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东馆——青铜馆

千秋

今年2月2日，随着上海博物馆东馆正式启用，上博东馆中国古代青铜馆也率先进入试开放，为观众呈现海内外体系最完整的中国古代3600年青铜器发展史。最新陈列共有八个板块：萌生期、育成期、鼎盛期、转变期、更新期、融合期、复古期、地域分布展陈。 萌生期为夏代，此时的青铜器已经具有礼制内涵，标志着中国业已步入文明社会。 青铜馆第一件展品夏代晚期的束腰爵。爵是裸酒器，用于裸礼中盛酒进行浇灌，这是目前所知出现最早的青铜容器之一。始见于夏代晚期，盛行于商代，为商代青铜礼器中的核心器物。 斝（jia)是裸酒器，既可以盛酒，也可以用来受热温酒。始见于夏代晚期，流行于商代至西周早期。 镶嵌十字纹方钺夏晚期（公元前18世纪一前16世纪）钺是砍杀兵器，始见于夏代晚期，一直沿用至战国。由于钺大多作为仪仗用器，因此成为王权的一种象征。 铃是中国最早出现的青铜乐器。始见于夏代晚期，考古资料表明与镶嵌兽面纹牌饰等组合使用。 夏晚期绿松石牌饰镶嵌兽面纹牌饰或用于佩戴，使用时与铃相伴。 育成期为商代早、中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在黄河、长江流域多有发现，奠定了中国古代青铜艺术鼎盛繁荣的基础。 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酒器日益丰富，在爵、斝等的基础上，新出现了加、尊、壶、邵、罍等器类。三件成套的爵、觚、礼器组合基本形成，反映了商代重酒的祭祀制度初步确立。 甲壶商中期（公元前15世纪中叶一前13世纪） 鬲古代炊具，形状像鼎而足部中空。 鼎盛期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此时的青铜艺术辉煌灿烂，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高峰。 牛首兽面纹尊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一前11世纪初) 卣是盛酒器，主要用来盛放以郁金草调和的黑黍酒（鬱酒），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亚夫方罍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一前11世纪初） 兽面纹罍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一前11世纪初） 角是裸酒器，功能及使用方式与爵相似，两者在器物组合中可以相互替换。角与爵均始见于夏代晚期，流行于奇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商晚期四羊首瓿 小臣卣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一前11世纪初) 盉（he)是注水器，古代将水称作“玄酒”，用来调和酒液的浓淡。除了调酒，盉也可以用作盥洗。始见于夏代晚期，至汉代仍比较流行。 父乙觥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 甲簋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 鸟父癸尊是此次新亮相的一级文物之一。这件高31.3厘米、口径23.8厘米的青铜器是商代盛酒器，分为三段：大口呈喇叭形，长颈鼓腹，四道棱脊贯穿通体，再饰以繁复精美的多种纹饰。其内底还有3字铭文，正是其得名来由“鸟父癸”。 转变期为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青铜艺术发展由繁缛转向质朴简率，耳熟能详的列鼎、编钟就出现于这一时期。 列鼎一组五个造型、纹饰相同的鼎按大小一字排开，列鼎制度是西周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祭祀用器的数量来显示拥有者的社会等级。 师遽方彝西周恭王（公元前10世纪中叶） 吴仲饮壶西周恭王（公元前10世纪中叶） 仲义父醽西周中晚期（公元前11世纪末一前771年） 子仲姜盘春秋早期（公元前770年一前7世纪上半叶)盘内装饰浮雕、立雕的鱼、龟、蛙、水鸟等水生生物且每个圆雕动物都能旋转。 编钟一组构成一定音阶关系、按大小相次排列的钟，以悬挂敲击方式奏乐。由于是双音钟，可以用较少数量的钟，组成较为完整的音阶，以求演奏优美流畅。 更新期为春秋中期至战国，此时青铜艺术再次出现高潮，青铜器区域特征明显。 莲瓣盖龙纹壶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一前6世纪上半叶） 络纹扁壶战国早期（公元前475年一前4世纪中叶) 牺尊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一前476年）1923年山西浑源县李峪村出土。 商鞅方升战国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相比其他造型独特、装饰华美的青铜器，这件只比成年人手掌略大的长方形带柄容器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它作为商鞅为秦国变法时所监制的标准量器，见证了“统一度量衡”这一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时刻，是国家禁止出境展览文物。 透雕蟠龙纹鼓座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一前476年） 融合期从秦至五代，展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对青铜器发展的影响 信成侯鎏金方壶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 鱼形壶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 同律度量衡诏版 新始建国元年（9年)，长25.8厘米，宽25.8厘米铭文：黄帝初祖，德匝于虞。虞帝始祖，德匝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据土德受，正号既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沉。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传亿年。同律度量衡诏衡杆 新始建国元年（9年），近正方形，正面刻新莽“同律度量衡”篆文诏书81字，分9行，每行9字。被戏称为“穿越者”的王莽在其改制时期使用的同律度量衡诏版和同律度量衡诏衡杆，两件青铜器上皆镌刻铭文，同律度量衡诏衡杆和诏版对我们理解新莽时期的政治和文化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铜鼓铜鼓是乐器，主要用于集会娱乐、军阵指挥、赏赐馈赠、贮藏财货、婚丧祭祀等。行用于云南、贵州及广东、广西等地，使用族属复杂。铜鼓造型设计合理，有多种类型。上面的船位、羽人舞蹈纹、太阳校、云雷纹以及立体的蛙类装饰简扑粗犷，富有特色。 复古期则从北宋至清中期，展示了自宋代以来仿造夏商周三代的复古礼器，反映了统治者倡导以儒学为核心的价值观以及对后世和东亚的影响。 《三礼图》系统的礼器北宋初年，经学家聂崇义据汉代至五代的六家《三礼图》编著《三礼图集注》，作为按照礼书文献制作礼器的范本。这种“以经绎器”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民间祭祀用器，但据此制作的器物与夏商周青铜器相去甚远。 《博古图》系统的礼器宋徽宗救命编撰的《宣和博古图》，是依照出土实物制作礼器的范本，并据此铸造有大晟礼乐器。南宋朱熹的《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秉承了“考古作器”的精神，对官方祭祀用器影响深远。 杭州路儒学中吕钟元大德九年（1305年） 象尊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 鎏金龙纹黄钟钟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 地域分布展陈的单元 楚文化青铜器楚国位于长江中游地区，春秋战国时期走向繁盛，疆域渐居群雄之首。早期楚文化青铜器深受周文化影响，至春秋中期开始逐渐形成自身特色，铸造工艺精湛、纹饰繁密细巧，战国晚期出现造型宏伟、装饰雄健的器物。 邵王簋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一前476年） 交龙垂鳞纹鼎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一前476年) 镶嵌云纹敦战国晚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一前221年） 巴蜀文化青铜器四川盆地的区域文化，巴文化与蜀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巴族生活于今四川盆地东部，西周以后建立巴国。战国时期的巴族青铜器多有发现。青铜器以兵器、工具为主。器物上有猛虎、鸷鸟、手心形等纹饰符号，其中虎纹最为常见。 滇文化青铜器滇是战国秦汉时西南夷的主要部族之一，有着发达的青铜文化，青铜器类型繁多。专门用来放贝币的贮贝器，动物搏斗纹饰件和各式工具、农具最具特色。鎏金、镶嵌和线刻工艺达到很高水平。 跪地人俑，耳垂上装有夸张的饰品。以人形作为青铜器，在同场展品中并不多见。 八牛贮贝器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草原文化青铜器北方地区长城沿线地带的半农半牧或游牧族群，发展出适应其经济活动和生活习俗的青铜文化，主要是将各种动物形象装饰于实用的工具、兵器、车马器具及服饰上，具有鲜明的草原文化特征。 鹿形饰骆驼头车饰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