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的十年 警世的宏篇

林正德

非常的十年 警世的宏篇

——读《非常十年》



郑同

新写实长篇小说《非常十年》是林正德先生耗费三十余载心血，倾力打造的一部地方文革史。它以亲历者的体验，纪实性的形式反映了特定的一代人——老三届以及同年代人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的真实遭遇。身为一名小说中作为背景的某校老三届生，我也曾像小说主人公李晟一样，亲身经历了小说再现的历史事件，亲身体验过“狂热的欢欣”、“受骗的愤怒”、“摧心的痛苦”……这段苦难的历程是抹不去的记忆，残留在一代人的心灵。拜读《非常十年》唤起我们尘封的记忆，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

真实的历史 人间的炼狱

小说真实地记录了文革期间发生在某校和F地区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从某校的“4.24”第一张大字报，到破“四旧”、鼓吹血统论、“8.29”行动、围攻××日报社、××急电、大串连、“1.26”冲击F军区、“7.20”火烧省交际处、“8.13”老区农民进城、文攻武卫、“9.22”市一中事件、“11.16”流血事件、“1.27”攻打华侨大厦等；从意识形态的批判，如何演变成派性斗争；从唇枪舌战如何发展成真刀真枪的武斗。作者以亲历者的角度在小说中作了详实的记录，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留下弥足珍贵的资料。

小说的开篇引用了狄更斯《双城记》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前面有着各样事物，人们前面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这段话精练地概括了文革时期中国社会的动荡和乱象，国家、民族和人民承受的巨大灾难。

作者的笔触从批判《海瑞罢官》、东南师院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开始，以全国文革为大背景，如剥笋般把这场灾难一层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文化大革命犹如一台巨大的绞肉机，地、富、反、坏、右等被专政的对象绞进来了，知识分子绞进来了，身居高位的大小当权派绞进来了，学生、工人、农民绞进来了。神州大地犹如飓风在肆虐，犹如洪水在泛滥，人们身不由己地在惊涛骇浪中颠簸、挣扎，没有诺亚方舟，只有人与人之间的苦斗。“生潮中，业浪里，淘上又淘下，浮来有浮去。”

文革中天堂与地狱只有一步之遥。柯达和等青年教师在文革初期写“4.24”大字报，初衷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积极投身于火热的斗争，却被蓝峰为首的校党总支打成反革命；蓝峰等当权派以反右的老眼光看问题，以为抓到大右派，顷刻之间却自身难保，成为走资派而被批斗；省、市委和马为、曾涛等当权派从运动的指挥者，转而沦为被炮打、被打倒的对象；文革初期不可一世的前线兵，在马为倒台后变成了保皇兵；响当当的造反派“九一五”、“红九二”也在冲击省军区中犯了错……“突然间的位置交换，时而上升，时而下降”。文化大革命就像一场大闹剧，社会天天在动荡，队伍时时在分化；有人得势，就有人失势。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台，城头变幻大王旗。然而无论左派、右派；保派、革派都只是领袖政治斗争的工具。各派之间一路斗下来，最终都是输家，没有赢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就连李晟所属的“八·二九”虽是比较理智、温和的一派，却也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

如果说文革初期领袖还能掌控局势，然而随着“文攻武卫”的出现，派性斗争就演变成血腥的杀戮。“这场运动就像一艘失去操纵的万吨巨轮在汹涌澎湃的海洋里飘荡着，已不再听凭权势者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了。”于是，文革又从闹剧变成悲剧，“以表面上的胜利，实质上的失败告终。”

小说还真实地反映了一代青年学生在文革中从狂热到迷茫，从冲动到冷静，从彷徨到觉醒的心路历程和悲惨的命运。我们每一个亲历者都能从小说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者说我们就是小说人物的原型。

毋庸置疑，文革初期我们一代青年学生也与李晟一样是怀着对党的热爱，对领袖的忠诚，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我们也曾狂热过，虔诚过，即使处于被打压、被歧视的境遇中，仍然渴望着参加火热的斗争。在困境中，在彷徨时，我们常常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心里仍然充满对领袖的敬仰。然而现实却一再让我们失望，狂热的心渐渐冷却，许多疑问在脑海里翻腾。也许文革赋予我们的最大收获，就是让我们从盲目崇拜中解放出来，“学会用自己的头脑进行独立思考，自己去探索、追求真理，自己去发现新世界。”心灰意冷之下，我们也像李晟一样如饥似渴地读书，在书籍中寻找答案，用知识驱除心灵中的黑暗。必须承认，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对我们这代人影响很大，给予我们启迪与思索，让我们完成了从狂热、怀疑到思考、否定的思想转变。我们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注定是一场悲剧，同时也看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悲惨命运。

小说的第三部《沦落天涯》写的是后文革时代老三届生的遭遇。我们背负着时代赋与我们的十字架，听从领袖的安排到偏远的山区插队，在劳役中虚耗我们的青春，续写我们的苦难。小说中黄明芳远嫁，曹月仙精神分裂，金从栋死于白血病，肖亮因一句玩笑话被上纲上线终自杀……这些都是真实的故事，并非作者杜撰。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写李晟在将洋县城关公社积善村的猪圈里上厕所的恐怖感受，其实，作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猪圈不仅是我们的厕所，还是我们的澡堂。然而，生活的艰苦还是次要的，最痛苦的是心中还有理想，还有追求，却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知青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是难以愈合的伤痕。

人性的拷问和救赎

研究文化大革命离不开“人性”这个亘古的话题。高尔基说“文学即人学，人与人的关系之间，弥漫着人性和人情。”《非常十年》的作者似乎并没有刻意地去写人性，然而小说在叙事的过程却自然地流露出对人性的彰显和拷问。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也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只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在文革的大环境中，一股戾气笼罩着神州大地，人性中丑恶的一面以革命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表现出来。

一是不讲人道和党的政策，人格和尊严被无情践踏，人性被压抑。小说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前线红卫兵把“牛鬼蛇神”剃光头或“阴阳头”，列队向毛主席请罪，动作不协调还要被木枪捅屁股，同时，还要唱时代的嚎歌《牛鬼蛇神歌》；“黑五类”子女被斥为“狗崽子”赶回家；清理阶级队伍的“深挖”、“三查”搞得人人自危，许多老师、教授被游斗，董国钦老师被活活打死，陈均老师被打断两根肋骨，刘芸老师自杀……可曾统计过文革十年，死于非命的人究竟有多少？

小说中有一个典型人物的爱情故事。苏凤英原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营业员，因其工作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对顾客服务周到，得到顾客的好评、领导的器重，被树立为全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全省财贸战线的标兵。为了维护她的典型形象，硬逼着她与相爱的丈夫离婚，只因她丈夫是资本家家庭出身。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版的《孔雀东南飞》。曾钊新先生说过：“人性是寄生在感情上的，他以动情为特征，以欲望和渴求为内容。没有感情，人性就无从寄寓，自然也就没有人性。”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之一，苏凤英的爱情悲剧是对人性的压抑。作为党的驯服工具，她只能埋葬自己的爱情，听从组织的安排和一位军人结婚。

在现实中的苏凤英后来当上市××党组书记，是我的上级领导并经常有接触。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最终选择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为她送葬时我感触良多，我看到在劳模光环下她孤寂、无奈的内心世界，她犹如“套中人”没有了自我，她的辛酸和痛苦又不能向外人道，长期的压抑终导致崩溃。她完全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

二是人性的泯灭和疯狂。笔者曾在《非常十年》的网络评论中看到一段话：“当人剥离了道德与人性良知，单纯地成为政治工具时，人类社会就难免呈现畸形的疯狂……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隐藏着一个魔鬼，蠢蠢欲动着。扼住它，我们就是人；放任它，我们恐怕连兽都不如。”文化大革命就像潘多拉盒子把人心中的魔鬼放出笼，人性被教化成赤裸裸的兽性。“观点高于一切，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比梳打饼干还脆弱”。因为观点不同，夫妻可以反目，父子可以成仇，更不用说同窗之谊了。今日还是同班同学、同战壕的战友，明日或者已成为你死我活的对头。鲁禺因父亲的历史问题牵连到自己，就残忍地打断了父亲的腿。攻打市一中的武斗中，居然有哥哥在外面攻，妹妹在里面守，上演手足相残的悲剧。火烧交际处、农民进城、攻打警备区、围攻人民大厦，哪一次事件不是真刀真枪？哪一次事件没有流血？可记得重庆红卫兵墓，五百亡灵当追忆？

同室操戈尚且如此，对待被称为“牛鬼蛇神”的阶级敌人哪有人道可言？还不是鱼肉与刀俎的关系，任其宰割！文革中我曾听到一位施虐者真实的自白，承认打人上了瘾，一天不打人就手痒痒。多么变态、疯狂的人性！北师大女附中卞仲耘副校长不也是被她的学生活活打死？不知当年的施暴者可曾真心悔过？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并不能摧毁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不能泯灭人们心中的善恶标准和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小说中处处可见人性真、善、美的光辉和理性思考。

以李晟为首的东南师院附中高一（1）班同学坚持独立思考，敢于讲真话，冒着被打成右派学生、顽固堡垒的风险，写大字报为班主任辩冤。“心灵像水晶一样纯真，义气若肝胆相照”的尤品玲登门给老师打气，甚至“径直找顾时彬老师辩论去”，学生的支持如若一股春风温暖着老师冰冷的心田。

政治老师汤兆生在“4.24”大字报事件中对高一（1）班同学“大施淫威，采取高压手段，也要将我们班同学打成‘小反革命’”。蓝峰倒台后，汤兆生老师经受不住高一（1）班同学对他的批判，服过量安眠药轻生，虽被救活，却在同学心中引起巨大的震动，同学们结伴去探望汤兆生老师，承认批判有过火之处，鼓励他正确对待。同学的道歉鼓起他重新生活下去的勇气。

师院老教授范增雅嗜书如命，他“在运动一开始就被当作牛鬼蛇神揪了出来……在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上被斗了好几场，戴过高帽，挂过牌子，挨过拳打脚踢，遭受了他一生几十年来从未有过非人的迫害和侮辱。”然而他都忍过来了，但是当红卫兵要抄他的藏书时，再也忍不下去了。他拼了老命护书，结果是书毁人亡，但他表现出的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骨气，令人可敬可叹。

在火烧交际处事件中，担任劝说、隔离、抢救任务的解放军官兵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护学生。郭贤君牺牲，官兵重伤154人。这种无私无畏、舍己救人的精神难道不是人性的真、善、美？

叶思声和王钢攻打市一中时“把冲锋枪往胸前一甩，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就是一梭子。”当他跳进房里一看，有几十个赤手空拳的八.二九女学生全部趴倒在地上，“刚刚那两梭子的冲锋枪子弹若再扫射低一点，肯定有不少人将因此丧身！”“他们的心灵被震撼了，如同强台风把大树连根拔掉一般，骤然间，叶思声好像良心被发现似的，不由自主地把枪放了下来。”这是人性的救赎。

总之，在小说的写真中我们看到了形形色色人性表演，看到人性丑陋的一面，然而，邪不压正，理性终归会战胜兽性。一场动乱之后，我们更需要人性的反思和救赎，更需要真、善、美的回归和重构，用人性的光辉愈合历史伤痕。

作者在小说结尾强调：“历史是不该忘记的，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这段历史更是不应该被忘记……我不认为我的这部作品是所谓的‘伤痕文学’而认为理应是一部警世之作。”我认为作者的定位是准确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文革已经过去四十八年，现在的年轻人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一味在歌舞升平中追星、媚俗。有必要让子孙后代了解文革的历史，否则，当我们这辈人也消失后，文革剩下的就只有演义，只有戏说了。同时，为了避免文革历史的重演，真实地了解这一段历史，反思、批判这一段历史，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对中国当今社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新写实小说《非常十年》的警世意义，也是它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