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过雪山草地 － 探寻长征的足迹（6）

黑龙江竹柳林

续：强渡大渡河

序

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后，面临着三种选择：

一、从泸定向东抵达茂县、松潘地区，但蒋介石已在这条路上布下了重兵，走这条路有极大的危险；

二、从泸定向西沿一条山路到达四川西北的丹巴、阿坝地区。但这条路上少数民族众多，而且由于国民党的压迫，多数当地少数民族同胞仇恨汉人，一旦发生冲突会给行军带来许多不便，也不利于保持民族团结。

三、从泸定向北翻越夹金山。

中革军委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翻越夹金山是唯一的选择，走这条路可以尽快甩开追在身后的敌人。

在中央红军翻越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座雪山—— 夹金山后，终于在懋功（小金县）于前来与前来迎接中央红军的由李先念带领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胜利会师。

出乎预料的是、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的同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又将迎来一场更大的考验、这就是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他使党中央、中革军委精心设计、部署的《松潘战役》遭到失败，迫使红军走进了没有人烟的亘古荒原 —— 松潘草地。

目录

进军四川天全县

进军四川芦山县

进军四川宝兴县

翻越夹金大雪山

小金（懋功）会师

两河口会议

《松潘战役计划》受阻

进军四川黑水县

芦花会议

沙窝会议

毛尔盖会议

穿越草地

中央红军翻雪山过草地路线图

　　 2021年6月1日、

今天是自驾游《探寻长征的足迹》的第25天；

早晨起床后看看窗外，天还是阴沉沉的好像还要下雨。

原本计划今天要去康定的，从泸定县城去康定市，走雅康高速只有50公里的路程。

康定市是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康定这个地方对我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康定情歌》这首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民歌就是来自这里。

但是因今天下雨，再就是在网上看了看，康定的各方面消费水平都比较高，所以就把去康定的计划放弃了。

早饭后我和老伴在微微细雨中离开了泸定县城在雅康高速路上行驶了110公里，于中午来到了雅安市，入住风光假日酒店。

从雅安去坐落在夹金山脚下的天全县城的距离不到40公里。

红军长征翻越的大雪山

红军长征在天全

　　进军四川天全县

天全县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地处二郎山东麓，青衣江上游，川藏公路（国道318线）横贯全境。

天全县总面积2400平方公里。

天全县城距成都180公里，距雅安38公里。

天全历史悠久：

古为斯榆地（或称徙都)，早在新石器时代即为人类聚居之处，古氐羌民族——徙族人民在此聚居、劳作、繁衍生息。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马相如受命略定西南，斯榆之君请为内臣，以故徙都（今始阳镇）置徙县，为天全建县之始。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唐王朝对蜀地行政区划调整，置杨启县（今天全县）。

宋沿后蜀旧例。

元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设碉门、黎、雅等处安抚司，后改置六番招讨司，司治设碉门，又分置 天全招讨司，司治设始阳。

明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改天全招讨司为天全六番招讨司，司治设始阳，直隶四川布政司。

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改土归流，置天全州，州治在今城厢镇，隶雅州府，并于今始阳置分州，道光时裁撤。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废府、州、厅，改天全州为天全县，治地今城厢镇，属建昌道。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红军北上抗日进人天全县，建立县、区、乡、村四级苏维埃政权。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西康建省，天全县属之。

1950年2月8日，天全县人民政府建立，属西康省雅安专区。

1935年6月3日

中央政治局召开泸定会议，确定了避开人烟稠密地区，向北翻雪山过草地的行军方案。为了彻底突围， 中央红军兵分四路离开泸定，向天全县进军。

第一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中央军委纵队，红三军团主力、红五军团经化林坪“古城村”离开泸定境。后经荥(ying)经县三王岗、大 桥头、水子地、泗平向天全县进军。（毛泽东的警卫员胡长保，遭到敌飞机轰炸，牺牲在水子地）

第二路：由彭雪枫率领的红三军团一部，从化林坪出发，翻越飞越岭，佯攻清溪、翻泥巴山，经新庙、泗坪向始阳前进 ……奔袭天全。

第三路：由罗炳辉率九军团主力，离开泸定县城，往北过船头，四湾、九叉树、五里沟往东翻马鞍山，顺天全河而下，经新沟、大小人烟、紫石关、两路口、配合主力进攻天全，然后夺取芦山县城。

第四路：何长工率红七团和一个工兵连与川军交战扼守泸定桥，掩护中央红军大部队离开泸定县城。6月3日夜何长工完成任务后，收到刘伯承总参谋长从天全发来电报，同意他撤离泸定桥。

何长工指挥工兵锯断4 根底链（每隔1根锯1根）让川军大部队不能过桥。

6月3日当天，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含王开湘、杨成武所部红四团等)从荥经、天全交界处的青山垭进入天全，

当时，天全河北岸的天全县城、始阳、飞仙关一线有敌人两个旅沿天全河布防堵击。

时值端午时节，河水猛涨，天全城沙坝到老船头渡口河深水急、河面较宽，加上对岸敌人火力猛烈，红军当日难以渡河。

根据这种情况刘伯承、聂荣臻即组织党员突击队强渡天全河（天全河是流经雅安市的青衣江的上游，发源于二郎山）强攻不成，刘伯承、聂荣臻组织侦察的交通队绕道从老船头下游的龙尾峡偷渡过河，奇袭敌军。

1935年6月4日拂晓

由何长工率守桥红军最后离开泸定城，过安乐坝， 从磨子沟爬大坝山，走茶道，翻越二郎山垭子口，顺喇叭河而下，到了新沟，沿罗炳辉部的行军路线，向天全进发。

1935年6月6日

中央红军进入天全县境内时：

前面有川军杨森部第四混成旅和刘湘部王泽浚旅，在天全河北岸的天全、始阳、芦山一带阻击，挡住红军前进道路;

后面有薛岳率领周浑元、吴奇伟、李韫珩及二十四军的刘元璋、杨学端部追抵冕宁、安顺场一线。

敌军拥有比较好的架桥技术和收集渡河船只的便利条件，距离红军只有几天路程。

红九军团担任后卫坚守的泸定桥也即将受到东西两岸敌人溯江而上的袭击，存在失守的危险，形势十分紧迫。

6日当天红一军团主力先头部队经荥河乡翻垭子口进入天全，过铜厂乡陈家坝、前阳乡后阳等地到和源柳家沟，抵始阳河南面的三谷桩渡口。

川军杨森部夏炯旅的一个营，在营长甘某率领下纠集团总吴光前、段崇实等部分民团，在三谷桩北岸布防封锁渡口。

中革军委电令红9军团长罗炳辉“以破釜沉舟精神，坚决迅速手段，于6日夜以前不顾一切牺牲渡过天全河。”

6日当天罗炳辉火速率两个主力营从泸定县出发、不顾一切牺牲，星夜夺下天全，使1、3、5军团和中央纵队能迅速渡过天全河北进。

1935年 6月7日晚

罗炳辉率部从小河乡白沙河中段渡河，翻大岗山直插禁门关进入天全城，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人西北侧，与河南岸的红军主力夹击天全守敌。

敌军见红军来势凶猛，自己力量薄弱，于8日拂晓弃城逃遁。

1935年6月8日下午，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刘伯承、王稼祥、博古等到达天全县城。

6月8日当天，党中央、中革军委发出指示，要求中央红军迅速占领懋功(今小金)、理番，不顾一切困难与四方军会合，确定了突破芦山、宝兴之线守敌，奇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开展新局面的行动战略。

1935年6月10日

红军夺取天全后，立即以三军团为主攻，一军团绕道直取芦山，向宝兴夹金山进发。

中革军委在天全发出指示：“天全至懋功约430里，人烟少，产苞谷不丰……各兵团在现地不动，并每人需补充7天粮食，加以途中添补，期于到懋功时能余粮4天”。

四川芦山县城全貌

红军长征纪念碑 —— 邓小平

　　进军四川芦山县

芦山县，位于四川盆地西缘，雅安市东北部，青衣江上游，全县幅员面积1191平方公里

芦山县远在新石器时代即有氏族部落在此生息繁衍，从事狩猎和农耕。

夏为梁州之域，商为氐羌地，周属雍州，后为青衣羌国地（或说蜀国地）。

公元前316年建县以来，县名历经青衣、汉嘉、阳嘉。

战国后期，秦惠文王时汉嘉、始阳、卢山、泸山、芦山更替。

唐、宋、元时，县境包括今宝兴县灵关，邛崃市火井，大邑县唐王坝、白杉岗等地。

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天全杨、高土司侵占娄关和太平山区，辖地缩为灵鹫山以南。

1951年1月，将太平山区划归芦山县，境域至今未变。

1935年6月7日

中央红军攻破天全城后，马不停蹄，调遣红一、红三、红五军团，三军合力，兵分两翼，直奔芦山方向。

芦山县当时辖地不大，素有“三乡四城两个半场”之说，人口近3万。

芦山县城四周筑有城墙，分东南西北四道城门，是邛崃、雅安通向夹金山的要塞。

当时，川军刘湘部第六旅旅长王泽浚率部已从飞仙关赶至芦山县城，以第十八团二、三营守城西南河岸，防堵天全方向的中央红军，两个连驻防县城西周村岗，前哨抵达思延，团部与第一营守城，其大部分兵力则驻防在易于防守的芦山河东芦山岗一带，以第十六、十七团在河东岸高山构筑二道阵地。

由天全老场进入芦山的道路平缓，红军急行，半天可达。

由于天全县城内一些群众受敌人的欺骗宣传，纷纷逃往芦山县。红军先头部队有数千人之多，其中一部分红军巧妙装扮成老百姓混在群众中，潜入芦山周村岗埋伏。

深夜，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分别从城西、城北发起突袭，与之前隐藏在城内的红军里应外合，从城西北角向敌团部及守敌第一营发起突然猛攻。

7日当天，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从飞仙关对河卸家坝向雅安方向佯攻掩护，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1907～1937，湖南平江人)，率领下从始阳、飞仙关绕过天全，奔袭芦山县城。

顿时，枪声和“缴枪不杀”的喊声，惊醒了睡梦中的守敌。川军王泽浚摸不清红军的虚实，仓惶率部弃城，由城南铁索桥退到芦山河东山二线工事里龟缩起来，并拆毁城南铁索桥桥板，阻止红军向东渡河。

1935年6月8日凌晨

红一团迅速击溃敌守城的敌军，占领芦山县城。

红军这次化装奇袭，以很少的兵力，用很短的时间，没有什么伤亡，就一举夺取了芦山县城，大挫了敌人的士气，大长了红军的军威。

当日傍晚红军交通队在群众向导的带领下，从龙尾铁索桥顺利偷渡过河，向芦山县城东面的敌军发起攻击。

红九军团也由天全境内进入芦山县。

中央红军过芦山时间虽短，但给群众留下的印象却很深。红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对老百姓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住过无主的人家衣物用具，无一缺少，锅台碗盏，抹得干干净净；吃了粮食，写上纸条，将钱留在粮罐内。当时，群众普遍称赞说：“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军队，见到红军就像是见到亲人一样。”

四川宝兴县城全貌

　　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碑。位于宝兴县硗碛藏族乡勒乐村朵果组硗碛水库东岸。高10米，宽10米，厚4.5米，碑体用红花岗石做成，形状是红军军旗，碑体的下部用红沙石雕成，反映红军长征时克服各种艰难困苦的人物群浮雕。

　　 进军四川省宝兴县

宝兴县位于四川省西部，四川盆地西部边缘，总面积3114平方公里 。
宝兴县东邻芦山，南毗天全，西连康定，北接小金，东北与汶川交界，距成都200公里。
宝兴县距今四千多年前：

春秋战国时为青衣羌国所在地，居住着青衣羌人。
秦汉时，汉人移入，设青衣县，属蜀郡。
晋时，属汉嘉郡。
唐武德初年，曾设灵关县，灵关以北为羁縻州。隶属雅州都督府。
元末时期，始称董卜，开始引入喇嘛教，青衣羌人转公为蕃民，隶属吐蕃宣慰司，土酋统治并归附朝廷。
明代时期，沿袭元朝土司制度，设置董卜韩胡宣慰使司，世袭土司职，清续明制。
清朝乾隆年间，更名为穆坪。
民国19年（1930年）建县。
民国24年6月至25年2月（1935年6月至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宝兴，建立宝兴苏维埃政权。
1950年5月15日，宝兴解放。

1935年6月8日

中央红军为执行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的"迅速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的指示，分兵两路，昼夜兼程从芦山县过境向宝兴县城行进。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于8日夜里进入宝兴县灵关镇，
灵关镇，地处宝兴县东南部，宝兴河穿镇而过，东南与芦山县毗邻，西与天全县接壤，为宝兴县、芦山县、天全县的结合部。

1935年6月9日

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宝兴县城，开始向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进军。
夹金山是宝兴县和小金县的分界山，最高峰海拔4930米，红军翻越的垭口小地名叫王母寨海拔4114米，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人烟，天气变化无常，翻越十分困难。

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
“夹金山、夹金山，离天三尺三，
鸟儿飞不过，凡人不敢攀，
要想翻越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

　　吹响翻越大雪山的进军号

　　翻越夹金大雪山

夹金山位于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境内，是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是青衣江的发源地，也是雅安通往小金四姑娘山的必经之道。

夹金山是宝兴县和小金县的分界山，最高峰海拔4930米，红军翻越的垭口小地名叫王母寨海拔4114米，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人烟，天气变化无常，翻越十分困难。

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

“夹金山、夹金山，离天三尺三，

鸟儿飞不过，凡人不敢攀，

要想翻越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

夹金山属于邛崃山脉，横亘于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

从宝兴县的硗碛藏族村寨翻跃夹金山到懋功（小金县）的达维镇的距离约85公里。

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先后3次翻越夹金山。

1935年6月11日，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进入藏族聚集的大硗碛。

硗碛乡位于宝兴县北部、夹金山南麓。这里地处偏远，气候寒冷，生产落后，居住的大部分是贫苦的藏族群众。

红军进寨后，严格执行红军纪律，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一位杨姓的红军参谋，在街上向群众和额德姆等20多个喇嘛宣布红军纪律：

一、不进老百姓住房；

二、保护寺院；

三、不随便吃群众的东西；

四、不拿夷（藏）家一点财物。

红军对藏族群众、寺院喇嘛秋毫无犯。累了，坐在道路旁休息；困了，露宿在街道屋檐下；饿了，吃自带的干粮炒米；渴了，喝溪沟里的凉水。杨参谋给红军先头部队的战士定下一条规矩：任何人不得进入喇嘛寺经堂，不得围观喇嘛喝茶、念经，并专门派2名战士在经堂门口站岗。红军严明的军纪和形象，深受藏族群众和喇嘛们的赞扬。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抵夹金山大硗碛附近后，准备翻过雪山。

中革军委把翻越夹金山夺取懋功的任务交给了由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

红一军团决定由红二师师长陈光率红四团携带电台为前卫，限他们在6月12日赶到懋功（小金）。

1935年6月12日拂晓

红四团从硗碛地区出发，前卫6连在前面探路前进。

师长陈光和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爬到临近山顶的一个隘口后给中央发了个电报，说部队翻越夹金山问题不大。

毛泽东在宝兴接到陈光的电报后，当即率军委纵队出发向大硗碛（今宝兴县硗碛乡夹金山村夹金组）前进。

当日下午、在陈光师长的带领下红2师4团克服重重困难，在宝兴县西北，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到达懋功（小金县）的达维镇，与李先念的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红9军27师80团会合。

毛泽东一到大硗碛，又接到陈光的电报，说他们己经在达维同四方面军的韩东山第25师第74团会师了，并报告己经占领了懋功。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接到电报后一个个顿时高兴得像小伙子似地跳了起来，部队翻越夹金山的劲头更大，信心更足。

1935年6月14日晨

毛泽东喝了一碗热乎乎的辣椒水，手里拄着一根木棍，身上穿着夹衣夹裤，脚穿一双黑色布鞋，沿着前面部队走出的雪路，开始攀登这“天空鸟飞绝，群山兽迹灭”的夹金山。

上山的路太滑，有时前进一步连退好几步。

毛泽东有一匹黄骠马，大家劝他说：“主席，你不骑马，那就拉着马尾巴走吧，这样安全，也省劲多了！”

毛泽东说：“马，首先应该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女同志。多一个同志过这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啊！”

据当时担任警卫员的邱仁华（1914.8-2014.9，福建上杭人）回忆：

王稼祥在“翻越夹金山时，他骑牲口到了半山腰，伤口痛得实在支持不住了，便下来步行，踉踉跄跄一直爬到山顶。担架员实在过意不去，要他坐担架下山，他说：‘你们也太累了，还是让我慢慢走吧！”

据《红军长征记》记载，翻越夹金山时：

42岁的毛泽东曾说这样幽默的说：

"遇到大喜事了，这夹金山不该叫夹金山，这夹金山该叫挑金山"。

37岁的周恩来翻越夹金山后，即开始频频咳嗽，并患上急性肝脓疡，高烧不退，多日昏迷不醒。

31岁的邓颖超，在描述翻越夹金山时这样写道：

"我们来到山上，越往上走气压越低，呼吸越困难，有些体弱患病的同志，一坐下就起不来了。一过山顶，许多战士连走带滚，滑下山去，这座巍峨的雪山，终于被红军征服了。"

35岁的蔡畅和张闻天的夫人刘英（1905-2002，女，原名郑杰，湖南长沙人）亲眼看着，一个叫殷桃小卫生员，脸色惨白，嘴唇乌紫，呼吸憋不过来，想要抢救她，但一点办法也没有，眼睁睁看着她在山顶牺牲了。

当时，刘英发明了拽着骡子尾巴上山的办法，不少女同志，如蔡畅、刘群先（秦邦宪夫人、1907——1942、江苏无锡人）等都是拽着马尾巴上的山，果然省力不少。

28岁的林彪，在爬雪山的过程中，由于缺氧，不断的昏倒。

49岁的董必武，也在部队当中，跟着吃力的爬山。他曾谈到一个现象：

山爬的越来越高，空气也越来越稀薄，有些战士想坐下来喘口气，但是一坐下来，就没有站起来，在原地被冻僵、冻死。

58岁的徐特立老人，是红军长征中男性年龄长者，过雪山是在半夜随大部队出发的，走到半山上雨雪齐下，披在身上的毛毯，穿在身上的衣服、裤子全湿了。下山时湿衣、湿毯让徐特立感觉到寒冷，于是，徐老竟跑步前进。到山下时，衣裤完全干了。

徐特立在自述中说：

"这一困难度过后，精神特别愉快，自己以为抵抗力超过一般的同志，不知不觉骄傲起来，多数同志称赞说，我可活到九十岁。"

经过五、六个小时的艰难爬行，中央红军终于翻过了这座大雪山，

随后毛泽东授意刘伯承：

"发报给罗炳辉，告诉他们一军团先头部队已经同四方面军会师，九军团停止东进，立即北上，随五军团跟进，翻越夹金山！"

同时，中央红军的另一支部队，红一军团一师在师长李聚奎、政治委员黄甦（1908——1935、广东佛山人）、政治部主任谭政的率领下，沿宝兴西河经五龙、陇东，从永富中岗、土巴沟上山，沿铜陵沟、图岩窝、九倒拐、三道桥、程胡岭等地（此地被当今热门旅游地"牛背山"）。于18日翻越夹金山，到达懋功县城宿营。

1935年6月12日——18日，中央红军分两路成功翻越了夹金山。

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先后翻越了五座雪山、即：

夹金山、

梦笔山、

长板山（又称亚克夏山、马塘梁子）、

仓德山（又称昌德山、昌德梁子）、

打鼓山（又称拖罗岗、施罗山、塔鲁岗）。

在雪山地区的行军约31天，行程1350公里。

　　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

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二座雪山——梦笔雪山

中央红翻越的第三座雪山——雅克夏雪山

中央红军翻越的第四座雪山——昌德雪山

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五座雪山——达古雪山

　　小金（懋功）会师

小金县为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下辖县。藏名赞拉，凶神之意。因境内小金川得名。

小金县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南部。东邻汶川县，西毗甘孜州丹巴县，南连雅安市宝兴县，北接马尔康市。

小金县历史悠久：

先秦时期为梁州之域。

东汉，为大奘、龙桥、薄中等辖地。

南北朝时期，归党项。

隋朝，属附国嘉良地。

唐代，纳入剑南道雅州之东西嘉良州。

宋朝，属成都府路西山野川诸部。

元代，系宣政院辖之吐善等路宣慰司属地。

明朝，属朵甘都司董卜韩胡宣慰司管辖。

清代，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置县，初名美诺直隶厅，后曰懋功屯务厅。

民国三年（1914年）改设懋功县，隶川西道；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隶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名为小金县。

1935年6月13日、

红一军团2师政委刘亚楼率红5、6团翻越夹金山；

1935年6月14日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等中革军委领导 随红一军团主力翻越夹金山进至距离夹金山45公里的小金县（懋功）的达维镇，与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第9军25师会师。

会师时：

中央红军所辖第1、3、5、9军团和军委纵队共2万余人：

红四方面军辖第4、9、30、31、33、34、独立师及妇女独立团、特务团、炮兵团、后勤机关共8万余人。

懋功（小金）会师后，中央红军改称第一方面军。

1935年6月15日

红一军团主力到达懋功县城，受到了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的热烈欢迎，

会师后，两支兄弟部队开展了互相慰劳的活动，当李先念得知聂荣臻騎的騾子在宝兴过铁索桥时损失了，就热情地送给聂荣臻一匹累子，后来，聂荣臻就是靠了这匹騾子的帮助，长征到达陕北。

红四方面军九军司令部把十万分之一的四川地图送给中央红军红九军团司令部。

红四方面军的部队还进行了慰劳中央红军的捐赠活动，从北川、茂县、理番至懋功的沿途，络绎不绝的马队、牦牛队把一批批慰劳品送到中央红军驻地。

1935年6月16日，

在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部主任王新亭（1908年12月23日—1984年12月11日，开国上将，湖北省孝感县王家岗村人。）亲自组织了红九军的机关、部队代表，向红一方面军赠送了慰劳品，计有草鞋一千三百多双，汗巾二百零三条，毛线袜三百五十七双，皮衣、毛衣共四十七件......王新亭还多次组织和红一方面军的联欢活动，自编自演小节目，组织篮球比赛等。

1935年6月17日、

红一军团继续北上，进至小金县八角、抚远等地，休息三天。

1935年6月18日，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随红一方面军在距懋功县城二三里的地方，受到了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的首长和战士都在路旁列队迎候红一方面军。

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便借用了懋功那座高大、宽阔的天主教堂，召开了一个盛大的红一、四方面军部队的干部联欢会；到会的有1000多人，把教堂都挤满了。

在大会上，毛泽东和朱德先后讲了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红一、四方面军的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开创革命的新局面。

小金（懋功） 会师，使两支红军主力走到了一起，它粉碎了蒋介石妄图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各个消灭红军的计划。

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为日后统一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创新的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35年6月21日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懋功休整了三天以后，又沿抚边河北上，向两河口进发了。

两河口镇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辖镇，位于小金县城以北70公里。西邻金川县，南接抚边、结斯两乡，东北两面与马尔康、理县交界。

两河口镇是抚边河的发源地，因地处抚边河与虹桥沟两条河流的交汇处而得名，史称两河口。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沿小金川河谷向两河口进发的途中，在抚边乡停留数日，当时考虑把抚边乡作为开会地点，可张国焘迟迟没有动身，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只好继续往两河口方向行进。

一路上，毛泽东与中央各位领导人商议：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原计划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但从过大渡河以来，发现在翻越夹金山前后，多次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商谈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

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中，徐向前、李先念与中央的想法不谋而合。

但是，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却是另外想法。

他们主张：

中央红军大部沿大金川北进、占领阿坝，红四方面军北折茂县、北川等地，并进至松潘以西地区，或暂时向南进攻。这是另一个战略方针。

为统一对战略方针的认识，弥合意见分歧，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两河口开会。

两河口会议会址

两河口会议

两河口会议，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小金县两河口的关帝庙，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会议。
会议主要解决：
战略方针、战略行动、战争指挥三个问题。
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两河口会议，最终形成决议：
一是确定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军大部队继续北上； 二是根据会议决定：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中革军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名义，在两河口颁布了这一计划。
自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一个现实的问题浮出水面，两支红军会师后拥有十万之众，川西高原地瘠人稀，物资缺乏，根本养不了十万大军。会师后的红军：
该何去何从？
该选择哪里作为根据地？
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考虑到川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山高地瘠、给养困难，不利于建立根据地，
而张国焘则主张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一切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
张国焘的这种右倾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战略行动方向问题上与中央发生严重分歧。

1935年6月25日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从小金县（懋功）的抚边乡来到两河口乡，欢迎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
张国焘在一个警卫排的保护下，从理县杂谷脑翻越虹桥山到达两河口参加会议。
会见时，部队在大雨滂沱中举行了欢迎仪式；欢迎仪式由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主持，朱德和张国焘都讲了话。

此时毛泽东与张国焘相隔14年未成谋面。
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

毛泽东经恩师杨昌济介绍、由北大校长蔡元培书面推荐，毛泽东谋得了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月薪8块大洋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奠定了他在北京生活的基础。
而张国焘此时，已是北京大学经济系注册本课生。
第二次见面在上海：
在中共一大时张国焘的回忆：“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京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一大”时，张负责主持会议，并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领导工人运动。
而来之于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则代表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大会。
这次在两河口是第三次见面：
却是彼此来到了川西一个广袤的国土上一直湮没无闻的草地带。
1931年张国焘从苏联回国，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1932年，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根据地事实上的领导者。去领导一支不久成立的黄麻起义军。

随之，黄埔一期毕业生徐向前也分配到这支起义军。
在徐向前的领导下，这支农民自卫军迅速扩大黄麻起义的基干武装，由参加黄麻起义的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在夺取黄安县城后组成的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并于1931年11月7日在湖北黄安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师时，可号称8万军队，2万地方政权人员，集10万于众。

1935年6月26日

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关帝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两河口会议，是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两河口会议的目的就是统一思想，消除分歧，确定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出席会议的有：
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刘伯承、王稼祥、秦邦宪、刘少奇、何克全、邓发、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等16人。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集中讨论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
这次会议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但有中央委员，还有中央红军各军团主要领导等。

红四方面军只有张国焘一人参加会议，这也是他从苏联回国四年后第一次参加中央会议。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在报告中重点讲了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略指挥三个问题。
关于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指出， 应在什么地方建立苏区，其条件要求是：
一要便利于我军作战。
松潘、理番、懋功地区地域虽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我军不易反攻。
二要群众条件好，人口要多。
松潘、理番、懋功、汶川、抚边等地区人口只有20万，且少数民族占多数。
三要经济条件好，能解决军队供给。
松潘、理番、懋功一带粮食缺少，牛羊有限，布匹也不易解决，军事补充更困难。
因此，我们新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周恩来先阐述了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主张；
张国焘则鼓吹其南下的主张，即“川甘康计划”。
毛泽东听后马上反驳，“川甘康计划”将使一、四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被敌人封锁于此，将成瓮中之鳖……
三个多小时讨论下来，与会者大都支持北进计划，张国焘表面上服从了多数，内心却盘算着自己的主张。
对此中央其实已经察觉。
两河口会议后发布的决议中，特别说明：
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这话意在不点名地敲打张国焘，可他根本不以为意。

1935年6月27日

中央政治局继续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

南下还是北进成为争执的焦点。

周恩来首先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分析了在松潘、理县、茂县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川陕甘开辟新根据地的理由，要求必须迅速前进，实现“背靠西北，面向东南”的发展战略。

张国焘发言，首先讲了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以后的作战情况，对周恩来讲述的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红军北进，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没表示不同意见。

但他强调了执行的种种困难，隐约地表示了向南、向成都方向发展的意图。

毛泽东讲话强调：

两军会合后，应当去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中央常委、军委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与会的其他同志都表示拥护周恩来代表中央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进行松潘战役。

当时作会议记录的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会开了三天，集中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主要是围绕要不要打松潘的问题来讨论，从战略上说这是牵涉到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从战役部署来说牵涉到谁当打松潘的先锋的问题。如一方面军承担攻打松潘的任务，显然不切合实际；张国焘明里不好反对打松潘，实际上是不愿当先锋，他怕红四方面军同胡宗南硬碰，主要是保存实力问题。

1935年6月28日

持续三天的两河口会议由张闻天作会议总结。
会议一致通过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
两河口会议确定了新的战略方针，为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进一步扩大苏维埃运动指明了方向。

1935年6月29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
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
增补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成员。
中共中央此举，主要是为了解决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统一指挥问题，毕竟红四方面军拥有8万人马，需要通过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特别是张国焘去指挥。
张国焘带着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进兵计划回到了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的理番（理县），可是在回到驻地的第二天就致电中央：
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北上，对守敌很少的松潘围而不攻，导致功亏一篑。

《松潘战役计划》受阻

1935年6月29日

中革军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的名义颁布《松潘战役计划》，
红军两大主力会师之时，国民党军也在加紧调整部署，共集中近二百个团的兵力，企图将红军围困于懋功、理番（今理县）、威州地区，进而予以消灭。
川军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集中九十余个团，固守江油（不含）、威州（今汶川）地带，阻止红军东进；
中央军胡宗南所部二十七个团，固守文县、松潘、平武、江油地区，阻止红军北上；
川军杨森、邓锡侯等部共约五十个团，由宝兴、大川、牛头山地段，向北筑垒推进，阻止红军南下；
中央军薛岳部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向绵阳集中，策应川军行动；

川军刘文辉、李抱冰部共十五个团，在康定、丹巴、泸定地域筑垒，扼守大渡河右岸，阻止红军向川康边发展；
万耀煌部留清溪、雅州筑垒待机。
但各路部队中，追剿军主力薛岳部从江西到川康边万里转战，已经被中央红军拖得精疲力竭，急需休整补充；
另一支中央军主力胡宗南部仍分散在松潘、平武、文县地区，尚未完全集中；
四川军阀部队则屡遭红四方面军的沉重打击，士气低落。 这对于红军主力夺取松潘，迅速北上甘南，实现中共中央确定的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是有利的。

1935年6月30日

按着《松潘战役计划》的部署：将红军一、四方面军主力统一划分为左、中、右三路军的进军路线,红军迅速向松潘开进。
左路军：
林彪任司令员,
彭德怀任副司令员
聂荣臻任政治委员,
杨尚昆任副政治委员
由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八十九师共16个团组成,；由卓克基、康猫寺（康猫村）、马塘（即现在的马尔康市）等地出发，向松潘西北黄胜关、两河口地区开进，协同红四方面军主力进攻松潘。
中路军：
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委，由红四方面军十个团组成。
计划7月6日在前，从理番（现理县东北薛城镇）出发,计划经马塘、壤口（即现在的红原县）、墨洼、洞垭（即现在的松潘县）向黄胜关(松潘县境内）前进。
左中路两军的主要任务是：从两河口、黄胜关迂回攻击松潘地区之敌，坚决消灭之，并先机切断平武、南坪东援之敌的来路和取得北出甘南的道路；

右路军：
陈昌浩任司令员兼政委，由红四方面军11个团组成，其中：

8个团为岷江支队、由王树声（1905年5月26日—1974年1月7日、湖北麻城人）指挥、控制北川至茂县一线阵地、继续阻止和牵制川军、经芦花、毛儿盖向松潘前进；并吸引胡中南部。

另3个团经松坪沟、红土坡、小姓沟向松潘前进，实施正面突击，会同左路军、中路军对胡宗南部形成夹击之势。
如“胡坚守城堡，不利攻击，则我军应监视该敌，严防截击，并缩短行军长径，以利迅速北出甘南作战”。
懋功支队：
以红9军团一部组成，在夹金山、巴郎山、懋功、崇化地区活动，掩护主力北进作战，保障后方安全。

《松潘战役计划》要求，红军各参战部队于7月上旬的集结地域为：
由陈昌浩和王树声指挥的右路军集结于芦花，其中右支队集结于红土坡；
由徐向前指挥的中路军集结于上壤口；
由林彪和聂荣臻指挥的左路军集结于箭步塘。
完成集结后，各军均向松潘西北攻击前进。
但出乎预料的是，仅仅在战役开始的这个集结行动，就遇上了很大的困难，实施过程中又不得不反复地改动和调整。

左路军中的红一军团最先遇到困难。

《松潘战役计划》下达的当天，林彪根据实际情况、率左路军红一军团二师改走壤口，到达康猫寺、马塘，而后即向红军总司令朱德和率领左路军主力跟进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通报情况：

“由康猫寺到上壤口系二百里草地，无房舍……判断由此路向松潘以北迂回大概系草地，且路太远。近来天下雨，草地能否徒涉，前途极无把握，给养亦必极困难。……陈、朱已率六团及五团之一个营向上、中、下壤口侦察前进”。

林彪根据这些情况致电中革军委、对左路军松潘战役的部署作出了调整建议：

“一方面军（缺二师）到康猫寺、马塘以后之行动，须根据六团行动的结果而定，或准六团路线进，或从四、五团路跟进”。

30日当天， 由团长朱水秋（1910——1994、湖南浏阳人） 带领的红六团及五团一个营组成的侦察支队，由红二师师长陈光、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1905年—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的奠基人）指挥，并携带电台，开始向上壤口地区探路前进。

1935年7月1日

当侦查支队（红6团）行进至龙日坝时（现属红原县）与青海所属西北“剿匪”第1路军第5纵队麦桑骑兵支队相遇。

这里地形开阔，毫无遮拦，麦桑支队二千多人，全部为当地藏人组成的骑兵，藏族武装熟悉地形，机动力强，红6团就地抵抗，激战两个多小时，打退了藏兵的进攻，但自身也伤亡四百余人。
师长陈光也身负重伤，入夜之后，红6团在1营的掩护下撤退。
当晚，朱瑞与陈光向军委报告草地行进与战斗情况。
当日、 红军主力部队进驻卓克基土司官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卓克基镇）。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曾在官寨居住一周。
卓克基土司官寨位于距马尔康县城8公里。
卓克基土司始封于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
清乾隆十五年（1750），因随征大金川有功，擢升长官司职，共延续665年，繁衍17代。

卓克基土司官寨既是土司办公的衙门，也是土司及其家眷生活的地方。

1935年7月2日

林彪得悉了侦察支队遭遇国民党骑兵阻击后、再次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

“经阿坝、壤口两路向松潘西北前进，湾[弯]路太多，恐难预期与中、右路军同时配合，且受河流、水塘、给养、宿营之困难太大，且甚至找不着响[向]导，故不宜与[干]多派去”，
“我判断毛儿盖无胡敌，或无其大部的兵力。”

林彪这两天的两个建议中的判断都相当准确，这时毛尔盖的确没有胡宗南的大部兵力。
中革军委根据陈光、朱瑞支队作战失利的信息和林彪的建议，迅速调整了原计划中左、中两路部队的进军路线，指挥北上部队从黑水地区直趋毛儿盖。

7月2日当天，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各一部，组成先头部队，翻越雅克夏雪山，到达黑水马河坝。雅克夏雪山海拔4443米,终年积雪，气候变化异常，冰峰雪岭，险峻峥嵘,人迹罕至,是红军翻越的第三座大雪山。

　　进军四川黑水县

黑水县，地处青藏高原东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部，北与松潘相接，东西与红原、茂县相邻，南和西南与理县、马尔康相连，距离省会成都284公里，县城海拔2350米，县域面积4356平方公里。

黑水、藏名为“措曲”，是“生铁之水”之意。

黑水河属岷江上游支流。有小黑水河、毛尔盖河及溪沟99条。

黑水县是红军长征路过的地方，其红色文化悲壮厚重，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丰富，有著名的“芦花会议”会址，红军翻越的三座大雪山，即达古雪山、昌德雪山和雅克夏雪山等中国革命史迹文物。

红军长征在黑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既遭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又遭地面反动武装的阻扰袭击，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有近万名红军战士为了革命，为了理想，在雪山峡谷中埋下了忠骨。

红军到达黑水后，共有9万人次驻扎和过往，逗留时间约150天，是红军长征中进出次数最多的地区。

在黑水期间，红军共筹集粮食约710万斤，熬制土盐约5000斤，筹集了大批牛毛、羊毛、畜皮、兽皮等御寒物资，为红军翻雪山过草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1935年7月3日

朱德总司令致电林彪、聂荣臻：

“同意林二日十八时来电意见及部署，但进毛儿盖应严锁消息”，

“已严催四方面军速集六个团于松平沟，便与中路协作（红土坡已为我攻克）。”

“已严催四方面军速集六个团于松平沟，便与中路协作（红土坡已为我攻克）。”

在松潘战役计划中，以四方面军部队为主力的右路军和中路军，也于6月29日或6月30日开始行动。

在此之前，四方面军的部分先头部队，本已先期占领了松坪沟和黑水河下游部分地区等出发阵地，整体上已经处于有利的态势。

同日中革军委已经随红一方面军（左路军）从两河口出发，向芦花前进；

然而，张国焘背叛党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才刚刚开始。

7月3日当天，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各一部，经黑水银针河坝向寡古前进，当晚在昌德宿营，红军在昌德休整两天后，翻越了海拔4283米昌德雪山，于7月6日出发，顺利抵达下打古，昌德雪山是红军翻越的第四座大雪山。

1935年7月5日，

张国焘在距杂谷垴镇（理县县城）以东80里外的东门外召开外了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的高级干部会议，史称“杂谷垴会议”，

张国焘在杂谷脑会议上，激烈地否定中央的政策路线，并受到四方面军将领的拥护。

会议尚在进行时，张国焘就给中央发电报称：

“我四方面军官兵强烈要求中央，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同时又以川陕省苏维埃的名义致电中央，提出：

“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建议由陈昌浩同志担任红军总政委”；

同时陈昌浩还以个人名义给朱德总司令发电建议：

“张国焘同志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给中央军委独断决行之权，否则无法顺利灭敌”。

1935年7月6日凌晨

李富春鉴于张国焘在杂谷脑会议上的分裂言行、致电党中央：

“ 朱、周、王、毛：张国焘来此见徐、陈（徐向前、陈昌浩）、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为急图，尤关心于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这时而本应赶赴马塘、芦花与中央军委会合，但任中路军指挥员的徐向前，却因为这场风波的缘故，于同日与担任右路军指挥员的陈昌浩一起，却赶往了茂县……（松潘战役计划指定的他的指挥位置），而是背道而驰，和陈昌浩一起去了右路军。

还是在7月6日，

正在指挥前线作战的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正望眼欲穿地等待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黑水河下游往上游进展的消息，并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向张（国涛）、徐（向前）、陈（昌浩）发了催促电报：

“ 张、徐、陈：石碉楼如未打开，望尽先开五个团经马塘到芦花，万勿迁延，误时机。龙坝侧击石碉楼部队，亦望速派，俾易得手。”

石碉楼，位于黑水河下游北岸的一个藏族村寨，是 黑水河沿线的重要交通隘口。

茂县方向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必须通过这里才能迅速向上游的芦花地区开进完成集结。

朱德、周恩来因红四方面军主力从下游向上游进展困难，正考虑要派其他部队由马塘翻越长坂山到芦花，从黑水河上游向下游攻击，东西对进，尽快打通这条至关重要的黑水河沿线道路。

1935年7月7日，

朱德总司令电告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并转陈（陈光）朱（朱瑞）支队和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告知红四方面军五个团尚在石碉楼以南，敌军胡宗南部有两个团在毛儿盖，红一军团不宜突进，并作出了东西对进，打通黑水河沿线的具体部署：

“三军团9日起决以两个团带工兵、炸药向石碉楼攻击，以协同四方面军五个团迅速打开此路，”。

7月7日当天，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各一部，从三打古出发，翻越达古雪山向毛儿盖进发。达古雪山海拔4752米，地势险峻，空气异常稀薄，群峰耸矗，坡陡谷深，是红军长征中翻越的海拔最高的雪山。

1935年7月8日

张国焘电告军委，石碉楼已经打下。

朱德总司令随即于当晚致电李先念、彭德怀、杨尚昆并转陈光、刘亚楼、林彪、聂荣臻：

“张主席本午电：石碉楼已攻开，惟大兴河坝之两炮楼和瓦布梁子尚未打下。……”

“三军团主力今日如抵芦花，明9日应急向石碉楼前进，以便协助四方面军五个团迅速解决两炮楼及瓦布梁子之敌。如未抵芦花，明日应先以一个团带工兵[连]循八十八师所走小路、先开芦花．赶往石碉楼执行上述任务。（地图取消）”

“三军团主力今日如抵芦花，明9日应急向石碉楼前进，以便协助四方面军五个团迅速解决两炮楼及瓦布梁子之敌。如未抵芦花，明日应先以一个团带工兵[连]循八十八师所走小路、先开芦花．赶往石碉楼执行上述任务。（地图取消）”

“三军团主力今日如抵芦花，明9日应急向石碉楼前进，以便协助四方面军五个团迅速解决两炮楼及瓦布梁子之敌。如未抵芦花，明日应先以一个团带工兵[连]循八十八师所走小路、先开芦花．赶往石碉楼执行上述任务。（地图取消）”

随后，朱德、周恩来又联名致电张国焘：……石碉楼既下，请电徐（徐向前）、陈（陈昌浩）河东部队应迅速抽调，并应即打通孟董沟到色耳古道路，以便能从多方面进兵。……

然而没想到的是，张国焘的电报是谎报军情，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红四方面军岷江东岸的主力部队，这时还没有到达石碉楼，石碉楼附近的藏族土司武装仍在顽抗。

红四方面军前卫部队因缺少支援，仍然没能打通这条道路。

但是，这时负责战役总体指挥的朱德和周恩来，并不知道张的这则电报存在问题，仍通知张国焘：

“彭德怀三军团主力明日向石碉楼进，请将天云所部五个团攻下石碉楼后的部署及与番民有无交涉情形(电告）。”

错误的信息，对本已延误的战役进程更是雪上加霜。

前方出了差错，后方的矛盾却在继续发酵

1935年7月9日，

一份由川陕省委七人联署电报，再次发给了党中央，口气更加咄咄逼人：

“党中央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

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

昌浩同志任总政委，

恩来同志任参谋长。

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

昌浩同志任总政委，

恩来同志任参谋长。

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川陕省委的这份电报，作为下级组织对上级明确提出最高军事领导人职务的安排指定，这在迄今为止的中共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在这样的时刻，用这样口气提出意见，无疑是极为反常的。

后方矛盾在激化，而前方的军情却刻不容缓。

1935年7月10日 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和红四方面军一部，翻雅克夏雪山进入黑水的马河坝后休整两天。

1935年7月10日凌晨

朱德仍根据张国焘昨日通报石雕楼已攻下的情况，命令红三军团：

“三军团今日起彭、杨应率一个团及工兵连，速向石碉楼开进，协助三十军所率五个团，打开大行河坝之炮楼，特别要修补沿途桥路，接迎四方面军北上。”（地图取消）

此时，红一军团和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的先头部队，已到达毛儿盖，与敌中央军胡宗南部发生激战。

因毛儿盖守军为敌中央军精锐，火力炽盛，红军缺乏攻坚武器，短时间难以攻克。

于是，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红四团绕过毛儿盖敌军阵地，翻越腊子山，向位于松毛大道的卡龙攻击前进。

而张国焘于7月10日中午致电朱（朱德）、周（周恩来）、毛（毛泽东）、王（王稼祥）、张（张闻天），告知：

“ 经马塘七五团沿黑水进，于13日可到芦花；其余河东之三十，二、二三、二七零团及二七七团，共六个团，则沿黑水于十六日可到芦花；”

张国焘报告的这个态势表明，红四方面军岷江东岸黑水河下游的主力部队，进展仍然迟缓。

中革军委朱、毛、周三人于当日复电，对张国焘的延宕行为，含蓄地给予了批评：

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勿[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1935年7月11日 中央红军主力同西进黑水的四方面军一部沿河而下，突破重重防线，直抵黑水泽盖、芦花等地，中央领导机关驻中芦花、电台通讯机关驻泽盖。中央红军主力同西进黑水的四方面军一部在芦花汇合。

当天朱德电告林彪、聂荣臻：

“在毛尔盖之敌未解决前，四方面军主力必须十三日后能开到芦花。……二、四两团决不宜突入受夹击，暴企图，应速派队与该两团联络。如处境不利，应即折回。”

至此，已进至毛儿盖地区的红一方面军和红三十军先头部队，也不得不放慢了进展的速度。

同日，张国焘也感到红四方面军主力在黑水河下游地区的延宕给整个战役带来了不利影响，向朱、周回电，委婉地做出解释：

“各路挤在芦花一处，红土坡不能使用多兵，黑水交通阻隔，致主力不能如期集结。……现意图补救。”

1935年7月12日

朱德、周恩来再次致电张国焘，催促河东部队的行动：

“彭今日率十一团及工兵开维古，已令飞速架桥与徐打通，并打沿途番兵。河东部队请即抽调”。

1935年7月16日

张国焘、徐向前等四方面军领导人，到达上芦花与中央领导人会合。

由于红军各部集结前进的速度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和影响，造成红军各部队之间未能密切配合，整个战役集结行动未能按时完成，贻误战机，松潘战役也未能按计划进行。

但是同期的敌军已基本完成了对松潘的防御部署和兵力集结：

胡宗南于六月下旬率其司令部抵达松潘后，其后续部队也源源开到布防，胡敌大部云集松潘，筑工自固，堡垒工事已构成，敌军已占先机之利。

至使松潘战役计划，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滞僵持状态。

同日张国焘赶到芦花（地处黑水县中部，黑水河与德石窝沟交汇处）与中共中央会合，尚在黑水河下游的陈昌浩又单独署名，向中共中央再次提出“统一指挥”的要求。

到这个时候，张国焘意图获取红军最高军事指挥权的意图，已经明白无误地表露出来。

1935年7月17日

红军过腊子山（位于毛尔盖草原），进占卡龙并沿热务河下行到卡牙、俄盖。

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追至羊角塘（位于松潘县），红军撤至甲洼沟、腊子山构筑工事，拱卫毛儿盖，与胡宗南部对峙。

　　1935年7月13日

朱德电告林彪、聂荣臻：

“预计中路军先头部队十九日后始能到达毛儿盖。”

同日晚间，朱德致电周纯全（1905—1985、开国上将）转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

“彭德怀率十一团今晨确实抵维古乡，（地处黑水县东南部，东与石碉楼乡接壤），未见对河有我四方面军部队。……望徐总指挥火速派队开围古联络，并多送大绳索去，以便速加[架]浮桥，打通此路，免致胡敌强[抢]着先机，处我不利。”

1935年7月14日

沿黑水河两岸开进的一、四方面军部队，终于在维古会合。 徐向前对此有过回忆：

维谷渡口的索桥遭敌人破坏，大家只能隔河相望。那里水流甚急，水声很大，双方说话听不大清楚。我见对岸有个身材粗壮、头戴斗笠的人，走路不慌不忙，估计是彭军团长。……两岸的同志，十分高兴，互相喊话、招手、致意。

7月15日早晨，我从维古赶到亦念（今名红岩）附近，找到一条绳索，坐在竹筐里滑过河去，与彭德怀同志见面。……

1935年7月16日 张国焘、徐向前等四方面军领导人，到达上芦花与中央领导人会合。

由于红军各部集结前进的速度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和影响，造成红军各部队之间未能密切配合，整个战役集结行动未能按时完成，贻误战机，松潘战役也未能按计划进行。

但是同期的敌军已基本完成了对松潘的防御部署和兵力集结：

胡宗南于六月下旬率其司令部抵达松潘后，其后续部队也源源开到布防，胡敌大部云集松潘，筑工自固，堡垒工事已构成，敌军已占先机之利。

至使松潘战役计划，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滞僵持状态。

同日张国焘赶到芦花（地处黑水县中部，黑水河与德石窝沟交汇处）与中共中央会合，尚在黑水河下游的陈昌浩又单独署名，向中共中央再次提出“统一指挥”的要求。

到这个时候，张国焘意图获取红军最高军事指挥权的意图，已经明白无误地表露出来。

1935年7月17日

红军过腊子山（位于毛尔盖草原），进占卡龙并沿热务河下行到卡牙、俄盖。

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追至羊角塘（位于松潘县），红军撤至甲洼沟、腊子山构筑工事，拱卫毛儿盖，与胡宗南部对峙。

芦花会议

芦花镇地处黑水县中部，黑水河与德石窝沟的交汇处，是黑水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交西尔镇、扎窝镇，东南与茂县接壤，南界理县米亚罗镇，西邻红原县刷经寺镇，北接松潘县毛儿盖镇，
红一、红四两大方面军会合后，军委的战役指挥系统，只能直接指挥红一方面军和一部分红四方面军部队，而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的指挥权完全在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控制和指挥之下。
而张国焘对中央意图贯彻不力的态度以及他个人对中央的权力要求，延宕了红四方面军主力的行动，对战役指挥形成了事实上的掣肘，因此导致了松潘战役的失败。
导致《松潘战役计划》未能最终贯彻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战役准备不足，特别是粮食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一、四方面军长时间的艰苦转战，各方面消耗均大，急需得到应有的补充，而粮食需要尤多。
第二，敌情的急剧变化。
胡宗南于六月下旬率纵队司令部抵达松潘后，其后续部队也源源开到布防。由于胡敌大部云集松潘，筑堡垒已构成，先机之利为其所获，装备较差且有后顾之忧的红军若强行打胡，难操胜券。
第三，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阳奉阴违，反对会议决议，重新提出自己的川康计划，同时，在个人野心的支配下，伸手向中央要权，借口解决组织问题，延迟四方面军的行动，使中央不得不花大量时间来做他的工作，也使中央难以统一指挥全军。
松潘战役之所以失利，一直以来有这样一个说法，几成“定论”。

这就是说张国焘“以 ’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未解决为由，按兵不动”，正是由于张的争权导致红军丧失了消灭胡宗南部，夺取松潘的有利战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才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红军改经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上。

为此，红军只能在死神的威胁下、以上万革命战士的生命为代价，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来战胜了自然界的困难，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不得已的踏上了茫茫大草地。

为了解决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7月21日至22日在芦花（今黑水县城）召开一次扩大会、即芦花会议。
这是红军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继两两河口会议之后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

1935年7月21日，

中央政治局在芦花（今黑水县城）举行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
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凯丰、邓发、李富春、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等13人。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议题是讨论组织问题。
目的是为了团结张国焘，增强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协作，进一步统一两大主力红军的行动。
会议开始后，主持会议的张闻天首先提出了中央对于解决组织问题的意见，军委设总司令和总政委，由：
朱德担任总司令；
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
军委下设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在增加 : 陈昌浩。
周恩来调至中央常委工作。
但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周恩来暂时帮助其工作。
张国焘对以上意见表示"基本赞同"。
但是，他提出了增补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建议。
毛泽东的回答是：
提拔干部是需要的，可是在目前形势下，中央不需要集中很多干部，因为部队更需要干部。
芦花会议最后决定：
中革军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的名义下达了对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任命:

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
陈昌浩任中革军委常委，
原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调中共中央常委会工作，
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于同日发布命令：
任命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
任命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
在芦花会议上，徐向前被授予一枚中华苏维埃五星金质奖章。
中革军委也于同日发出通知：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同时会议还决定：
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
从一方面军抽调干部到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以加强其参谋工作。
四方面军则抽调了3个团3700余人充实中央红军。

1935年7月22日 、

芦花会议继续开会、会议由张闻天主持。
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
周恩来首先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分析了在松潘、理县、茂县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川陕甘开辟新根据地的理由，要求必须迅速前进，实现“背靠西北，面向东南”的发展战略。
张国焘发言，首先讲了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以后的作战情况，对周恩来讲述的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红军北进，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没表示不同意见。但他强调了执行的种种困难，隐约地表示了向南、向成都方向发展的意图。
毛泽东讲话强调：
两军会合后，应当去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中央常委、军委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与会的其他同志都表示拥护周恩来代表中央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进行松潘战役。
接着，徐向前和陈昌浩分别作了关于四方面军情况的补充报告。
他们着重总结了四方面军由于大批提拔工人干部，使红军得到很大发展的经验。
同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命令》，并决定组建前敌总指挥部：
徐向前、兼总指挥，
陈昌浩、兼政治委员，
叶剑英、兼任参谋长。
陈昌浩、兼政治委员，
叶剑英、兼任参谋长。
同时决定：
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
红四方面军、第4、第9、第30、第31、第33军的番号不变。
并决定从中央红军抽调：
张宗逊（1908年—1998年、开国上将）、
陈伯钧（1910年—1974年年、开国上将）、
李天佑（1914年—1970年、开国上将）、
李聚奎（1904年—1995年、开国上将）、
李荣（1901年—1940年）
等一批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各军任职，
从红四方面军抽调红4军第11师第32团、第33军第98师第294团共两千一百多人，编入红1军；
抽调四方面军的红30军第90师第270团和第89师直属队共1600余人，编入一方面军红3军。
两大主力红军指战员的交流，促进了两军的团结和部队建设，增强了中央红军的战斗力。
在芦花会议上进行的组织调整，提升了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军事领导地位，是中共中央出于团结的目的，对张国焘做出的又一次重大让步。
7月22日当天中革军委下达了《松潘战役第二阶段计划》。
张国焘对北上作战不感兴趣，但对控制通信网却抓得很紧。

张国焘夺得军权后，从芦花一返回卓克基，就迫不及待地给红四方面军的通信负责人宋侃夫（1909年-1991年、中国红色电波之父）打电话：

“马上要调整红军总司令部，我当总政委。总部所属的一、二、三、四局都要调整。你做总部三局局长，负责通信联络。”

看来，在回卓克基的路上，张国焘就首先想到了抓电报控制权。
张国焘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任命红军总部：
一局局长周子昆（1901—1941故于皖南事变）、
二局局长蔡威（1907—1936、当部队第三次走出草地到达甘肃岷县时、不幸逝世）、
三局局长宋侃夫（1909—1991、曾被称为:中国红色电波之父，曾任中共中央顾卫委员会委员）。
这样红军通信史上就有了两个二局和两个三局。
紧接着，张国焘以加强统一指挥为名，亲自部署强行收缴了各军团互通电报的密码本及一、三军团与军委及中央通报的密电本。
密码的更换，不仅阻断了党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各部队之间的电报联系，也割断了党中央、中革军委和红二、六军团的电报联系。
但是彭德怀对张国焘的做法很反感，为防万一，让三军团报务人员悄悄复制留存了一套原有的密码。

1935年7月下旬，由于松潘战役的失利，红军对胡宗南部队的攻势减弱，红军与胡宗南主力形成相持局面。

蒋介石为阻止红军北上：

从豫皖边调军入甘肃，在夏河（黄河一级支流，古名漓水，藏语称“桑曲”，源于甘南高原甘、青交界的大不勒赫卡山南北麓。流经夏河县、临夏县、临夏市区、东乡县，注入黄河刘家峡水库）两岸的和政、临洮、渭源、武山、天水之线构筑第二道封锁线；
从江西调军到甘肃的静宁、会宁、华家岭、隆德地区构筑第三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围困和消灭于岷江以西和懋功以北地区。
面对这种形势，中革军委决定制定《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取代松潘战役计划。

1935年7月下旬林彪、聂荣臻分别率领红一军各部在哈龙、波罗子、卡英等地筹粮，整理部队及肃清反动武装。

1935年7月24日，

徐向前、陈昌浩来到毛儿盖。

　　松潘城门

松潘县，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辖县。位于青藏高原东缘，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北部，行政区域面积8486平方公里。

松潘县是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历史悠久，明朝洪武时期先后设“松州卫”“潘州卫”并“松潘卫”，松潘由此而得名。

民国二年（1913年）改松潘直隶厅为松潘县，县级建置沿用至今。

松潘县交通发达，“九环线”西线沿岷江纵贯全县。九寨黄龙机场南距县城仅25公里。自然景观复杂多样、门类齐全、数量众多。拥有黄龙、牟尼沟、松潘古城等风景名胜。

位于松潘、川主寺镇的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

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位于四川省松潘县川主寺镇元宝山，是去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黄龙风景名胜区的必经之地。

川主寺地处岷江上游，背靠岷山主峰雪宝鼎，面临广阔无垠的大草原，岷山从碑园脚下南流而去。

　　 位于高山之巅的红军长征纪念碑

1989年10月落成的红军长征纪念碑，经过几年军民共同努力，终于按照中央“纪念碑要建成立体雕塑，塑像要富有悲壮气势，表现出长征路上红军战士前赴后继，英勇向前，历尽艰险，流血牺牲，付出极大代价的主题”。“要反应出当时一、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历史”等指示精神，顺利完成。

现在红军长征纪念碑独具特色，其中“三绝奇观”最为突出：

一、金碑夕照。

每年仲夏前后，夕阳西下时，碑体遮日，折射金光万道，蓝天耀金，草地山川如辉煌金壁，眩目若佛光普照。碑体通亮如锻烧之金，五里以外也可见。这在我国建碑史上还是第一次，建碑前也未曾料及。

二、双虹挂彩。

每到雨后放晴，彩虹忽现，恰挂于金碑上空，似碑为桥拄，顶彩色大道，通幸福明天，此时又如红军英烈现世，其壮观之景，令人肃然起敬。

三、瀑雨泛金。

夏季漆黑夜，倘若雷电交加，大雨倾盆，人不能辨物时，主碑在漆黑中泛出微光，如星星之火，又如光明即在。人称瀑雨泛金。

红军长征纪念碑是面积为19.27万平方米的立体雕塑，富有悲壮气势，表现了长征路上红军战士前赴后继，英勇向前，历尽艰险，流血牺牲，付出极大代价的主题，也反应了当时一、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历史。

2021年6月5日、
今天是自驾游《探寻长征的足迹》的第29天。
8·30分离开了松潘古城，继续走213国道，行驶了10公里来到了川主寺镇的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
记得在2013年夏天随旅游团来九寨沟，大巴车经过这里时，就能远远地见到在远处山顶上竖立着一尊红军的塑像，那时我就想将来有机会一定要来这里看看。
八年后的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2021年6月5日，从《红军长征纪念碑园》出来已是中午11·00时了，因为距离若尔盖县城只有17公里的班佑村是当年红军走出草地后所见到的第一个村庄，所以今天的目的地是阿坝州的若尔盖县城。
从松潘古城去若尔盖县城要在213国道上行驶160公里，这条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可能就是，红军在进行《松潘战役》时要打通的松潘大道，如果当年要是没有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而导致了松潘战役的失败，那样红军就不用去走松潘草地了，直接走松潘大道就可以北上进入甘肃了。
从松潘古城去若尔盖县城还有一条路，这要先走210公里的九红草原风光路到红原县城，然后再上248国道行驶140公里便可以到若尔盖县城了。
红原县是在1960年由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的，意为着这里是红军长征时走过的大草原。
按原计划我们是要走红原县这条路的，但是这要要多跑200公里的路，所以就放弃了。
离开了《红军长征纪念碑园》，经过了川主持镇，然后在213国道上行驶了160公里，于下午14·00时便到达了若尔盖县城，入住到了《若尔盖县花湖旅游大酒店》。

1935年7月23日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军从芦花出发，向松潘县毛儿盖地区进军。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在芦花会议结束后，也离开芦花。

1935年7月24日，
徐向前、陈昌浩进占毛儿盖后，一面了解敌情，做攻取松潘的准备，一面为中央领导人准备住处。

1935年8月1日

红军总部发出：

放弃了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为攻占阿坝、北进夏河流域的指示。

1935年8月3日
中革军委根据战事的变化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并决定：
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消灭敌人主力，形成在甘肃南部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为执行这一计划，中央还决定：

将一、四方面军主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
左路军：

以四方面军之第9、31、33和1方面军之第5、32军组成，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从卓克基攻阿坝；
右路军：
以一方面军之第1、3军和四方面军之第4、30军组成，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从毛儿盖攻班佑。
毛泽东率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可是，张国焘到了毛儿盖后，却展开了一系列反对中央、破坏团结的阴谋活动。
张国焘召集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举行了一个紧急会议，在会上公开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声称要彻底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
张国焘指责：
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
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
并向中央提交了一个名单，要求将红四方面军的十余名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企图以人数优势来控制中央领导权。
同时，张国焘开始采取行动架空中央、独揽军权。
张国焘就任红军总政委后，他立即下令：
收缴原中央红军各军团之间互通情报的电报密码本和红1、红3军团与军委、中央通报的电报密码本，切断了中央、军委与原中央红军各军的联系。
红军各军与中央、军委联系，各军之间联系，此后都必须通过张国焘和前敌总指挥部沟通。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从全局和全党全军的团结出发，为求得共同北上，促进张国焘转变并争取四方面军，采取了特殊的及十分忍耐的策略。

同时决定立即召开会议，解决这一突发事件。

沙窝会议、

沙窝村，是松潘县下八寨乡辖村即今血洛村。

"血洛"是毛儿盖地区安多藏民的叫法，而"沙窝"则是黑水地区嘉绒藏民的叫法，实际上二者指的是同一个地方，汉语译意为"绿色的平地"。

沙窝寨子不很大，寨前有一条小河沟。寨内零散分布着藏族建筑式样的非常陈旧的小木楼。

1935年8月4日至6日

中共中央继芦花会议后的第15天、又在距离芦花镇100公里的沙窝村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开了三天：
一、是讨论红军究竟是北上还是南下；
二、是解决组织问题。

经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商量，张闻天在会前起草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的草案。
草案着重阐明了：
中央北上方针的依据，说明了北上的任务和意义，强调加强两军团结的重要性，强调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并对张国焘“西进”“南下”的主张和枪指挥党的军阀主义倾向做了不点名的批评。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邓发、凯丰、以及刘伯承、陈昌浩、傅钟、徐向前等出席会议。
张闻天宣读完决议草案后，毛泽东在发言中最主要强调的是：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出现了一些问题，经过一个时期的耐心说服教育，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军队。保卫中国，把全中国放在苏维埃的旗帜下，是党和红军的神圣任务。
但张国焘在发言中却声称：
虽然就全国来说，一方面军是先进的，有着光荣的历史，经过一万八千里的长途征战，是应该发扬的。
但撤离苏区后一路打掩护战，部队中存在着失败情绪、疲劳现象，纪律松弛。这些问题，看轻了就会影响整顿，看重了就会抓紧整顿。
张国焘还提出，要反对“左”的和右的倾向，对在川康边创造根据地缺乏信心、认为少数民族工作困难、作战想避开敌人，这些都是要反对的。
陈昌浩在发言时，反对草案中对张国焘的不点名批评，称他可以“担保国焘没有反党的意思”，
经过两天讨论，张闻天作总结发言说：
“对决议案大家意见无大分歧，同志们也都是一致的，这是一、四方面军胜利前进的保障。”
张闻天着重肯定了遵义会议的正确，强调了遵义会议决议所确定的军事路线的正确性，要求红四方面军中、党的支部应该讨论遵义会议决议。
张国焘对此非常不满意，说：要坚决提拔工农干部，还可以多提几个人。
毛泽东当即反驳说：
四方面军中有很多好的干部。我们现在提出这六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人选，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这样做的。其他干部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张国焘继续纠缠说：
本来我们的意见，要提这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
毛泽东非常策略地回答：
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四方面军的好干部将来可以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工作。
将张国焘的意见挡了回去。
毛泽东等人看透张国焘企图以形成多数来控制党中央的用心，所以在中央委员的人数上坚决不再松口。
但从大局出发，同时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并尽可能地与张国焘搞好团结，还是做了让步。
会议于5日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决议》重新肯定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正确性,针对张国焘破坏党的统一领导的错误行为,要求“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并号召党和红军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坚决同夸大敌人力量、低估自己力量,怀疑中央方针,对革命前途和创造新根据地失去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
沙窝会议最后决定：
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
何畏（1900——？、海南博鳌人）李先念、傅钟（1900--1989四川叙永人）为候补中央委员。
陈昌浩、周纯全(1905--1985/湖北黄安人）为政治局委员。
任命：
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周纯全为副主任。
会议同时决定：
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
任命：
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从此，中央红军改称红一方面军。
在沙窝会议上通过了：
《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决议肯定：
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向北进攻”的战略方针“无疑义是正确的”，“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并进而提出了在川陕甘及广大西北地区“创造出西北苏区根据地”的设想。
这实际上是对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战略方针问题的争论做出了结论，肯定并坚持了中央的“北上”方针，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南下”的主张。
沙窝会议《决议》正面回答了两军会合以来出现的问题，不指名地批评与抵制了张国焘的种种错误，决议中指出：
“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
并强调：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
党中 央在遵义会议以后的军事领导“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
在对红一、红四方面军分别做出了全面的估价后，号召：
“全体党员和红军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强调要维护“一、四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
同时指出：
“一切有意无意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
这就有力地抵制了张国焘破坏团结的行为。
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徘徊、磨难，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积极而策略的努力下，两大主力红军终于克服了会师后的第一次危机，重新踏上了北上的征程。
但是，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已经给两大会师所造成的大好局面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这种阴影使得红军的北上前途充满了悬念。

1935年8月15日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在毛儿盖召集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非法审查中央路线，公开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
当时，敌人正加紧在南线进犯红军，造成对红军后方的严重威胁。

据此，党中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将红军主力集中到右路，主攻班佑。（班佑村，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巴西镇下辖村。班佑村是红军过草地时经过的第一个有人烟的村庄，位于县城东南部。定居新村建设点弯佑，地处国道213线旁，距离县城15公里，）

党中央于15日当天电示张国焘：
“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
“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应走右路”。
“只有北上才是实现党的政治主张的最好保证”。

1935年8月19日
在沙窝会议时，张国焘同意了中央的北上路线，但他一回到住地就变了卦。
张国焘在召集的四方面军部分军以上干部会上竟公开提出，要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
张国焘致电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一面同意中央15日的行动计划；一面却强调攻取阿坝的重要性。

　　 毛尔盖会议

毛儿盖镇位于松潘县西北部，距离沙窝村17公里属以牧为主的半农半牧镇，距县城167公里，海拔3273米，面积1097平方公里，

毛儿盖是藏语“矛格”的谐音，译意是“越咒越兴旺”，是一个地区的名称。
红军长征时、毛儿盖是毛儿盖土官属下十八寨地域的总称，方圆上千平方公里，而今，由上八寨、下八寨、草原乡三个乡组成。

1935年8月20日，

继沙窝会议召开十多天后，在距沙窝村十多公里的毛儿盖寺，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 着重讨论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并提出了把根据地放在黄河以东的构想。

到会的有：

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12人。

朱德和张国焘因在前方指挥左路军攻阿坝，未能参加会议。
周恩来因重病也未到会。
毛泽东首先在会上作关于夏洮战役后的行动方向问题的报告、他指出：
我们到达夏洮地区以后，有两个行动方向：
一是向陕西；
二向青海、新疆、宁夏方向。
报告认为，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

其理由有四点：
一、从敌情来说，如我们向黄河以西，敌人则在黄河以东筑封锁线，把我们限在黄河以西。
这个地区虽然大，但多是草地、沙漠、人口也很少，将会发生很大的困难。
因此，我们要迅速攻破敌人迫我向黄河以西的封锁计划： 第一步占洮河流域，
第二步占天水一带，
第三步在平凉一带击敌，向陕西发展。
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

二．从地形来说，由兰州至潼关一带地域广大，我们需要在广大的区域建立政权，创造后方。
三、从经济条件来说，西北要比黄河以东差，同时气候寒冷，给养困难。
四．从民族条件来说，黄河以西大部是回族、蒙族，汉族很少，我们到西边去，只能扩大回民的人民革命军，而不能扩大红军本身。
基于上述四方面条件，红军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
报告指出：

夏洮战役的目的，主要是得到洮河流域(洮河，黄河上游第二大支流，藏语称为碌曲，意思为：神水)为基础,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因为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
西北靠黄河，便于作战；

同时又可以黄河以西为退路。
将来向东大大发展时，后方应移到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的地区去。
毛泽东着重分析了西北地区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
有利条件是：

1、西北地区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他用全部力量来对付我们，但总的方面他的统治是削弱了。
2、在西北地区：
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最薄弱的地方；
二是蒙、回、藏等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他们的革命要求很强；
三是靠近苏联，受苏联影响大，且能得到政治上物质上的帮助。这些特点于革命有利。

困难条件是：
人口稀少，物资缺乏，少数民族和气候复杂等，但这些都是能够克服的。
在随后的发言中，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
他们认为：
向东是转入新的形势；
向西是军事上及政治上的退却。
这个问题是关系于前途的关键。
为达到这一战略目的，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陈昌浩也表示应快速北上，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的方针。
但与会者也充分估计到左路军不与右路军会合的可能性。
毛泽东作会议讨论结论时再次强调：
向东、向西是一个关键。所以我们应采取积极的向东的方针。

张国焘、朱德率领的左路军应向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的右路军靠拢（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右路军），我们应坚决坚持向东打，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不应以一些困难而转移向西。
会议决定：

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作为对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的补充。
毛泽东起草并经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主要内容是：
一、根据敌我情况，为实现两河口会议的决定，要求主力部队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
二、开辟甘陕地区，不论目前与将来之发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三、为着实现这个战略决定，当前的夏洮战役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
因此，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洮河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地位，而便利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
四、“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在毛儿盖会议中，对原拟定的左、右两路军又作了调整：
左路军（共五个军）从卓克基北取阿坝，继而北进夏河；由红军总司令部指挥：
总司令朱德、
总政治委员张国焘、
总参谋长刘伯承
下辖：
第五军（原一方面军五军团），
军长董振堂（1895—1937），字绍仲 ，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人）
政治委员曾日三（1904年5月6日—1937年4月27日、湖南宜章人）；
第九军、（原四方面军第九军）
军长孙玉清（1909年3月-1937年5月又名宝善，湖北黄安县人）
政治委员陈海松（1914-1937，河南省罗山县人）
第三十一军、（原四方面军所属）
军长余天云，（1911年11月21日-1936年4月，又名福生，湖北黄安人）。
政治委员詹才芳、（1907年9月12日—1992年12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中将，湖北省黄安县人。
第三十二军、（原一方面军九军团）
军长罗炳辉，（1897年12月22日－1946年6月21日），男，汉族，云南彝良人。
政治委员何长工（1900年12月8日—1987年12月29日），原名何坤，湖南华容人
第三十三军（原四方面军所属）
军长罗南辉（1908-1936），又名罗曼、罗敏，四川成都西郊人。
右路军(四个军、及军委纵队和红军大学）以少部对松潘胡宗南部警戒，大部从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地区。由“前敌总指挥部”指挥，
总指挥徐向前、
政治委员陈昌浩、
参谋长叶剑英、
副参谋长李特、（1902—1938，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原名徐克勋，又名徐李特，号希侠；安徽霍邱人），
副参谋长王宏坤，（1909年1月22日 —1993年8月20日 ，原名王宏春，湖北麻城乘马岗石槽冲人）
下辖 :
第一军、（原一方面军一军团）
军长林彪，
政治委员聂荣臻；
第三军、（原一方面军三军团）
军长彭德怀，
政治委员杨尚昆；
第四军、(原四方面军所属)
军长许世友（1906年2月2日－1985年10月22日，原名许仕友，字汉禹。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许家洼,今河南省新县许洼）
政治委员王建安（1908年10月12日—1980年7月25日，原名王见安，湖北黄安人)
第三十军 (原四方面军所属 )
军长程世才（1912年8月8日－1990年11月15日，湖北省大悟县人)。
政治委员李先念；（1909年6月23日—1992年6月21日，生于湖北黄安李家大屋)
军委纵队、红军大学（中央红军干部团与四方面军红大合编成）；
毛儿盖会议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以来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它补充了两河口会议对战略方针的认识，而且明确表明坚持东进反对西退，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使右路军成为北进主力，想以此带动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一同北上。
这对红军北上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无论对后来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展开坚决斗争，还是贯彻执行中央北上东进方针，找到红军万里长征的落脚点，都具有重要意义。

　　　　若尔盖县，隶属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北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四川盆地与高寒高原的过渡地带、川甘青3省接合部，系四川通往西北省区的北大门。

若尔盖境内地形复杂，黄河与长江分水岭将其划为东西两部，属高原寒温带湿润季风气候，常年无夏。 总面积10620平方公里 。

若尔盖县有黄河、长征、游牧、农耕四种文化。

若尔盖自古就是茶马古道上的金三角，黄河从巴颜喀拉山流经若尔盖县，在若尔盖湿地形成一个接近180度的回头弯。 若尔盖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集中走过的地方，保存有包座战役、巴西会议会址等革命遗址。

若尔盖湿地是全球最大高原泥炭沼泽湿地，中国第二大草原。

　　 若尔盖草原

若尔盖县城的花湖旅游大酒店

穿越草地

自1935年8月6日沙窝会议后，由于松潘战役的失败，红军前无通路、后有追兵，穿越草地已是北上甘南的唯一选择。

由于几个月来的征战，连续翻越了几座雪山，红军将士已经十分疲劳，又缺乏粮食，因此中央决定在毛儿盖暂住休整，筹集粮食。
面对如此危急的情况，中共中央决定：进入草地之前必须备齐足够的粮食！
川西北地区地瘠人稀，物产不丰，主要居民为藏民，严重缺粮。
缺粮成为上到中央领导下至普通战士都十分头痛的事情。虽然除前线部队外，其余部队都全力筹粮，但所获甚少。
当地国民党政府和反动土司头人规定：
凡是给红军当向导、当通司（翻译）、卖粮食给红军的藏民一律处死；
不把粮食藏起来的，就要没收一切财产；
因此，藏民受反动宣传欺骗、胁迫，逃匿一空，红军根本无法购买粮食。
为解决吃粮问题，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分别于7月12日、18日发出了《关于收割田中熟麦问题的通令》。《通令》中规定：

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群众田里去收割已熟的麦子； 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群众的麦子；收割普通群众的麦子必须将收麦子的数量、原因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群众回来可拿着木牌向红军部队去收钱。
红军上到总司令，下到战士，都参加了收割麦子、青稞的工作。

毛泽东、朱德亲自下田同红军战士一起割青稞，就连生病的周恩来也挣扎着参加搓麦子。
女红军们找不到镰刀，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三位老人就带着大家用手拔。尽管大家的手都磨破了，但是弄回来的青稞还是少得可怜。她们又去路边和田里捡那些被踩进泥里的青稞穗。回到驻地找不到脱壳的石臼，女红军们就动手搓，搓了整整两天，才把这些少得可怜的青稞搓出来。
尽管如此，依旧无法彻底缓解部队的缺粮困难，官兵们只能以野菜充饥，面黄肌瘦，体力大幅下降，许多人误食有毒野菜，全身浮肿。

时任红2师政治部主任的舒同（1905年—1998年、建国后曾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936年在《芦花运粮》一文中写道：“因为粮食已绝，茹草饮雪，无法充饥，饿死冻死者触目皆是。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所筹集到的粮食还很少，这时已到秋收季节，藏民们为支援红军北上，便收割庄稼。
军民齐动手，把青裸搓揉出来，然后用手磨推，做成炒面，来不及推的就将青裸炒熟做干粮。
另外在藏民带领下寻认野菜，供过草地之需；还要准备烧酒、辣椒或辣椒汁御寒。
虽然尽了最大努力，红军筹到的粮食还是不够全军之用。每个人最多带有8至10斤，一般的带有5至6斤，

毛尔盖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从这里走进了茫茫的若尔盖草原（松潘草地）

若尔盖草原地势倾斜，起伏很小，一望无际，一些缓坡平岗在其间隆起，白河（葛曲河）和黑河（墨曲河）由南向北纵贯其间，河道迂回蜿蜒，水流滞缓，河汊众多。
若尔盖草原由于排水不畅，形成大片的沼泽，水草盘根错节，形成片片草甸覆于沼泽之上。面似平坦，实则险沼处处。在色彩绚丽的野花丛中，到处都是深不可测的泥潭。人行其上，极容易陷溺而亡。
若尔盖草原气候恶劣，年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下，雨雪风雹来去无常。时而晴空万里，时而雨雪交加。自然条件的恶劣，使得草地成了绝地，人烟渺见。

松潘草地其范围大致为：
烈尔郎山（位于今若尔盖县北部）以南，浪架岭（位于今松潘县西端）以西，查针粱子（位于今红原县南部）以北，纵横600里，面积约1.52万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
地势由东、南、西三面向北略倾，起伏较小，一望无际，为典型的平坦高原。
它的形成原因很多，主要由于黑白两河--黑河（亦称墨曲河）和白河（亦称葛曲河）自南至北纵贯其间，起了重要作用。两河的河道迂回曲折，叉河横生，地势低洼，水流淤滞而成沼泽。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成片，覆盖潴水。

沼泽生长的植被主要是藏嵩草、乌拉苔草、海韭菜等，形成草甸。
草甸之下，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没膝，深处没顶。远远望去，似一片灰绿色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没有村寨，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限。 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须脚踏草丛根部，沿草甸前进。若不慎陷入泥潭，无人相救，会愈陷愈深，乃至被灭顶吞没。
草地区域气候恶劣，晴空迷雾变幻莫测。每年的5月至9月为草地雨季，使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泱泱泽国。
红军正是在这个季节穿过草地的。

按着《夏洮战役计划》的安排：

红军兵分左右两路，从毛尔盖进入人迹罕至的若尔盖草原北上。
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从毛儿盖走草地攻班佑。
毛泽东率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从卓克基走过草地进攻阿坝；

左路军走过草地：

1935年8月7日，

左路军先头部队、红25师74团率先进入草地，占领大藏寺，并继续向查理寺推进。
随后，主力部队经过准备，陆续向草地进军。
就在左路军开始行动之时，青海军阀马步芳已积极进行堵击红军的准备。

当时，上、中、下三阿坝地区，在军事上属马步芳势力范围。

早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初，蒋介石就向马发出十万火急电，严其阻击红军，不得贻误。

马接电后，即召集部属研究对策，拟定了三道防御线的阻击方案。马步芳以驻扎在玉树的马绿团和果洛的喇平福团及玉树、果洛一带的民团为第一线主力。

同时，为达其既阻击红军，又保存实力，至少减轻损失的目的，委任麦桑（即阿坝）土官杨俊扎西为西北"剿匪"第一路第五纵队麦桑支队司令，饬其同"南番"（即拉卜楞南部一带）牧主唐隆古哇率领各自部落藏民，自备马匹武器，就近分布阿坝等地阻击红军。

1935年8月15日

左路军主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的率领下、先头纵队红5军、红9军25师、红31军红93师兵分两路，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开始穿越草地，向阿坝前进。

93师先头部队在进到档格哈里玛山西南约三十里地时，同杨俊扎西率领之2000余骑兵相遇。

红军初战不利，被迫后撤，因后续部队赶到，将敌兵击退，该部红军遂转进至四寨一带。

另一路以9军25师和5军从马尔康、大藏寺一带出发，翻过安得山，在四寨与93师会合后继续前进。

1935年8月19日

左路军先头部队25师占领查理寺。

青海军阀马步芳接到红军向阿坝推进的报告后，一面严令杨俊扎西（阿坝县麦桑官寨的土官）固守，一面调嫡系精锐马彪旅火速增援。

马步芳得知杨俊扎西败北，深为惊慌，一面严令杨等不得退却，一面调马彪旅火速增援，但是，杨迭经红军打击，自感无力拒阻，遂不顾马之严令，收拾细软，带上家小及部分兵丁，毁弃官寨，逃往果洛。

同日，董振堂奉命率五军主力由查理寺向班佑探路前进。

1935年8月21日

左路军25师占领阿坝。
左路军在阿坝期间，派出一部分部队向北探进，由上阿坝翻山沿结柯河北行，进占黄河南岸齐哈玛（现属甘肃省玛曲县），未能渡河返阿坝。
8月21日，左路军第一纵队占领阿坝时各部具体位置为： 93师驻査理寺及附近地区；
25师驻阿坝；
红军总部率81团、276团等、于22日由大藏寺经卡尔古、安得山、拿龙沟、石匠宫、安曲、三解湾等地于25日抵査理寺；
第二纵队为钳制部队，掩护后方，所属各部较分散；
27师、91师、262团等驻于党坝、松岗、大藏寺、马尔康、卓克基、两河口、梭磨、马塘等地；

32 军位于杂谷脑以西地区；
269团在芦花至康猫寺一线。
同日红军总部电告左路军张国焘、红军应占洮河东岸向东发展的决定。

1935年8月24日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简称前总）电告左路军张国焘，催促向党中央所在的右路军靠拢。

1935年8月27日

在中央和前总的再三催促下，红军总部作出决定：

张国焘左路军向班佑前进，与右路军靠拢。

1935年8月28日，

左路军第5军由查理寺出发，向班佑前进。

1935年8月30日

左路军第93师沿5军路线向麦尔玛、箭步塘（甲本塘）前进。

第25师由阿坝进发。

1935年9月1日

连日降雨，河水上涨，左路军第一纵队进至嘎曲（白河）西岸被阻。
同日、中共中央致电红军总部，提出右路军主力继续向前推进的战略部署，令4军第31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作好接应左路军的准备。

1935年9月3日

张国焘置前总及朱德、刘伯承意见于不顾、决定率左路军西返阿坝，反对继续北上。

1935年9月7日

左路军及第1纵队返回阿坝。

1935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频频电示张国焘，催促左路军向班佑靠拢。
张国焘未遵中央命令东进，率左路军西返阿坝。

右路军走过草地：

1935年8月18日

右路军先头部队红30军三个团，在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和红30军代军长程世才（1912—— 1990、湖北大悟县人）的率领下，进入草地。

1935年8月21日，

右路军大部队、分左右两翼平行前进，由自毛儿盖出发，进入松潘草地

右翼为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的红三十军和红四军，由洞垭、腊子山入草地，向班佑前进；
左翼为林彪率先头部队红2师，并以红4团为前卫，由毛儿盖经曲定桥、徐支梗沙入草地，经色既坝（色迪）、年朵坝等地向班佑前进。

毛泽东、张闻天率中央机关、军委纵队等跟进。

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垫后，走左翼行军路线。

松潘草地由于排水不畅，形成大片的沼泽，年均气温在0℃以下，气候恶劣，风、雹、雨、雪来去无常。每年的5月至9月为雨季。

荒无人烟的草地的远远望去，似一片灰绿色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没有村寨，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限。

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须脚踏草丛根部，沿草甸前进。若不慎陷入泥潭，无人相救，会愈陷愈深，乃至被灭顶吞没。
开通走出草地的道路，这一最艰巨的任务还是由在长征途中一向为中央红军打先锋的红四团来承担。
临行前，毛泽东向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布置任务，突然发现他还没有吃饭，便把自己的晚饭，六个鸡蛋大小的青稞面馒头交给了饥肠辘辘的杨成武。
杨成武回忆说，当时每人只有固定的一份口粮，他不忍心吃主席的饭，却又无法推辞，便只吃了两个小馒头。
毛主席指示杨成武：
“红四团担任先锋团，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
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团长王开湘（1901年—1935年11月）和政委杨成武（1914年—2004年、开国上将）觉得十分光荣。他们决定由营长张仁初（1909年—1969年、开国中将）率二营担任团的前卫营。
他们事先请了一名60多岁的藏族向导带路。藏民向到告诉他们：
“要挑最密的草根走，一个跟着一个。我就这样走的，走了几天几夜才走出草地。草地里的水是淤黑的，喝了肚子会发胀。如果脚被划破了，伤口被水一泡就会溃烂。”
为此，红四团制定了一条严格的纪律，要求指战员们一个一个地传下去：“除了河水和雨水，不准喝也不准用草窝里的水。”
松潘草地人迹罕至，一无道路，二无地图，全靠先头部队带着电台，一步步探路前行。

草地自然条件恶劣，许多区域渺无人烟。在向导的引导下，部队在草甸掩盖的沼泽上缓缓行进。连绵阴雨湿透了指战员们单薄的衣衫，缺食断炊，举步维艰。
无边无际的沼泽吞噬了无数红军的英灵，饥寒交迫，使许多战士长眠草原。

草原昼夜温差高达25℃，凛冽的寒风侵透肌骨，战士们围着篝火挤在一起，互相用体温抵御高原风寒；

没有粮食，战士们寻觅、采摘野菜充饥，皮带、枪带、马鞍甚至马粪中未消化的青稞都被煮来吞嚼，红军与大自然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走在右路军最前面的是参谋长叶剑英亲自带领的三十军的两个团。

先头部队出发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曾穿行过草地的藏民，却因他身体不好不能步行，探路部队硬是用滑竿抬着他一步步探路前进。
电台台长汪名震他们则随着先头部队，通过电台随时把方向、方位和沿途的情况报给后面的部队。
草地中没有树，架设天线很困难，他们就用三根扁担支起来当天线杆。
草地中阴雨无常，他们顶着先遣团支援的一块降落伞布遮雨发报。
进入草地三天后，部队带来的干粮就吃完了，只好挖野菜充饥，吃了后，很快有人浑身难受、中毒浮肿。
汪名震立即通过电台提前告知后面的部队哪些野菜不能吃。

茫茫草地，一望无涯，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人和马必须踏着草头走，从一个草头跨到另一个草头、跳跃前进。或者拄着棍子探深浅，几个人搀扶着走。这样，一天下来，精疲力竭。

过草地有三怕：

一怕陷进泥沼。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拼命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

当年的红军，往往是一个人陷进去后，另一个人伸手去拉，用力过猛也会被带着陷进去。

后来有了经验才知道，要慢慢移动身子才能上得来，或者将绑腿带缠在被陷进同志的腰间才能拉得上来。那个泥水不仅不能饮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脚泡过，还会红肿甚至溃烂。

二怕下雨。草甸本来就难走，天下着雨，脚底下更软、更滑，稍不慎就摔倒，掉进泥沼里去。

三怕过河。草地上有不少河，有的水浅好过一点，有的河宽流急很难过，如果遇着下雨更难了。身体虚弱，挨冻受饿，禁不住冰冷的河水刺激。几乎每过一条河，即使是一米深的小河，都有战士倒下。

黄克诚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有一次，部队正在淌水过河，突降暴雨，河水猛涨，激流滚滚，尚在河中的人不少被大水冲走吞没。就这样，数不清的红军战士陈尸草地。

如果说行路难直接阻滞着部队前进的话，那么缺食、饥饿则更大地威胁着战士们的生命。

过草地之前，部队曾开展了筹粮工作，按要求每人应准备：10天所需的10至15斤干粮。但这一地区物产不丰，许多部队远未达到要求，有的甚至仅筹到两天的干粮。

行程未及一半，一些单位即告断炊。

草地荒无人烟，根本谈不上沿途补充粮食。由于连日降雨，积水泛滥，淹没草甸，许多地方甚至连野菜也无从寻觅。 草原中许多潴淤之水，因陈年衰草腐蚀其中，不仅不能饮用，如若伤口染上，很快肿溃，重者使人致残。

有的战士不堪忍受饥渴之苦，不慎喝了有毒的水，吃了有毒的野菜，因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面是艰难的行军，一面却又忍饥受渴，指战员的体质日形衰弱，不少战士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去，便再也起不来了。

部队进入草地后，几乎无日不雨，雨水不仅淋透了战士们的衣衫，也淹没了部队前进的路。

有些地段，连续几十里水深没膝，使向导难以寻找过去游牧留下的痕迹。有的战士因此而偏离行军路线，陷身淤泥，被沼泽吞噬。

八月也正是草地冰雹逞凶的季节，有时面对着铺天盖地而来的"大赛鸡蛋小似豆"的冰雹，战士们连藏身之地也找不到。 茫茫草原之上，除偶有几米高的浅山隆起外，见不着一株较为高大的树木，常常使人方向莫辨，有时部队艰难地行进了几个小时，却仍旧回到了原地。

准备的青稞麦炒面、一下雨被淋湿了就成了疙瘩，难以下咽。
还有不少同志在进草地之前来不及磨面，带的就是青稞麦。这样的青稞麦只能一颗颗咬着吃，带的少，就一颗颗数着麦粒吃，咬青稞麦既吃不饱，还难于消化。一般战士准备的干粮，两三天就吃完了。
在极度缺乏食物的情况下，红军就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
有的野菜有毒，吃了轻则呕吐泻肚，重则中毒死亡。
没有能吃的野菜，就将身上的皮带、甚至皮毛坎肩脱下来，还有马鞍子等都煮着吃了。
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吃的，就找别人屙的屎里没有消化的青稞麦，或者自己屙出来的，一粒一粒挑出来，洗了再用茶缸煮着吃。
吃是这样，喝也是这样，有的战士，人尿、马尿都喝过。

在老红军们的回忆中，红军战士是用这几种办法把难咽的皮带嚼进肚：
第一种，煮着吃：
红军郭才高（1915年出生于贵州、曾任贵州省交通厅副厅长）他记得，先用刀将皮带切成一条一条，然后要煮到最表面一层软了，小心刮去，里面就是可以吃的牛皮。
第二种，烤着吃：
红军李文模（1924年—2016年、别名：鲁平，曾任东海舰队副司令）说，烤到有些变色、变软，就能吃了，可不能烤久，不然烤焦就浪费了。烤了之后撕咬成一小块嚼;嚼几下，喝口水;嚼一天才舍得囫囵咽下。
第三种，先煮再烤：
红军蒲国恩（1919年—2014年、于1955年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有条战友送的皮带，最困难时解了下来，放在开水里泡软了，再埋在火堆里烤，借着里面没熄掉的火烧熟。
第四种，先烤再煮：
先用火烤热，烤完把黑灰刮掉再放到锅里煮，等煮软了切成丝，和野菜粥搅在一起。其实，大锅里才飘着几根皮带丝，看得见，捞不着……
除了皮带、草鞋，还有野菜。冬苋菜、马齿菜、苦菜、灰灰菜、大黄叶、野芹菜……吃到嘴里都是菜。
野菜吃完了，吃草根。当发现草根可以充饥后，战士们第一时间传口信给后面的部队——是甜的!
官兵一致同甘苦：
过草地时有一次战士们偶然在一处洼地里找到一副牛骨架，上面居然还黏着几片肉，老红军田仁乾（1921年—2017年、曾任成都唱片厂党委书记、）几人大喜过望，将它搬回营地集体分配：那几片肉给妇女娃娃们，那骨架大部分给了兄弟部队，只留下一小部分归他们几人，作为存粮慢慢吃。
最有办法的是贺龙（开国元帅）。
当时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萧克（1907年—2008、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开国上将）的夫人要分娩了，贺龙不声不响用麻绳和针做了一个鱼钩，就这么往水草里一扔，居然还真钓上了鱼。
贺龙的堂弟贺文玳（1917年—2010年、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法院院长）回忆：
“也许是被红军精神感动了吧，鱼也来贡献。贺龙吩咐炊事员熬了鱼汤送去。后来，萧克夫人顺利产下一男娃，因在红军土制的一碉堡所生，贺龙就给娃子取名为碉堡（肖堡生、死于日寇飞机的轰炸中）……”
由于疟疾复发，红军战士戴天福（毛主席的警卫员）临终前委托卫生员带给毛泽东一个纸包，里面是发给重病号的一小块马肉。
卫生员流着泪说：“戴天福同志临死的时候，让我把这块马肉一定要交给毛主席! 他说，他没有什么牵挂的，只盼望革命成功。请您多多保重身体。还让我转告警卫班的其他同志好好照顾您!”周围一个个七尺男儿，失声痛哭……。
彭德怀率领的红3军团是殿后的，准备的干粮少，能吃的野菜之类早被前边的部队吃光了。

部队要断炊了，他只好将饲养员叫来问:"还有几匹牲口？"老饲养员回答:"连军团长那匹黑骡子在内，有6匹。"彭德怀下令:"全部杀掉。"老饲养员坚决不肯杀大黑骡子，彭德怀说:"我也舍不得，现在连野菜都没得吃，只有杀了牲口，才能出草地。只要人在，牲口，敌人会送来的。"这样，把牲口杀了，他们军团部只留一点杂碎，肉全部分给各连队了。就是这点肉，救活了许多红军战士。

饥饿和疾病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许多战士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在草地里默默的死去。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须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尸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

草地天气，一日三变，温差极大：
早上，太阳出得晚，很冷；
中午、晴空万里，烈日炎炎；
下午、往往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或者雾雨朦胧；
夜间、气温降至零摄氏度左右，冻得人们瑟瑟发抖。
红军战士过草地前，大多衣单体弱，为了御寒，各人穿戴五花八门：
穿着厚衣的有之，穿着单衣或夹衣的更多；
裹着毯子的有之，更多的是披着各种兽皮；
头戴草帽斗笠者有之，顶着油布、打着雨伞者不少；
脚穿皮鞋或兽皮靴子的有之，仍然穿着草鞋甚至赤脚的也不少。
太冷了，有的就喝点酒或咬点辣椒驱寒。但酒辣椒都带的少，不够用，两三天后也没有了。
行军到了傍晚，往往要找一个土丘、河边、高地，比较干一点的地方宿营。如果找不到比较干一点的地方，就只好在草地里露宿， 或者就地而卧，或者坐着打盹，或者背靠背睡一会；若有块油布用树枝架起遮挡风雨，就算是很好的条件了。
有时晚上风雨交加，用树枝架起的油布，既遮不住风雨，也挡不住寒冷，就会在风雨淋浇之下熬过一夜。
在草地里露宿还担心睡着后，跌倒或滚到深水泥沼里去，这样就没命了。因此，有时几个人轮流“值班”，以免发生不幸。
但是，夜晚太冷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往往会看到草地上长眠着一些战士，甚至是跟自己背靠着背休息的战友。
红1军团有一个班，就是这样整整齐齐地两人一组，背靠着背，怀里抱着枪支，像熟睡了的样子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红一方面军有个收容队。
过草地，每天都有掉队的。饥饿、寒冷，加上缺医少药，伤病员有增无减。当时既无医院，又没那么多担架，完全靠每个伤病员拄着棍子，尾随着部队走。每天掉队的有三四百人。
打响抗美援朝第一枪的志愿军40军118师师长邓岳（1908年—2000年、开国少将），当时是个红小鬼，病得迷迷糊糊，是靠拽着干部团团长陈赓（1903年—1961年开国大将）的马尾巴才走出草地的。
晚上露宿时，掉队的同志三五人一伙背靠着背休息。第二天，收容队同志去叫他们时，一推一摸，他们的身体完全冰冷僵硬，他们就以这样的“睡姿”离开了这个世界。
特别是快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像这样静静地长眠在草地的是成片成堆，多达几十人。

在这极端险恶的自然环境里，红军指战员在革命信念的激励下，以顽强奋斗的精神和高度的阶级友爱，与大自然展开了殊死搏斗。

干粮没有了，战士们便觅食野菜，吞嚼火烧水煮后的皮带、皮鞋、枪带、马鞍。

没有帐篷，没有被盖，战士们围着篝火坐拢一堆，你挤着我，我依着你，靠来自阶级兄弟身上的体温抵御凛冽的高原风雪，共度漫漫长夜。

指战员编出的诗歌、顺口溜，正是他们在困苦万状的草地行军中的豪言壮语：

"身无御寒衣，肚内饥；晕倒爬起来，跟上去，走到宿营地。"；

"天当被，地当床，暴雨来了当蚊帐。"

"天上无飞鸟，地上无人烟，茫茫草原，蓝蓝的天，只有红军亲眼见。"

大家都是辘辘饥肠，但老战士取过了小战士的枪，首长的坐骑驮上了伤病员。一把干粮，一条军毯，我传给了你，你传给了他，他又传给了别人，多吃一点干粮，少付出一分体力，对每一个置身于这死神出没的荒野上的战士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再清楚不过了。

然而他们似乎谁也没考虑这些。首先想到战友、同志。

一位收容队员帮助一位掉队的战士走出了草地，而他自已却永远躺在了草地上。

为了使连队战士有野菜汤喝，沉重的行军锅由炊事班长的背上，传到了炊事员的背上，又由这个炊事员传到了那个炊事员，最后，这个炊事班只剩下一个战士走出了草地但是依然背着那口行军锅。
周恩来在过草地时，由于连续发高烧，五六天都没有吃东西，身体非常虚弱。他随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殿后。
彭德怀向参谋长肖劲光（1903年—1989年、开国大将）交待：
你具体负责，组织担架队，实在不行，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周恩来抬出草地。
肖劲光将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担架队变成几个组，轮流抬着周恩来穿越草地，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当队长，同战士们一起抬担架。
还有兵站部部长杨立三（1900年—1954年、第一任国家食品工业部部长）也一同抬着担架，终于把周恩来抬出了草地。
徐向前（1901年—1990年、开国元帅）是率领右路军过草地的前敌总指挥，他在回忆录中说：
红一方面军一直长途跋涉，体力消耗太大，实在禁不住恶劣环境的折腾，过草地减员尤多。但一方面军究竟牺牲了多少同志，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
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这样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使部队减员不少。

阿坝自治州党史研究室曾提供了一个资料：
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在万人以上。
红一方面军
过草地之前统计共有近2万人，过草地之后剩下1.3万人（其中在左路军的五军、三十二军5000人，中央纵队和一、三军8000余人），损失6207人。
红二方面军
1936年7月过草地之前有1.6万人（原二、六军团1.4万人，又补充了红三十二军2000多人），走出草地时为1.3万人（10月间三大主力会师时为1.1万人），过草地损失约3092人。
红四方面军
三过草地损失最大，仅以第三次过草地统计即损失近7000人。如果加上第一、二次过草地损失的人数，估计损失数翻一倍还要多。
红军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怀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保持着乐观的革命精神，发扬了令人感动的阶级友爱，同甘共苦，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战胜了自然界的困难，终于在死神的威胁下走出了草地。
萧华上将后来在《长征组歌《过雪山草地》》中写道：
雪皑皑、 野茫茫、高原寒 炊断粮、
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
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
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
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长征组歌《过雪山草地》

　　　　《红军过草地纪念碑》位于红原县瓦切镇北部的日干乔大沼泽上。

1935年8月24日

叶剑英率领的右路军先头部队走出草地、并击溃了胡宗南一部和土兵的阻击，占领了班佑。

接着，右路军其他各部经过五至七天悲壮的行军，也相继走出草地抵达班佑。

被称为"鸟儿也飞不过去"的草地天险，终于被红军所征服。

1935年8页26日

右路军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经过六天的艰苦努力，战胜千难万险，跨越了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

红军在长征途中曾三次走过草地

第一次穿越草地：是1935年8月中下旬—— 9月初，红一、四方面军为实现《夏洮战役计划》分为右路军和左路军。

为继续执行两河口会议确立的"北出陕甘"的战略方针，由红军总部拟定，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签署下达的新的战略计划，旨在"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计划要求：

红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军穿越草地，分途北上，向夏河、洮河地区开进。

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红5、红9、红31、红32、红33军，在卓克基地区经阿坝北进；

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红1、红3、红4、红30军在毛尔盖、黑水地区的经班佑北上。

张闻天、毛泽东、博古、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随右路军行动。

第二次穿越草地：是1935年9月上中旬，党中央率红1、3军单独北进后，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命令：已走出草地、集结在巴西、阿西茸、包座地区的红4军、红30军主力再入草地，返回卓克基、马尔康地区。

第三次穿越草地：是1936年7月中下旬--8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恢复红二方面军番号，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

红2军团，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红6军团，军长肖克、政委王震。为执行北出陕甘计划、于7月2日开始，左纵队从甘孜地区出发，右纵队从绥清（今金川县）、马尔康地区出发，翻越多座雪山并穿越草地，向巴西、阿西耸、包座地区开进。

中国工农红军在两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过雪山草地是最艰难的路程。

红军在过雪山草地时、用他们的坚定信念、不怕牺牲，勇往直前，战胜一切的精神，是人类永不言败、永不放弃的源泉。

在今天这个充满挑战和变革的时代，我们更应该铭记红军过草地时的坚韧与毅力。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我们要学会以红军为榜样，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去迎接一切挑战。
让我们从红军过雪山草地的事迹中汲取力量，勇往直前，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待续

2024.7.20于哈尔滨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