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原创 梁道远 中东史学理论与史学史</p><p class="ql-block">【摘自“中东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丛书”的《中东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资料（中国卷）》（在写书稿）】</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沈刚伯（1896～1977）先生是中国的“学埃及第一人”、开辟世界史研究的先驱之一。1924年，他考取官费留学，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埃及学、英国史、宪政史。他“出国留学，虽然短短四年，却抱定不在学位，只在学点东西。向往埃及，爱好考古，是国人中学埃及的第一人。他还想，埃及是拥有最古老文化的国家，如果能将埃及考古的方法学过来，整理我国的文化多好。除了整天在大英博物馆研究外，还计划参加考古队前往埃及”。但由于北伐开始，他的湖北官费停止，只好在1927年拎着行李回国（沈刚伯：《史学与世变》，海豚出版社，2015，第i～ii页）。他经俞大维介绍，先到中山大学任教。1931年，他到南京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开设“西洋上古史”、“西洋通史”、“希腊史”、“罗马史”、“英国史”、“俄国史”、“印度史”、“法国大革命史”、“西洋文化概论”等专门史和国别史的课程。当时能在大学里专门讲授如此繁多的世界历史课，国内尚不多见。他实为在中国开辟世界史研究的先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史学大师沈刚伯先生》，https://history.nju.edu.cn/02/f7/c28628a459511/page.htm，访问时间：2024年7月20日）。他终身以教学为乐，对学界的影响非常大，但在世时未出版任何史学专著。</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史学与世变》是沈刚伯生前唯一结集的文集，收录了《史学与世变》《古代中西史学的异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艺复兴》《历史教育的推广和简易的参考资料》《如何学历史》《说“史”》《孔子的教学》《孔子学说的门径与我国科学的发展和停顿》《秦、汉的儒》《方孝儒的政治学说》《缓》《怎样为自己准备将来》《起义前后的见、闻、经历》《对日本民族的三点愿望》《大英帝国的没落》《董彦堂先生之治学与为人》《我所认识的蒋梦麟先生》和《追记骝先先生的言行二三》共18篇文章。其中，《史学与世变》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1968年）学术讲演记录。他讲：</p><p class="ql-block">世界上有了人，就有历史，但是，有了历史，不见得就会产生史学。古代曾有许多文化相当高的民族，如埃及、巴比伦、希伯来、印度等，都产生过很优美的艺术，很玄奥的神学同很实用的科学，但是，他们统统没有能够产生史学，尽管他们留下来不少珍贵的史料。这些文化都以神道为主，人世间一切的创造都附丽于宗教之下。像那样以超自然的势力为依据的文化是不会产生史学的。能产生史学的文化一定是以人道为本。那就是说，它承认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用自由的意志，经过理智的考虑，而后创造出来的。因此一切结果都应自负责任，其动机与影响才有供人研究之价值。这种研究便是史学。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古代文化，实只有东方的中国同西方的希腊才有史学。可是这史学并不是在这两种古文化一开始就有的，其产生是在那些文化已经相当发展之后，而忽然发生重大变动的时候。那就是说，当它们的政治结构濒临崩溃，社会组织大大动摇，经济生活和礼教活动都有很大的转变，那时候才产生史学。</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古代中西史学的异同》则发表在1964年10月12日的《征信新闻》上。他写道：</p><p class="ql-block">普通讲的历史，是从有文字开始的。古代的民族，像埃及、苏美尔人、巴比伦、亚述、希伯来人与波斯等，他们统统留下了各种不少的文字记录，但这些都只是他们的历史记录，而不能说是他们的史学。在古代，有史学的只有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希腊。中国殷商的甲骨文、民间的诗歌等都是历史的资料，但不是史学作品。又如西方很早就有荷马与Hesiod的诗，但这也只能说是含有史料的文学作品，而不是史学。</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值得称为史学的作品，要有下面几个条件：（一）对以往的史料加以精确的考证。（二）把杂乱的史料加以有系统的整理。（三）把史料的关系脉路弄个清楚明白。（四）对以往的史料，加以精确的解释与公正的评价。这样才能把以往的史料变成活用的知识，从而培养史学观念，使读史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培养成历史意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沈刚伯的以上论断显然深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他的看法进而影响了后来中国学者，特别是他的学生们对上古中东史学的认知。他是杜维运（1928～2012）先生的西方史学知识启蒙老师之一（张越、方宏：《杜维运教授访谈录》，《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4期），把古埃及人、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古希伯来人与古波斯人没有史学的观念传给了后者（详见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8，第1页；杜维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商务印书馆，2010，第211～212页）。</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那么，古埃及人、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古希伯来人与古波斯人是否有史学呢？我们不应该用今天的标准去“为难”五千多年前的古人。我们认为，“古代两河流域和埃及的人们很早便滋生朦胧的历史意识，为中东史学的萌发做好重要准备。约公元前3200年，这两大文明发源地的人们独立地创造了各自的书写系统，开启记录人类行为和思想的历程。他们留下的壁画、浮雕、调色板、王室铭文、纪念碑文、史诗、大事记、日志、王表和编年史等古迹遗存和文献残痕，把历史记忆传承到数千年后的今天。它们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文献，但其中包含丰富的中东古文明信息。波斯帝国崛起后，中东进入文明跨洲大融合时代，历史书写的视野更阔、主题更广。波斯继承了巴比伦的书写传统，用楔形符号创造古波斯文；把埃及变成省份，使西亚北非文明在一些神庙被毁后进一步融合。用古波斯文、埃兰文和阿卡德文刻的《贝希斯敦铭文》是当时多元文明融合的实例。但更大范围的融合发生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后的“希腊化时代”。希腊史学元素与中东历史书写传统相融，衍生更完备的历史作品，如埃及祭司马涅托的《埃及史》就是东西方史学交往的结晶。此时的中东史学呈现两大发展趋势：一是书写形式由传统的简单历史记录向系统的史学著作转变；二是西方普世史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接受，如叙利亚阿帕米亚的波希多尼在其《历史》中把世界看成物理形态的整体。公元1世纪，基督教诞生于中东，逐渐发展成世界性宗教。410年的罗马沦陷直接促使阿尔及利亚希波城主教奥古斯丁撰写《上帝之城》，开创基督教神学史观的时代。7世纪阿拉伯史学兴起前的中东，除了上述史学传统，还有古叙利亚史学、古希伯来史学、赫梯史学和古也门史学等也值得关注”[韩志斌、梁道远：《中东史学史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光明日报》（理论版）2024年1月15日]。</p><p class="ql-block">作者：梁道远（获赠的学界雅号：“阿拉伯史学史狂人”、“中东史学通史的勇士”）</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撰稿时间和地点：2024年7月20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