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七日”亲历记

飘泊一生

　　两年来，一段尘封的往事莹饶心头，久久难以散去。人生一世，会过许多沟坎:升学、就业、结婚、生子、事业、财富…。

但当你遇到下面这道坎时，上面那些坎，似乎都不重要了。人生的大险，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当你涉险过关后，会让你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不吐不快的往事，就让它做为人生过程的记录，分享给自己的至亲好友吧。

　　2022年9月，成都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新冠疫情公共危机。

这个以“休闲之都”闻名的城市，在“静态管理”的名义下度过了二十天。

　　刚刚经历了“八月酷暑”的成都市民，在九月一日临近中午时分，接到了下午六点“封城”的一纸通知。

一时间猝不及防，菜市、超市、药店挤得人仰马翻。

　　我丢下饭碗，骑车赶到莱市场。到处摊位上人潮汹汹，货架空空。挤了半身汗，只抢到两个洋葱，和一根平时几乎可以扔进垃圾桶的小葱。

　　整个社会生活，就这样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进入了“静默”状态。

　　自2019年底疫情爆发以来，我们曾经历了从国外返回，居家隔离、核酸检测等多个阶段。但整个城市生活节奏并未被打断。

如今从窗户外望，曾经喧嚣的二环高架空如荒漠；熙攘的人流霍然消失。这种曾经在影视上才看得到的场面，让人不禁由鄂然、焦燥，再到麻木…。

　　第一次“静默”是三天。三天之后不出所料又是三天；一周过去了，又是一周…。

其间，完全没有感染者的小区以及邻近小区先后被通告为中风险区和高风险区，进入了更加严格的管控之中。

　　整整近20天，小区近千居民被困在家中。除了每天早上高音喇叭催促居民下楼做核酸外，整个园区不见了人影。

志愿者们结组轮流，在小区巡逻，劝导个别下楼走动的人赶快返家。

　　我本是好动之人，早上下楼走几圈，打打太极拳，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突遭此变故，实在难于接受。只好与“志愿者”打起了“游击”。早上偷偷下楼，从地下车库溜到地面稍事活动。一旦被巡逻人员发现，就得被“规劝”回家。

　　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半个月。

有一天在早上走路时，突感身体沉重难于迈步，少顷则满头大汗，情况极为反常。

以后几天症状不见改善。联想到几个月前在社区医院例行体检时发现血脂超标。医生要求我去大医院做一个运动心电图，以确定心血管是否存在问题。原打算待天凉快些后去做。不想遇到疫情，一拖就是两三个月。

　　异常情况引起警觉，感觉检查巳不能再拖。

九月十八日，趁下楼做核酸，我向物管提出去医院看病的要求。

物管经理不敢怠慢，随即电话请示社区领导。得到的答复是个人不得出小区，除非叫120救护车接送。

一听如此麻烦，不愿兴师动众，只好打消念头。

　　九月十九日早上，第六感觉提醒我必须有所行动了。因此再次向小区负责人提出看病申请。

就在这一天，整个城市的防控形势开始松动。社区要求本人写了一个书面申请，经小区签字同意，终于迈出了近二十天未出过的小区大门。

正好门外有出租车，登上直奔省立医院而去。

　　时逢疫情管控期间，医院病人不多。经严格查验核酸阴性二维码后方得入门。

　　随即挂了一位心内科医生的号，将几个月前的体捡报告和近日症状自述。医生立即开了“运动平板心电图”检查处方。经预约，决定第二天下午检查。

这是故事发生的第一天。也是小区宣布“解禁”的第一天。

　　第二天，九月二十日下午，我如约去医院做检查。

所谓“运动平板心电检查”，是让检查者做自行车快速蹬踏，其间逐步加大阻尼，以观察心脏血管的流动情况。

尽管仅仅一年前，我还自驾318、219，登上了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仅仅一个月前，我还去了雅安熊猫国家公园旅游度假。但是，结论“冠状动脉检查阳性”说明了这几日突发状况的根源。

　　拿着结果返诊，医生开出“入院通知书”，要求当天入院，尽快做心脏造影。

我还没有从“平时”进入“战时”状态。先办理了入院手续，后到第二住院大楼17楼报到。护士告诉我，晚上九点前来都可以。

回家吃过晚饭，拿上匆匆收拾的行囊，慢悠悠地出门打车。这时是晚上八点多一点。

　　等车到了省立医院大门口，尚不到九点。医院大门已经紧闭只留了一个小小入口。而门诊大楼正门巳完全关闭。这大概是疫情期间的管控措施。

要想进入住院病房，必须走路绕到大楼后面才能进入楼内。

　　我只能拿上行李，一步一步绕过门诊大楼和急救中心，向楼后走去。

几百米后，感到大汗淋漓，心脏剧烈跳动。不得不停步休息…。

然后，再行启步…。这几分钟，应该是我迄今人生中最危险的几分钟。

因为此时此地，杳无人踪一片漆黑。如果有事，是无人相救的。

　　终于，一步一挪进入大楼，经过关卡查验上了电梯，走到了心内病房护士站，危机暂时解除。我长舒了一口气。

　　等进了病房，上了17病床，立即被绑上了全时心脏监控，再也无法动弹。

　　以后，听邻床陪护小妹讲，我的显示屏上的心率乱跳，血压不稳。这大概就是刚才那负重步行几百步的后果吧。

　　二0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第三天。

天终于亮了。当日心内科没有手术安排，要做各项术前检查。第二天才对待查病人逐一进行造影手术。如果发现心血管堵塞70%以上，就要求安装心血管支架。

　　箭既巳在弦上，就已经没有了后退之理。一旦上了手术台，大摡率是要被安上的了。

为了稳妥起见，我还是向几位曾经经历了相同过程、安装了支架的亲戚朋友进行了电话咨询。

得到的结论是:“基本就是一个微创小手术。通过手腕上动脉将支架推入心血管的某个部位以疏通血管，再则辅以药物治疗让血流暢通。”检查及手术时间应该不超过两小时。

而如果拒绝支架保守治疗，则“地雷”未除风险极大。

　　九月22日，阴。

诊断后第四天。是预定手术的日子。因为疫情管控，家属一直不能进入病房。

今天是大日子，必须要家属签字，妻也第一次来到了病房。

上午九点，心内二科的十来个病员，列队走向第三门诊大楼四楼的心内研究所“介入手术中心”。

此时的我，尚属“轻病号”，没有享受轮椅待遇，而是走着去的。I

　　这一扇门的后面，就是手术室。大家依席而坐，等待叫号。

等待的心情不谓不紧张。叫到前面的一位病友进去了。大约半小时后，护士出来叫家属进去。很快，就听到了家属的哭声。更增加了待诊区紧张不安的气氛。

原来，该病友被查出某些心血管被堵70%-80%，医生要求其安装支架。结果，毫无思想准备的病人坚决拒绝。引发了家属给子女打电话求援。

　　终于看到了待诊屏上的名字。我一步一步地走进了那扇大门。

里面的情况出人意料。并没有手术室应有的紧张肃穆，而是人声嘈杂，实习医生随意走动。让人真的感到了一絲不安。

　　以后的程序是标准化的:消毒、注射麻药、切开手腕主血管，慢慢推入导管，注入显影剂……。

整个过程还算顺利，并无痛苦。以后就是主刀医生观察显像造影，给躺在手术台上的我宣告结果。

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听到了主治医生的声音:告知我的冠状左主干动脉被阻塞了90%，前降支、回旋支也有不同程度的堵塞。需要马上安装支架。

这个结果并未让我意外，心情也没有紧张。“既来之，则安之”，一切遵医嘱即可。

谁知，以后发生的事情却让人匪夷所思。

　　少顷，我突然听到妻呼唤我的声音。“她怎么进了手术室？”我一头雾水。

原来，动手术必须要家属签字。所谓生死有命，手术风险必须要病人和家属同意承担。而我的堵塞点处于冠状动脉的关键部位，需要安装的其他支架也必须经过这个位置。因此，手术的风险极大。

妻子一听，拿不定主意了。要求当面见我，听我的意见。并让医生把手机拍的心血管显示图拿给我看。

　　我请主治医生来到手术台前，当面告诉我手术的风险程度。他其中一句最重要的话让闻者霍然心惊:

医生: “如果进行手术，有可能今天就下不来（手术台）了…”。

我:“你对手术有信心吗？你如果都没有信心，叫病人和家属何以放心？”

医生:“……”。

一个原本以为的小手术，突然变成了生死抉择。这让毫无心理准备的我，一时难做决定。

俗话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今情况不明而要以身犯险，岂不是做无谓的牺牲？

理清思路答案已定，我慢慢回答道:“对这种可能的后果，我没有精神准备，也没有对家人、对孩子做任何交代。既然如此，我要征求家人的意见。今天的手术就不做了吧”。

听了我这一句话，医生如释重负。立即宣布:“收台”。

　　来时雄纠纠气昂昂，返回时被当作重病员坐上了轮椅。

回到病房，医生护士已得知消息如临大敌，七手八足地给我上了全套监护。仿佛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想不到，本以为的一个微创手术，突变成了随时可能发生不测的黄泉路口。

这一变故让我一时没有了主意。下午，先后给自己最亲近、或有可能给予帮助的亲戚朋友通了电话，告知了检查情况。

几通电话下来，除徒增紧张气氛外，仍然不得要领。

　　不得已，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今晚情况特殊，妻子被破例同意留在了病房。

我与她商量:明天早上办理出院后，回家短暂休息一两天，然后再去独闯华西急诊求医。

晚八点，因两只手臂都不方便接听电话，手机又即将没电。我决定关掉手机，早早休息。一切留待明天再说。

　　正在这个近乎无奈的当口，妻子的手机响了。她一看，是一个陌生电话。

“骚扰电话”。她说。随即挂断了电活。

短短几秒钟后，电话再次响起。我立即警觉起来。一看号码，是我下午曾经通过话的一位朋友。几年前我们同行青海，她们互留了电话。

接通电话后，得到了一个令人期待的消息:几经回忆和联系，他们夫妇终于找到了华西医院一位朋友。对方听后让把我的病历发过去。

我立刻请妻子将巳得到的心脏造影图发了过去。

二十分钟后，对方回话:看来情况严重。明天一早就到华西急救中心走绿色通道办理入院。

峰回路转，柳岸花明。关键时刻，关键朋友伸出援手。让我得以安心度过这惊魂一夜。

　　九月二十三日，雨。第五天。

刚刚吃了早饭，新上班的一位值班医生把家属叫去了办公室。她的告诫是“不要有任何的耽误。立刻，马上，出院后立即打车去华西急诊。依你先生的年龄和出院资料，应该可以走绿色通道入院”。

她同时告诉妻子实情，因为新冠疫情，她们科里最好的一位手术医生目前被困在了日本。因此现在科里难有人堪当大任。

　　九点半，办好出院手续冒雨出院，打车到华西附院急救中心。

华西急救中心的处理程序十分专业。由于巳有省立医院的出院病历，免除了病情评估的相关程序。在做了各项基本检查后，开始办理入院手续。

十一点，做了核酸检测；

下午一点出结果:阴性；

两点，专人推入心内科病房。

由于疫情管控，家属不能进入病房，只能在此一别。明天早上依规来大楼前等待签署“生死状”。

病房主管护士告诉我，科里已经研究了我的病历，明天的手术将由一位姓王的医生主刀，三级专家，心内科副主任，年富力强。

命运之神又给我打开了一扇生命之窗，使我绝处逢生。

　　下午躺在病房里，把五天来从各方得到的信息捋了一遍。较清楚地得知了我目前的状况:

病灶所处位置左主干是整个心脏冠状动脉的主动脉，也相当于全身血管的水龙头。龙头被堵，意味着分分钟都可能发生心肌缺血甚至心梗的危险；

与此相应的手术风险也是极高。一旦支架安装不顺或不到位，则可能出现大出血，昨天那位医生的顾虑就会成为现实。

正因为如此，心内科业界都将“左主干支架安装”视为手术的最大风险点。术不专精者、没有经验者和没有充分准备者，是不敢接下这个任务的。

而在国内心内科处于前端的华西团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强大的技术支撑，对“左主干病灶”手术毫不陌生。

昨天的曲折，让坏事变成了好事。

　　三点:护士们进来，除了病史询问，术前检查，还让我阅看了主刀团队撰写的“手术预案及临床处置措施”。

做为一个病人，我明显感觉到了差异:昨天，是一场猝不急防的遭遇战，以准备不足而撤退；而明天，则将是一场充分准备的进攻战。

　　此刻，心情完全平静了。

为了防止意外，我从抽屉里找出两张入院登记的空白纸，提笔给家人留下了生平第一份遗嘱。这是一个男人，一位父亲负责任的应有之举。

下午四点，主刀王医生进了病房与患者见面。他年近五十，有些少年白，少言而沉稳。在叮嘱了必要的注意事项后匆匆离去。看得出，他对明天的手术心态平靜。

　　九月二十四日上午10点:

女儿一家打来视频，对我即将进行的手术予以鼓励支持。

11点，护工终于来到病房，核对姓名床号无误后，我被推进了四楼介入中心手术室。

室内只有两个助手一名护土。而主刀医生在监控室里根据摄像头显示同时指挥2-3台手术。整个手术室安静得只听见指令声和器械碰撞的声音。 仅仅隔了一天，又把前天的程序重复了一遍。

当造影图出来后，王医生进了手术室。并未征求我的意见，而是让护士下楼找家属签字，同时口发指令:三根支架，型号尺寸。左主干那根较长，另外两根短一些。

我能清楚地听到主刀医生干脆利落的指令，感觉有东西一点点地进入我的体内…。

约半个多小时后，终于听到王医生说了一句:

“好了，手术成功”。

整个手术室的气氛立刻轻松下来。护士要我打电话给妻子报平安。我接过电话，给几天来一直处于煎熬之中、在家和医院间奔波的她说了一句:“.放心吧，手术成功。…”

　　此时此刻，思绪万千。

要感恩现代医学，感恩敬业的医务工作者，让我从一天前的命悬一线转危为安。

也要感谢医改后的便民就医措施，感谢始终支持我决定的妻子，感谢所有曾关心、帮助、引路过我的人。

　　当天晚上在病房住了最后一夜。

疫情造成了患者的积压，医生和医院的压力空前。既然手术成功，医院要我第二天即行出院。

　　九月二十五日下午，我慢慢走出了医院的大门。从入院看病，到出院回家，正好七天。其中出入了两家医院，经历了两次手术。

记得有一部名叫“殊死七日”的电视剧，借用过来，略改一字。形容这七天过山车般，奈何桥上走了一遭的经历。从此生死看淡，笑对人生。

　　第二天，九月二十六日，是我七十三岁生日。过去人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喻指的就是过73岁或84岁生日，都是翻人生的一道坎。

冥冥之中，戏言成真。事后回想不无后怕。问题不是发生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事情不是出在崎岖山路的龙苍沟底，已是人生的大幸了。

　　珍惜生命，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裴多芬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的名言，让许多少男少女，梦想成为英雄。

而到了今天的年纪，感觉应该颠倒来念:“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生命计，两者皆可抛”。这是此时此刻我的感悟。

人生的不同阶段，必有不同的所感，所思，所悟。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

　　一次支架手术，并不是世界的末日，而是人生新的开始。

看看十八年前装了心脏支架的钟南山院士，如今仍健康工作在医疗第一线，他为所有的后来者做出了榜样。

无论年少年长，生活，仍然可以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