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十年》第五十四章（7）

林正德

《非常十年》第五十四章（7）

林正德

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柯达和老师和尤品玲的事。

柯达和老师从“牛棚”被放出来之后，他又恢复了教书工作。他很感激尤品玲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支持了他，给予他在精神上的莫大慰藉，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和她尽早结婚。

有一天，柯达和老师郑重其事地对尤品玲说：“品玲呀，咱们结婚吧，好吗?你知道，我的年龄已经不小了，都快四十岁了，不能再拖下去了。”

尤品玲听见他说起这事，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说：“结婚当然是好事，不过，你知道我现在只是个学徒工，有规定是不能结婚的，要等到转正之后才能结婚。”

“那你说，我们的事怎么办呢?难道就一直这样拖下去?究竟要拖到何年何月呀?”柯达和老师显出焦灼不安的样子，他目不转睛地盯望着她的脸。

“不会拖很久的，只要我一转正，那咱们就结婚，好吗?”尤品玲的那一双眸子也望着他说。

“嗨，那也没办法，也只好等你转正了再结婚。”柯达和老师不由地叹了一口气，又说，“不过，你说话可得要算数哟，等你一转正，咱们就结婚。”

“那自然。”她点头应诺。

柯达和老师无可奈何，只好苦苦地等待她早日转正，他时常掰着手指头数日子，究竟她还有多少天才转正呀，他等呀等着，她的转正日子都进入了倒计时，他是多么欢欣鼓舞呀，眼看着她的转正日子就要来临了，叫他的内心怎能不激动不已呀!

终于他盼来了这一天，他找尤品玲谈话说：“品玲呀，你现在已经转正了，咱们就结婚，好吗?”

“结婚?”尤品玲睁大眼睛望着他。“这个吧，你知道——我父亲是反对我们的婚事的，我还没有说服他咧，得需要时间去说服他。”

“那你说，咱们的事情该怎么办?”柯达和老师显露出不满的表情。

“这个事情不能焦急，得花时间慢慢来，我得有时间去说服我的父亲和家里人。”她推诿说。

“‘慢慢来’，同志，我都已经40岁了，还要‘慢慢来’多久呀?”他提高嗓门嚷起来，显得有些冲动的样子。

而尤品玲则保持沉默着，她一声不吭。

“品玲呀，你说咱们的事情该怎么办?总不能这样无休无止地拖下去呀!”他阴沉着脸说。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总得要有时间去说服我的父亲和我的家里人。”尤品玲的脸上没有表情，她也显得很不高兴的样子。

他俩的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余下的日子，柯达和老师进行痛苦的思索，痴情的他终于领悟了尤品玲之所以对他们的婚事一拖再拖，实际上是因为她对他们的婚姻并不满意，但是，由于她碍于面子的关系，她不想由她来斩断他们的恋爱关系，故她就采取拖延战术，她相信凭着自己年轻会拖得过他，拖到他最终不耐烦了，那他就会主动提出结束他们的恋爱关系，她的这一着棋真够绝了，他被她捉弄得太惨了，他算是看透了她。

在他的家人、同事、亲朋好友不断劝说下，他终于下了决心另起炉灶，在他的一位好友的撮合下，他认识了一位在外地的中学女教员，他在未和尤品玲正式断交的情况下，就悄悄地与她结了婚。

后来，张露把这件事告诉给尤品玲，尤品玲听后什么话也没说，就嚎啕大哭了起来，这是撕心裂肺的恸哭，她抬不起头来，整个身躯在剧烈地颤动，她把她的心，她的肉，她的血都化为山泉般的泪水哭了出来，正是，“慷慨为悲咤，泪如九河翻。”

尤品玲在柯达和结婚之后不到半年功夫，她也结了婚，当然，她这一次不是自由恋爱，而是介绍婚姻，她的丈夫是一个工人，只是他的家庭背景不错，她的公公在省委某部门当官，是一个准高干。

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柯达和与尤品玲之间的事，他俩这场马拉松式的恋爱前后差不多有七、八年，然而，到头来还是不得不分手了，成了“空对空”导弹，在此之间，我也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旋涡之中，只是我还算是比较早冲出了这场感情旋涡，我不觉得庆幸，只觉得悲哀，我想，无论是我还是柯达和，都会从这失败的恋爱中，悟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女人的话多半是靠不住的，只能姑妄听之，也许，她当初说的话都是出自肺腑之言，但是，到后来情况变了，她原来说的真诚的话都成了一张张废纸，难怪连贾宝玉也会看破红尘出家游走四方：“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逝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时至今日，我还闹不明白那个尤品玲究竟真爱的是谁，是本人、柯达和、还是她现在的丈夫，也许，她都爱，又都不爱，实际上她真爱的是她自己，只有她自己，惟有她自己一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就是最自私自利的动物。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同年10月6日，华国锋、汪东兴等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在十年内乱中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四人帮”，终于被彻底粉碎了，历史翻过了沉重的一页。

在恢复高考的日子里，我的一大批伙伴刘友礼、黄树希、叶思声、钱建国、许晓光、朱仁义、范晋明、郑少霞、徐雪真、袁芝青、杨洁、陈东、任培生、陈炳义、曾自明、姚自强、程华、宋春生、林燕、姚容、郑少峰等人都考取了大学或大专，其中黄树希、叶思声、钱建国、徐雪真、袁芝青、杨洁、宋春生、姚容等还先后到美国和西欧各国留学。

那个林燕也考取了鹭门大学，她在学校里给王元逸写了一封信：



这些日子，我的内心世界经过了一番痛苦的挣扎和搏斗，我想得很多，想起了我们相处在一起的日日夜夜，那有欢乐和幸福，也有痛苦和悲哀，我想，其中的痛苦与悲哀应该更多些，经过这长达九年的接触，我发觉双方之间在性格上的差异愈来愈显现出来，如今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因为不了解而结合，因为了解而分手，这是许多人所走过的人生之路，自然，这是挫折之路、失败之路，但又是必然之路，也是我们所不得不走的路，何况，我们还未结婚咧。我知道这样做，对你的打击很大，但是，与其长痛，不如短痛，元逸呀，请你原谅我，我是不得不这样做的，让过去我们相处在一起的美好日子永远留存在我们的记忆里，它是珍藏在历史博物馆里的一件珍贵文物，我永远会记住你这个人的，记住你给我带来的美好的一切，我很爱读普希金的《致大海》这首诗，“再见吧，自由的元素!／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的眼前／滚动着蔚蓝色的波涛／和闪耀着骄傲的美色。／／好像是朋友的忧郁的怨诉，／好像是在他别离时的呼唤，／我现在最后一次倾听／你悲哀的喧响，你召唤的喧响。”再见了，元逸，请你别怨恨我!



而命蹇时乖的王元逸知道她迟早要来这一封信的，便默默地承受了命运的又一次沉重打击。

不久，林燕就和她大学同学——原来东南师院院长罗湘之子罗少羽好上了，毕业后，他俩结了婚，并双双赴美留学，但最终二人因为感情不和又分了手，这些都是后话。

而程华考取了南阳师专，毕业后不久，他又设法调回省城，并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他与原附中“红九·二”的欧英结了婚。至于阮倩玉则调回原籍上海工作，并在上海成了家，不过，最后她又跟她丈夫离了婚，只身一人带着一个孩子在孤独中惨度余生。

那个刘路拾也终于上调回省城，在一家小工厂工作。而在尤县饮服公司工作的林玉梅也想方设法调回到了省城，在某金融单位工作。还有黄明芳经过辗转，最终他们夫妇二人都调回省城工作，结束了“牧马人”的生活。那个张露上调回省城后，后来成了一个“女强人”——她当上了某公司的经理，也结了婚，真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也。

本人也被市里某单位招工，为了尽快写完这部给我们这一代人看，也给下一代人看的书，我甚至放弃了报考大学的机会——这是我做错的又一蠢事，经过数十载春秋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我终于写完了这部长达250万余字的不知何时才能发表的书，聊以自慰。

记得，赫胥黎说过：“善于思考的人，一旦从传统偏见的令人眩目的影响中解脱出来，将会在人类的低等祖先中找到了人类伟大能力的最好证据；并且从人类过去的漫长进化过程中，将会找到人类对达到更崇高的未来的信心的合理根据。”

我时常在想，我花费半生的精力，把这场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的经历写下来，这值得吗?我觉得值得，因为这苦难的十年经历是任何一代人不曾有过的，古人没有过，后人恐怕也不会有，如果我不把它写出来，后人肯定也难以写出，因为他们没有这段历史的亲身经历，没有血、火、泪的感受，他们写出的东西只能是资料的堆积，甚至连资料也只是只鳞片爪，所以，我是被一种使命感驱使着写下了这部书。

毛泽东同志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我想，正是我们亲身经历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所以，也只有我们才能更深刻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当然，还有上山下乡运动，这也是一段异常难得的历史，我们把生命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文革和上山下乡，无论是情愿还是不情愿的，都身不由己地被卷进了历史的搅拌机，谁也逃脱不了这场历史的炼狱。塞万提斯说：“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时间抗衡，把遗闻旧事保藏下来。它是往古的迹象，当代的鉴戒，后世的教训。”

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这段历史更是不应该被忘记，巴金先生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以及邵燕祥先生提出建立“文革学”的意见，这一些都是有识之士的真知灼见，但愿“‘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也将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我不认为我的这部作品是所谓的“伤痕文学”，而认为理应是一部警世之作。

在最后，我不妨抄录一首词，作为结束语：

　百字令·惜一代人

曾兆惠

少年抱负，驾高鹏凌碧，撷星拿月。九万里风云怒卷，一笑犹期飞越，舞雪弓刀，生春笔墨，意气倾人杰，胸腾沧海，巨涛狂涌崩裂。

不信梦去无踪，万般寻觅，唯有秋声咽。起看芳林寥落甚，满眼红枫如血。梦兮归来!归来伴我，不与青春别。一腔心志，岂甘从此餚歇?

　　　　　　　　　　　　　　　　　　　　　　　　　　　　　　　　　　　　　　　　　　　　　　　第三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