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五前的同学相聚在八达岭长城

作者:军眼观察

曾在江南山城的初中同学，五十五年后的今天，相聚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山区，回忆起几十前的往事。

那是一九六八年秋，城市里的中学必须分拆成若干个中学，下迁农村，到每个公社组建一座新中学。

我记得那是十月份，由两名老师带队，由十名学生组建了一支先遣队。

拉着一辆大板车，运我们十二个人的行李。行李基本上都是每人一床被子，学部队里打成四方形包裹，另外背一个装着简单衣服的单肩包。

从学校驻地：太白园出发，步行五十华里，来到新校址：坑口。学校也由此得名：坑口中学。

由于决定突然，没有任何准备，只有一栋两层楼作为学校用房。二楼是木地板，我们就打开行李，草席铺在地板上当床。

先遣队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后续大队作准备，首当其冲就是要解决燃料，上山砍柴也就成为先遣队重要任务。

我和先益都是先遣队的成员。

先益在当时的同学里，是一位少见的戴着眼镜的同学，说起话来细声细语，一派文质彬彬的样子。干起活来倒没了那种文质彬彬的派头，经常是把眼镜摘了，什么重活累活都冲在前。

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吃、住、行基本上都行影不离。

经过一个月的筹备，新做的课桌和睡觉的床也都到位，烧饭用的木柴也有了。

大部队开始迁到。当时只有六九届和七零届。把一栋不太大的楼挤得满满的，二楼是宿舍，一楼暂时做课堂。

为了维持学校的发展，新建两座教学房，还要支援农业生产，冬季建水库，春季支援春耕春播，夏季支援“双抢”，六九年底又派出一部分人前往瑶里修建战备公路。

这些事，大部分都是我们六九届学生冲在前，因为我们在学校里是“大”者。

记得有一次砍柴，先益在我上部，我先砍倒了一棵二三十公分的树，在砍树枝。突然先益在上面大喊一声，铁军让开，树倒了。我抬头一看，树正向我倒下，说时迟那时快，已经来不及躲避，树向我压过来，我只好把头一歪，树杆正好打到我的肩膀上，一下把我压蹲坐在山坡上。

先益立马从山坡上跑到我身边，喊着我的名字问：怎么样？怎么样？。我顺势躺在山坡地上，说没事没事。休息了一会儿，抻抻腿，还好，还能正常使用，站起身来，继续完成后续工作。

第二天，肩膀、腰部、膝关节都开始疼痛，我独自到医务室开了狗皮膏药贴在这三个部位。当先益看到我，问我情况，我说没事，放心吧。其实，过了十来天，疼痛才消失。

我们就是这样的同学关系。

七零年一月份，六九届开始分配。

当时有三个面向，一是大部分人要去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江西生产兵团）永桥独立营，二是小部分人可以继续读高中，三是插队到农村（极少数）。

戴着眼镜的先益同学，依然选择继续读高中，这可能是他求知欲所致，最后上了大学，当上教授级的研究员。

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去兵团者，从此我们分开了。

虽然之后也有不多的见面机会，都是匆匆忙忙，最多是同学一起吃餐饭。

没想到，五十五年之后，在北京，同登八达岭长城，在八达岭长城脚下，聚餐喝酒，回忆往事。

他一生书生气，在部署研究所上班，当得知要提拔他任领导职务时，他尽然带着夫人去“求情”，请不要让他担当领导性工作。

这个情不但没“求”成功，反而多次被提拔，最后到所级领导职务。

十年前，他已退休，被抓差来到北京。

一到北京就兴致勃勃打电话和我联系，看看我们如何见面。

可是，整个在京行程被按排的满满当当，每天我再电话预约见面吃饭时，他都说今天又被按排满了，没有时间，在京五六天，就这样被抓差抓得一点空闲都没有。

最后只有在电话中告别。

这次还有另外两位同学，共四个同学，又都携带伴侣共同相聚，热闹非凡。

不喝酒的先益也不得不喝了两杯。

当年都是未成年的小伙子，一晃就老了，都是七十有余的老人了，借孩子们都在北京打拚，我们才有了这样的相聚机会，谁能不兴奋。