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妈

左岸

　 何妈—周葆中女士是同学的母亲，一位抗战时期在北平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老革命，今年97岁了。

常去同学家玩，去的多了，跟何妈熟悉起来。那日，何妈问：“左岸，咱俩能加个微信吗？没事可以互动一下。”

加了何妈的微信，跟何妈成了微信好友，不定时地分享帖子成了生活常态。何妈分享的帖子有质量：时政要闻、经典老歌、名人故事、地理趣闻、摄影作品，全是我感兴趣的。我也常给何妈分享一些养身、幽默笑话之类的贴子，为的是让老人家开心。

那天早上，朋友发来一篇文章，读完感觉不错，便不假思索分享给何妈。谁知 到了下午，收到何妈微信：“左岸，文章已阅，有点异议想跟你探讨，文中有段语录，我查阅了相关资料、包括原著，找不到这段话呀！你知道出自哪吗？”随微信还传来了何妈查阅的书籍的图片。

惶惶然，没想到何妈如此的严谨，我哪知道这段话出自哪呀！ 即给何妈回复：“微信，只能微微相信，读读而已，别当真。”

很快，微信窗口飞来一个“笑脸”：“哦，是这样的呀！知道啦，以后不较真了。”

何妈虽年事已高，却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清晰。何妈关心国家大事，阅读、欣赏音乐是她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

何妈常光顾我的美篇，来了必留下脚印。得知我做志愿者，留言鼓励说：“左岸，你很棒，为你点赞……”见到我写的游记、也会谦虚地加以点评：“长知识了，跟着你的游记看世界，真好。”

菜根谭《幽窗小记》里有一副对联：“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此刻写着何妈，何妈何尝不是以这样一种境界，在践行一个革命者的人生的。

何妈是我的微友，更是我的良师，与何妈交往的这些年，耳闻目染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信仰的忠诚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建国七十周年在即，想对何妈说：愿吉祥与您相伴；愿所有共产党人都能像您一样，把对信仰的忠诚，牢牢系在心中……

何妈的履历

引言：

1944年我投身到中共的革命队伍里。1945年8月7日，经当时我的领导，北师大的何朔同志（中共地下党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自参加革命，到全国解放的7年时间里，受党指派，我在北平崇慈女中、日伪华北交通株式会社、铁道技术研究所等单位从事地下工作，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七年时间里，我还以读书会、合唱团、剧社的形式，广泛联系进步青年，先后发展20余名进步女青年加入革命队伍。这批人后来无论在解放区、还是敌占区，都成为我党隐蔽战线的重要力量。

一，走上革命道路

1943年初，还在崇慈女高读书的我，开始接触进步思想。《苏联的民主》《大众哲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新教育大纲》等进步书籍，以及鲁迅、巴金、周韬奋的革命文艺作品在我心里点燃一盏真理的明灯。我开始追求光明，渴望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崭新国度诞生在世界东方。

那年，日寇的铁蹄正蹂躏着我的国家，为宣传抗日救国，传播进步思想，我在崇慈女高秘密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把我读过的进步书籍和革命文艺作品籍介绍给同学。崇慈女高的校园里、北海后门的僻静处，一群胸怀报国志的进步青年聚集到一块，冒着被日本特务抓住的危险，交流读书心得，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当年参加读书会的同学有符静宜、李锡坤、林心惠、闫大光等，后来他们都和我一样，投身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二： 从抗战到解放战争

　　1944年，投身革命后，在地下党组织里我主要做群工工作，广泛联系进步青年，壮大组织。

　　一天，在南小街的马路边遇到小学同学潘学贞（当年她在华北矿业公司任职）。交谈中发现她思想进步，忧国忧民，却又报国无门。便将潘学贞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向何朔作了汇报。经何朔同意，我开始做潘学贞的发展工作，对她谈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谈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潘学贞积极向组织靠拢，主动联系到矿业公司的同事吴少华等七八个进步青年。后来经组织安排，他们全都去了解放区。

　　1944年8月，地下党给我的任务，是在日伪华交、铁道技术研究所，发展进步力量。我在华交机务局工作时，认识一个叫李玲敏的女青年，她曾替我藏过解放区宣传抗日的小册子。她和我家境相同，且思想进步，经过一段时间考察，我把李玲敏发展成革命同志。李玲敏加入组织后，我们常一同将从根据地传来的宣传材料藏在铁路制服的夹层里带去各处散发。一次我们出去送情报，遇到敌特设岗盘查，她急中生智，将情报藏进丝袜，躲过敌特的眼睛。

　　1945年春天，李玲敏和我一同调入铁道技术研究所。一天早晨和李玲敏上班路上，见一辆日本鬼子的汽车撞死中国人后扬长而去。李玲敏的情绪失控了，大喊反日口号。见此情形我赶紧把她拉离人群。路上我对她说：我和你一样痛恨日本鬼子。日寇强占我国土，掠夺我资源，杀戮我同胞，无恶不作。可现在我们从事的事业不允许我们感情用事，一旦暴露身份，牺牲事小，给革命带来损失就无法弥补了。

　　那时研究所每天早晨上班前，全体员工必须在广场集合。鬼子将青年人编进“练成队”，列队参加鬼子的升旗仪式和操练。我和李玲敏强压着对日寇的仇恨，心里想，我们就是为你敲响丧钟的人，隐忍是为了早一天把你们赶出中国。

　　在铁道技术研究所做地下工作时，随着形势的变化，我的领导人常发生变更，最初是晋察冀城工部的何朔同志回到北平，领导我的工作。到了1947年2、3月，北平地下党学委的徐书麟、李霄路先后成为我的领导。1947年下半年换成沈勃同志。那时我党为了组织安全，地下工作严格遵循单线联系的原则。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欧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45年6月，受阜平城工部余涤清同志委派，何朔重回北师大工作，又成为我的联系人。和他见面后，我向他汇报在日伪铁路做的工作。他向我介绍解放区情况，给我一份晋察冀日报和三本毛泽东著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书。要求我仍要隐蔽做好可靠进步人员的发展工作，并让我将三本书复写出来，装订成册供更多人阅读。

　　连夜用美浓纸复写，大本的书传递困难，就用小体字。为尽快让同志们看到毛主席的书，我日以继夜抄写，笔杆磨破手指也不停歇。那时这样的抄写工作非常多，直到1947年，有了第一台油印机，工作才方便起来。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我军向日伪军发动全面大反攻。至9月2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八年抗战结束了。

　　正当受尽战争磨难的人民幻想着可以过上安定幸福的日子了，蒋介石却在积极准备内战，用飞机朝各地运去接收大员，限制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伪军投降，打压共产党根据地。中共军队和蒋介石军队打打停停，摩擦不断。

　　1946年1月，中共与国民党在重庆达成停战协议，北平成立了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在北平成立了新华社，出版的《解放》《三日刊》，由书店和中外出版社发行。与此同时，大批革命刊物，像《民主青年》《人民世纪》《民主周刊》《晋察冀日报》等，均进入北平。 这段时间北平的地下工作格外活跃。

　　我找到田耋寿，联系上当年在北大附中读书的施璐怡等两位知识女性，当年受进步思想影响，她们都追求进步。我邀请她们去北大补习英文，其实是想让她们参加北大的星海合唱团。当时在星海合唱团任指挥的是中共地下党员汪俊同志，他的公开身份是美国新闻处职员。

　　她俩很主动就加入到合唱团里，还将合唱团的歌曲《光明赞》《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跌倒算什么》带回到东单二条的铁路女职工宿舍传唱，带动一群女青年积极组织靠拢。后来铁路女职工宿舍也成了一个地下活动点。

　　1946年4月，星海合唱团和技术研究所的李玲敏，一群女青年去中山公园音乐堂参加反伪国大代表选举大会。 大会正在进行，会场上来了一批国民党特务和三青团员，用气枪、铁棍、砖块石头打砸会场，使许多学生、教授、记者受伤。我们抓住一个三青团员，从身上搜出三青团区队副的证件，全场群情激愤。同年12月，发生北大女学生沈崇被美军强奸事件，两件事情让国人对国民政府失望透顶，从而更加向往解放区，共产党。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内战全面展开。国民党残酷镇压民运，四处抓捕、枪杀共产党人，北平地下工作面临一片白色恐怖。 这期间我常要把复印好的来自解放区的宣传材料送出去。按照经验我选择早晚送，感觉这个时间段相对安全。可即使这样也难逃国民党军警随时设立的盘查，好在每次都急中生智，化险为夷。

　　1947年的5.4前夕，北大地下党决定举办纪念五四运动大型活动。北大民主墙上，几十丈长的壁报上贴着醒目的大标语：“争取人民世纪”“科学服务人民”。

　　5月3日，北大史学系举办历史晚会，到会学生数千，许德珩教授作了五四运动由来的演讲，凡响热烈。到了5月4日，为五四而歌的大型朗诵会在校园广场举行，当黄河大合唱的歌声响起，整个广场沸腾起来。晚上校园里还举行了以五四为主题的营火晚会。活动激发着进步青年跟国民党反动派战斗到底的信心。

　　1948年初，北平地下学委增设职业青年工作委员会，按上级部署，我所在支部进行调整，按职业划分，将平津铁路局的分散党支部、党小组，统一建立支部，李泮林同志任书记，那段时间，李泮林领导我的工作。

　　北平解放前夕，对敌斗争异常紧张，铁路这条线的地下工作重点转移到对档案资料、铁路设施、设备的保护上来，李泮林、李柯常带人来我家开会，部署发动群众，搜集情报，联系外围组织开展对敌斗争。我和同志们日以继夜地努力工作，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迎来北平解放。

三，地下工作的十六字方针

　　党的地下工作一直执行城市工作的十六字方针，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为保证组织安全，党员间绝不能发生横向关系。对党员的发展更是慎之又慎。

　　根据对田耋寿，施璐怡多年的考察，认为她们条件已经成熟，决定发展她们成为共产党员。我把自己的想法对何朔同志作了汇报。1947年1月13日、15日，经组织批准，我分别介绍她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举行宣誓仪式的那天，我们以滑冰为由，背着滑冰鞋去了西城的田耋寿家，何朔同志前来组织宣誓。她俩加入组织后，上级决定我们三人暂编为一个党小组，由我负责跟组织联系。

　　田耋寿入党后工作非常积极，她拉上何素兰，成立了一个歌咏队，借来钢琴，很快开始活动。歌咏队一下发展到20多人，大唱从星海合唱团弄来的革命歌曲。我们将歌咏队转化为团结教育群众的阵地，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

　　1947年11月，贺素兰被送去解放区，12月，分别发展吴立珍、黎绍芬、和调度所的孙冠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了1948年，三妹周葆民通过考察，经我和李克介绍，也发展为中共党员。

　　李玲敏那时在国民党空军司令部任职，我继续做她的工作，让她在同事中发展进步力量。通过她联系到袁得贤和林某两人，将了解到的国民党空军电台和人员情况告诉了我，我汇报给组织。

北京解放前夕，通过李玲敏做工作，动员司令部里的进步人员不随国民党去台湾。最后留下了一人，北平解放后此人参加南下工作团，再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

四，小方家胡同11号

　　北平小方家胡同11号是我的家。进大门后中园有东房、南房、北院有小北房、前后共七、八间。后面的箭杆胡同还有三间东房。这些房子自我参加革命后，都曾作为党的活动地点，轮流被使用。

　　还在崇慈女高读书时，父母就知道我在读进步书籍。那时我常把书带回家，藏在瓦房的顶棚里，藏在院子的犄角旮旯。父亲知道我读进步书籍，可他不反对，还帮我应对深夜以查户口为名上门打探的军警宪兵。

　　解放战争中，为配合三大战役，做好对人民的宣传和对敌军的策反工作，组织决定在小方家胡同我家里，建立秘密印刷点。在三妹周葆民（地下党员），和她的联系人吴立珍帮助下，把铁路局一台油印机秘密运到家里，再通过关系组装了一台收音机，由李柯，林伟负责收听新华社广播，把内容抄录下来，写成快报，油印后分散给北平的各地下党组织。

　　在此之前，小方家胡同11号一直都是地下党的活动点。就连上级领导余涤清、杨伯简召集会议，布置工作也常在我家进行。为安全，地下党设立了暗号，遇紧急情况，就用粉笔在门上的对联“诗书继世长”的“长”字上划一横杠，暗示有危险，不要进门。因为地下党同志常来家里，父亲跟他们都十分熟悉，他们谈国事，聊时局，父亲似乎也成了我们的同志。

父母常掩护地下党同志在家暂住，遇到有同志住家里，母亲就做一锅窝窝头，就着咸菜给同志们吃。那时物资供应困难，许多同志弄到点面粉、蔬菜，就用自行车驮着送来家里。后来我家附近发现了可疑情况，组织决定将设备转移到琉璃寺胡同，收听广播的工作得以继续进行。

　　

　　全国解放后，时隔四十多年，我84岁的老母亲还记得许多同志的名字、长相。老人说，他们朴实，诚恳，是世上最好的人，有他们中国就有希望。

五，胜利的曙光，全国解放

　　平津战役打响后，上级党要求在铁路局建立外围组织“中国新民主主义职业青年联盟”。

　　联盟成立后，我发展研究所的青年工人佟殿恒，和职工郑鸿坤加入到联盟，成为盟员。他俩都痛恨国民党统治，常发表反对国民党的言论。解放军包围分割平津后，上级党指示，要立足武装解放北平，积极发动群众护厂，保卫好各个单位不受破坏。

　　我将“人民解放军公告”“约法八章”带到所里，交给佟殿恒，让他在所里散发、张贴。他读给工人听，还将布告放到所长的办公桌上。

　　为保护好研究所，我以值夜班的名义安排人晚上守护在所里。布置佟殿恒保护好化学组的药品和仪器设备。他圆满完成任务，北平解放时，研究所完整的交给了国家。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解放军进城，大街小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大家奔走相告，欢迎大军进城。当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转眼七十年过去了，今天，当回首往事，却仿佛一切都发生在昨天。毛主席说，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习近平主席说，不忘初心。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什么呢？一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北平解放时，北平市内的中共地下党员共有三千多名，我只是其中一名。 　　当年，一群人，为着一个理想，一个信仰，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地带领人民开拓、向前，只为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今天，我欣慰地看到，我们的国家强大了，人民过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备注：根据周葆中女士的回忆录整理于2019年9月

满铁读书会成员

读书时的何妈

合唱团成员

进步女生

何妈年轻的时候（右）

　　建国七十周年，武汉市委、汉阳区委的领导慰问何妈。

与何妈的合影（2019年）

　　和当阳市公安局的李育松同志（右）看望何妈的合影（2021年）

　　筹拍纪录片《桥》的年轻导演吴瑕看望何妈时的留影（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