结束也没真学会，只知道有一些无线电零件，组装起来就是矿石收音机。

六年级寒假时，我和司长安、吴连生还有田大友组成一个学习小组，一起写作业。写完作业玩什么？我提议做矿石收音机。那时候，一般人家买不起电子管收音机，矿石收音机没有现成的卖，都是买零件自己做。司长安说，他哥做过矿石收音机，他也想试试。吴连生和田大友也觉得，弹玻璃球，扇洋画那些没意思，还是做矿石收音机好玩。

说干就干，得先去大马路的电料行买零件，至少要有耳机、漆包线和矿石，还需要铁丝拉天线。田大友是独子，向家里要钱容易，买了漂亮的双筒耳机。我们仨都没多少钱，只买了最便宜的单筒耳机。经过一番折腾，各自的矿石收音机都发出了声音，四个大男孩儿高兴坏了。

这个矿石收音机比我的高级多了（图片来自互联网）

我终于知道，做矿石收音机其实挺简单，最复杂的是最没技术含量的拉天线，得爬到房顶上竖杆子，扯铁丝。那活儿一个人干不了，是弟弟爬上房帮我一起弄的。

我家有电子管收音机，我还是觉得我的矿石收音机好，不用电，也不影响别人，晚上可以听着耳机睡去，多好！有天早上醒来，省台和市台都没开播，耳机却传出一丝微弱的声音。我想，那一定是中央台，是几百公里外传来的电波。那声音听起来有点神秘，我在想：电波为什么能传这么远？又为什么能传播声音？很想弄明白背后的原理。

父亲也喜欢听我的矿石收音机。他把耳机按在耳朵上，高兴地合不拢嘴。战争年代，他的耳朵被炮弹震得半聋，恰恰适合听耳机。有同事来家时，他总忘不了向人介绍我做的矿石收音机，有点小得意。

院里邻居也来看我做的收音机。六一妈妈问我，能不能帮她也做一个。我毫不犹豫地答应。

六一妈妈隔段时间就来我家找我母亲。我只当是聊天，后来才知道是汇报思想。她原是一家医院的护士，不知怎么就成了右派，工作也丢了，街道办事处还指定让我母亲监管，要定期汇报思想。我不明白，这么和蔼可亲的阿姨，怎么会是坏人？那是我头一次对划分右派有了疑问。

还是大人有钱，帮六一妈妈做的收音机有线圈、可变电容和双筒耳机。那是标准配置，比我的简易收音机好多了。六一妈妈常常坐在床边听，脸上带着笑。

我感觉自己知识太少了。家里只有一本《我们爱科学》，里面有无线电知识。那是哥哥参加科技活动的奖品。我想学更多，却买不起书，就跑到新华书店，站在书架前读。有店员发现我总在读却不买，就把我赶走了。我跑到另一家书店继续读，然后再被人赶走。

就这样打游击式地读书，竟也学会不少，终于知道，声音是低频振动，传不远，要借助高频电波飞向四面八方，二者合为一体，叫做调制。收音机收到高频电波，要把音频分离出来，那是检波。矿石有单向导电性，高频电流被切割一半，就完成了检波。

可是，调制是怎么实现的呢？我能不能做个发射机，像广播电台那样发射电波？科学真是奥秘无穷，令人神往。几年后，我真的做出一个简单的无线电发射机，能发送摩尔斯电码，我家电子管收音机可以收到。那是后话了。

最想做的事是读书

父母没上过多少学。母亲只读了三年小学。父亲读过师范初中，还没毕业就上不起了。所以家里没多少书，我最常看的是一本小型百科全书，还有一本世界地图册。地图册上有世界各地的风光图片，看到就引起各种联想和憧憬，看过许多次也看不够。

原省图书馆，现在是大明湖分馆

三年级暑假突然有了机会，我被选去少儿图书馆做假期服务。少儿图书馆是省图书馆一个分部，设在大明湖公园内。一个大大的独栋房子，门前有棵大桑树，我养蚕时曾在那里用弹弓打过桑叶。

在图书馆做服务，每周去一次。其实没多少事做，就是把读者还的书放回原来的书架，弄弄整齐。感觉那是好大一个书库。服务一上午，大部分时间是在迷宫般的书架之间找书看。说是少儿图书馆，却有很多大人的书。我读过一本讲捻军的历史读物，从捻军如何起家讲到最后战败。缺少历史知识，读得一知半解，倒是那些战争场面读起来更有趣。

每周服务结束，可以借几本书带回家，下周再带回来。这可真是个大好机会，只是一周要读完几本大人的书，以前从未体验过，紧赶慢赶，勉强读完，逼着我养成快速阅读的习惯。

同院的路路妈妈发现我手头有几本书，问我是哪里来的。知道是从图书馆借的，每周能换几本，她显得很兴奋。于是我就和她倒替着读，一周下来，她也读完了好几本书。整个宿舍院没见一个爱读书的大人，没想到路路妈妈是个书迷，她还夸我借的书都挺好。从此对这位阿姨另眼相看。

那个暑假很快过去了，让我十分留恋。

平时也能偶尔借到书，机会很少。上四年级时，忘了哪个同学有本《林海雪原》，班里一些同学传着看。我也看过，后来收音机里也讲过，印象特别深。姐姐曾借来一本《牛虻》，讲意大利烧炭党人如何与奥地利统治者干仗。还是由于缺少历史知识，只看懂了故事，看不懂其中的潜台词，尤其不懂神父为什么要出卖自己的儿子。有句话倒是死死记住：无论我活着还是死去，都是一只快活的大苍蝇。以后才知道，这翻译有点问题，应该是一只快活的牛虻。

我考上济南一中后，好像进入一个新世界。岱宗街小学周围都是老街巷，班里一多半穷孩子，全班考上重点中学的连我一共才三人，还有不少同学根本考不上初中。一中完全不同。我们 24级正赶上教改，一中从全市选拔优秀生，搞了四个班。我们班多数人入学考试数学考了满分。

一中的老师也非常优秀。在我眼里，他们个个学问大得不得了。

老济南一中校门（图片来自互联网）

最让我高兴的是一中图书馆。那是个古风小院，青砖青瓦房子，院里长着大大的海棠树，还有石桌石凳。听说有十万册藏书，排全市中学之首。我几乎每天下午上完自习课都要去那里读书，直到管理员一遍遍催促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老济南一中图书馆（图片来自互联网）

周末我常去省图书馆阅览室读书。不知为什么，大大的阅览室经常空空荡荡，有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坐在窗边，窗外就是大明湖的景色，蓝天白云，湖水荷花。我常读到图书馆关门才离开。

初中一年级是我最留恋的日子。饥饿已经过去，每天跟老师学到新知识，还有那么多书可以读。班主任严老师说过，她要把我们从初一带到高三，争取把每个人都送入大学。一切都那么美好。

可是，初一还没上完就停课了，全国性的停课。大学也不再招生，直到十一年之后才恢复。图书馆也都被封闭，书店里只剩科技书和宣传材料。我的梦想被打得粉碎，生活就此转入一条曲折的羊肠小道。

每个少年都有梦想吧？今日大明湖建设得那么美丽多彩，但愿今日少年的梦想也更加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