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京津勤工俭学得和失

凡夫子

前不久我的同事发来一篇，在今日头条上刊登的的回忆文章，题目是《大庆会战--会战指挥部地质调查处北京石油地质学校地震队》，署名作者为地球科学人。这篇文章是长江大学的前身，北京石油地质学校的老师们，回忆学校师生参加大庆石油会战波澜壮阔的情景，为国家的石油工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让广大师生学习和体验大庆石油勘探人，用青春与热血铸就的大庆精神。 文章回忆了广大师生在那激情燃烧的会战岁月，奋战在石油勘探的第一线，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发扬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气概。这篇文章的发表，说明学校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莘莘学子，为学校争光和艰苦奋斗的付出，我感到非常欣慰，谢谢学校领导和老师们。
1958年是中国历史上大跃进的代名词，各行各业都在搞大跃进，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激情燃烧大干特干，特别是钢铁工业，在全国以钢为纲，请钢铁元帅升帐的舆论一浪高过一浪，全民总动员大炼钢铁，成为全国每个人必须知道的第一任务。
全国各地都搞得红红火火。教育战线也不例外，到工农中去，到实践中去，也成为学校大跃进的主要目标，长江大学前身北京石油地 质学校也紧跟形形势，大搞勤工俭学活动，争取在大跃进中锻炼成长。地质专业的学生组织地质队，去黑龙江省完达山找矿，在完达山找到一个铁矿，受到北京市政府的大力表彰。
地球物理专业的学生组织地震队，去河南省作地震勘探；电法专业的学生也组织电法队去山西和内蒙作电法勘探测量。
我们野116班是学电法专业的，全班被一分为二，分别参与到野310班一部分去山西作电法测量，另大部分跟野310班一部分去内蒙作电法测量，完成国家的勘探任务，一方面学校可以拿到勘探费，二是可以提高学生对电法勘探全过程的了解，并参加其各工种的实践活动。
对野310班同学而言，这些活动是很有好处的，因为他们的专业理论课程已基本学完，他们可以参加电法勘探的全过程，参与全部技术工作的操作、解释及研究工作，为他们毕业后直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是一次很好的全面实践活动。
对我们一年级新生而言，不能说没有帮助，但毕竟帮助比较小。因为，我们班连基础理论课还没有学完，对电法专业是一片空白，我们只能配合他们，当作勘探队的工人，主要为各工种做苦力。当然也毕竟参与了全过程，了解了电法勘探的各程序，对以后的学习还是有一定帮助，对我们的思想提高，意志锻炼，克服困难，团结同志都还是有好处的。
我们班的这两个队，均是在1958年“五四”青年节后，离开北京分赴山西和内蒙的。我们班有三成同学，可能有何景荣、蒋龙林、王芦山、王均中、陈世碧、张国忱、刘明、朱仁堂、周瑞民等，跟野310班的部分同学去山西作电法勘探。
我们班的七成同学，如我和邝豪胜、曹子义、费忠义、吴良元、秦听生、李效祥、杨凤池、孟宗德、凌长根、顾云祥、郭庆连、陈兰机、王国福、杨志超、张耕田、杨维民，及女同学李素英、王进保、孙存敏、王映晨、陈彩霞……等同学参加到野310班的另部分同学中，组成的电法队去内蒙古作电法勘探。 我们电法队，叫707队隶属西安地调处银川大队，领队老师是：队长盛守灿老师，指导员路克惠老师，供电操作员老师纪玲、解释员叶盛芳老师。还成立临时团支部，支部书记是学校学生会主席、野310班班长、中共党员王秀春，我班邝豪胜（中共党员）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
我们一部分重要成员乘坐仪器车进入内蒙工地，大部分人员乘坐大卡车从北京出发、经河北，进入内蒙，在包头市轮渡黄河，经东胜，到第一个住地杭锦旗的哈拉昭庙，途中在包头和东胜（是银川大队住地）各住一宿。在包头吃饭时，我觉得最好吃的是葱爆羊肉片，感觉羊肉特别的香，从此我对羊肉厚爱有加，非常喜欢。
我们队的全部人员住帆布单帐篷，紧靠蒙古族村子和哈拉昭庙旁边，蒙古族乡亲们对我们十分好奇，大概很少见到外地汉人的缘故，经常掀起我们帐篷的窗帘，指指点点说些什么，按规定我们都不随便与他们接触，有时只在帐篷外，远远看到蒙古族老乡，出出进进哈拉昭庙，好像在固定的日子，蒙古族的女人成群结队进出哈拉昭庙。
我们电法队的任务，是从杭锦旗向北西西方向，经新召庙、百眼窑，到卓子山的一条电法大剖面。长约100多公里。
大剖面通过的地域有三种地形，即草原、沙漠、和山包（丘陵）。以草原最多，沙漠其次，山包最少，只在剖面个别地段通过一些山包、冲沟，剖面的北西西端点进入卓子山山陆，如大山的前缘地带，上山平缓，山顶平坦似桌面，名曰桌子山。 内蒙古桌子山 电法勘探，是利用地球物理方法，勘探矿藏的一种方法手段，它的原理是：把大地当成导体，利用人工发电，给大地A—B（距离是变化的）两点间通电，建立一个人工电场，再在A—B间任何两点（即M—N）两点测量其电位差。这种电位差在剖面纵、横上的变化，即可反映地层基底的起伏状况，因而达到地质勘探的目的。
电法队的主要工种有测量组、放线组、电话员（电极工）和操作员（包括供电员、操作员）。操作员主要由队长任守灿老师和纪玲、叶盛芳老师担任，野310班的同学也轮流在老师的指导下操作，我们班的同学们当辅助工人，都交换着当测量员（扛标尺）、放线员和电话员，而我先后当了放线员和电话员。
测量组的主要任务是确定剖面的走向，确定剖面起始点，各测量（中心点）点，剖面终点方位及坐标。这对于勘探工作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其中还分前后标尺员、记录员和观测员。观测员是测量组的核心，主要由测量老师观测和读数，记录员认真地把观测数据记录在记录本上，要求字迹工整不能涂改，主要仪器是水准仪。
电法队里的放线员（包括收线员）最累。因为他们要收放直径为约6毫米左右，重约60--70多公斤一盘的大线（供电线），这种装大线铁盘中间的洞直径只有约5厘米左右，大的木杠子放不进去，细点的又承受不了那么重的重量，只能用电极穿上抬着放。电极长约1.5米，直径约3厘米的铁电极，重约十多斤，两人抬起一盘大线，显得很重，特别是电极压在肩上十分难受，一盘大线500米，放线时要换好几次肩，还要休息几次，一盘线放下来把两个小伙子累的受不了。收线也一样累，摇动收线盘越摇越重，越摇嘴里发干，越摇浑身没有力气，腿都迈不开步，必须换人或马上歇一会喝水和吃一个糖三角，以补充水分和食物。
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总是以人抬肩扛来放线，其结果是把人快累死了，放线的速度还跟不上去，后来我们在草原（平坦宽阔）上放线时，直接把大线铁盘架在架子上安放在卡车尾部，打开汽车尾部车厢，大线接好后用汽车沿测量标致竿方向行进，由一个人掌握住不使大线跳出线盘拉翻盘架，而造成事故，另有一人掌握大线摆直，特别是汽车过标致竿后，不使大线偏离标致竿太远，以保证大线的位置比较准确。
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在一马平川的草原上，既保证了大线的铺设的精度，又确保了速度，提高了测量工作效率，还大大减轻了同学们的劳动强度。不过，这个方法，也是有危险的，如不注意安全，是要出问题的，如掌握不好，大线跳出线盘，拉翻盘架，盘架飞起来，是要打着人的，或是把人直接拽下汽车，发生危险。
我有一次由于处理不慎，因我的双脚踩住盘架，大线搅住盘架，一下把我和盘架一起拽出汽车，重重摔在地下，把屁股摔紫了，也肿了，万幸的是头没有着地，才没有出更大的危险。
再就是在沙漠和丘陵地带收、放线，是最困难不过了，有一天，我们6个人在后面的沙漠里收线，时间已晚，车偏离我们大约有700多米的地方，收完线后，因为找车，偏离了大线后，怎么也找不着汽车，夜虽然不是一片漆黑，但月亮外面好象蒙了一片面纱，大地蒙蒙笼笼，分不清方向，我们抬着大线，在沙漠里艰难地走着，走一步退半步，一脚采下去，沙子掩埋了半腿，走起来十分吃力，关键是还没有水喝，口里干地冒火，我们仍然信心十足，边走边开着玩笑，摆起龙门阵。说当我们到老了的时候，一定要对孙子讲忆苦思甜，说这段故事，叫他们不忘了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候，才听到汽车喇叭声，看到灯光，我们找到汽车，才回到住地。 电话员在电法勘探中的任务有两个，一是打好供电电极，接通大线，做好供电准备，提供一个好的供电环境；二是做好通讯，听从操作员的指令，为测量服务。
电话员分为短距离和长距离，短距离一般都是跟中心点行动，即如4500米以内的各距离点；而长距离的是指6000米、8000米、10000米、12000米、15000米五个点，都是在外分组单独活动，中心点两边各一组，每组六人，每组一顶单帐篷，一般是每点一人，另有一人作搬家和值班，随测量工作的进展情况而定，并准备晚饭。
一般，每天吃的如馒头、花卷、糖三角、包子（分羊肉和猪肉）等和水都是搬家车送来，并送来疏菜如西红柿、卷心菜、黄瓜、土豆等，还有油、盐、酱油等，早晨吃完饭后，各自带上中午吃的喝的，我们的饭量都很大。晚饭由值班的准备，把西红柿、卷心菜、土豆等汇成一大锅，几个人吃着，说着，也乐着，交流着，有时还唱着歌，显得非常自得。
电话员工作时带的工具有电工刀、钳子、黑胶布、改锥，电话耳机，20多根电极，一件雨衣，外加一头毛驴。电工刀、钳子、黑胶布、改锥是为接电线用的，电话耳机是作通讯用的，电极是作通电的电极（打入地下），雨衣是用来防雨和席地而坐，或躺着所用，而毛驴是运电极的运输工具，因20多根电极约200多斤，没有毛驴我们是寸步难行。
电话员最难受的是寂寞。因为工作区是内蒙古的人烟稀少的草原、沙漠地区，往往是一望无际，不是沙漠就是草原，看不到人，一个人在一个点上一呆就是很长时间，有时是半天，有时也可能是一天，工作期间是不能睡觉的，也不能随便乱走动，不然就会影响工作，因此，只有耐心等待，干什么？一是看小说，二是打电话，与各点上的同学通话聊天，但是，聊天也会影响工作的，怎么办？看小说或无聊地等待，无聊的躺着、走着，默默的看着蓝天、白云、草原……。这还有不难受的吗！
电话员是最危险的。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沙漠中，有人类生存的敌人，即狼群。
我们在野外的帐篷里宿营的时候，经常听到过狼的吓人的叫声，让我们惊恐万状，不得不在黑夜里商讨对付的办法。更可怕的是，远距离的我们，白天的工作往往是一个人的活动，如果出现狼群，那是其极危险的了。
我曾两次遇到这种危险。一次，我在完成了一个点的测量任务后，已是下午6点多钟，夕阳慢慢落下，落日的美景无暇顾及，只顾用毛驴驮着电极，牵着毛驴，转移到晚上休息的点上去，手上也拿着一根电极准备以防万一，准备战斗，就在过一个冲沟时，看到一只狼，拖着长长的尾巴，溜过冲沟向另一条冲沟跑过，顿时，我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好在没有发生意外，虚惊一场，顺利回到了驻地。
更为惊心动魄，至今我也难以忘怀的，是一次我在12000米工作，我的同学李效祥在15000米工作，因为是最后测我们这两个点，这时已经是天快要黑了，我和李效祥在电话里商量，先测15000，测量完他向我这里走来，我在12000这里等他。
当我测量完12000和他汇合后，一同回中心点住地。我们每人牵着一头毛驴，还拿着一根电极（防身），开始凭着天黑前的明亮和我们对地形的了解，前面是一座小山包，翻过这座山包，往前一点就是中心点的住地，就可以看到驻地的灯火了。
我们认为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离开了大线，向小山包走去，可是越过山包，凭着暗淡的月色，好象眼前都是茫茫的草原，没有任何的特征可以把握，走了很长时间，也看不到驻地的灯光，于是，我们不断的走着，也不断的商量着……。
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了那可怕的声音，狼在嚎叫着，毛驴的耳朵都竖起来了，我们也感到了可怕，握紧手中的电极准备战斗，同时牵着毛驴向狼嚎叫的反方向走去，当我们听不见狼叫的声音时，心情才放松一点。这时的我们不知走了多少路，也不知是怎么走的，也不知那时是什么时候了（当时我们没有手表），只知道自已是又累、又饿、又渴、又冷，疲乏不堪，也确实走不动了，我们俩决定背靠背的站一会，稍作休息；可就这样，我们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睁开眼，已是天亮了，中心点住地的帐篷就在前面不太远的地方。
我们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极其危难的晚上，这个晚上是永世不能忘记的。我记得在回到学校后，我曾以此为题，作了一篇作文，以作纪念！
回到驻地，领导老师说很多人都为此非常着急，曾派出几个人出去找过我们，也在帐篷外面挂过灯，可我们不知为什么就是看不着，找不着？ 根据资料鄂托克召是鄂托克旗最大的寺院。其前身是豪沁召，始建于1652年（顺治九年），1824年道光四年迁址重修，故也称新召庙。鄂托克召1949年以后还有12座殿堂，十分盛旺。文革期间，新召庙遭严重破坏，大小12座殿堂全部拆毁，昔日金壁辉煌的大召落为一片废墟。2005年开始修复，鄂托克召庙檐正中悬挂藏蒙汉三种文字写“吉祥慧瑞寺”匾额。 这是女同学与蒙古族老乡的合影。照片中间是蒙古族妇女抱着小孩，左边是女同学李素英，右边是王进保同学。 在做大剖面时我们班女同学与队指导员的合影，照片中间是指导员路克惠（学校团委书记），照片左边是李素英同学，右边是王进保同学。 大剖面通过内蒙著名寺庙--新召庙，我和同学在这里的合影，前排左一为费忠义，前排右一为邝豪胜，后排左一是孟宗德，后排中是李效祥，后排右一是樊开意 内蒙古蒙古族居住的蒙古包 大剖面通过的地域是以蒙古族人居住为主的，我们也因此了解了不少蒙古民族的情况。首先，是庙宇特别多，给我们的印象是只要有蒙古族人居住较为集中的地方，就有喇嘛庙，庙有大也有小，在我们的印象里杭锦旗的哈拉昭庙和新召庙给我们的印象最深。
哈拉昭庙是我们开展工作的第一个住地，大概住了20來天，它并不算大，然而它的香火却十分盛行，四乡的蒙古族人和部分汉人都来烧香拜佛，看到的好像以女的蒙古族人为多。当我们第一次参观新召庙时，我为寺庙内金光闪闪、金碧辉煌而感到惊讶，你看那香烟渺渺终日不断，可谓盛矣。
新召庙不管其规模，还是装饰都比哈拉昭庙大而华丽多少倍，特别是每日太阳下山前的法会，全庙的喇嘛都集中在庙前广场上，吹吹打打，非常壮观，长长的大大的长号排成一排，吹出来的声音婉卷而忧长，喇嘛们手舞足蹈，看来十分有趣，我们同学们称之为喇嘛舞。
另外，蒙古族人中，喇嘛特别多，但没有女的，有老的、少的，更有不到十来岁的小男孩；再则就是蒙古族人特别直爽、朴实而好客，有一次我们放线组在一个烈日炎炎中午，我们的水喝光了，同学们感到很渴，刚好离剖面不远处，有一户蒙古人家，我和两个同学去要些水，他们非常爽快地给了水，又一定要我们在他们家喝奶茶，不喝不让走，我们十分感动。
大剖面从百眼窑旁边通过。百眼窑，顾名思义是有百眼（窑门），形容它大。有百眼吗？当然没有那么多，但确实是够大的，我所见过的最大的砖窑，与它比起来可说是小巫见大巫，没法比，它象一座小山，上上下下都有窑门，看起来十分雄伟，只是已经破败，不小地方已经坍塌，从历史而言，大概已是非常久远了，从这可知，我们当地的先民，确实勤劳而充满智慧伟大！
完成了电法大剖面后，我们又在纳林卓（鄂托克旗），又做了一片面积测量，直到九月底完成勘探任务。
1958年“十一”晚上在纳林卓和银川大队705电法队的同志们召开了联欢晚会，共同庆祝我们伟大祖国的国庆节，队长任守灿老师与人跳舞的舞姿优美，令人倾倒。“十一”后不久，我们胜利完成任务，回到学校。
野310班的王秀春，是一名中共党员，也是电法队临时团支部书记，他在队里起着非常重要作用，他工作积极，敢于承担责任，与我们低年级同学的相处融洽，还多次与我长谈，聊及做学生工作的体会也谈及个人的人生追求，对我帮助很大。
在内蒙勤工俭学的集体里，是非常快乐的，有很多趣闻轶事值得回忆。
在内蒙古草原工作，吃羊肉是不可避免的，基本上每天都吃，如卤羊肉、羊肉包子、懒龙（羊肉卷）、羊肉饺子等等，同学在一起时常开玩笑，撒出尿来都有羊骚味。
最有乐子的是吃羊肉饺子比赛，每逢包饺子，就十分热闹，杀羊剥皮，弄陷的弄陷，包饺子的包饺子，都是同学自己干，当然，我们南方同学只能是看，等着吃，因为不会，帮不上忙；吃起来，个个都是如同猛虎下山，放开肚皮，互不相让，我记得吃得最多的是我们班的杨凤池，是85个，吴良元第二，是76个，我也吃了31个。后来在90年代初，我、吴良元以及其他同学在一起谈起这个事时，都笑得肚子痛。
再就是抢猪肉吃。那是大跃进的年代，就如进入了共产主义，都是各尽所需，我们班的张耕田同学在队里当炊事员，一般需要搬家的时候，都是粮草先行的，有一次我们放线组的人，从后面收完线往前头送，刚好路过炊事班，老远就闻到肉香扑鼻，同学们一下车，一个个直扑橱房，各自动手，你一块我一块，一会儿就吃得满嘴流油，上车走了，中心点的人来了，骂我们这些人是土匪来了。
吃晚饭时，大家还以为必定又有一顿美餐，吃饭十分踊跃，菜名曰烧大肠，大家一吃觉得味道特别，当有同学吃出猪粪来，大家才忽然大捂，知道上当了，也没有办法，只好把张耕田臭骂一顿也就完事。因为张耕田是北京市人，从来没有杀过猪，他能把猪杀死就不简单了，哪会洗猪大肠呢？
在草原上追黄羊，也是十分有意思，在草原上我们看到最多的一种动物，它形状象羊，毛的颜色是黄的故而称黄羊，它以群居为特点，我们看到的一般都是以几十只、上百只而出现，以善于奔跑著名，速度极快，我们有几次放线，离它们很近，司机一时兴起，加足油门朝黄羊群直冲过去，黄羊也快速奔跑，在那辽阔的草原上追逐；黄羊很聪明，你追它就跑，你快它也快，你慢它也慢，你停它也停，站在那里抬头看着你，从我们实践情况看，在草原上开解放牌汽车，是追不上成年黄羊的。
我们只是在两次追捕中，抓到过两次未成年的小黄羊，而且是追了很长时间，才追上撞死的，黄羊肉很香，非常好吃。现在想起来，我们那时根本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只想到好吃。 回北京的路程中处处可见大跃进的热火场面，那“一切为了1070”，“请钢铁元帅升帐”，“三面红旗万岁”，“人民公社是金桥，社会主义是天堂”……等大幅标语非常醒目。
一座座土高炉，小高炉，到处可见，冒着黑烟，到了晚上火红半边天，如同白昼，壮观极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大跃进中所爆发出来的那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激情，就象火山爆发，无法阻挡，当然是不可厚非的。但是，它给国家所带来的损失也是很大的，这种大跃进显然是不正常的，打乱了国家的经济规律，是一种头脑发热的蛮干，是一种左倾思潮。
回到学校的第一件事，是对到内蒙和山西参加勤工俭学工作进行分班总结。
从总结的情况看，在山西工作的同学们所受的苦，和所付出的代价，一点也不比我们在内蒙的同学们少，有些方面还可能还要更艰苦。
在山西参加野310班搞电法勘探工作，我们班的同学主要是负责放线和电话员工作。当时的电法测量的供电线，是很重的，工作时前面必须不断的放，后面不停的收，而工作的地方，乃是老乡的庄稼地， 另就是夏天在庄稼地里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工作辛苦又特别闷热、口干舌燥，非常难受；在山西工作的同学们表现都很好，特别出色。 从1960年开始，根据国家勘探工作需求情况，石油部宣布停止电法专业课程，将我们班转为地震专业，开始讲授地震勘探专业课程。
地震勘探理论课，由任苏东老师讲授，以前苏联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顾尔维奇《地震勘探》为教材，地震仪器课由高满镛老师讲授，主要讲授《五一型地震仪》的线路原理、仪器操作与维修，及其他勘探仪器设备的工作原理等。
由于中途调整的专业，时间紧迫，所以课程讲的很快，到1960年10月，地震勘探的理论课程全部基本讲完。由于我们班同学的学习积极性比较高，也比较自觉努力，有比较好的学习环境，又有同学们之间比较好的相互帮助，共同商榷传统，同学们的学习比较轻松，学习成绩也自然比较满意的。
1960年“十、一”前，我国在东北黑龙江省发现了大庆油田，石油部正在组织大庆石油会战，我们学校也在石油部的安排下，派出了野415班组成地震队参加了会战，还派出矿410班、矿411班参加大庆会战，参加各测井站测井工作，我在青海时的同学姜俐生有幸也参加了大庆会战，经受了大庆会战的战斗洗礼，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北京市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下，也想在京津地区找到石油，因而组织了京津地震勘探会战。北京市的计划是由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和我们学校各组织两个地震队，北京地质学校组织一个地震队，共7个地震队，部署在京津凹陷开展地震勘探工作。
我们学校原计划由我们班一分为二，分别各领野317班和野318班，组成105、106两个地震队。后来由于计划的改变，最终只由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和我们学校，各组织一个地震队参加京津地区的地震勘探活动。
我们学校的任务在京津凹陷做一条大剖面，即从北京的黄村到天津的王庆坨以东，后在河北省三河县以南做一片面积测量，寻找构造圈闭。
根据计划的变化，学校决定以我们班为主，野317班和野318班参加，组成了105地震队参加京津会战。队长是高满镛老师，指导员是席绍曾老师，另有付队长，付指导员。队里的各主要技术岗位都是由学校老师担任，仪器操作员宋金印、张铁河老师，解释组是武建勋和另一位女老师带领，爆炸组是教无线电的老师，钻井组的是教机械的老师，测量组是教测量的老师领衔。
各组参加各主要技术工作的都是我们班的同学，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工作，如开始的时候，学生各组组长分别是：解释组组长是我，仪器组组长是王芦山，爆炸组组长是吴良元，放线组组长是费忠义，测量组组长顾云祥等，以后有所轮换。其他那两个班的同学都参加到各组作辅助工作。
地震队成立了队务委员会，由队长、指导员、付队长、付指导员和我5人组成，解决队中的一切重大问题。队上还成立了临时共青团支部，由我任团支部书记，支部成员还有野318班的团支部书记兼班长李继顺，野317班的团支部书记马力。 这是60年代的廊坊火车站，做大剖面时住火车站南的一个村子了 我们于1960年11月初出工，先做京津大剖面，剖面长约100多公里，从西向东南方向做，起点在北京大兴黄村附近，终点约在天津王庆坨以东，随着剖面向前进行，我们的住地也在向前挪动。
我们每人带有行军床，因地制宜，有炕的睡炕，没有炕的睡行军床。第一个驻地是黄村，以后在安定、廊坊、落垡、王庆坨等地居住。
在这些临时驻地中，我对廊坊和王庆坨印象很深刻。
在廊坊居住时，我们住地是在铁路以南的一个农村村子里，我和解释组的三名同学住在一家农户的土炕上，一天下午上班的时候天气不太冷，我把毛衣脱下来放在炕上叠好的被子上，上了门锁就去上班了，等感到有些冷回来拿毛衣时，毛衣不见了，仔细查看，发现窗户纸破了，窗户破口的窗台上的有明显的拖痕，说明我的毛衣是被人拿走了，当时正期国家困难时期，又是在农村，这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吃哑巴亏了，不能计较了。这个冬天，缺了毛衣的我过得确实有些艰难。
在收工回到学校后，我把丢毛衣的事，告诉了我的同学姜俐生，她向我伸出了友谊之手，她非常诚恳的表示愿为我织一件毛衣。但在当时困难时期市场上虽有毛线卖，可是要买到织一件毛衣的毛线是困难的，按定量（凭本）每人二两毛线，我只得到处找同学借本，才把毛线凑够数。而毛线的颜色又十分单调，只好买的是红色的，在这位好心女同学帮助下，才重新有了一件毛衣，她也是顶着同学们的讥笑，才得以完成的。
廊坊，我在后来还多次在这里工作过，可这次在我的经历中则是刻骨铭心的。

天津市的王庆坨它给我的印象也很深，首先是它的大，听天津附近的人说，王庆坨是中国最大的村子，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谁也没有对比过，谁知道那里最大呢？反正在我的印象里确实是够大的，方圆好几里地，在村里找个人那是够困难的。二是老，你看村里的祠堂建筑，大而古，高高的屋顶和高高的粗大的门槛，屋檐及房拄上雕龙划栋，很有气魄，据老乡们说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三是乡亲们待人热忱，好客，愿意帮助人，我们在此工作，在生活各方面都得到了公社及老乡们很好的帮助和支持。

1961年春节前完成了大剖面的野外施工。接着又搬家到廊坊北边三河县的采育村，在这里做了一片地震面积测量，大概做了井字形测线，工作量大约不到100公里，我们就在这里度过了这一年的春节。
春节后队里对各工种进行了调换，我被调到爆炸组当组长，费忠义被调到解释组当组长，吴良元被调到放线组当组长。
在这里我的腰痛病又复发了，因为是痼疾加上冬天睡行军床，垫的太薄，腰受凉，穿的也很单薄，棉衣里没有毛衣贴身而复发，腰直不起来，也弯不下去，活动十分困难，因为在野外工作，也没有医生医治，只能从农村的医疗点上买些止痛药吃，就是这种情况下，我还坚持着繁重的野外工作和社会工作。腰痛病直到回到学校，天气热了以后，才慢慢好起来。
也正在这时，由于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很低，我们学校也同样因粮食而捆扰着，虽然我们在野外工作定量有所提高，但仍然发生同学们与食堂许多矛盾，为了解决矛盾，稳定队伍，队里成立伙食委员会，队务委员会决定由我任伙食委员会主任。这样，除了正常的野外工作和团支部的工作外，又加上了这个辣手的事情，白天工作后，晚上要与食堂管理员和炊事员研究如何改善伙食，提高主食的数量，提高副食的数量和质量，让同学们吃饱吃好，以便不影响同学们的生活和工作。伙食委员会同时还兼有监督的职能，使有限的资金和粮食全部用在同学们的生活上。
这次京津地区地震勘探任务，约1961年3月底全部结束野外工作。
这次参加的京津地区的地震勘探会战，据我所知，北京这几所院校地震队所使用的地震仪器，工作中的地震观测系统，工作方法，大体上是相同的。

我们队的工作方法是这样的：地震仪器是国产仿苏的五一型模拟光点照相记录仪，拾震器是很重的马蹄状检波器，使用单边放炮简单连续的观测系统，炸药震源，单个检波器接收，检波器间隔50米，24道检波器接收，经过试验，爆炸井深5--9米。
这次参加的勤工俭学，对我们来说是收益非浅，它是对在学校学到的地震勘探理论，从施工设计，工作试验，到每个工种的实际操作，到获得地震记录，直到进行地震资料解释，时距曲线的绘制，到地震速度的计算、综合，到地震剖面的绘制，到构造图的编制等工作的一次全面、系统的实习和实践，为我们以后从事地震资料解释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它也垫定了我们进行地震记录对比基本功的基础，也培养了我们从事地震资料解释工作的兴趣。这是一次难得的工作经历，是我们从事地震资料解释工作，获得成功的重要里程碑。
同样，同学们对《五一型》地震仪，以及爆炸机、测量仪的原理、操作、维修等都有一定的了解和实践。

我在解释组的工作，一方面是做好同学们的组织分工，组织好每天的工作，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做好与老师的沟通，另一方面是做好自己那一部分解释工作。
解释组中的工作，包括有：把地震记录反射波变成时距曲线（时距图），再变成地震剖面图，或利用时距曲线计算地震速度，或利用剖面图以完成地震构造图等。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在武建勋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在开始阶段地震记录的对比也是由武建勋老师进行。
我们每天的具体工作是：首先是对地震记录做初步整理，如记录头盖参数章，并填写各种记录参数，确定记时零线，标记时间，每秒注数等。
点时距图，是从地震记录上的反射同相轴每一道的时间，和它对应的距离，按一定的比例尺点在方格纸上，一张地震记录为24道，有10个以上乃至20多个反射（层）同相轴，要把如此多的同相轴都点在方格纸上，其工作量是非常巨大和烦琐的，它要有一定的精度，读数误差只能在10毫秒左右，时距图是解释工作中最主要的基础工作，如果把它倒过来可以似为剖面形态，可以了解地下地层起伏状况。
点时距图，一般由两个人同时工作，一个人报数，一个人点点，如果两人配合默契，读和点的基本功过硬，速度是很快的，这个基本功是需要在工作中培养和摸索经验；读的要求眼快、嘴快、反应快，点的要求眼快、手快、反应快。要求每天都必须把前一天所放的地震记录，全部点完，不得留到第二天去做。然后由武老师根据点点情况，连成时距曲线，以供下一步工作使用。
根据时距曲线算速度，主要是用量板法求取每个反射波的速度，再把所求取的全部速度用算数平均法进行综合，求得该条测线或该区得综合速度，可以作为时深转换用。我们在工作中对全部地震反射都进行了计算和综合。速度资料是地震勘探中最重要的基础资料，这对进一步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
划地震剖面图，是另一项非常重要地震资料解释的基础工作，也是另一项解释基本功，是每个解释员必须掌握和具备的基本功。它是根据时距图同一反射层的时间变成深度剖面。单个同相轴和半个同相轴剖面的划法，是非常难的，搞不好就会把反射产状划得不对，或把地层产状划反，会造成整个地质解释的错误。1962年冬天，我们在长春整理地质部松辽盆地东南部资料时，我就检查出一个参加工作半年多的学生，把剖面产状划错的例子。
速度资料在地震资料解释中十分重要，最好有地震测井求取速度。在确定了速度资料后，按时间换算成深度，做成深度量版，这样才能提高划剖面的速度。
以上这些工作我通过实践深有体会，大有收获。在后来的地震记录对比工作，由我来完成。 地震记录对比是地震资料解释的关键，它包括对地震波的识别，波与波的相似性、连续性，断层在记录上的识别，特别是对异常波的识别，如果反射波或其波组稳定、有特征的话，还应该能够确定断距的大小等等。如果对比不对，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它可以歪曲地下地质特征，造成对地质情况的判断错误。
在记录对比过程中，我总喜欢向老师问些为什么？总喜欢对记录反复观察，仔细研究，十分注意反射波的变化，总觉得地震记录中有着无数的秘密，如果不尽全力的去研究它，就没有办法去解开它的奥秘。
工作中采用的震源，用炸药爆炸产生地震波，所以我们爆炸组的工作是包炸药包，炸药包下井，放炮爆炸（操作爆炸机），转移炮点等四步曲。
爆炸工作，头等重要的就是安全，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思想上必须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除此之外，还必须有严格的操作流程。
由于我们采用的是单边放炮的简单观测系统，一个炮井要放两炮，所以第一炮响过并井喷以后，要立即抢下第二包炸药，以保证把炸药包下到预定深度，如下不到预定深度，将对地震记录质量带来影响。
爆炸机是爆炸组技术工作最核心的技术，我们所使用的是前苏联的桶式爆炸机，重量很重，搬炮点时需一人扛着走，爆炸机的爆炸和线路原理，在上仪器课时就学过，通过实际操作和跑线路，很快就把线路熟悉了，在使用中排除故障，也就得心应手了。
在施工过程中，队里考虑到我还没有上仪器放过炮，也想让我实习一下操作地震议，我按队长的要求，上仪器车放了几次炮，其中一次我的记忆很深，那次队长把我从炮点叫到仪器车上，让我操作放炮。
我首先检查检波器埋置情况，24个，一个不少，检查仪器因素，通知全排列警戒，启动记时马达，准备放炮了，喊：预备！注意！放！隆一声巨响，放炮结束，拿相纸洗相，记录很漂亮，记录黑白分明，信噪比也很高，但就是没有记时线，废品一张。原来是放炮心切，忘记再检查一下记时马达是否启动。
放废品是操作员最难堪的事，虽然队长没有批评，但责任是我，应该自己作检查，教训是深刻的。 1961年4月初，京津地区的地震野外施工全部结束，4月下旬全部回到学校。
在学校的四年学习生活里，我们班经历了两次长时间的勤工俭 学活动。这些具体的勘探实践，无疑是有很大收获是的。它使我们学到了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和本领，也让我们直接参与到实际锻炼，使我们毕业就能毫不费劲的融入到技术工作中，使得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起来了。也是我们一生追求的起点。
这两次勤工俭学，已经过去了60多年。
回忆这些情景，一方面是想回忆当年所走过的艰苦历程，以及那些美好画卷，也回想我那些年轻帅气同学们的音容笑貌，我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日夜夜，那些天真烂漫的同学们。也想用这些回忆来纪念已经离开我们的那些可敬的同学们。
另一方面，我也想用理性的方式来分析一下，我们班（当然不只是我们一个班）花那么长时间，进行勤工俭学，对我们学生，或对学校，或对国家的得和失。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教育方针的大事。
学校的办学方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和实践如何结合如何处理呢？
我觉得应该用理性的认识来分析和总结，来考察一下当时在办学过程中的得与失，才是有益的。通过我对我们班在学校四年学习的实践，我认为，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
首先，在政治、思想工作上，过于强调抓阶级斗争，过于依赖政治斗争，过于相信搞轰轰烈烈，干什么都搞群众运动。如反右派斗争，反自由王国运动，把同学们自由恋爱中出现问题公开化，为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而停课搞群众运动，在学校大办民兵师，用群众运动开展劳卫制达标活动等等。
这些名目繁多、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不但严重的破坏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特别是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差别，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造成了严重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我们亲眼目睹了年轻学子吊死在烟囱上，严重的破坏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极大的挫伤了知识分子对党的认知和感情，造成了严重后果。
学生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是正常的现象，完全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应该通过体现党的政策和有力的思想工作去解决问题，可是学校却采用轰轰烈烈，大鸣大放，揭露、批判、斗争的办法，触及了很多人，对这些同学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也给党的政策抹了黑。
如何理解理论联系实际。这是办学方向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实践问题，弄不好就会造成重大损失。我以为，学生在经过理论学习后，需要有诸如参加实验，参加实习，参加一段时间的实际工作即实践，达到加深理解，掌握操作技能，掌握工作方法，以达到完成理解、掌握，把书本上的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我认为我们班所经历的“实习”“勤工俭学”，却大大超过了这个范围，实属是在打政治牌，是一种不正常的思潮反映，是非常不合适的。
在前面的回忆中可以算出这样一笔帐：我们班第一次在内蒙的“勤工俭学”，时间是约5个月，如果除去掉暑假一个半月，浪费的时间也有3个半月之多，加上前后的准备和总结时间也就有4个月了。
第二次在京津地区的“勤工俭学”，时间约5个半月，除去寒假一个月，浪费的时间也就有4个半月，加上前后的准备和总结时间也就有近5个月了。第三次是停课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时间有近一个多月。
其他因各种各样理由而停课都不算的话，仅前面这三项，共计浪费我们班学习时间达10个多月，即一个学年。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极大的损失，学期四年实际上变成了三年了，我们与其他年级或其他班级相比还多学了一个专业，这样，学校只有采取加快进度和压缩教课内容的办法，这给同学们的学习带来极大的困难，也少学了多少东西啊！
再则，在我们课程设计中，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外语教学纳入学习内容，在我们之前的年级，学的是俄语，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什么都不学了，这对学生而言，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啊！它等于我们缺了一种学习和工作的手段。这是学校最大的失误了。
一个国家的教育事业，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我作为一名普通的退休工作人员，没有理由对如此重大问题发表议论。只是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发表一些感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