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壁学堂

老马哥哥

我们曾经经历过一段被称做“文化荒漠”的日子，今天的人们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所谓的“文化荒漠”，就是说在当时所有的一切与文化沾边的事和物，一概没有！ 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今天被称为历史浩劫的一场运动开始了，以往的一切都被颠覆。那时候，电视尚未普及，报纸、杂志基本停刊，收音机在人们的生活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曾经一段时间，收音机里所有的台每天从早到晚只播放两挡节目，新闻和音乐节目，两挡节目轮流播出，新闻自不必说了，千篇一律的大好形势，所谓的音乐节目，其实就是三首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天大地大》，翻来覆去的播。说来颇有讽刺意味，京剧是我们的国粹，而我第一次听到的传统京剧，竟然是在夜深人静之时，躲在被窝里，抱着收音机从前苏联的广播电台偷偷收听的，要是让人知道了，那可是收听敌台，够蹲监狱的罪过呀！

我当时在上小学，从五年级开始，学校就停了课，每天在家里无所事事。

我这人自小好静不好动，学习不错，喜欢看书，正是求知欲旺盛的时候。在这严苛的“文化荒漠”里， 竟然被我找到了一小片绿洲，尽管是那么的荒芜、渺小，毫不起眼，却实实在在的陪伴了我几个月的时光，使我增长了不少见识。说来您可能不信，这片文化绿洲，竟然就是当时满大街张贴着的大标语！

在那时候，北京的街头完全被一种狂热的气氛所笼罩，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各种各样的人，从国家的领导人、政府部门的负责人，民主人士，文艺工作者，以至于企业的厂长、书记，一概被打倒、砸烂、狠批，有一次我还看见墙上赫然写着“油炸米高扬”、“清蒸柯西金”、“红烧勃列日涅夫”的字样（真是好胃口）！

写大标语的纸张是一种很薄的纸，有粉色、黄色和绿色等三种颜色，记得是四分五一张，两张九分钱，买一张就是五分钱。另外有一种大红色的纸，比较贵一些，但是爱掉色，一摸一手红，专门用于比较喜庆的场合，这种批判或者炮轰等等的内容是不可以用的。

也许是为了节约吧，有一段时间， 许多大标语使用的纸张换成了旧报纸，粗黑的字体写在印满字迹的报纸上，依然清晰可辫，并不影响展示的效果，当时的四旧已经被破得相当彻底，所有以前出版的东西都成为了四旧、毒草，根本就见不到，而这些报纸都是文革前的，多数都是六十年代的，个别还能见到五十年代的，上面的内容丰富多彩，百分之百应该属于被扫荡之列，不知当时负责这事的头头脑袋里哪根筋搭错了，把这些宝贝堂而皇之的贴在了众目睽睽的大街上！

每天从报纸写就的标语前走过，有时不经意的看上几眼，这一看不要紧，我立刻就被报纸上的内容吸引住了，除去时事新闻，我最喜欢看报纸上文艺版的内容，诗歌、小说、杂文、奇闻轶事、人物介绍以及美术作品等内容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从这上面，我知道了许多作家、诗人、演员、画家，知道了戏剧的三大表演流派、契斯恰科夫素描体系、苏联的巡回展览画派、列宾、苏里科夫、希施金、列维坦、山药蛋的赵树理、白洋淀的孙犁、贺敬之的《雷锋之歌》、刘白羽的《长江三日》、马连良的《借东风》、程砚秋的《锁麟囊》、七侠五义、三红一创（中青版的四部经典：《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李宾生的插图、李克瑜的速写、华君武的漫画………，我突然发现原来报纸上有这么多好看的内容， 虽然黑色的标语字迹使得阅读变得断断续续，经常是正读到要紧的地方，突然就没了下文，只能连猜带蒙，好歹看个大概，即便如此，依然是只要一有时间，就跑到街上或胡同里，站在墙壁面前看报，有时候报纸是竖着或者是倒着贴的，于是只得把脑袋横过来，姿势虽然难受，我却仍然乐此不疲，像是饥渴的行路之人突然间发现了甘甜的清泉，如饥似渴的享受着阅读的乐趣。

有一次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幅列宁和斯大林在一起的雕塑的照片，当时我对于领袖肖像有一种近乎狂热的收集热情，虽然雕塑照片的网点很粗，形象很是模糊，但我依然爱不释手，只想着把它撕下来据为己有，可是手头也没带着刀子、剪刀之类的工具，比划了半天，也没敢下手，生怕撕坏喽。这时感觉到后面有人走过，怕被人发现，吓得我赶忙停手，心想等明天吧 ，带把刀子过来，省得裁坏了。谁知等我第二天再来的时候，昨天还好好的报纸，已经被撕的七零八落，面目全非了！

我正对着一片狼藉的墙面发愣 ，“哗……哗……” 巨大的噪音在身后由远而近， 三四个孩子驾着俗称“风火轮”的垃圾车，风驰电掣的驶了过来。对了，一定是他们干的！

声音在我身后停了下来，我心里一惊，莫非被人知道了我要撕大字报？我转过身，四个孩子每人推着一辆小车，车上安放着一个竹子或是荆条编成的大筐，几个孩子一只脚踩在车上，一只脚站在地上，有的双手叉腰，有的两臂相抱，齐刷刷的盯着我，面无表情！这场面，真把我吓的不轻，不知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只见那个领头的，缓缓的弯下腰，从筐子底下摸出个东西，一扬手，冲我撇了过来。吓得我一缩头，那东西并没有直接冲着我飞过来，而是忽忽悠悠的落在了我面前的地上。

“扯乎！” 只听那孩子喊了一声，没听清他到底喊的什么，写本文时我琢磨着有可能喊的是 “扯乎”，连阔如先生在他的著作《江湖丛谈》里解释过，这是黑道上的调侃儿，意思就是招呼大家快走的意思。只见几个孩子猛地向后蹬地，“哗……哗……”小车飞快地窜了出去。

我这才看清，地下有一个报纸包着的纸包，打开纸包，里面是一张折叠着的旧报纸，我把报纸展开，正是昨天我比划了半天又没敢撕的那张列宁和斯大林雕塑的照片！看的出来，四周是被用小刀仔仔细细的裁下来的。不觉心头一热，再抬头看时，那几个孩子早已不见了踪影。

那年头，这风火轮可算得上是北京的一景。驾此车者官称拾荒者，俗称就是拣破烂的。要说起拣破烂这行当，在北京城可谓久矣，在我的印象里，过去操此道者大体是两类人，老人和小孩。两类人拣的东西不一样，所持的家什也不一样。老人拣的是烟头，而小孩则是专拣煤核。拣烟头的老人一般手提一个袋子，另一手持一根一端安有针尖状物体的木棍，缓步街头，眼光巡视于路面，见有路人遗弃之烟头，则用木棍戳之，扎起烟头，很熟练的向袋口一抹，烟头即落入袋中，不用弯腰，也不用下手。这些老人把烟头拣回去，剥出烟丝，再卷成烟卷自用，自然就省了烟钱。拣煤核的孩子一手提一个小筐，一手持一个粗铁丝扎成的小耙子，成帮结伙的在垃圾堆里翻翻拣拣，把人家烧剩的煤球拣出来，敲去外面烧过的乏煤，露出里面没有烧透的煤核，拣回去给家里生火。

至于风火轮的出现，则是六十年代的事情，开始时大概是有人嫌筐子背着太过沉重，于是用几块木板，下面装上四个轮子，做成一辆小车，把筐子固定在小车上，推车的人双手按筐上，一脚踩车，一脚使劲向后蹬地，小车就向前跑起来，许多人是用的滚珠轴承来代替轮子，跑起来声音特别大，“哗啦哗啦”的， 有点像现在孩子们玩的滑板。在文革初期这似乎成了个很时髦的玩艺，一些半大的孩子每人弄上个风火轮，似乎也并不单纯是为了拣烂纸，他们经常三五成群的驾车招摇过市，更有胆大的跟在汽车的后面，一手扶筐，一手拽着汽车的尾灯，让汽车带着自己在街道上飞驰。时髦又威风。

拣烂纸的多了，废纸资源自然就紧张了。 好在北京的风大，大风很快把张贴在大街小巷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变成了到处乱飞的废纸，就成了他们的目标。其中有些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满地捡拾废纸，而是致力于制造废纸了。于是，在北京的街头，会出现这样的情景，贴标语的人刚刚走开，一队风火轮呼啸而至，转瞬之间满载离去，而墙上已是斑驳零落，面目全非了。

图片

依据这种回忆，我后来构思了一幅画，一面贴满斑驳的旧报纸的墙，上面用

粗黑的笔触写着革命口号，间或还用红颜色打着叉，一个背着书包的男孩子，站在标语前面，正聚精会神的从斑驳和粗暴的笔触之间，辨认着那些被遮挡着的、断断续续的过去的文字。孩子身穿蓝色的外衣，经长时间阳光的照射，已经褪成了浅浅的灰兰色，只有在后背衣领的下面，还有一小块三角形的地方保持着衣服本来的深蓝色，那是被曾经佩戴的红领巾遮住而留下的痕迹，现在，红领巾取消了，只把这蓝色的痕迹孤独的、刺目的留在孩子的背上。

从小学五年级停课，到接到一所中学的入学通知，这之间隔了有一年多。在中学里，一共有三次，每次不少于一个月，到农村参加麦收和秋收的劳动。其间曾创下一顿饭吃八个窝头的记录！在中学里另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修建防空洞，学校的操场下面都挖了防空洞，我们班专门负责砌墙，总共几百米长的防空洞里的墙都是我们砌起来的，在中学的两年多时间，数学书第一册总共学到第27页，想想这学是怎么上的吧！

十六岁不到，我就当了工人，那时候就这点不错，不用在家里待业，今天还是学生，下午开个会，就成了工人了，转天就背着行李卷去厂里上班了。

小学和中学，都是这么稀里糊涂的就算念完了，也没人张罗着给发个毕业证书什么的。说是初中毕业， 实际连小学也没念全！

凭着这点底子，我在进入工厂的第十个年头，也就是恢复高考后的第四年， 考进了大学，终于可以有个交代了，否则这一辈子，连一个毕业证书都没混上，岂不是白活了吗！

古人治学有“悬梁刺股”、有“凿壁偷光”、有“莹囊映雪”，都被传为美谈，没想到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竟然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姑且称之为 “面壁学堂” 吧，真不知道是可喜呀，还是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