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

简洁

日前，给自己列了两个清单，一是余生所要完成的心愿，有若干项。另一个是今生最悔之事，有十几条，例如，没有经历一场刻骨铭心的自由恋爱；没有给父母亲过个像样的生日；长辈们在世时，没能对家族中的过往做多些细致的问询和了解，等等。

还有，没能参加高考，接受全日制大学教育。写罢这条，在悔与不悔间思忖再三，终还是划去了，选择了不悔。

既然有机会参加高考，有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原始大学生，却主动放弃，至今想来竟然选择不悔？对此，内心确实很复杂。

上个世纪那场动乱开始时，我上小学三年级。非常幸运的是，升入中学后，遇到了一位好老师。

老师姓吴，名锡林，仅从名字上便可看出，是南方人。上个世纪的1966年，吴老师在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由于成绩优异，被免试留在学校继续读研究生。因众所周知的原因，研究生不能读了，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后来，分配到十三中学做数学教员。我们升入十三中学后，吴老师既教授我们数学，还担任我们的班主任。

那时，动乱还在方兴未艾，校内的学习风气不言而喻。而那时对于好学生的标准，多是用学习讲用的水平如何、劳动态度以及是否敢于向不良现象做斗争来评判。

当时，学校有位姚姓老师，曾是我们学校的学生。高中毕业后，因为所谓的家庭出身问题，即使高考成绩非常优异，特别是在数学得了满分的情况下，也未能跨进大学校门。后来，被惜才的领导留在学校，做了老师。

我们入学后，姚老师曾教过我们班的几何课，虽然时间不长，但授课思路简洁清晰，重点突出，板书非常漂亮，许多同学的学习兴趣，一下子被激发出来。

一次数学考试，班里几位本该得满分的同学，因为粗心大意，成绩不理想。在分析完试卷后，吴老师缓缓地对同学们说，你们做学生，就要做姚老师那样的学生。停顿了下又接着说，姚老师曾经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毕业之后留在学校当老师。他在校做学生时，每次考试是45分钟，他都是只用一半的时间做完交卷，每次都是满分，无一例外。说完，又用加重的语气重复了一遍那句话：做学生，就要做姚老师那样的学生。

初一临近期末，学校搞教改，规定凡平时学习成绩优异、经任课老师推荐的同学，可以不参加考试。

那次，我除体育外，其他如政治、语文、数学、英语、物理等学科，均被任课老师推荐免考。考试那几天，我坐在办公室里，帮助老师判了几天考卷。

1973年，国家的教育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学校开始抓教学，开始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那时，学校仿制部队建制，将我们那届十六个班，组建了四个连，每个连四个排，每个排有四十五六名学生，全年级约有七百二三十人。

记得一段时间，每次考试之后，年级会对各科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的同学，按照分数高低排出名次，在校园公告栏里列榜贴出。由于吴老师在教学上要求极为严格，始终重视学分，我们班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一次考试，在全年级前10名中，我们连占了6名，而前两名，均出自我们班。第一名是班里的陆道平，六科成绩平均99.7分，我是第二，为99.1分。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俩的成绩总是不分伯仲。

高中毕业后，我被选调直接进了机关工作。

1977年，国家决定将恢复高考制度。记得那年初秋的一天，与我同住一个宿舍大院且在十三中学任教的贾桂英，陪着吴锡林老师来到我家，吴老师的手里，提着一个大书包。那天，家里只有我和母亲。

落座后，老师从书包中取出六个活页本子，16开大小，封面和封底是墨绿色硬壳塑料皮，本子的左侧有两个孔，线绳穿过，将本子束在一起。

吴老师双手端着这摞本子对母亲说，现在国家要恢复高考了，德萍应该参加高考，去读大学。现在没有其他的复习资料，这是我这些年的数学教案，给德萍做复习用。

母亲连声道谢，双手接了过来轻声说，德萍考得上吗？

吴老师用那浓重的南方普通话说，德萍考不上谁考得上。

听了这话，我的眼里瞬间盈满了泪，即为老师对我的关心和希望，更感觉是对我在校期间学业的肯定。因为在那个年代，学生干部多是以能吃苦，会讲用，起模范带头作用，敢于向不良现象做斗争为标准，而学习成绩如何，似乎可以忽略不计。

想想离开学校已经数年，老师将多年积存唯一的教案，想办法送到我家，这是何等的鼓励，又寄予了多么大的希望啊。

可那晚，母亲始终默不作声。按理说，她应嘱咐我抓紧时间好好复习，争取考上，不负老师的一片苦心。再说，没能上大学，也是母亲一生的憾事。

见母亲不说话，我轻声问，妈，我要考大学您不高兴？

能上大学妈怎么会不高兴呢？我是想，你一毕业就进了机关，工作挺好，如果将来上了大学，毕业时再分配到外地怎么办？

稍停片刻，母亲又缓缓地说，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想学习到哪时都可以。如果你愿意考大学，妈也不拦你，大主意你自己定。

我一听，明白了母亲的意思。

虽是异常向往能到大学接受正规教育，但我是个从小处处都不想让母亲不开心的孩子，所以，听了母亲的话之后，我便毫不犹豫地打消了参加高考的念头，择日，将一摞教案，送还给了吴老师。吴老师见到我的如此之为，其反应，可想而知。

时隔不长有信息说，自1979年起，全市业余大学要统一招生择优录取。为确保能够考上，我即刻报名，参加了由河西业大举办的一个高考补习班。这个班上的学员，都是准备参加1979年的高考人员，上课时间，是每周两个晚上，学习比较紧张。那时，我家住在天津河西区的小海地，与学校相距十几站地，骑车要40多分钟。

那是非常紧张的一年，我既要工作，又要补习功课，班里还三天两头进行测试考核。为此，我将需要硬性记背而基础较差的地理和历史两门课的知识点，做了很多小纸片，随身携带，一有时间便取出来复习。

按照参加高考的要求复习功课，其结果，在考试时，每门学科的试卷发下来，都是只用了20多分钟，便答完考题，毫无悬念地成为了七九届职大学生。

那时，学校还没有开设法律专业，我只得报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当然，这也是我的喜欢。

大约两年后的一天，我在中国法制报上看到一则消息：中国政法大学招收在职两年制脱产法学专业学生。看后，我兴奋异常，心想，如能考上，既圆了成为名副其实大学生的愿望，又没有毕业后全国统一分配的后顾之忧。于是，争分夺秒加班复习，几个月后，终于收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装有通知书的信件，是由当时院里的法警孙津博交给我的。他看着印有中国政法大学字样的信封问，里面是什么，怎么这个大学给你来信？我当着小孙的面，拆开了信封，小孙看到通知书后笑着说，呦，真是太棒了。

可意想不到的是，时任检察长却明确表示不同意。还说，如果我执意要脱产去读两年书，那就请离开单位，理由是，你参加这样的考试，事前没有征得院里的同意。

对此，权衡再三，最后还是忍痛放弃了。

我是在1979年入学天津河西区职工大学的。1980年，该校开设了法律专业，做为一名检察人，不能系统地学习法律知识怎行？于是，我又向领导提出，要参加业大的法律专业学习。得到的答复是，你要参加两个专业的学习，得占用多少时间，还工作不工作？又是无奈，又是放弃。

不得已，我只能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的同时，参加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函授班的学习，最终，取得了两个大专文凭。

算上之前参加一年的高考补习班时间，我在河西职大整整学习了五年。在那些年里，每周有一个半天，两个晚上上课。每次晚上下课骑车回家，远远便可见到我家二楼厨房亮着的灯，一进门，母亲就会端上热气腾腾的饭菜。五年间，没有一次例外。

在业大的学习期间，我认真完成各科老师布置的所有作业。对因出差落下的课程，回来后，都是立即找同学借来笔记，及时补上。

记得好多次，晚上放学遇到大风天，无法骑车前行，我便和住在小海地附近的几个同学，推着自行车，边往家走，边一起复习课上刚刚学到的知识点。我们被大风刮得踉踉跄跄，只得弓着腰，推着车走走停停，常是晚上近10点才能到家。

在业大四年的学习中，经过努力，16门学科的考试成绩，都达到了90分，多数在95分以上。

至今，我仍保存着四年学习期间的所有笔记，始终舍不得丢弃，因为，那记载的不只是知识，还蕴含着我的理想和对知识的渴求。

后来，我由业务科室调到研究室从事文秘工作。为了尽快胜任工作，我自费定购了公文写作类的杂志，濳心钻研各种公文的写作要领，较快地进入了角色，以致后来，由胜任干到得心应手。

退休后，我报名参加了天津市老年大学的摄影和photoshop 两个专业的学习，使自己的摄影技术，特别是审美水平，有了明显提升。

回望几十年走过的人生之路，为了不使母亲担忧不快，当年，主动放弃了参加高考，没能成为全日制大学生，但始终记着母亲的话：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故，无论在哪个位置，哪个阶段，都将学习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且尽力有所收获和提高。

所以，回首人生，没能参加高考，进入全日制大学读书，我选择不悔；同样，如果列出今生较欣慰事项的清单，我会写明一宗：始终在努力学习，并很是享受由此带来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